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率先暴富并拥有了几乎整个美洲,为何最后却远远落后于当初远不如自己的英法德?
先点出个广为人知的谬论:西班牙的经济衰落主要源于美洲贵金属输入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产业衰退。
事实上,西班牙的物价增长高峰在 16 世纪上半叶,而白银则在 16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大量流入。属于王室的那部分白银(约占输入的 40%)大部分在进入本土之前就因被抵押给了银行家而输往外国。此外,在 16 世纪顶峰时期,流入的美洲白银仅占卡斯蒂利亚 GDP 的约 7.5%,占全欧洲 GDP 不到 0.5%。在宏观经济层面,单凭美洲白银根本不足以独自引发全欧的大规模通货膨胀。
至于说白银带来产业衰退更是过分夸大,16 世纪中卡斯蒂利亚的塞哥维亚、托莱多、昆卡的羊毛与丝织业,科尔多瓦的皮革业,巴斯克地区的造船与钢铁业,以及加泰罗尼亚的铁工坊均经历了长期的产量增长、技术适应与人口聚集。荷兰病理论假设贵金属涌入推高了可贸易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挤出了本土制造业。但历史数据表明,物价上涨的主要动力来自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粮食并非高流通度的跨国工业品,它的减产与涨价推高的是手工业者的基本生存与维系成本,这与汇率升值挤压出口的机制完全不同。
| 地区 / 领地 | 1530 年人口 / 千人 | 1590 年人口 / 千人 | 年均增长率 |
|---|---|---|---|
| 卡斯蒂利亚 | |||
| 安达卢西亚 | 762 | 1,067 | 0.7% |
| 阿斯图里亚斯 | 81 | 133 | 1.1% |
| 新卡斯蒂利亚 | 614 | 1,145 | 1.4% |
| 老卡斯蒂利亚 | 1,049 | 1,254 | 0.3% |
| 埃斯特雷马杜拉 | 305 | 451 | 0.8% |
| 加利西亚 | 263 | 504 | 1.5% |
| 莱昂 | 503 | 633 | 0.4% |
| 穆尔西亚 | 74 | 115 | 0.9% |
| 巴斯克与纳瓦拉 | 268 | 296 | 0.2% |
| 卡斯蒂利亚总计 | 3,919 | 5,598 | 0.7% |
| 阿拉贡联合王国 | |||
| 阿拉贡 | 255 | 310 | 0.4% |
| 加泰罗尼亚 | 251 | 364 | 0.8% |
| 瓦伦西亚 | 273 | 360 | 0.5% |
| 阿拉贡总计 | 779 | 1,034 | 0.5% |
| 总计 | 4,698 | 6,632 | 0.7% |
| 葡萄牙 | 1,162 | 1,550 | 0.6% |
来源于 Iberian World Empire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Europe 1415–1668,Table 3.1: Demographic growth in sixteenth-century Iberia
如同 @苏埃托尼乌斯 所述,君主国的问题不是白银太多,而是白银太少。
关于此问题下更多错误认知(如宗教裁判,享乐风气,建教堂导致衰落;破产而低信誉导致无人投资;梅斯塔农业垄断,农奴制)不在这里一一反驳了,只要看下去本文很多都能找到答案。
进入正题
君主国(尤其是卡斯蒂利亚)的经济衰退可以从以下四个部分来论述。
1.卡斯蒂利亚的巨额赋税
2.君主国自身的宪政缺陷
3.亡于社会情形的实体经济
4.中央的破坏性经济政策
一、卡斯蒂利亚承受的巨量税额

很多人会认为君主国的主要财政来源在于美洲贵金属,当然也有答主提出意大利的财政收入可谓惊人。然而卡斯蒂利亚在 17 世纪所承担的赋税可以说是全欧洲最沉重的,其也因此成为了整个君主国中财政贡献最高的领地。
| 领土 | 克白银 | 占总数的百分比 (%) |
|---|---|---|
| 伊比利亚领地 | ||
| 卡斯蒂利亚(Castile) | 50,394,883 | 69.1 |
| 加泰罗尼亚(Catalonia) | 1,948,750 | 2.7 |
| 阿拉贡(Aragon) | 397,236 | 0.5 |
| 巴伦西亚(Valencia) | 658,480 | 0.9 |
| 纳瓦拉(Navarre) | 672,819 | 0.9 |
| 小计 | 54,072,168 | 74.2 |
| 意大利领地 | ||
| 那不勒斯(Naples) | 10,103,783 | 13.9 |
| 西西里(Sicily) | 1,747,266 | 2.4 |
| 米兰(Milan) | 6,994,121 | 9.6 |
| 小计 | 18,845,170 | 25.8 |
| 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 | 7,234,405 | 9.9 |
| 总计 | 72,917,338 | 100.0 |
查理五世在复合君主制不同领土上的收入(单位:克白银,约 1535 年)来源于 Comín and Yun (2012)
| 项目 | 1577 年 | 1594 年 | 1599 年 | 1613 年 | 1623 年 | 1639-41 年 | 1655 年 | 1666 年 | 1688 年 |
|---|---|---|---|---|---|---|---|---|---|
| 严格税收 | 1,313,124 | 1,159,576 | 1,225,265 | 1,120,000 | 2,008,751 | 1,485,000 | 1,526,252 | 1,903,270 | 1,018,295 |
| 专卖岁入 | 117,000 | 146,735 | 165,810 | — | 1,004,000 | 470,872 | 591,369 | 473,985 | 650,439 |
| 海关关税 | 450,206 | 473,314 | 528,734 | — | 558,157 | 383,165 | 623,705 | 430,673 | — |
| 地产岁入 | 163,000 | 203,097 | 153,177 | 163,884 | 80,000 | 80,203 | 103,030 | 56,765 | — |
| 各项补助金 | 104,305 | 405,925 | 150,000 | 903,000 | 1,050,000 | 2,108,000 | 1,641,502 | 2,197,249 | 783,122 |
| 教会贡献税 | 440,000 | 519,245 | 525,000 | 641,250 | 525,000 | 457,400 | 399,100 | 406,096 | 478,000 |
| 西印度财宝 | 300,000 | 1,201,740 | 750,000 | 675,000 | 523,325 | 588,981* | 193,000 | 143,702 | 139,000 |
| 铸币税 | 22,000 | 43,228 | 45,000 | — | 750,000 | 4,081 | — | — | — |
| 非常规岁入 | 263,853 | 75,000 | 18,750 | 258,375 | 96,678 | 169,074 | 102,731 | 22,000 | — |
| 其他岁入 | 2,672 | 1,053 | — | — | — | — | 128,000** | — | — |
| 公债首年半数税 | — | — | — | — | — | 937,000 | 937,500 | 937,500 | 865,583 |
| 总计 (1000 马拉维蒂) | 2,909,635 | 4,419,383 | 3,619,038 | 4,525,884 | 5,115,451 | 6,782,088 | 6,049,165 | 6,891,268 | 4,447,958 |
| 总计(杜卡特) | 7,759,026 | 11,785,022 | 9,650,769 | 12,069,024 | 13,641,203 | 18,085,568 | 16,131,105 | 18,376,713 | 11,861,221 |
卡斯蒂利亚王室财政收入,1577—1688 年(单位:千马拉维蒂 000 mrs)来源于 Estructura y Evolución de los ingresos de la Real Hacienda de Castilla en el siglo XVII,tabla 6.可看出美洲贵金属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并不非常大
卡斯蒂利亚的税收从 16 世纪至 17 世纪增长速度远快于任何拥有相应数据的其他经济体。即使存在美洲白银的输入,这仍然不仅仅体现卡斯蒂利亚的经济增长,还能很清晰地表现其飞速提高的赋税额度。
从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开始,对于国王将把自身王国的财富资助于同自己毫无关系——至少表面如此——地区的恐慌与不满就开始蔓延,1521 爆发的公社起义一定程度上就归结于此,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时还只是基础税额被国王调用,之后君主更是开始征收特别税来资助其他领地。1544 年查理五世便提出了征收一项临时特别税来应对渎圣同盟,此后又再多次以宗教性质的理由将匈牙利战事,热那亚舰队,葡萄牙战役等君主国各项行动的成本及贷款置于领地的收入上。16 世纪后期卡斯蒂利亚预算的 50%以上都用于君主国的战事。
于 1538 年,卡斯蒂利亚确定了定额包税协议(encabezamiento)在那一年,国王和议会终于同意在一个漫长时期内确定并设定一个固定金额的赋税。作为对这些让步的交换,查理五世同意税收的征收由城市由它们内部自行来管理。显然,这一协议对城市和整个王国有利(并且一直被视为如此),因为它赋予了它们斡旋的空间,并且由于通货膨胀,征收的实物数量将实际下降。然而,君主同样利用了这点,16 世纪后期开始,国王往往先将北美的白银作为担保来进行短期贷款,再将这些贷款转为阿尔卡瓦拉销售税定额包税(encabezamiento de alcabalas,一种针对商业的流转税)与长期公债(juros)让王国领来负担,从而免于议会的拒绝与包税制下税收的缓慢来迅速获取收入。1567 年,又增加了“免税地什一税”(excusado),这是一种为了资助尼德兰战争而征收的新税,由每个教区最有价值的一块地产的全部什一税组成。与摩尔人的战争使王室获得了一项通过教皇特许授予的赋税,不仅由神职人员支付,也由平民支付,即“十字军税”(cruzada)。这最初是作为一项紧急税收特许授予的,但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成为了一项经常性的王室收入,每三年由每一位渴望获得赎罪诏书(bull of indulgence)的男女老幼支付。以每份诏书最低 68 马拉维蒂的价格计算,这项税收在皇帝统治期间平均每年产出约 15 万杜卡特——这并不比王室来自美洲的收入少多少。
1590s 王室还因为 1588 的对英战争失利建立了百万税(millones)作为一项临时税制,分 6 年征收 800 万杜卡特。然而 1601 年很快再一次征收分期 6 年的 1800 万杜卡特百万税,此后百万税便几乎与常规税收无异。1611 年再次调整阿尔卡瓦拉税与皇家三分之一税(Tercias reales,教会什一税的三分之一)至 290 万杜卡特。又再在阿尔卡瓦拉销售税定额包税的基础上上反复增加税种,1655 年这些税种提供了高达 600 万杜卡特 。到了 1666 年,卡斯蒂利亚名义岁入达到 1837 万杜卡特,是 16 世纪末的两倍以上,从那时增加的税种收入占了总收入的 70%。
为了让大家有个概念,17 世纪初期西属尼德兰的平均每年收入仅有 360 万杜卡特左右。
问题较为显而易见了,卡斯蒂利亚是一个人口不达六百万的领地,且 16 世纪末期人口增长与产业发展已经显停滞之势,更不用说还有 1596—1602 年的大鼠疫了。1601 年额外征收的 1800 万杜卡特补助金使得人均负担增长了 25%以上,在 1613 年可能达到了 782 马拉维蒂(1 杜卡特≈375 马拉维蒂)。税收大规模增长带来了进一步的人口衰退,而人口衰退进一步加重了其他居民的负担。在人口数量的最低点,人均税负飙升到了 1,122 马拉维蒂。
| 项目 | 1591/1594 年 | c.1613 年 | 1631/1640 年 | 1655 年 | c.1666 年 | 1683/1688 年 |
|---|---|---|---|---|---|---|
| 税负总额 (000 mrs) | 2,907,892 | 3,832,134 | 5,159,209 | 4,561,809 | 5,707,335 | 3,417,294 |
| 人口数量(人) | 5,302,000 | 4,900,000 | 4,600,000 | 4,860,000 | 4,980,000 | 5,176,000 |
| 人均负担(mrs/ 人) | 549 | 782 | 1,122 | 939 | 1,146 | 660 |
| 指数 (1591/94=100) | 100 | 142 | 204 | 171 | 209 | 120 |
人均税负(1591—1688 年)来源于 Estructura y Evolución de los ingresos de la Real Hacienda de Castilla en el siglo XVII,tabla 10.表头有两个日期时,第一个对应人口,第二个对应税负。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卡斯蒂利亚承担了其他领地几乎没有的苛捐杂税与各种君主国财政义务,远远超过了其经济承受力。可值得注意的是低地与意大利算得上是当时全欧洲工商业极为发达的地区。1520 年前后,佛兰德和意大利南部地区所能提供的潜在财政资源比卡斯蒂利亚更为充沛。在这些地区,得益于面向市场的经济,出现了先进的金融体系,使其能够为国家提供军事和财政资源。而卡斯蒂利亚是一个仅仅拥有悠久羊毛产业历史,工商业初兴的王冠领,却独自承担了如此沉重的责任
那么,为什么是卡斯蒂利亚?
二、君主国的宪政缺陷

查理五世继承了一系列散落在中欧和西欧的极其不同的领土。他的遗产大概是自罗马人以来在欧洲由单一君主统治的最为庞大的政治事业。当辽阔的美洲领土以及葡萄牙及其帝国在 1580 年被并入这笔遗产时,它成为了历史已知延伸最广的领土联合体。1556 年哈布斯堡领地在家族两大支系(奥地利支系的斐迪南及其继承人,与西班牙支系的腓力及其继承人)之间的分割,并没有显著减少这一王朝凝聚体的规模及其统治所带来的难题,其中一大难点就是财政的分配,而另一大难点则是经济政策的分裂。
西欧中世纪晚期的领地国家财政往往是建立在一个理论基础上的,该理论基于四大支柱,所有这些支柱都在公社起义中得到了体现:即国王应当用自己的资产来追求其王朝和个人政策(即英国人所说的“靠自己过活”[to live off his own]的原则);未经臣民同意,国王不得征税;财政贡献只能用于资助批准该税收的王国,而不能用于其他王国;未经王国许可,王室财产不得异化割让。
所有这些原则本身就对统治者构成了难题,由于大部分资金都用于远方的战役,跨国转移资金也至关重要,而这在许多情况下往往触犯了各国的财政宪制。
低地国家三级会议(Estates General of the Low Countries)的提案总是必须由各省三级会议讨论和批准,其最终投票需要一致同意,这意味着任何一方的反对都可能成为皇帝野心的障碍。此外,在所有这些领土中,地方议会负责根据一项确保他们保留部分税款的惯例来征收他们投票通过的资金。
东部诸国的情况甚至更加复杂。东部诸王国中,皇帝的税收完全依赖于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巴伦西亚各议会投票通过的临时补助金;查理习惯于将这些议会同时召集在蒙松镇举行。在统治期间,蒙松共举行了六次会议(1528 年、1533 年、1537 年、1542 年、1547 年、1552 年),其贡献因会议而异,但它们在每个五年期内似乎总共仅为皇帝产出约 50 万杜卡特。议会的权力如此强大,且其设定的条件如此严苛,以至于增加贡献的机会微乎其微;阿拉贡王权在统治末期支付的金额并不比初期多,因此,很难将以此方式获取的收入用于可能涉及资金跨国转移的操作。在纳瓦拉,还出现了许多额外的问题。邻近法国、1524 年后几乎长期的冲突,以及部分贵族对瓦卢瓦王朝事业的偏爱,使得王室呼吁财政贡献变得更加困难。
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尽管试图引入改革,但资金的可获得性受到了明显的限制。很大一部分贡献是建立在补助金Donativos,基本上是带有协商性质的强制贷款)制度之上的。这些贡献很少延长超过三年,因此相对不稳定;此外,它们总是在王室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才得以达成。此外,这两个王国(尤其是西西里)一直生活在土耳其人袭击的威胁之下,这使得它们非常脆弱,同时也迫使王室不能过度增加它们的负担,以保持其政治忠诚和稳定,因此意大利的大部分收入最终都留在了当地用于地区防卫而根本无法汇入中央。
相比之下,卡斯蒂利亚本身就是一个十字军传统较强而议会权力较弱的国家,双王时期就多次开征以战争为目的的特别临时税并削弱了议会的控制力,且在 1520 年爆发的以追求经济与政治独立性的公社起义失败后,查理五世开始利用城市议会的漏洞来对议会代表们进行收买。投票表决税收的代表们(procuradores)本身出身于封闭的城市寡头集团,其中大多数成员享有,或者很快就获得了hidalguía(贵族身份)特权,因此他们在投票通过一项他们自己不需要支付的税收时,完全没有感到任何愧疚。而 1538 年王权妥协下确定的定额包税协议(encabezamiento)使得此后控制卡斯蒂利亚 18 座有议会代表权城市的议会代表与王权达成了一种互惠默契。议会同意开征各种沉重的消费附加税,作为交换,王室将税收的包揽权和征收权下放给这些寡头,并授予他们贵族头衔、美洲总督职位或军事特权,还会发行长期贷款如抵押年金(censo)用于缓解贵族经济压力。即使部分城镇代表们多次表达不满也无济于事,议会成为了事实上的橡皮图章,完全由王室掌控。也正因议会的短视与自私自利,其彻底无力阻止卡斯蒂利亚成为整个君主国中承受王室经济压力最大的领地。这样的经济状况用畸形来称呼并不为过。
复合君主制的弊端不仅仅体现于此,尽管表面来看,君主国的各个领地之间产业互补,经济往来极为密切,例如卡斯蒂利亚的美利奴羊毛往往出售向低地与南意大利等纺织业兴盛地区。可实际上各地拥有不同的法律,议会与关税,甚至存在内部海关,即使名义上同属一个君主国,1548 年巴利亚多利德议会上各代表便提议禁止卡斯蒂利亚所有制成品出口。而王室在宪政上根本无权在整个半岛推行统一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无法调集全帝国的资源来组建类似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巨型商业机器,连各领地的商贸政策都难以管控。
三、实体经济的衰败
17 世纪左右,整个欧洲都面临着资源问题,人口的高速增长与迅速的城镇化进程创造了了明显的马尔萨斯停滞与与供给紧张,普遍流行的各类瘟疫与欠收开启了直到 17 世纪中才结束的艰难时期。而在尼德兰,意大利与伊比利亚,这种冲击早在 16 世纪后期就由农业的衰退开始显现了。
在 16 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卡斯蒂利亚的农业经历了显著扩张,这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城市化进程以及对美洲的垄断贸易,然而这段时期的扩张具有着脆弱的基础,
在缺乏显著技术革新的前提下,农业产量的增加几乎完全依赖于粗放型土地开垦。农民被迫开垦公有地(tierras concejiles)、未耕荒地(tierras baldías)、林地与灌木丛。这种向贫瘠边际土地的扩展带来了严重的结构性后遗症。首先,低质量土地在开垦最初几年后土壤肥力迅速耗尽,导致每英亩平均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接连下降,而劳动成本则逐步上升。其次,过度开垦挤压了永久牧场与森林,破坏了传统耕作与畜牧业互相补充的生态循环,造成村庄饲养牛羊的饲料严重短缺。因此,农业种植开始不加节制和计划,而放弃畜牧业趋势也开始出现。由于耕地扩展导致缺乏牧场的反复抱怨以及梅斯塔(Mesta)理事会的指责,迫使王室下令保护和保存林地。然而,一再重复颁布皇家敕令和法令的事实表明,它们的作用微乎其微。
除此以外,农民社区种植经济作物的趋向也越来越强,在价格上涨的刺激下,在适宜地区用于种植葡萄树的面积迅速增加。葡萄汁的什一税序列证实了整个 16 世纪产量的增长。在某些地方,葡萄是收获的主要项目,新大陆对于经济作物的需求也极高。16 世纪上半叶安达卢西亚葡萄酒价格的上涨比两个卡斯蒂利亚剧烈得多,在 1501—1510 年到 1540—1550 年间上涨了 179%。城市和海外需求与这种上涨有关,并刺激了葡萄树的种植。同期油价也有大幅上涨,涨幅达 139%。当资源和资本更加偏向经济作物时,粮食生产者们便面临着挑战。
16 世纪晚期卡斯蒂利亚的农业开始进入困境。农户们耕种更多土地,生产了更多粮食,这增加了什一税,土地地租也趋于上涨。每当地主能够设定更高的地租(无论是货币形式还是实物形式)时,他们都会试图如此做。普遍需要耕种更多土地的状况允许出租人利用这种局面,特别是在不受用益物权与所有权分离限制的地,因此租赁合同的期限也开始被缩短,地租则更高。
从而,以什一税和实物地租形式从农村榨取的农产品数量呈现增加趋势。由于这种剩余产品的受益者自己只消耗了一部分,且这部分从世纪初到世纪末没有改变,他们收到的其余部分(确实趋于增加)则以能获得的最高价格出售,即使有时不得不遵守法定最高限价(tasa)。出售给未能生产足够自给粮食的农民的部分,允许他们短期内维持生存,但长远来看,他们不可能维持这种水平的支出。在 16 世纪末,赋税、税收和地租的总负担吸收了农民收成的一半,靠耕种贫瘠土地长期维持生存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贫瘠土地承担着与肥沃土地相同比例的负担。因此,土地贫瘠地区的人口定居点趋于丧失人口,甚至消失。马特奥·德·利松·伊·比埃德玛(Mateo de Lisón y Biedma)便谈到许多荒芜和被废弃的村庄、倒塌的教堂、坍塌的房屋、破败的庄园。
另一方面,16 世纪后半叶,面对巨大的财政赤字,卡斯蒂利亚王室开始大规模向地方权贵和城市寡头售卖王室辖地、荒地以及领主裁判权,致使原本作为小农经济安全网的村庄公有资源(bienes comunales)被大量侵占和私有化,致使贫农失去了采集木柴和放牧的权利。王室的重税也让大量的中小农场不堪重负,大量农业社区的协作小农沦为无产劳动者,再加上世纪之交的鼠疫,17 世纪上半叶,卡斯蒂利亚高原的人均产出显著下降,人口锐减。
农业的衰退自然会影响城市中的手工业,粮食减产抬高了手工业的维持成本,供给问题和食品的高价格为城市带来了困难。与北方欧洲(荷兰、英国)相比,卡斯蒂利亚手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丧失了价格竞争力。而高品质的美利奴羊毛被大量出口至北方(佛兰德、英国)以换取王室的外汇和热那亚金融家的债务偿还,同时本土牧场又受到挤压,这导致国内纺织业面临羊毛价格飞涨和原料短缺。虽然 1552 年等级议会曾请求保留更多的羊毛配额给本土工业,但收效甚微。除此以外,王室针对直辖城市商品征收重税而又对贵族和其他领地进行免税或征收低税,进一步抬高了手工业的生存成本。不仅如此,王室还迫使直辖城市通过抵押城市公共资产和税收来发行长期公债(juros)。城市陷入巨额债务危机,被迫出售公有土地和提高地方附加税,彻底摧毁了手工业商人的流动资金和再投资能力。而由于贵族的免税低税特权与工商业的重税负,不高的稳定性,整体呈衰颓的形势,再加上王室用美洲贵金属为担保发行的大量利率稳定信用极强的长期公债(juros),贵族们纷纷将他们的社会资本投入到国家债务中以寻求利息。王室对于财富的渴求还推动了卖官鬻爵的盛行,大量资产被投入到购买官职和买地置业中以寻求贵族化与领主裁判权。最后,王室滥发货币,对本国商业造成了严重破坏。
于是卡斯蒂利亚进入到了去工业化的进程中,科尔多瓦作为安达卢西亚的核心工业城市,其主要支柱——丝织业在 1594–1597 年间拥有 832 台织机;到 1690 年调查时剧降至 337 台;到了 1714 年,仅残存 98 台,其著名的压花皮具(embossers)、手绢编织(handkerchief weavers)、床罩制作等在 16 世纪享誉欧洲的行会,到 17 世纪末已彻底灭绝。手工业与金融的衰退直接导致了去城市化。16 世纪繁荣的金融与工业中心梅迪纳德尔坎波(Medina del Campo)在 17 世纪退化为一个普通的省级农产品集镇。随着城市手工业的解体,卡斯蒂利亚手工业呈现出退化之势:高端丝织业与精细毛纺业被英、荷、法等国的进口商品彻底驱逐出市场。乡村经济向自给自足倒退。农民不再购买城市生产的高价布料,而是转向乡村家庭手工业,利用低质的黑麦与粗毛生产低端的粗布,形成地方封闭循环。


不过依旧需要纠正一个误区,直到 1580 年前后,美洲的白人移民仅约为 25 万人。运往美洲的全部商品总量(包括葡萄酒、橄榄油、武器和纺织品)甚至赶不上当时科尔多瓦一座城市的内部消费总量,美洲对欧货的手工业需求仅相当于伊比利亚本土新增需求的 4% 到 5%(来源于 The Castilian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Chapter 3, Section 3.1, p. 77)关于美洲市场与移民冲击本土产业的观点自然称不上正确。
我们可以发现,王室的财政制度严重破坏了这个国家的各个产业,那么,国王到底处在什么局面,又做了什么呢?
四、竭泽而渔的经济政策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基本财政盈余,1560–1598
| 时期 | 年均财政赤字(ΔdebtΔdebt) | 年均财政收入 | 年均债务服务 | 年均基本盈余(债务服务 - 赤字) | 年均支出(收入 - 基本盈余) | 收入年均增长率 | 债务年均增长率 |
|---|---|---|---|---|---|---|---|
| 1560–1565 | -1,200,000 | 4,896,119 | 1,664,500 | 464,500 | 4,431,619 | 5.64% | 9.21% |
| 1565–1577 | -916,667 | 7,150,000 | 2,295,500 | 1,378,833 | 5,771,167 | 3.09% | 3.74% |
| 1577–1598 | -1,523,810 | 9,215,704 | 3,682,000 | 2,158,190 | 7,057,514 | 3.07% | 0.53% |
| 1560–1598 | -1,289,474 | 7,995,010 | 2,978,697 | 1,689,224 | 6,305,786 | 3.41% | 2.24% |
众所周知,哈布斯堡家族在 16-17 世纪中卷入到了欧洲一系列战事中,不论结果如何都付出了昂贵(字面意义)的代价

正因如此,君主的财政开支无比之大,不得不采用数种方法来攫取财富。售卖贵族头衔和官职,将短期贷款重组为长期公债,对商品征收重税上文已经大概说明了,然而君主的开源手段仍不仅限于此。
1599 年,为了筹集登基庆典和对英战争的经费,费利佩三世下令铸造完全不含白银的紫铜币(vellón pobre)。这是卡斯蒂利亚历史上第一次发行没有任何贵金属支撑的法定信用货币。大量的紫铜币被注入市场,王室赚取了面值与铜材成本之间的巨大差价。进入到 17 世纪费利佩四世时期,随着君主国完全介入到三十年战争中,奥利瓦雷斯伯公爵进一步加大了货币操纵的力度。王室不仅海量铸造紫铜币,还发明了重印加盖(Resello):
1.强行翻倍: 王室下令臣民将手中的紫铜币上交国库,工匠用锤子在旧铜币上砸上一个新的印记,直接宣布其面值翻倍(例如将 4 马拉维迪的硬币重印为 8 马拉维迪)。多出的一半面值被王室作为“铸币税”侵吞而算入到收入中。
2.突然通缩: 当市面上的紫铜币泛滥成灾、物价飞涨引发民间暴动时,王室又会突然颁布法令,在一夜之间将铜币面值砍半(甚至降为四分之一)。这不仅让市面上的紫铜币价值暴跌,也让王室得以用极低的代价偿还国内债务。
在 1620 年代短短 8 年内,白银兑换铜币的溢价暴涨了 40% 以上;而到了 1648 年(伴随着 1647 年的又一次王室破产),白银溢价更是骇人听闻地达到了 120%。在 1640 年至 1660 年间,这种通胀——通缩的循环重复了至少 6 次。前文提到过,1666 年卡斯蒂利亚名义税收达到 1837 万杜卡特,然而折算成白银后仅仅有 736 万杜卡特的购买力。剧烈的通胀和苛捐杂税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怒。1647 年至 1652 年间,伴随着农业歉收,在安达卢西亚(如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爆发了严重的流民起义,就连地方精英和牧师也参与甚至领导了叛乱。这场被称为“卡斯蒂利亚动荡”的叛乱,足以证明货币操纵的高力度。
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名义与实际收入(单位:百万马拉维蒂)
| 收入类别 | 1577 年 | 1594 年 | 1599 年 | 1613 年 | 1623 年 | 1640 年 | 1655 年 | 1666 年 | 1688 年 |
|---|---|---|---|---|---|---|---|---|---|
| 紫铜币名义收入 | 2,148 | 2,653 | 2,298 | 3,210 | 3,317 | 5,736 | 5,329 | 6,342 | 3,827 |
| 紫铜币折白银收入 | 2,148 | 2,653 | 2,298 | 3,147 | 3,014 | 3,907 | 3,553 | 2,761 | 2,035 |
| 白银收入 | 762 | 1,764 | 1,320 | 1,316 | 1,798 | 1,046 | 592 | 550 | 621 |
| 名义总收入 | 2,910 | 4,417 | 3,618 | 4,526 | 5,116 | 6,782 | 5,921 | 6,891 | 4,448 |
| 名义总数指数 | 100 | 152 | 124 | 156 | 176 | 233 | 204 | 237 | 153 |
| 平减后实际总收入 | 2,910 | 4,417 | 3,618 | 4,463 | 4,812 | 4,953 | 4,145 | 3,311 | 2,656 |
| 实际总数指数 | 100 | 152 | 124 | 153 | 165 | 170 | 142 | 114 | 91 |
| 实际 / 名义比率(%) | 100 | 100 | 100 | 99 | 87 | 73 | 70 | 48 | 60 |
| 白银 / 实际总额(%) | 26 | 40 | 37 | 30 | 37 | 21 | 14 | 17 | 23 |
来源于 Estructura y Evolución de los ingresos de la Real Hacienda de Castilla en el siglo XVII,tabla 9.平减至白银参照 G. Feliú, Precios y salarios en la Cataluña Moderna,1991, p19
如果说大家认为 17 世纪中旬的君主国还只是像世纪初期一样只把盘剥的主要对象放在底层人和小资产阶级身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如上文提及地区精英和神职人员也参与了叛乱,尽管贵族们已经因货币价值反复变动而受到损害,伯公爵的专制经济政策仍然将手伸向了贵族与神职人员们。从 1625 年和 1629 年开始,王室频繁对公债利息进行强行扣留。到了 1634 年,这种名为Media anata de juros(公债利息半投税 / 扣减)的做法成为常态。据财政统计,这类扣减在 1630 至 1650 年代每年能为王室强行“节省”约 250 万至 290 万杜卡特的开支。这自然激起了公债持有者(即贵族与精英)的强烈反对,并严重损害了王室的信用。
同时,为了绕过议会的审批,王权大量采用政治勒索式的补助金(Donativos)来榨取特权阶层的财富(见本文表 3),到了 1630s(尤其是 1635 对法宣战)后,伯公爵极大地强化了补助金的征收力度。贵族不仅要交钱,还被迫自掏腰包招募、装备军队并出资维持兵团建制。教会同样无法幸免,甚至要交付十字军税来让国家对抗同为天主教国家的法国。针对商品税种的增加(见第一部分)同样推高了过去食利者阶级被敲骨吸髓的程度。
在这里还是得说点好话,至少在 16 世纪后半叶,君主国并非财政管理不善、非理性挥霍与主权债务危机的典型代表。费利佩二世尽管于在位期间(1556–1598)曾多次宣布暂停支付(1557/1560 年、1575 年、1596 年),可君主国的债务仍然是被积极纠正,可持续性的。例如 1575 年的财政危机中,国王在宣布暂停支付 juros 后同银行家们确立了通用和解协议(medio general),平均削减约 38%的面值进行清偿。标准 juros 按面值予以确认,但收益率从 7.14%下调至 5%。塞维利亚贸易署担保的 juros 中有 55%按面值确认;其余 45%被视为无抵押债务。无抵押债务的三分之二被转换为由盐业专卖担保的 3.3%永久年金,其余被转换为由王室直辖村镇特定税收担保的 2.3%永久年金。银行家们还同意立即提供一笔 500 万杜卡特的新贷款。
在财政政策的历史上,腓力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根据传统说法,很少有国家能凭如此糟糕的财政借到如此多的钱。布罗代尔在其关于腓力二世时代地中海经济的代表作中写道,西班牙国家的“支出继续超越所有合理限度,而其收入却在下降,财政收入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减少”(Braudel 1966, p. 511)。
我们通过证明西班牙国王的财政在整个时期内保持可持续,化解了这一表面的悖论。
虽然债务水平最终变高,但增加税收的成功尝试与来自美洲的意外之财相结合,产生了持续的基本财政盈余,国王借入的资金少于他在利息和债务偿还上的支出。哈布斯堡西班牙远非主持了一个税收收入下降的政府,而是极其成功地从其统治的领土中榨取出了额外的收入(其中大部分财政压力由卡斯蒂利亚纳税人承担)。
我们提供了各种检验,证明为了应对不断积累的债务,王室采取了决定性的纠正措施。至少在某些指标上,哈布斯堡西班牙为确保其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所做的工作,比 20 世纪的美国还要多。 哈布斯堡西班牙享有的特权融资渠道绝非银行家愚蠢的迹象,而是表明了其财政状况的强健。
来源于 The Sustainable Debts of Philip II: Revenues, Expenditures and Primary Surplus in Habsburg Spain, 1560-1598
至于后面财政状况的恶化,也应当归于尼德兰溃疡与三十年战争。
简单归因
君主国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源于经济衰退,经济衰退源于卡斯蒂利亚的经济衰退(文中没论证,但卡斯蒂利亚的衰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属尼德兰与意大利的衰落)卡斯蒂利亚的经济衰退源于政府的高财政需求,政府的高财政需求源于昂贵的外交政策,昂贵的外交政策源于维持帝国的愿景。因此我们可以说,君主国的问题不在于财富太多,而在于财富太少。此外复合君主制也难逃其咎,但 17 世纪的葡萄牙,阿拉贡与那不勒斯的叛乱已经证明了其改革阻力之大。至于军事层面上失利带来的影响本文就不多赘述了。
第一次写知乎回复,希望大家能包涵文中的问题。个人感觉西班牙史在中文社区中较为空白,此问题下的很多回答充斥的要么是脑中的臆想,要么是过时的旧观点,所以自己写了篇回答,希望能一定程度上扭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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