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报集纳 | 中资私募出海进入深耕期 生态赋能成为新竞争力
当出海从“可选项”变为“必答题”,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叙事已进入深水区——合规壁垒、汇率博弈、文化融合,每一关皆是考验。作为首批出海的中资财富管理机构先行者,中金国际财富管理推出《出海正当时》专栏,与中国企业分享一份兼具攻守智慧的航海图。今日推出系列首篇,敬请关注。
中资私募机构的境外布局,正在从获取牌照的数量扩张转向深耕生态的质量竞争。决定一家机构能否在海外市场真正立足的,已不仅仅是展业牌照本身,还有合规管理、风险控制与运营体系等机构化能力的建设。
这一变化,与国内私募行业自身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近年来,私募基金行业规模总体扩张与管理人数量温和收敛并行,资源进一步向具备投研、风控和合规能力的机构集中。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注:7月末的数据,约8月20日发布),存续私募基金管理规模23.66万亿元,较2025年末增长约6.8%;管理人18662家,较2025年末减少569家,降幅约3.0%。反映行业正由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成长。
行业自身能力的提升之外,资产配置需求的变化也构成私募机构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当前,配置需求正呈现双向增长。一方面,投资者对全球资产配置需求提升;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持续推进,国际投资者配置中国资产的渠道不断完善。
Asset Benchmark Research(下称“ABR”)发布的《Asset Servicing Insights 2026》显示,2025年已投资或有意投资中国股票市场的受访者比例达83%,高于上年的74%;债券通使用率由21%升至31%。这意味着,资产管理机构的国际化已不仅体现为境内资金“走出去”,也包括通过境外平台承接和服务国际资金“引进来”。对于部分管理人而言,境外布局因而逐渐从单纯的资产配置工具,转变为连接两类资金、两类市场的重要业务基础设施。
宏观与政策环境亦为这一趋势提供支撑。2026年一季度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45亿美元,同比增长8.9%。《“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推进符合条件的企业跨境双向直接融资,支持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在市场需求与政策环境共同作用下,越来越多管理人开始重新评估境外业务在自身长期战略中的位置。需要留意的是,境外展业涉及中国及业务所在地国家的多重法律法规,管理人应就具体合规事宜咨询专业法律意见。
一
全球化配置需求与行业痛点
从牌照获取与境外机构设立情况看,中资私募国际化正由少数头部机构的探索性尝试,逐步转向更具行业广度的战略布局。
前述ABR调研显示,已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中资资管机构比例由2024年的18%升至2025年的48%,暂无境外布局计划的比例由65%降至24%。
行业实践来看,目前管理人的境外布局大致形成三类路径:香港9号牌照仍是中资机构出海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重要前提,内地存续私募机构中已有超过135家取得香港证监会核发的9号牌照;新加坡凭借区位、金融生态及税制优势,逐步成为部分机构辐射东南亚市场的节点;对于人民币基金而言,ODI则为出海进行股权投资提供了相对规范的合规路径。
然而,牌照与境外主体只是起点。随着境外业务由探索走向深化,真正拉开机构差距的,往往是牌照之后的一系列能力建设。中资私募出海大致经历“初探、试水、扩张、深耕”四个阶段,由主体设立、基金架构搭建,逐步延伸至主动募资、本地团队建设和境外产品发行。目前,部分头部机构已由扩张阶段向深耕阶段推进,竞争重心随之从搭建平台转向形成持续经营能力。
这也意味着,境外资管并非简单复制境内既有模式。决定管理人能否在境外持续经营的,往往不只是牌照,还有对产品架构、职责分工、投资者关系和募资方式的系统性重构。
规则体系的结构性差异首先构成门槛。境外基金设立通常需同时对接律师、经纪商、托管行、审计师和税务顾问等多类专业机构,服务链条更长。职责分离、估值独立性和利益冲突监控,也是监管机构和机构配置者的重点关注事项。
进入募资环节,管理人还要接受更严格的机构化考核。境外配置者通常同步开展投资尽调与运营尽调,不仅关注收益水平,还关注收益能否持续、风险是否可度量、策略是否可复制,以及内控与运营体系是否稳健。
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又会进一步传导至运营体系。相较境内市场,境外基金涉及的参与主体更多、职责划分也更细,管理人需要建立一套与机构投资者要求相匹配的中后台体系。
由此产生典型的冷启动难题,机构投资者往往对管理规模、产品存续时间和历史业绩设有门槛,而新产品恰恰缺乏这些条件。缺少机构资金,规模与业绩记录又难以积累。
二
种子机制与境外服务生态的演进
如何打破这一循环,成为管理人由完成境外设立走向境外经营的关键一步。针对新基金规模不足、业绩记录较短等问题,国际市场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应对安排,其中较典型的便是种子投资机制。
所谓种子投资,是由具备资金与渠道资源的机构在产品成立初期提供锚定资金,帮助管理人跨过最低规模门槛、积累可供审查的业绩记录,再逐步引入外部机构资金。其本质,是以早期资本和机构信用,帮助管理人完成从具备投资能力向具备机构化经营能力的过渡。
值得注意的是,单一的资金注入并不足以解决深层问题。种子资金对应的是规模门槛,运营尽调考察的是中后台能力,机构资金的持续引入则依赖投研实力与销售渠道协同,三者互为条件。若资金到位而估值核算、净值计算等基础运营能力缺位,产品仍难以通过机构配置者的运营尽调;若运营合规而缺少投资者触达,初期规模亦难以延续。这也解释了为何管理人普遍反映出海难点分散在多个环节,而非集中于某一项。
当管理人的需求从单点服务转向多环节协同,境外专业服务机构的供给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过去,管理人可能分别寻找律师完成架构设立、经纪商完成交易执行、托管和行政管理机构负责基金运营,再自行寻找募资渠道。随着出海进入更深阶段,服务链条之间的衔接效率开始变得更加重要。
由此可以观察到近年境外服务供给的一个变化,服务方不再以单一环节切入,而是尝试将种子资金、交易托管、运营行政与资本引荐组合为链条式安排。对管理人而言,其价值在于降低多头对接的协调成本与时间成本;对服务方而言,则意味着收入结构从单点交易转向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关系。
换言之,伴随中资管理人境外经营需求升级,竞争也不仅发生在管理人之间,同样发生在为管理人提供支持的服务平台之间。谁能够覆盖从产品启动、中后台运营到投资者触达的完整链条,谁就更有可能在管理人长期境外经营过程中形成持续关系。
三
案例观察:中金公司"扬帆计划"
这一服务模式的变化,在部分金融机构近期的业务布局中已经有所体现。以中金公司于2026年3月推出的“扬帆计划”为例,其思路即是以种子投资为切入点,再向运营和市场拓展环节延伸,从而尝试覆盖中资管理人境外业务启动后的多个关键节点,以支持中资管理人境外产品的早期发展,助力具有成熟投资策略和境外发展需求的中资管理人稳步拓展海外业务。在开展此项业务时,中金公司秉持最高的专业标准,严格管理潜在的利益冲突,确保各项业务在合规框架下独立、公允地运行。
“扬帆计划”的定位着眼于支持,中资管理人境外业务的孵化,通过整合产品、运营支持、市场连接与财富管理生态等资源,旨在构建私募出海孵化与全球资产配置相衔接的业务生态。未来,经由该计划培育并形成稳定业绩记录的优质离岸基金,有望进一步接入香港市场的基金生态,并借助中金公司财富管理的全球网络,触达家族办公室、高净值客户等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从而形成由管理人培育、产品孵化到投资者配置的业务闭环。
面对该业务闭环在监管规则、市场环境和运营体系等方面的差异,中金公司以“One CICC(中金一家)”的协同机制整合集团内部多重资源,为管理人提供统一的服务入口。通过联动咨询、基金设立、交易执行、资产托管、基金运营及资本引荐等业务环节,形成覆盖境外业务筹备、产品落地和后续发展的周期服务体系,以降低管理人在出海展业过程中面临的协调成本和制度适应成本,提升境内外业务衔接效率。
中金国际财富管理作为中金公司财富管理业务的国际化平台,在连接境内外市场、承接环球财富管理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较为完整的牌照体系和一站式服务能力,其一方面可以衔接境内成熟的产品研究、筛选与配置能力,另一方面结合境外市场长期积累的客户服务与运营经验,为管理人及投资者提供覆盖产品研究、配置建议、交易执行和后续服务的综合支持。与此同时,中金公司财富管理“50系列”等旗舰服务已逐步向海外市场延伸,也为财富管理能力和服务体系的国际化输出提供了实践基础。整体来看,中金国际财富管理在集团业务体系中扮演着连接本土产品与研究能力、国际市场及全球客户资源的重要角色。
如果资金、运营和投资者触达能够形成协同,服务机构与管理人的关系也可能由产品成立初期的一次性合作,延伸至产品整个生命周期。
置于更大的行业视角看,此类模式的意义或不止于单个产品的启动。财富管理业务同时连接管理人的产品供给与境内外投资者的配置需求,当种子资金、运营支持与分销引荐在同一平台内协同时,服务方与管理人的关系便可能由阶段性交易转向较长期的合作,管理人的规模增长依托平台的投资者触达,平台的产品供给能力则依托管理人的策略输出。
随着越来越多中资管理人进入出海深耕阶段,围绕长期经营所形成的机构化能力和服务生态,将成为下一阶段竞争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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