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的理论是怎么存在了一千多年的?
因为很多人完全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尤其是把他哲学体系中特有的概念“重性”、“轻性”和现代意义上的“重量”相混淆。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根本没有说过(现代人理解意义上的)“重量和下落速度成正比”。
为此,我们需要先简单地了解一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世间万物都有两种固有的属性,一种叫做“重”(gravitas),一种叫做“轻”(levitas),有时也翻译成“重性”和“轻性”。在《论天》中,亚里士多德详细地讨论了这两种性质,在他看来,所谓的“重”,就是“向着宇宙中心运动”,而“轻”则正好相反,是“远离宇宙中心运动”。
“绝对的轻,我意指向上和朝着边缘被移动的东西;绝对的重,则指向下和朝着中心被移动的东西。”【1】
(《论天》第四卷:1,308a15,译文均引自苗力田版译本,后面不再赘述)
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上有四大元素:火、气、水、土,它们都由“重”和“轻”组成。其中火元素只有“轻”,而没有“重”,所以它是所有元素当中最“轻”的,永远朝着“上方”,也就是是远离宇宙中心运动。土元素则反之,只有“重”而没有“轻”,所以它永远“向下”,也就是朝着宇宙中心运动。
气、水两种元素则夹在中间,既有“轻”,又有“重”。不过相比而言,气元素当中的“轻”比较多,而水元素的“重”比较多。因此,气虽然比火更“重”,但却要比水更“轻”。因此,气在火中会下降,而在水中则反而上升。
总而言之,如果按“轻重”排序,我们有火<气<水<土。按这个顺序,四种元素就有了各自不同的运动“趋势”。亚里士多德由此得出结论:四种元素各有其“天然”的位置,因为土元素最“重”,下落得最快,所以它必须处在宇宙中心。而其他三种元素则依次把它包围起来,形成水、气、火三个圈层,这就是“地界”的物质分布。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理论不只是孤立的假说,而是和亚里士多德世界观中的其他观点紧密结合的。比方说,亚氏认为地球位于宇宙中心,为什么?不是凭直觉,想当然,而是因为地球主要由土元素组成,而土元素会天然向着宇宙中心“下落”。所以,哪怕地球一开始不在宇宙中心,它最终也会“掉到”中心的位置。这就为地心说找到了合理的理论解释。
顺便说一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地球处于宇宙中心,并不是因为人类很“高贵”。恰恰相反,他认为,因为土元素最“卑贱”,因此才“坠落”得最快。所以地球恰恰处在宇宙里最“低贱”的位置。
而“天界”则不同,天上的物体是最高贵,最完美的。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月球以上,所有的天体都由另一种不同的“第五元素”组成,即所谓的“以太”。以太和地上的四大元素不同,没有“轻”也没有“重”,因此,它既不“向上”,也不“向下”,而是天然做匀速圆周运动,绕着地球运转,这被认为是一种“完美”的运动形式。
总而言之,“重”和“轻”在亚里士多德体系里是两个特有的概念,跟我们今天说的“重量”并不一样。现代理解的“轻”无非就是重量很小,但最少也就是 0。一个重量为 0 的物体并不会主动下落,但也并不会主动上升。而亚里士多德说的“轻”却是一种主动上升的“动力”,类似于某种“反重力”的概念,这和现代意义上的“轻”明显是不一样的。反过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重”也不是重量,而是和“轻”相反的概念,代表了一种向下的运动趋势。另外,重和轻还是相对的,需要看你在什么样的介质中运动,比方说,一个木球在空气里是“重”,会往下掉,而到了水里就会变成“轻”,反而会向上升。
“事物之被称为重和轻,既是绝对的,又是与他物相对的。”【2】
(《论天》第四卷:1,308a5)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除了火是绝对的“轻”,土是绝对的“重”之外,其他的世间万物都是“重”和“轻”的混合,而某个物体与介质的相对“轻重比例”,则决定了其在介质中的整体运动趋势,也称为“动势”(hropen)。物体的运动速度,实际上是和这个“动势”成正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
“相同重量或物体之所以被移动的快慢有所不同,是由于两个原因:或者因为移动所通过的东西不同(例如通过水、土或气);或者因为被移动物所具有的重或轻的程度不同,假如其他条件都相同的话。”【3】
(《物理学》第四卷:8,215a25)
“有着或重或轻的更大动势的物体(如若在外观的其他方面相同),被移动着通过相等处所的速度也更快。而且,它们彼此间的积量有着所依据的比例。”【4】
(《物理学》第四卷:8,216a15)
但是再说一遍,“动势”不等于“重量”。如前引文【3】中所述,亚里士多德特地强调了:“相同重量”的物体运动快慢可能有所不同,是因为其“具有重或轻的程度不同”。在《论天》第四卷中,他还举例说明,如果单论“重”的话,那么吹胀了的皮囊要比空皮囊更重,因为前者包含了更多的空气。从理论上说,一大团空气可能要比一小滴水“更重”,但空气永远也不会在水中下沉,因为“动势”并不单单取决于重,而是取决于重和轻的相对比例。
有些时候,亚里士多德也会把“动势”表达为“冲力”,因为在他看来,在“自然”情况下,物体本身含有的“重”或者“轻”会自然地产生一种“力”,将物体向上或者向下拉。但你也可以从外部给物体施加某个“力”,让它“反自然”地运动,比如把一块石头往上抛。这时候,它的“动势”就取决于这个外部的力减去其本身自然造成的力。
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只存在“重”或者“轻”的情况下,物体的运动速度会和其包含“重”或“轻”的绝对数量成正比:
“一个给定的重在给定的时间中运动一个给定的距离;一个更大的重在更少时间中更能运动相同的距离,时间与重有相反的比例关系。例如,如果一个重是另一个的两倍,它取一半就会覆盖给定的运动。”【5】
(《论天》第一卷:6,274a0)
“但事实刚好相反,更大的火或者土朝向自己特有地点的移动更快。”【6】
(《论天》第一卷:8,277a30)
“(火的)量较大,它就较轻,向上的移动就更快。从上到下的移动也同样,量小的较快,量大的较慢。”【7】
(《论天》第四卷:1,308b20)
“较大量的火向上移动的速度显然比较小量的更快,正如较大量的金或铅比较小量的朝下移动更快;具有重的每个其他物体也一样。”【8】
(《论天》第四卷:2,309b15)
这可能是很多人误以为亚里士多德宣称“重量和速度成正比”的由来。但是,正如前述,首先重和轻不等于“重量”,其次,他在这里设定的前提是“只有重”或者“只有轻”,举的例子也是土和火。从上下文来看,亚里士多德想要论证的是,一个运动物体中包含的“重”或者“轻”既不可能是无限,也不可能是 0。因为如果有无限多的重,那么因为重的数量和向下的速度成比例,其“自然”下落速度也会是无穷大,这显然不可能。
反过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有某个“力”将一个“重”的物体向上推,这是“反自然”的,它能推动物体运动的速度将反比于其含有“重”的数量。比方说,如果物体 A 的重为 1,物体 B 的重为 2(设两者都没有轻),那么同样一个力向上推动两者,A 的速度会是 B 的 2 倍。由此,如果物体 C“无重”的话,那么当这个力向上推 C 的时候,C 的速度又会变成无穷大,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既然无重物将比任何假定的物体被运动更大的距离,那么,它或许会运动到无限。因此很清楚,每个物体都有确定的重和轻。”【9】
(《论天》第三卷:2,301b15)
因此,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做的是一种理想化的“思维推演”,类似于现代物理中的“真空球形鸡”。他想论证的是:如果一个东西只有“重”或者“轻”的话,那么,它的“自然”运动速度就会正比于其绝对数量,而它的“反自然”、或者“受迫”运动速度就会反比于其绝对数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设“重”的数量为 H,“轻”的数量为 L,即:
由此,任何真正“运动”的物体,其“重”或“轻”的数量既不可能是 0,也不可能是无限,否则就必然导致它在某个方向上运动的速度为无穷大。所以,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每个物体都有确定的重和轻”(引文【9】),即所有运动物体都是有限数量“重”和“轻”的混合,并由此产生一个或向上,或向下的整体“动势”。
所以,跟许多人的理解恰好相反,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在用反证法论证:世界上不可能真的存在只有“重”或者“轻”的物体,也不可能纯粹地按照“重”或者“轻”的数量比例决定其运动速度。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就会产生速度无穷大的内在矛盾。事实上,只有纯粹的土元素或者火元素才能只有“重”或者只有“轻”,但它们早就应该待在宇宙中心或者最外围的位置,不可能继续运动。至于我们平时看到的运动物体,必然是“重”和“轻”的混合,并由其比例和对应介质来决定具体的运动速度。
总而言之,亚里士多德非但没有说过“物体的下落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甚至还极力反对仅凭重或者轻的绝对数量来判定运动速度。在他看来,运动速度必然是一个整体的综合表现,和轻、重的比例相关,也和很多其他因素相关。
不过遗憾的是,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从未详细论证,具体应该如何计算“轻重混合”之后的整体“动势”,更没有提出过任何清晰的数学公式。于是,这便引起了后世评注者和研究者们的巨大分歧和争论。基本上,大概可以分成两种想法。
其一,可以从轻重的数量中计算出某种绝对的“净重”数值,而物体的动势正比于净重。比方说,设物体 A 有 1 份轻,2 份重,物体 B 有 1 份轻,3 份重。那么,物体 A 的“净重”应为 2-1=1,物体 B 的“净重”则为 3-1=2,所以 A 和 B 的动势比,也就是下落速度比例应该是 1:2。
其二,应该计算轻重的比例,得出一个类似于“密度”的数值。还是拿上面的例子,物体 A 的动势应该计算为重 / 轻,即 2/1=2,而物体 B 则为 3/1=3,因此,A 和 B 的动势比应该是 1:3,而不是上述假设得出的 1:2。
总之,亚里士多德只告诉我们,在没有“轻”的情况下,10 倍的重会导致 10 倍的下落速度,但在“轻重混合”的情况下,两者速度比又应该是多少?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意见。比方说,出生于拜占庭的辛普里修斯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评注者,也是新柏拉图学派的晚期成员之一,他的意见比较倾向于“密度”派。而亚里士多德在阿拉伯的最大评论家,著名的阿维罗伊则倾向于“净重”派。
两派的争论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的比萨,并在比萨大学的哲学教授中间引起了反复的讨论。由此,一位年轻的学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最终走上了持续探究的学术道路。这位年轻人就是伽利略·伽利雷,他将在未来对此交出一份详细的答卷,并最终打开通往现代科学的大门。不过限于篇幅,在这里我们暂时就不详细讨论了。
除了上面的问题之外,还需要考虑到物体的“轻重”在不同介质中应当如何换算。比方说如果一个木球在空气中轻 / 重比为 1:10,重大于轻,因此会下落,但是到了水里,轻 / 重比显然就会反过来,导致它反而上浮,那么,具体数值又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
最后,亚里士多德反复指出:除了轻重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都能影响物体的运动速度。比如介质的密度,物体的形状,位置的高低,甚至是否产生“质变”,等等。用现代的话来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运动速度 v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函数,由很多变量所决定。以介质密度为例,比方说一个铁球,显然在空气里下落快,而在水里下落慢。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具体差异应该取决于介质的运动方向以及其浓稠程度,特别是与其密度 R 成反比,即 v∝1/R。比方说,如果水的密度是气的 2 倍,那么同一个铁球在水中下落的速度就应该是空气中的 1/2。
“移动速度的不同就在于阻滞物体不同浓度的比例。”【10】
(《物理学》第四卷:8,215b5)
由此,亚里士多德还得出了一个著名结论:自然界不存在虚空。因为虚空的“密度”是 0,它不会对其中运动的物体产生任何“阻碍”,这就导致 1/R 无法计算,或者说任何物体在虚空中运动的速度都必然是无穷大。但和前面一样,他认为这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就“反证”了虚空的不存在,任何物体的运动,都必然是在某种“介质”中的运动。
所以,又和通常的说法不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在落体问题上“忽略了空气阻力”。恰恰相反,他正是充分地考虑了运动介质产生的作用,才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当然,很多人对这一结论表示怀疑,不过,在接下来的近两千年里,没有人能真正地制造出真空,因此当然也不可能彻底证伪他的论断。

所有这些争论都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于“落体问题”的看法,不过我们在这里先把它放一放。你需要知道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绝不是简单拍脑袋的“越重的物体下落越快”,相反,这是一个复杂严密的理论,牵涉到众多因素,而且关键在于,因为它实际上没有给出简单明确的计算公式,所以很难凭借实验证伪。
比方说,如果你觉得:只要拿上两个重量相差 10 倍的球,跑到高处,让它们同时下落,并且观察到其下落时间并非 10:1,这样就可以推翻亚里士多德理论,那你就 too simple,too naïve。其实历史上,早在伽利略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做过类似的实验。比如公元 6 世纪的时候,拜占庭的学者菲罗波努斯就曾经指出过,两个不同重量的物体,其落地时间几乎完全相同。然后到了 16 世纪,什么瓦尔蒂啊,莫雷蒂啊,斯蒂文啊,有一堆人都重复过类似的实验,也都指出重物和轻物落地时间相差不远,至少不是“亚里士多德说的”,10 倍重量就相差 10 倍。
但对于很多经院派学者来说,这些实验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第一,如上所述,亚里士多德说的不是“重量”。其次,就算是重量,亚里士多德也从没有说过:这是决定物体下落速度的“唯一因素”,比方说两个球的形状大小质地可能不同,这就会导致不同的速度。再次,亚里士多德从没有说过:物体下落速度是“始终不变的”,或者物体从放手的一瞬间起,就会立马以一个确定的速度“匀速”下落。因此,不能认为一个 10 倍重的小球,从放手后开始计算,在任何时候都要比另一个小球多走 10 倍的距离。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清楚地知道,如果我们在高处放开一个铁球,这个球从静止到下落,会经历一个逐渐加速的过程。在亚氏看来,铁球下落是一种“自然”状态,而被举在空中静止则是一种“受迫”状态。但是,从受迫状态转到自然状态,这个过程并不是“瞬时”完成的,而是需要一段时间。因此,10 倍重的小球,其最终的“自然下落速度”也许是另一个小球的 10 倍,但要达到这个自然速度,可能需要先花费一段时间,而不是从放手的那一刻起就瞬间变成 10 倍。
此外,亚里士多德也明确表示:一个物体的“重”和它的位置有关,越靠近宇宙中心,也就是越低的时候,它的“重”就会变得更大,因此其“动势”会变得更强,移动也会越快。换句话说,任何下落的物体都不会以“匀速”前进,而是会不断加速,直到抵达其“自然位置”为止。
“土离中心愈近时,它被移动得愈快,火离顶端愈近时,它被移动得愈快……因为正如两个物体中位置更低的那个由于它的重而具有更快的速度一样,如果重的增加无限,速度的增加也会是无限的。”【11】
(《论天》第一卷:8,277a30)
因此,很多亚里士多德学者会争论说,10 倍重的球也许最终会达到 10 倍的速度,但不能从静止开始计算,而需要先等一段时间,等两个球都达到各自的“自然”状态之后,才能够比较相同时间内的下落距离。更有人认为,因为两个球始终都在“加速”,所以它们永远不会在同一时间经过同样的位置,其“重”也在不断增加,因此,无法简单地以“动势”之比来计算其经过的总距离比例。
在现实当中,因为存在着空气阻力,所以“真实情况”确实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越“重”的物体会下落得越快(假设“重”就是重量)。如果下落距离足够长,那么重物和轻物都会达到各自的“终端速度”,即重力与空气阻力平衡的速度。当然,这一速度实际上正比于物体重量的平方根(假设忽略空气浮力的话)。但正如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所言,如果定性地来看:
“与普遍的观点相反,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反直觉和基于观察的、并且在其有效范围内其实是‘正确’的,就像牛顿物理学同样在其适用范围内‘正确’一样。”
(Carlo Rovelli, Aristotle’s Physics: a Physicist’s Look)
所以,如果你当真做实验,实际上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预测十分“正确”,即重球确实要比轻球下落更快。当然在历史上,因为当时人们能够实验的高度有限,无论重物还是轻物都不可能真正达到其终端速度,两者落地的时间差也并不明显,所以很多人会凭感觉或者听声音认为,两者其实同时落地。但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包括伽利略在内)明确地指出,只要跑到更高的地方,然后仔细进行观察,就会发现重物确实会“稍早”落地。比如 1612 年,一位署名“匿名学者”的文章写道:
“首先,任何人在极高处或者水面上进行实验,就会发现(亚里士多德的)提议是正确的。但如果是在低处和地面上,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因为(落地时间)差异太小了。”
(注:据伽利略专家 Stillman Drake 的研究 ,该“匿名学者”可能是比萨大学的监督 Arturo Pannocchieschi d’Elci)
换句话说,经院学者并不需要证明 10 倍重量的小球只需花费 1/10 的时间就能落地(那原本就是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错误理解)。他们只要证明,重球确实会比轻球先落地,就可以合理地假设,如果下落距离更长,两个球“最终”会达到亚里士多德预言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你站得“足够高”,最终就会看到重球以 10 倍的速度下落。反过来,你觉得两个球“基本同时”落地,只不过是因为你实验高度不够,两个球未能达到“自然状态”而已,这根本不能推翻亚里士多德理论。
因此,即便到了伽利略之后,关于亚里士多德“落体理论”的争议也仍未停止。举个例子,比萨大学有个叫马佐尼的人,他曾经写了一本书,说自己从窗户里往外扔东西,发现它们都同时落地,于是证明了亚里士多德错误。但几年之后,又有一个叫做科雷西奥的希腊语教授,他又写了一本书反驳马佐尼。在书中,科雷西奥声称:
“(马佐尼)可能是从他的窗户进行实验,因为窗户较低,所有重物都显得均匀下降。但是,我们从比萨大教堂的塔顶上做了这个实验,用经验证实了亚里士多德的声称。也就是说,在相同材料的前提下,形状成比例的整体,相比其部分要下落得更快。”
(Giorgio Coresio, Opere, 4:242)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比萨大教堂”,就是著名的“比萨斜塔”。每个人都听说过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扔球的故事,这个故事究竟是真是假,至今仍是科学史中充满争议的问题。但以上这条记录却实锤地证明,当年确实有人在比萨斜塔上做过实验,扔过东西。只不过,他的结论非但不是推翻,反而是“证实了”亚里士多德。

这件事情看上去似乎有点搞笑,但实际上,它对我们有一种深刻的提醒。今天的人们在回顾科学史的时候,总是有一种简单化、幼稚化的倾向。以自由落体实验为例,长期以来,教科书给我们造成的印象是:仿佛亚里士多德当初一拍脑袋,就提出了一个极其弱智,极其容易被反驳的理论。本来,任何人只要简单地在家里做一个实验,就能推翻他的说法。但因为一帮“反动派”把亚里士多德奉为权威,于是就没有任何人敢去怀疑。所以,这个幼稚无比的理论竟然就统治了学术界将近两千年。直到伽利略在斜塔上扔了两个球,这才立马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并就此为科学带来了巨大突破。
然而很抱歉,真实的历史完全不是这样的。亚里士多德理论远比你想象的要更为复杂,以至于所有的实验完全可以解释为对它的“证实”,而不是“证伪”。正如科学哲学中著名的迪昂 - 蒯因命题所言,实际上并没有哪个理论能够简单地被某个实验所轻易“证伪”,你总是可以找到无穷多的理由,来为其核心观点辩护和开脱。
在科学史上,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理论,或者地心说、燃素说、热质、以太……等等,但凡在学界曾经占据主流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一种是“幼稚”而容易推翻的。如果你觉得有哪个理论破绽极其明显,而人们仅仅是因为“权威”就不敢去质疑,这一定是对历史的极大误解。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戴着辉格式的眼镜去做马后炮解读,单纯从当时的认知来看的话,其实简单的几个实验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在当时人们的眼里,也决不会像后世看来“理所当然”的那样,成为推翻旧理论的充分理由。实际上,在亚里士多德的语境下,一切其实都可以“解释”,而且可以“解释”得很好。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曾经描述过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一开始,他感到非常疑惑,像亚里士多德这样智慧的人,逻辑学的集大成者,为什么却会在运动和力学问题上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竟然流传了十几个世纪,却始终被奉为经典?但突然间,他似乎“开悟”了:
“……我脑海中的片段突然重新梳理,各归其位。我吃惊得张大了嘴,因为突然间,亚里士多德似乎真的是一位卓越的物理学家,却是以一种我从未想过的方式……我突然领悟到了阅读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方法。”
(Thomas Kuhn, Remarks on Receiving the Laurea)
库恩意识到,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后世的眼光去评判亚里士多德,如果强迫自己回到当年的观念,强迫自己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哲学体系,那么,你就会发现,其理论非但没有那么“荒谬”,而且是完全自洽的。事实上,当后来人们推翻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也并不是因为某一两个具体判断的问题,而是需要将其哲学体系“连根拔起”,彻底换成新的、更好的整体认知。这正是库恩所称的“范式”转变。
在我看来,库恩的范式理论虽然颇受一些科学家的批评,但用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却显得恰到好处。当伽利略和牛顿终于取代了亚里士多德体系时,他们并不是发现了很多“错误”,而是找到了一个整体上“更好”的理论范式,来重新解释所有的一切。比方说,亚里士多德理解中的“力”,是一种“维持物体运动状态”的东西,而牛顿以 ma 重新定义了一个不同的“力”的概念,并将它理解成“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东西。这个新的定义在牛顿力学中非常“好用”,以至于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新的观点。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亚里士多德的“力”就是“错误”的,也不能把牛顿的观点强行套到前者头上,并对其大肆嘲笑。实际上,牛顿的“力”也无非是一种“发明”,一种在他的力学体系中非常实用的“工具”而已。从拉格朗日和哈密顿的分析力学开始,“力”的实体概念就开始逐渐淡出,而到了现代物理学中,更是压根就不需要“力”这个东西存在。因此,宇宙中到底有没有一个称为“力”的本体?实际上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亚里士多德的“力”,其实和牛顿的“力”也并没有太大的本质区别,无非是其理论体系下的一个特定假想元素而已,至于其他概念,如“重”、“轻”等等,也都同样如此。
有趣的是,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亚里士多德的某些“理念”甚至还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复活”。比如他认为小球自由落体是“自然运动”,而牛顿认为不对,下落是被重力不断吸引加速,只有“匀速直线运动”才是“自然的”。但今天,在相对论看来,亚里士多德其实是“对的”,自由落体才是一个惯性参考系,小球在其中“自然地”沿着时空测地线前进,而匀速直线运动反而不是。
又如亚里士多德对“虚空不存在”的论证。今天,从量子场论的角度看来,真空确实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充满了各种量子场。事实上,正因为一部分基本粒子受到了希格斯场的“阻碍”,它们才因此产生了“质量”,否则的话,就会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所有的粒子在引力场中都将以“无穷大的速度”,即光速前进(如果你把“快度”,即 看成真正的“速度”的话,那么光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无穷大”)。
但是,我们这样说,并非是为了吹嘘亚里士多德有多少“先见之明”。这里仅仅想要指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最终取代,并不是因为他犯了多少“错误”,也不是因为有人简单地做了几个实验,就一劳永逸地推翻了他的观点。科学在历史上进步的真正动力,其实不是很多人理解的通过“证伪”,或者说,通过某些“判决性实验”来推动,而始终需要一个更好的“整体理论”出现。如果没有相对论,洛伦兹 - 斐兹杰惹收缩假定或许还能维持以太的存在,如果没有新量子论,玻尔模型或许也还能通过缝缝补补而苟延残喘至今。只有理解旧观念“生命力”之强大,我们才能理解新观念“替代”之艰难,也更能理解历史上科学进步之不易。普朗克的名言说:“一个新科学理论成为主流,并非因为它能证明旧理论的错误,而只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旧理论的支持者都死光了而已”,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
但终究,科学不仅需要“解释”,更需要“预测能力”,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补丁,让亚里士多德理论能够“解释一切”,但它始终缺乏明确的数值预测,因此,当伽利略和牛顿的新理论横空出世,给出惊人的预测之后,亚里士多德也最终在历史洪流中被淘汰出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理论并没有被证明“错了”,而是被证明“无用”了,但反过来,正是“有用”塑造了现代科学,令其真正从哲学中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特定的,独一无二的方法论。
直到今天,由于休谟问题的存在,我们仍然无法肯定地判断科学是否“正确”,但经验告诉我们,它确实非常“管用”。所以,其实不必纠结于科学是否反映了某种“实在”,简单地把它当做某种认知模型即可。也许所有的模型都是错的,但科学无疑是其中最有用的一种。
最后,顺便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就是课本上经常提到,伽利略除了做实际的扔球实验之外,其实单凭“逻辑”就可以反驳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伽利略假想有两块石头,一块具有速度 8,另一块具有速度 4,那么如果把两块石头绑在一起,一方面,较轻的石头就会“拖后腿”,减慢较重石头的下落速度,因此两者的整体速度应该不超过 8。但另一方面,两块石头加在一起又会比大石头更重,因此它们的整体速度应该更快,超过 8 才对。伽利略由此得出结论:两块石头具有不同的速度,这必然导致自我矛盾,从而可以反推出,任何不同重量的物体必然以相同的速度下落。

但这个论证其实不能成立。首先,该思想实验并非伽利略首创,而来自于 16 世纪的威尼斯数学家贝内代蒂。不过,在经院哲学家看来,其论述显然并不严密。还是如前文所述,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说过速度一定正比于“重量”。按照“密度”派的观念,物体的速度实际上取决于“重”和“轻”的比例。举例来说,如果石头 A 具有 1 轻,3 重,则其“动势”为 3:1=3,而石头 B 具有 2 轻,4 重,其“动势”为 4:2=2。换句话说,如果两块石头分别下落,在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石头 A 和 B 的速度之比应为 3:2。
但是,假定把两块石头绑到一起,那么其速度应该是多少?伽利略的第二种推理认为,结果一定是两块石头的动势之和,即 3+2=5,但这显然是错的。如果动势是一种“密度”,那么当然就不能按广延量随便相加。就好比一杯密度为 的水和另一杯密度为
的水,如果两杯水混到一起,总体密度当然不会是
,而应该是一个在 1~10 之间的数字。
实际上,两块石头绑到一起之后,总的“轻”将是 1+2=3,总的“重”则是 3+4=7,所以两块石头的总体“动势”应为 7:3≈2.33,是一个介于 2 和 3 之间的数字。因此,该结论和第一种推理并不矛盾。

退一万步,即使我们假定亚里士多德说的就是“重量”,经院学者也能找出一万种辩护的理由。例如两块石头绑在一起之后,形状显然就不一样了,或者两块石头加在一起,会发生某种“质变”,所以不能简单地和分开时比较。比方说,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第七卷中就举过例子,如果 100 个纤夫能把船拉动 100 单位距离,这并不意味着 1 个纤夫就能把船拉动 1 个单位距离。分开和聚集,往往会造成“质”的变化,所以,如果没有详细论述,简单地假定两者可以相加是没有道理的。
而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伽利略在这里其实犯了循环论证的毛病,或者说,他不自觉地做了一个基础假定:即“惯性质量”必定等于“引力质量”,而这一假定恰恰是其需要论证的结论。
实际上,考虑一个在地球表面下落的石块,如果你列出方程,一边是万有引力公式 ,其中 G 是万有引力常数,M 是地球质量,r 是地球半径,
是石块的“引力质量”;而方程另一边是牛顿第二定律
,其中
是石块的“惯性质量”,a 是其加速度。那么,将两边用等号连接,就能得到:
通常来说,我们假定所有物体的引力质量 和惯性质量
是相等的,或至少是成正比的(比例系数可以吸收到常数 G 中去),因此两者可以消去。则
,
为一常数,也就是“地球表面重力加速度”,等于
。该加速度与质量无关,因此任何物体在引力场中都将以同样的速度下落。
但是,如果引力质量和惯性质量并不相同,那括号里就不能消去了,在两者无关的前提下,当我们说“A 重 4 个单位”的时候,就仅指它的引力质量为 ,而惯性质量仍为
。因此,其加速度正比于
。
同样,如果 B“重 8 个单位”,则其加速度正比于 (我们假设 A 和 B 的惯性质量相同)。这样,两者分开下落时,其速度之比仍为 4:8。
但如果再次把 A 和 B 绑到一起,其整体的“引力质量”就应该是 ,而“惯性质量”则为
,因此,其整体加速度应该正比于
。这个数字实际上介于 4 和 8 之间,而不是简单的 4+8=12。因此,和前面的“密度”问题一样,当惯性质量不等于引力质量时,A 和 B 绑在一起,其整体速度其实就不是两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所以,伽利略用来推理的第二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类似的,如果你把引力换成电磁力,石头换成带电粒子,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假设两个同样质量的粒子 A 和 B,A 带有 4 个正电荷,B 带有 8 个正电荷,如果它们在同一个均匀电场中运动,那么,现在把 A 和 B 绑到一起,整体粒子会运动得更快还是更慢?
按照伽利略的逻辑,似乎仍然会推出矛盾,但其实不会。因为带电粒子的速度实际上取决于电荷 / 质量比,即荷质比。而荷质比也跟“密度”一样,无法简单相加。事实上,引力质量也可以看做是某种“引力荷”,而伽利略之所以能够“推导”出矛盾,就是因为他假定了“荷质比”可以消去,而这一假定本身就建立在所有粒子以相同速度运动的前提下。所以伽利略实际上在说:如果假定引力质量等于惯性质量,那么就可以推出引力质量等于惯性质量,这本身是一个循环论证。
其实从根源上讲,归根到底,所有物体是否在引力场中具有相同的下落速度?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单凭“逻辑”就推导出来。它取决于“等效原理”是否成立,即在现实中,加速度是否“等效于”引力场?
在我们的宇宙,该命题当然是成立的,这也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之一。但是,这个事实是靠实验测定出来的,而并非“逻辑”上必然成立。从理论上讲,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另外一个宇宙,其中加速度并不等效于引力场,而是等效于电磁场。也就是说,在那个宇宙里,牛顿第二定律不是 ,而是
,“惯性”取决于电荷数量的多少。
在这样的宇宙里,不同质量的物体在引力场中就会有不同的“下落速度”,实际上,它将取决于引力质量和电荷之比。而反过来,所有不同电荷的粒子在同一个均匀电场中,则将以相同的速度运动。理论上,这样的宇宙并没有什么矛盾之处,完全可以存在,但为什么我们的宇宙选择了惯性等效于引力,而不是电磁力或者其他力?这个问题就没有人能够回答了。
总而言之,伽利略的思想实验其实无法从逻辑上证伪亚里士多德理论,最终,我们仍然要凭借实验说话。不过,伽利略真的做过著名的比萨斜塔实验吗?他当真是从实验中获得了灵感和数据吗?这又是一个在科学史上争论激烈的问题,等我有空的时候另写一个答案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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