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引领观鸟世界
作者:Elizabeth Brico、Lauren Evans、Sophie Mbugua、Hannah Waters
翻译:企鹅
在世界各地,女性如何观鸟?当她们开始引领观鸟世界,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本文译自《When Women Run the Bird World》,深刻探讨了观鸟领域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尽管女性构成了观鸟群体的很大比例(例如在北美,女性占观鸟者的42%),但在行业高层、学术界和各类社团领导层中,男性依然占据绝对主导,女性甚至在野外频繁遭遇轻视与骚扰。
为了打破这一困境,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建立专属的观鸟社群。她们摒弃了传统中盲目攀比鸟种数量的竞争心态,将焦点转向生态保护、社群合作与安全包容的户外体验,用实际行动打破性别偏见,重塑观鸟界文化。
感谢企鹅对本文的整理与翻译,让我们得以看见更多女性观鸟者的实践与力量。
本文来源:奥杜邦学会官网(www.audubon.org)
原文链接:《When Women Run the Bird World》
https://www.audubon.org/news/when-women-run-bird-world
几十年来,女性观鸟者一直是观鸟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如今,她们开始发起属于自己的行动,希望改变一个长期由少数人掌握话语权的文化。
照片从左至右:Esther Ruth Mbabazi, Camilla Cerea/Audubon, Jayme Gershen, Eva Deitch
乍看之下,观鸟似乎是一片没有偏见的中立地带——无论年龄、性别,只要热爱自然、怀有好奇心,任何人都可以乐在其中。参加一次当地鸟会组织的野外观鸟活动,你会发现参与者中至少有一半是女性;沿着湿地举起望远镜搜寻鸟踪时,你大概也会看到另一位女性正做着同样的事情。
然而,即便在#MeToo运动 不断提高公众对性别议题关注的今天,许多女性观鸟者依然难以在野外真正感到自在。即使面对轻蔑、敌意,甚至骚扰,我们仍然坚持留在这项热爱的活动中,却不得不一次次忍受他人对我们知识和能力的质疑;更糟糕的时候,还会遭遇性骚扰。
曾有男性为了“纠正”我其实毫无问题的观鸟姿势,直接把手放到我的腰胯上。我的朋友曾在公园里遭遇性邀约,也有人在乡间公路观鸟时被驾车者一路尾随。甚至连一位16岁的女孩,都无法安安静静地享受观鸟——网络评论区里,总有人攻击她的观鸟能力,甚至嘲笑她的个人观鸟记录(life list)。
事实上,就像许多重要领域一样,女性从一开始就是观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世纪末,女性鸟类学家让更多人开始关注鸟类世界;20世纪初,争取妇女参政权的行动者又推动了现代观鸟运动的发展。
如今,美国约有42%的观鸟者为女性。对我而言,自大学第一次翻开一本鸟类野外识别手册开始,女性观鸟者便始终塑造着我的观鸟世界。我的鸟类学教授是一位女性;我在奥杜邦协会(Audubon)的上司是一位女性,办公室里的大多数同事也是女性;而我最亲近的观鸟伙伴,则几乎都来自女性主义观鸟组织(Feminist Bird Club)。
过去十年间,美国鸟类学会给女性颁发的奖项
然而,在整个行业中,男性依然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权力。越接近观鸟、自然保护和学术界的权力核心,性别比例就越失衡。
以奥杜邦协会为例,其会员中72%是女性,但高层管理人员中却有75%是男性;更重要的是,在这家拥有114年历史的机构中,从未诞生过一位女性会长。
这样的现象几乎贯穿整个行业。无论是美国观鸟协会(American Birding Association)、康奈尔鸟类学实验室(Cornell Lab of Ornithology),还是美国鸟类保护协会(American Bird Conservancy),最高领导职位几乎都由男性担任。他们占据着出版物、观鸟节、竞赛以及观鸟装备和旅行广告中的绝大多数曝光机会,在观鸟这项活动中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与事业,也收获了最丰厚的经济回报。
如果观鸟领域想要实现真正的平等,我们需要更多女性站上领导岗位。而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改变终于开始出现。
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创办属于自己的观鸟社群和企业。她们不仅为观鸟提供更加安全、更有归属感的空间,也试图将长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资源、机会和行动能力,重新分配给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人群。
朱迪思·米伦贝(Judith Mirembe)、金伯莉·考夫曼(Kimberly Kaufman)、莫莉·亚当斯(Molly Adams),以及女性观鸟团体“菲比观鸟小组”(The Phoebes)的创始成员,只是其中几个案例。她们都在尝试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社群。
正如她们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她们的目标并不是按照性别把观鸟世界划分成彼此对立的阵营。我们已经在各个领域与性别歧视抗争了太久,不应该再制造新的隔阂。
真正重要的是,让男女拥有平等的机会;帮助更多人认识并反思根深蒂固的偏见;为我们所热爱的观鸟活动注入新的视角和可能;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开放、更安全、也更友善的观鸟文化。
如果有人并不认同这一点,那么我们的请求也很简单:请先让一让。让我们女性开始行动。——普尔比塔·萨哈(Purbita Saha)
为团结而观鸟:菲比观鸟小组
(The Phoebes)
作者:Elizabeth Brico
八位女性厌倦了观鸟圈无处不在的竞争文化,于是,她们创建了一个彼此支持、共同成长的社群。
如果你靠近一只灰胸长尾霸鹟(Eastern Phoebe)雄鸟,它一定会让你注意到它的存在。这种体型娇小、羽色呈烟褐色的霸鹟会站在林间枝头,用沙哑而富有节奏感的“fee-bee”双音鸣叫宣告自己的到来。相比之下,雌鸟则始终低调地隐身于树枝之间。它们独自建造的巢穴堪称一项工程杰作——泥土、苔藓、草叶和动物毛发被巧妙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牢固而精致的巢。
然而,雌鸟这种低调的力量和坚韧的独立性,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关注。这让佛罗里达州南部的几位女性观鸟者深有共鸣,她们创建了“菲比观鸟小组”这一女性观鸟团体,试图通过一次又一次充满关怀的观鸟活动,改变这种状况。
2017年10月一个闷热的清晨,菲比观鸟小组的几位创始人在一次秋季迁徙观鸟活动中第一次相遇。这场活动由创下观鸟纪录的观鸟者诺亚·斯特赖克(Noah Strycker)、热带奥杜邦协会(Tropical Audubon Society)以及徕卡迈阿密专卖店共同举办。
这些女性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有人学习生物学,有人从事教育,有人活跃于烹饪或视觉艺术——然而,对自然共同的热爱,以及彼此相近的价值观,让她们几乎在第一时间建立起了联系。
沿着比斯坎湾(Biscayne Bay)徒步时,她们一路欢声笑语。每当鸟鸣声暂时沉寂,大家便聊起天来,或向斯特赖克请教各种问题;而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回答,不会觉得任何一个提问幼稚。
当天结束时,她们意识到自己参与了一次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观鸟活动。这不是一场沉迷于辨认鸟种、比较名录数量的“比赛”,而更像一次彼此交流、共同学习的旅程。她们希望把这种合作与分享的氛围延续下去,于是约定再次见面。
几天后,大家聚集在迈阿密野生动物摄影师兼自然作家柯尔斯滕·海因斯(Kirsten Hines)家中共进晚餐。席间,她们表达了对所谓“严肃观鸟”(serious birding)的不满:包括观鸟中的竞争文化、对常见鸟类的不屑、对新手的鄙夷,以及那些令人厌烦的“男性说教”(mansplaining)——男性以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口吻,向女性解释她们本就十分了解的事情。
于是,她们决定遵循一种属于自己的观鸟方式——一种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进的方式;一种更多关注动物本身以及它们所生活的环境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一种向所有热爱鸟类的女性敞开大门的观鸟方式,无论她的经验或知识水平如何。
但这个姐妹社群应该叫什么名字呢?最终,她们选择了The Phoebes(菲比观鸟小组)。一方面,由于佛罗里达州有着各种色彩艳丽的热带鸟类,这种不起眼的灰褐色小鸟经常被忽视。另一方面,这个名字也带有女性主义意味。它既是在向女性观鸟者菲比·斯内青格(Phoebe Snetsinger)致敬——这位聪慧而执着的女性,在六十岁时记录下了超过8300种鸟类,创造了观鸟史上的传奇;也呼应了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女神菲比(Phoebe),她的名字本身便意味着“光明”。
创始成员之一、如今担任奥杜邦协会传播经理的莱蒂西亚·德梅洛·布埃诺(Leticia de Mello Bueno)回忆起那个夜晚时说:“那是一个充满力量的女性之夜。那一刻,我们感受到某种重要的事情正在通过我们发生。”
一年半之后,这种感觉已经变成了现实。如今,菲比观鸟小组每个月都会在迈阿密-戴德县的不同地点举办观鸟活动,包括城市公园和海滨绿洲。平均每次活动都会吸引约20位参与者,而她们的邮件通讯名单已经拥有约70位成员。
这些户外活动不仅仅是观鸟,也为成员提供了天然的交流和建立联系的空间。参与者可以随时停下来提问,讨论最基础的鸟种识别,也可以为某一种植物、一只昆虫,甚至任何一种非鸟类生物而驻足欣赏。
她们还建立了一个WhatsApp群,在活动间隔期间继续交流,分享彼此生活中的重要时刻。此外,她们依然会把当天看到或听到的所有鸟类记录下来,并上传到 eBird,帮助科研人员追踪鸟类种群变化,只是不再把鸟种数量当作彼此竞争的资本。
事实上,这种观鸟方式或许天然更容易吸引女性。一项发表于2015年的同行评议研究发现,虽然男女对观鸟的兴趣程度几乎没有差别,但两者参与这项活动的方式却存在明显不同。
研究者调查了954名美国观鸟协会(American Birding Association)会员,其中65%为男性。结果显示,男性更倾向于不断增加自己的鸟种记录,也更愿意长途跋涉,只为追逐一只罕见鸟类;相比之下,女性更多选择在家附近观鸟,并且更容易从观鸟过程中获得个人成长与精神满足。
不过,海因斯强调,无论性别如何,每个人都可以借鉴菲比观鸟小组的理念,拓展自己的观鸟视野。“我们并不是反对男性,”她说。“我们只是希望建立一个属于女性、同时关心环境的社群,而我们把鸟类看作进入这一领域的一把钥匙。”
这种理念,也推动着菲比观鸟小组的另一项使命——自然保护。
迈阿密乃至整个佛罗里达州,长期面临着一系列环境问题:污染、外来入侵物种,以及鸟类数量下降和栖息地丧失。
菲比观鸟小组已经参加了两届圣诞鸟类调查(Christmas Bird Count),在佛罗里达角鸟类环志站担任志愿者,还组织过本土植物观察活动。这些经历也激发了一些年轻成员投身自然保护事业的兴趣。
事实上,每月一次的普通观鸟活动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态保护。海因斯说:“把观鸟记录上传到eBird,对于理解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以及判断哪些鸟种正在增加、哪些正在减少,都非常有帮助。”菲比观鸟小组持续贡献着关于鸟类迁徙、繁殖变化以及行为模式的数据,而这些信息如果没有观鸟者们的长期记录,很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
这也让我们回到了启发海因斯和她的朋友们改变观鸟方式的那只雌鸟。历史记载,灰胸长尾霸鹟是北美最早进行鸟类环志研究的物种之一。1804年,博物学家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曾在宾夕法尼亚州为五只灰胸长尾霸鹟雏鸟系上银线,并在此后的每一个春天,等待它们再次归来。
如今,每到冬天,菲比观鸟小组的成员们也会等待属于她们自己的“菲比”飞回佛罗里达。而每一次重逢,她们都会一如既往地为每一只归来的鸟儿欣喜庆祝。
为社会变革而观鸟:女性主义观鸟组织
(Feminist Bird Club)
作者:Lauren Evans
莫莉·亚当斯(Molly Adams)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因此,她将“社会正义”写进了社群的使命之中。
作为一名经常独自在纽约观鸟的女性,莫莉·亚当斯不止一次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于是,2016年秋天,她创立了女性主义观鸟组织(Feminist Bird Club),希望为女性、跨性别者、有色人种以及其他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创造一个能够安心观鸟的空间。
“只要有一个带着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恐同情绪的人,就足以毁掉一次观鸟活动。”她说。
除此之外,她还希望建立一个能够为更宏大的社会目标发声的网络——尽管那时,她自己也还不知道那个目标究竟会是什么。直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那一刻,我立刻陷入了恐慌。”亚当斯回忆道。
和许多美国人一样,在大选结束后,她开始积极支持难民、倡导生育权利的组织,以及其他因特朗普竞选言论和执政政策而受到影响的群体。
短短几个月内,女性主义观鸟组织通过出售绣有丽彩鹀(Painted Bunting)图案的布贴,为纽约计划生育协会(Planned Parenthood New York)筹集了300美元。这次尝试让她意识到:观鸟社群不仅愿意关注鸟类,也有参与社会行动的需求。
三年之后,亚当斯的愿景比以往更加清晰和强大。最开始只是一群朋友相约在上午或下午一起散步观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社会倡导力量的观鸟组织,在美国五座城市、加拿大多伦多和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建立了分会。
随着《纽约时报》和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NRDC)等媒体和机构的报道不断增加,纽约分部每次开放报名的20个观鸟名额几乎一发布就会迅速被报名占满。
虽然活动向所有人开放,但它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优先让边缘群体有更多的参与度。亚当斯特别强调,这并不是说其他观鸟组织,例如布鲁克林观鸟组织(Brooklyn Bird Club)或纽约市奥杜邦协会(New York City Audubon),缺乏包容性;只是因为“包容性”本身就是女性主义观鸟组织使命的一部分,所以它对刚入门观鸟的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
以凯西亚·奇米林斯基(Kasia Chmielinski)为例。作为一位混血、认同自己为非二元性别(nonbinary)的观鸟者,她曾希望加入当地的观鸟组织,提高自己的观鸟能力,但她参加过的活动几乎都被男性所主导。
然而,她去年秋天第一次参加女性主义观鸟组织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组织的观鸟活动时,情况完全不同。那次活动邀请了一位黑人女性生态学家——乔治亚·西尔维拉-西曼斯(Georgia Silvera-Seamans)。奇米林斯基说:“能够参与那些由女性和有色人种领导,或者至少她们占据重要位置的组织,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会改变对话的方式,也会改变整个群体的氛围。它让人感觉更加包容。”
当然,亚当斯也欢迎顺性别白人男性参加活动。如果她发现某一次活动中男性报名人数可能占据过多名额,她会邀请他们改报名其他日期。而在实际观鸟过程中,她也会适时提醒那些总想占据最佳观鸟位置、或喜欢不停给别人“上课”的人:请稍微退后一点。
随着组织影响力不断扩大,它为不同社会议题筹集的资金也越来越多。每一年,亚当斯都会设计一枚以不同鸟类为主题的熨烫布贴,每枚售价10美元。前两年为了确保所有收入都能够用于捐赠,她甚至自掏腰包承担制作成本。直到今年,一家名为萨菲纳中心(Safina Center)的自然保护机构提供了一笔小额资助,才帮助她分担了一部分费用。然而,即便如此,她仍然需要在担任纽约市奥杜邦协会倡议与公众联络经理本职工作的同时,投入大量时间,将数百枚布贴寄送给支持者。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2017年,女性主义观鸟组织分别向纽约堕胎援助基金(New York Abortion Access Fund)和女性倡议组织(Women’s Initiative)各捐赠了1000美元。而2019年的善款,则计划分别捐赠给两个组织:一个是帮助移民和难民安全穿越美墨边境的志愿组织Pueblo Sin Fronteras;另一个是由原住民青年发起并服务于原住民青年的原住民青年性健康网络(Native Youth Sexual Health Network)。
谈到如何选择捐赠对象时,亚当斯表示,她会与女性主义观组织的其他分会共同讨论。“遗憾的是,特朗普政府正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实在太多了。”
售卖布贴并不是唯一的筹款方式。去年的全球观鸟大日(Global Big Day)期间,纽约分会邀请支持者根据他们观察到的鸟种数量进行捐款承诺,最终为性工作者援助项目(Sex Workers Outreach Project)筹得460美元。
虽然亚当斯为社群的快速成长感到自豪,但她更希望鼓励成员们自己成为改变的推动者。“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她们能够回到其他观鸟组织中,或许能把女性主义观鸟组织的一些理念带去那里。”她说。
如今,当这些观鸟者已经找到了作为社会倡导者的声音,她们也可以邀请更多人,让望远镜不仅用于寻找鸟类,也用于追寻正义。
为经济赋权而观鸟:乌干达女性观鸟者
(Uganda Women Birders)
作者:Sophie Mbugua
朱迪思·米伦贝(Judith Mirembe)作为一名鸟类向导一路走来困难重重,因此,她正培训更多女性进入这一职业。
在乌干达西部长大的朱迪思·米伦贝,从小便听父母讲述一种名叫非洲斑鹡鸰(African Pied Wagtail)、当地称为Kanyamunyu的鸟。按照当地的说法,如果这种黑白相间的小鸟一大清早出现在自家院子里,就意味着家里将会有客人来访。米伦贝四岁那年,她们一家在一周之内连续三次见到了鹡鸰。“巧的是,我们真的迎来了客人。”米伦贝说,“我对鸟类的热爱,就是这样萌生的。”
观鸟逐渐成为米伦贝最大的热情所在。她常常望着附近林地里的鸟群腾空而起,飞向环绕着家园的农田。然而,直到2012年进入坎帕拉的一所大学就读之前,她从未想过要以此为职业。即使已经开始攻读环境科学,她仍然为毕业后的就业前景感到担忧。乌干达高薪工作本就十分稀缺,而对于她来说,就业市场还会更加艰难:二三十岁女性的失业率是同年龄段男性的两倍以上。
于是,米伦贝找到了自己的姐夫、乌干达观鸟生态旅行公司(Bird Uganda Safaris)的总经理赫伯特·比亚鲁杭加(Herbert Byaruhanga)。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她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跟随他接受观鸟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在学徒期间,她没有足够的钱购买一副高质量的望远镜,因此,当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女性游客后来赠送给她一副望远镜时,她心中充满了感激。
米伦贝拥有了所需的技能和装备,但现实对她而言依然困难重重。首先,在整个非洲,观鸟者本就以男性居多,而职业鸟类向导更是如此。比亚鲁杭加从事这一行业二十年来,估计自己遇到过约120名男性向导,却只有30名女性向导。除此之外,客户和雇主也可能因为她的性别而对她抱有成见。“如今,观鸟在乌干达越来越受欢迎,但社会仍然认为,女人就应该待在厨房里。”米伦贝说。
在比亚鲁杭加的鼓励下,她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帮助那些失业的女性大学毕业生打破这一行业长期由男性主导的局面。2013年,她招募了10位女性,创立了乌干达女性观鸟者(Uganda Women Birders)。多年来,组织中的正式成员不断参与培训新一批鸟类向导,并帮助她们与全国各地的旅行社建立联系。培训和装备所需的大部分费用都来自奖学金和社会捐赠。2015年,该组织获得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3万美元资助。此外,她们还陆续获得了朋友、国际和本地展会以及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等渠道提供的资金支持。
目前,乌干达女性观鸟者共有50名新老成员,其中30人已经受雇于各类旅游团队。米伦贝介绍,一名鸟类向导平均一次为期两周的观鸟旅行可以获得1200美元的收入;如果一年能够带队八九次,年收入约为5000美元。相比之下,乌干达人均年收入大约只有600美元,这项职业能够带来的经济收益显而易见。
除了帮助成员实现经济独立之外,乌干达女性观鸟者组织还通过举办有关女性鸟类向导如何成为家庭经济支柱的讲座,努力改变社会对于性别平等的观念。“我们培训的女性中,结婚之后只有十分之二能够得到伴侣的支持,继续从事观鸟工作。”米伦贝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与此同时,女性还需要更多支持,才能顺利度过漫长而严格的培训阶段。如今,米伦贝担任非营利机构乌干达自然协会(Nature Uganda)的鸟类种群监测协调员。她表示,一名合格的鸟类向导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积累起足够的知识和信心;即便如此,毕业之后也并不能保证拥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看到组织成员较高的流失率后,米伦贝意识到,她们需要一个更加稳定的就业渠道。因此,去年8月,她创办了观鸟旅行公司非洲女性探险(Women Adventures Africa),专门聘用那些接受过培训的女性。“这家公司会让女性看到希望——只要努力接受培训,最终就会拥有一份工作。”米伦贝说。
非洲女性探险公司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但米伦贝已经决定,在能够建立固定员工队伍之前,公司只聘请女性自由职业鸟类向导,并向她们支付每天80至100美元的报酬。她表示,公司的目标客户,是那些相信女性向导具备专业知识和领导能力,并愿意帮助她们发挥这种能力的旅行者。
米伦贝也意识到,女性鸟类向导的吸引力并不仅限于乌干达。过去几个月里,她已经帮助肯尼亚和卢旺达的女性成立了以经济赋权为目标的观鸟组织。“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能够继续前进,因为我们正在建立一条彼此相连的链条。”米伦贝说,“我希望能够建立起更加强大的网络,让我们彼此学习,并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女性观鸟者,在整个非洲大陆开展高水平的观鸟旅行。”
琳达·阿利拉(Linda Alila)是内罗毕国家博物馆(Nairobi National Museum)的一名鸟类学实习生,也是新成立的肯尼亚女性观鸟者(Kenya Women Birders)共同创始人之一。在她看来,这一新组织不仅能够帮助女性依靠观鸟谋生,还能够促进鸟类研究和自然保护事业的发展。“通过我们的努力,女性观鸟者将有机会成为‘公民科学家’。”她说,“如果我们真正理解鸟类在生态和经济上的重要价值,就能够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保护它们。”阿利拉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之一,是鼓励更多观鸟者使用全球性的Bird Lasser 应用程序,它能够帮助用户记录观鸟地点,并追踪不同地区鸟类的迁徙模式。
与乌干达女性观鸟者一样,肯尼亚女性观鸟者组织目前也拥有50位充满热情的成员,其中包括大学生、旅游从业者、休闲观鸟者以及职业鸟类向导。她们面临着许多与米伦贝当年相同的挑战,但正因为米伦贝已经率先开辟了道路,后来者脚下的这条路,也将走得更加平坦。
为赢得尊重而观鸟:美国观鸟大周
(The Biggest Week)
作者:Hannah Waters
金伯莉·考夫曼(Kimberly Kaufman)注意到,各类观鸟节的嘉宾阵容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于是,她决定让自己的观鸟节由杰出的女性专家担任主角。
几年前,在佛罗里达州的一场观鸟节上,金伯莉·考夫曼坐在台下,聆听一场由几位本地区鸟类专家(至少名义上)组成的小组讨论,他们谈论的是鸟类及其保护。她望向台上,只见坐成一排的全是男性;再转过头看向台下聚集的人群,她却认出了好几位对当地鸟类了如指掌的女性。随着台上的讨论不断进行,她越来越强烈地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终于,考夫曼压下心中的犹豫,站起身来,问道:“为什么所有的嘉宾都是男性?”现场先是一片惊愕,接着响起低声议论,随后,人群渐渐爆发出掌声。
这个简单的问题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应,是因为考夫曼质疑了一项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惯例。在美国最重要的几场观鸟节中,绝大多数演讲嘉宾席位都由男性占据。但在美国观鸟大周(The Biggest Week in American Birding)——这项由考夫曼于十年前共同创办、每年在俄亥俄州西北部举办的观鸟节——情况却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去年的活动中。
为了吸引数以万计手持长焦镜头的观鸟爱好者前来观赏那些在飞越伊利湖之前稍作停歇的迁徙林莺,她邀请了观鸟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其中包括她的丈夫肯恩·考夫曼)在为期十天的观鸟节期间发表演讲,同时也邀请了多位知名度稍低、但同样卓有成就的专家,其中包括许多优秀的女性和跨性别人士。筹备2018年活动时,她注意到观鸟界对于性别歧视问题的关注正形成一股“不断高涨的浪潮”,于是,她决定比往年更加突出女性,将13个主题演讲中的11个席位都安排给了女性。
蒂芙尼·亚当斯(Tiffany Adams)分享了关于城市观鸟的经验,阿什莉·戈尔贝特(Ashli Gorbet)讲述了鸟类迁徙科学的故事,凯瑟琳·汉密尔顿(Catherine Hamilton)和凯莉·里切蒂(Kelly Riccetti)教授野外速写技巧,而一场题为“Power Women”(力量女性)的小组论坛,则邀请多位女性讲述自己如何打破“观鸟大年赛(Big Year)”这一领域长期存在的“玻璃天花板”。
考夫曼相信,主动推动自己希望看到的改变至关重要。这一理念贯穿了她整个卓有成就的鸟类学职业生涯——从早年担任鸟类环志员,到后来出任黑沼泽鸟类观测站(Black Swamp Bird Observatory,BSBO)执行主任,推动美国二十个州建立青年观鸟者组织,再到近年来创办美国观鸟大周,始终如此。她欣慰地看到,多元性与包容性已经迅速成为整个行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与此同时,她也在运用自己所拥有的影响力,为新的声音和那些长期被忽视的专家提供舞台,而其中许多人都是女性。
对于生活在西雅图的自然教育工作者蒂芙尼·亚当斯来说,过去几年里,她一直努力进入鸟类学领域,而去年能够在观鸟节上担任演讲嘉宾,则成为她迈向更多机会的重要跳板。这不仅让媒体开始关注她关于城市观鸟的理念,也让她在本月受邀前往一场重要的环境教育大会发表演讲。“它让我看到了希望——如果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我能够站上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舞台演讲,那么我还能做到些什么呢?”亚当斯说,“它让我意识到,把观鸟作为自己的事业,并围绕它建立职业生涯,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
考夫曼希望帮助他人成长、提升他人的动力,源于她自己作为观鸟世界“局外人”的经历。她在俄亥俄州西北部的一座农场长大,闲暇时常常在附近的树林、沼泽和湿地中探索。她一直对自然有着深厚的联结,但当时并没有特别留意鸟类。“我的家庭非常贫困,有时候父母甚至都在为养活我们五个孩子而发愁,更不用说买一个喂鸟器了。”考夫曼说。
直到二十多岁末期,她才真正被鸟类吸引。那时,她偶然在办公室窗外看到一群色彩鲜艳的黄色小鸟——别人告诉她,那是北美金翅雀(American Goldfinch)。“就在那一刻,我整个人生的轨迹都改变了。”考夫曼说。当时她经营着一家住宅和办公室清洁公司。“如果像一只耀眼金色的美洲金翅雀这样的生灵,一直就在我眼前,而我却从未注意到它,那还有多少其他奇妙的事物存在于我的周围,而我却没有发现呢?”
此后,她很快开始为州野生动物机构做志愿者,监测家附近筑巢的白头海雕(Bald Eagle)。但这仍然无法满足她对鸟类的热情。于是,她接受了鸟类环志员培训,并成为黑沼泽鸟类观测站的一名研究人员。在那里,她遇到了几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导师;然而,在参加各种会议时,她经常是男性群体中唯一的女性。
“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我是同行的环志员。”她回忆道;“他们默认我是某个男人的女朋友。”但她逐渐意识到,由于自己在 BSBO 处理过大量鸟类,她的知识水平实际上远远超过普通环志员。而这一认识也赋予了她自信,让她能够在男性试图轻视她时站出来维护自己。
“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女性在野外工作中受到轻视,却什么也不说;她们不会为自己发声。”考夫曼说。她解释,利用这些时刻展开建设性的对话非常重要——既是为了确立女性的专业权威,也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不尊重再次发生。
“你不需要表现得粗鲁,也可以说:‘你觉得我不是这次野外活动的领队,这不是很有意思吗?是不是因为我是女性?’”她建议道。“这不仅仅是在教人们如何辨认鸟类,也是在教人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人。”
她的方法鼓舞了许多年轻观鸟者,尤其是年轻女性观鸟者。
“十几岁的年轻女性很容易陷入一种自信困境:即使她们拥有专业知识,也会因为和男性同行相比,而觉得自己似乎没有那么有能力。”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鸟类研究者奥瑞尔·富尼耶说。她在10岁时于 BSBO 认识了考夫曼,并称考夫曼为自己的“鸟妈妈”。“她非常擅长提供指导和支持,让这些女性能够迈出下一步——无论是带领观鸟节的野外活动,还是在俄亥俄青年观鸟者大会上组织讲座。”
虽然考夫曼很高兴看到女性在观鸟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也一直致力于在 美国观鸟大周以及其他场合中提升女性的地位,但她强调,任何对鸟类怀有热情的人都值得被支持——无论是女性、男性,还是跨性别者。
“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以尊重和善意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她说,“我们所有人都会做得更好。”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出门散步去(ID:WanderWoman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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