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苦“NPD领导”久矣
NPD是用来骂人的
梦梦做过20多年的HR,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10多年前的一次人事变动,曾让她改变对企业制度的看法。那时她26岁,在一家传统行业的大型企业就职,刚从基层升任HR经理,带领一个五人团队。但平白无故地,她突然私下得知自己要被调到另一个岗位,理由竟是与分公司的总经理不合,她惊奇、愤怒又委屈,只能一连几天躲进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档案室,关上门,不开灯,独自哭一会儿才能保持平稳的工作状态。
插图|范薇
“HR与业务部门没有多少交集,本就不存在合不来的问题。”梦梦知道,明面上的理由不是真理由。始作俑者是她那时的直属领导芭姐。芭姐只比她年长几岁,也刚获得晋升,从HR经理成为区域负责人。两人不在同一处办公,主要在会议和团队培训时见面。
芭姐在她们结识的头一个月对她很好,会在公开场合称赞她,也会主动询问她的意见。梦梦当时也觉得领导身上有一层“光环”:公司开大会谈任务,其他部门领导表现得唯唯诺诺,只有芭姐从来自信满满。与此同时,她还把自己的上级领导照顾得很好,不管工作,还是生活上的事,事无巨细。
不过相应的是,在团队里,芭姐也会要求有人给她拎包。梦梦不会来事儿,没有主动“站队”,一个月后领导对她就日渐冷淡,其他分公司的HR经理也开始疏远她。
《大妈的世界3:大妈闯职场》剧照
那次职场挫折发生的时候,梦梦只能拿“奇葩”来形容这位领导,等到这两年NPD在网上开始流行,她发现它相当有解释力。她与朋友做了一期播客,探讨她们及身边的朋友遇到的“NPD领导”,总结了许多共同特征,包括:他们会向下属夸耀,做他们的下属简直“三生有幸”;他们缺乏共情,反复要求下属修改材料,每次不指明方向,将员工折腾得死去活来,等到员工终于交差,领导再喂个“甜枣”,夸奖两句“总算有进步”;他们常常“甩锅”给下属,却往往还质疑下属的理解能力,把问题上升到人格层面,当众贬低员工,反问句也成为他们最常用的句式。“正常的工作指导与NPD的边界很清晰,在一项具体的工作里,领导能够指出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同一任务的不同版本可以前后对比,但NPD领导就办不到这样。”梦梦说。
与领导这些举动对应的是,员工往往既付出劳动,还要为领导提供情绪价值,自己却陷入对智力、学历、职业价值的怀疑。
两年前,何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科技大厂。当时她是校招生,进入公关部门,在部门里学历最高,几乎是“万金油”,官网维护、会员招募、产品推广、营销策划、线下活动、现场转播直播等都做过。但她始终得不到自己的领导朱姐的赏识。开会时投屏设备调试出了问题,朱姐就能把它上升到能力问题。何珺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差时,还没到现场,就在电话里挨了一个小时狗血淋头的骂。因为她不知道朱姐的要求是“哪一班高铁,几点到目的地,几点到活动现场,到了现场拍一张照,现场是什么情况,都要事无巨细地报备”。后来,活动场地搭建进度延迟,对方让何珺先不用去,朱姐发现她没到现场。“她就在微信群里用满屏感叹号骂我,说我是去放羊还是去吃草,又是一个小时的痛骂。我崩溃地大哭,只能不断道歉,说对不起,觉得自己真的是能力欠佳。”
《蜗居》剧照
“身处企业的结构里,NPD领导往往表现得‘闪闪发光’,涉世未深的员工很容易对上级产生认同。即便在工作中受到侮辱,也担心拒绝领导会丧失学习、工作的机会。”梦梦观察到,受领导打压的同时,获得的少量表扬、阶段性绩效肯定,更会使员工相信领导的严厉对待来自对自己的重视。久而久之,员工成了领导的“血包”。
“NPD”“血包”……用这些心理学用语解释不健康的职场关系,这样的表述在网络上俯拾即是,浓缩为“NPD领导的20条特征”“你是否有同款NPD领导”的帖子。
真有那么多领导是NPD吗?作为一种人格障碍,NPD在人群中并不普遍。心理咨询师姚宇为互联网大厂的员工做心理救助多年。网上人们吐槽的经历,他几乎都遇到过。他发现,人们所指向的问题,是多个层面的重叠,很难归为一类:少数领导可能达到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更多人则只是自恋特质较强。当众辱骂、贬损员工可能与自恋问题相关,因为有自恋特质问题的人,需要通过贬低别人来提高自己的自尊。而先打压再给一点甜头、最后绩效仍然给得很低,可能有自恋的问题,是一种控制他人的手段,但也可能是平衡下属关系的“领导艺术”。“反复退回材料、每次不说清方向,可能是领导自己也没有方向。在咨询中,还会遇到员工认为领导不能共情,尤其是有些刚刚换部门的员工,在适应新的工作内容和团队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大努力,可是领导就看不到,光揪着KPI不放。但共情本就很难,无法共情并非NPD独有,何况在工作环境中,企业就要求领导不得不严格执行KPI。”
NPD之前,常被用来形容领导的词是PUA(图|视觉中国)
不过,自认为NPD领导的受害者们,并不真的为领导的精神健康担忧,他们像此前使用PUA一词一样,都是在发泄内心的不满——NPD是用来骂人的。只是相比PUA只针对一类对员工的控制手段,梦梦发现,上升到人格问题的NPD,指称范围更广,所控诉的是领导对员工持续的控制行为、不公平的工作关系,员工的愤慨也更深。
“唯结果论”的后果
为什么抱怨NPD领导能在网络上引起如此大的共鸣?也许,企业氛围正在挑选出一批具有某种特质的领导。
梦梦供职最久的地方,就是互联网大厂,她在HR岗位上感受到“NPD领导”明显增多,大约是在2018年以后。她把这个时间点与一批互联网公司的处境联系起来:那时美团在港交所上市,自那以后,传统BAT(百度、阿里、腾讯)的格局被打破,曾经的“圈地跑马”变为彼此之间的“白刃战”,互联网行业发展景气指数首次出现下降,有些互联网公司迟迟没有上市,融资变难,为了获得下一轮投资、推动上市或者证明增长,需要接连拿出显眼的业绩,企业越来越注重短期目标。
《二十不惑2》剧照
互联网大厂是典型,而类似的压力实际始终很普遍,企业广泛缺乏安全感。“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三到五年,大型企业的平均寿命也只有七到九年。在科技领域,一家小公司做出新项目后,很快遭遇大公司模仿、团队成员也可能被挖走的情况不少见。”资深人力专家路宁分析说。他在互联网上以“小红拖拉机”的笔名向年轻人分享职业规划和职场知识,如今是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副总裁。在他看来,企业很难确信一项技术或产品可以形成长期壁垒,便更依赖规模、速度、资金和资源争夺抢先活下来。
久而久之,企业之间就形成“唯结果论”的氛围,这直接作用于对人的考量。路宁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2000年代初,在自己刚参加工作时,围绕执行力的企业培训开始流行,《把信送给加西亚》之类的读物被带进公司,一些管理课程收费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产品、战略、人员、技能和沟通共同决定一项工作能否完成,这些复杂问题却可以被压缩成一句‘员工没有执行力’。类似的观念在此后的企业发展中并未终止,反倒催生出一脉相承的‘狼性文化’。”
具体到企业运转的内部,一方面,流程规范的企业会观察后备领导、对他们做管理培训、心理测评、辅导和持续监督。企业培养出一位合格的领导,往往要数年之久,许多老板等不起。另一方面,即便人们知道好的领导应该是什么样,也往往不会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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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人力咨询师接受管理培训时,几乎都会学习领导力框架,优秀的领导要‘以身作则、共启愿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如果员工的作品有问题,领导应当指出哪里不对、怎样才对,让两个版本形成对照,并提供建议、改进方法或示范。”梦梦告诉我,她在互联网大厂的中层领导中普遍看到的晋升情况则是,业务能力被直接转化为领导力——互联网公司开疆拓土时,一个人项目做得好,便从独立完成工作变成带领一个小团队;企业继续扩张时,他又可能在短时间内管理更多层级。这些人是否会分配工作、培养下属、处理冲突,并不在上层的考察范围内。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施压,让员工害怕绩效下降、失去机会或遭到边缘化,甚至靠“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激发员工证明自己的愿望,就可以提高效率。而在这之中,不乏自恋特质很强的人——他们的核心出发点是在与外界的对比中,维持住自尊。
这一类人,一方面,不讲究共情,目标至上;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住自尊,不仅可能追求完成更多业绩,还要能与上级搞好关系,为自己谋求更多有利资源。“比如领导和供应商打交道,要求一项业务在周五前交付。供应商表示,如果这样,许多员工必须连续加班。能够体谅别人员工的领导就会允许供应商晚交两天,自己向上解释;更看重结果、缺乏共情的人,则可能要求供应商不计代价地通宵,并把交付时间提前到周四。”姚宇说。
《凡人歌》剧照
他还注意到,在绩效要求严苛的氛围下,一些原本没有强烈攻击性的管理者为了生存,也不得不改变做法,用更强硬的姿态证明自己适合这个组织。当执行力只剩立即行动和服从命令时,高压则可以被包装成“高标准”和“对结果负责”,员工的反对会被解释为态度有问题。
何珺回忆,朱姐就曾把“领导艺术”展现得淋漓尽致。朱姐是“75后”,虽然没有在公司待十几年,但也是总监级别。她手下管着不到10个人,总能让他们服服帖帖。所有下属请假都要看她脸色。有员工摔断脚,没法外出,她会生气;工作期间生病,她也会骂员工“耽误项目进度”。
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军是十多年前将“辱虐管理”的概念引入中国的人之一。“辱虐管理”意味着,领导对于员工释放持续的言语或非言语的敌意,比如辱骂、刻意贬低、摆脸色、让其他人孤立某名员工。“网上流传的NPD行为,也是辱虐管理。它们都是为了达到控制员工的目的。”刘军介绍,“现在是可供管理的手段升级了。工厂工位上有摄像头,公司不仅有微信群下班后能联系到员工,飞书群之类的办公软件还能看到员工有没有读取信息,一旦已读不回,就能质问员工。只要领导愿意,可以全方位控制员工。”
《时光代理人》剧照
何珺那时的工作,就是在几乎20小时待命下运转的。她记得,平时晚上九十点接到朱姐的电话是常事。过年放假回家,大家都在休假,朱姐给她发微信,她当时在外面玩,七分钟没回,就立刻接到朱姐的电话,说她要反思自己的工作态度。“她还不满我接电话后先说一声‘喂’,觉得没有教养,要先说‘老板’;还直接挂断过电话,让我重新接。”
部门的同事们都怕朱姐,但又有些佩服她。她对外很强势,下面的人出错,她会用“发疯”的方式在同级的部门面前维护自己的部门利益。而对待上级,她“身段灵活”,经常让下属帮她解决她与自己上级之间的问题,让组里的美术人员给上级修照片、做活动服务的海报。对公司里更有地位、更强势的人,她能放下面子,陪着对方。“一次活动上,另一个比她年轻但话语权更高的女领导彩排,她全程陪着,还帮对方找自己的首饰戴。”
权力的诱惑
何珺记得,在朱姐那个层级,只有她有助理。她的高调当时在全公司都是独一份。“全部门中午都必须陪她一起吃午饭。她的外卖如果来晚了,其他人不能动筷子。她的助理会帮她买饭、接水、洗杯子。吃饭时,下属要跟她聊天。很多同事会给她捧哏,逗她笑。有一次她聊英国皇室秘史,不过是英剧《王冠》的剧情,大家都惊叹她懂得好多、好厉害。过年时,她的助理叫全部门的人给她拍拜年视频,她过生日时,要装饰会议室,为她做大易拉宝、拉横幅,打气球、送花。”
高度竞争的环境让有自恋特质的人更容易在领导岗位脱颖而出,而企业内部的层级关系则可能进一步放大这种特质的弱点。在姚宇看来,居于高位本就能刺激一个人夸大自我形象,权力更会让贬低他人、抬高自己变得更方便。
资深人力专家路宁(摄影|黄宇)
有时候,权力的诱惑,体现在上级可以放任自己的偏爱。路宁对此体会颇深。作为一家公司的副总裁,他目前管着一个不小的团队,下属与他的工作既相互独立,又有交叉。路宁坦言,自己喜欢跟偏向内向的人打交道,在管理岗位上,他曾不自觉地认为过于主动的人是别有所图,一旦察觉这种念头,就要为自己纠偏,意识到团队里的外联、客户沟通等工作,恰恰需要外向的人承担。乃至当他做决定前征求意见时,他需要分辨下属的意见是为了迎合他,还是真的有自己的想法,那就需要他除了在业务层面推演方案,还要站在对方立场思考方案与公司的利益关系。
自恋特质偏高的管理者,往往就任由自己被偏好左右,以满足自己的自尊。路宁提到一个典型场景:有些管理者会上说出自己的方案后,一旦有人提出异议,他就立刻觉得丢了面子,不再分析方案是否合理,只想把对方驳倒。“从心理机制看,这类管理者把方案等同于自我,把异议当成对自尊的攻击,讨论从议事变成斗输赢。”
这种自大往往破坏公平。绩效的依据是工作结果和努力,还是“你乖不乖”“与我亲不亲近”?何珺发现,朱姐更看重下属给她的情绪价值。何珺不会哄领导笑,于是处处受排挤,工作出了错,她写复盘报告和改进方法,不如其他人发给朱姐一个可爱的表情包。当时何珺做“万金油”,几乎全靠自己摸索。项目涉及页面开发,她和技术对接,做小程序、网页、设计、数据打通和接口,这些本都是产品经理应该做的事。她的努力也没有被看见,最后朱姐还是给她安排到了一个边缘岗位。
2021年4月15日,上海,“不可思议减压馆”吸引大量年轻人来此运动解压(图|视觉中国)
从结果上看,在这样的领导带领下,团队的效率会被降低,最终会反噬企业追求短期目标的“唯结果论”。刘军曾做过调研,当员工逐渐相信,资源、机会和责任取决于权力以及讨好之类的非正式操作时,他与组织的关系也会改变——有人把注意力从工作转向讨好、防备或报复,有人会选择离开。
何珺经历了全过程。她起初疑惑、害怕,但发现同事没人反对朱姐,一味在研究“汇报要排成一队”等细节投其所好、避免挨骂。后来,何珺觉得,得顺着领导的要求来,开始学习朱姐的规则,主动和她说话、汇报,每天写日报。甚至有一次,朱姐在群里发衣服,号召下属买来穿,何珺也为此买过一件不喜欢的衣服,周末还穿上拍照发给她。“她只回了一个‘好’字,还是没有得到她赏识。”
长久的打压,令何珺茶饭不思。她终于发现自己在一个爬不出去的坑里:既永远不可能和朱姐争辩,也绝对无法认同她的行事规则。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何珺离职后,“像多米诺骨牌倒了一块,同事陆续走了一些”。后来,朱姐也被人举报,被迁到了边缘部门。对于这段职业经历,何珺心里满是伤痛和后悔,“后来我面试市场营销岗位,发觉自己还是很外行。当初做的东西又空又大,不是从用户出发,而是为讨老板欢心”。
维护边界
如今两年过去,何珺的工作不用再围着领导转,也不再有层出不穷的潜规则,工作也能获得积极的反馈,她终于松弛下来,能平和地看待曾经那段职场经历:某种程度上,朱姐也值得理解,在自大背后也许藏着自卑。她讲过,自己上学时是“乖乖女”,室友欺负她,她把啤酒瓶砸碎对着对方,才把对方吓退。何珺想,也许她遭遇过霸凌,被恐惧围绕,长大后才会用相反的方式确立存在感。
回顾受到的伤害,何珺想,当初被朱姐辱骂时自己不敢反抗,是因为领导让她想到父亲:小时候父亲发火时,她解释没有用,只能接受规则去执行。甚至,她曾经一度认可朱姐有PUA的能力,觉得领导这样正常,毕竟上班很苦,同事都一起吃苦。这些想法,其实在不知不觉中纵容了朱姐。
何珺对职场关系也有了不同看法。有些事情,她可以看开。以前同事给领导带零食,她觉得是在拍马屁,看不惯,现在觉得很自然。如今的领导也有自夸、需要大家配合的时候,但只要不过分,她心里也就过得去。
这些变化,都是何珺在寻找、调试自己在职场中的边界——它决定了什么是必须抗争的,什么是可以妥协的。路宁告诉我:“不可妥协的,是领导布置任务长期模糊不清,将所有下属的劳动成果都归为己有,拿员工的隐私和弱点作为控制工具。除此之外,作为员工,给偏好结果的领导及时汇报进度,或是多夸几句喜欢听好话的领导,不应看作在放弃自己的原则。判断一个新人是否已经是个职场人的标准是‘职场社会化’,就是员工是否可以在组织中自洽,能接受批评,也能和领导、同事互相妥协。”
边界感,还在于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姚宇告诉我,他经常接触一些长期受上级否定的员工,他们慢慢把“领导认为我不行”内化为“我确实不行”,边界感也就此丧失。
《一周的朋友》剧照
“一名来访者从事文字工作,过去写出的文案很容易在领导那里通过。换了一位领导后,文案开始处处受阻,连标点符号都会被挑出问题。几个月后,他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突然变差。”面对员工的自我怀疑,姚宇需要让员工意识到自己把自身的评价都与领导挂在了一起,但领导的评价,不代表他的本真的面貌。他让那位来访者回想过去的稿件是怎样通过的,其他领导如何评价他,短短几个月里,他的能力是否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重新排列这些事实后,来访者才看见,问题可能来自他们的工作方式不匹配。
姚宇有时候会向员工建议,可以专门花时间想一想,自己的边界在哪里——加班加到几点是我能承受的?哪些是工作范围内的事?超出边界后,我愿意做什么,不愿意做什么?——甚至提前想好应对方式。“当事情真的来了,你就可以用你的方法去应对。”
何珺当时选择向父母求助,赔偿6万元违约金裸辞。而多年前的梦梦,在档案室里哭了几天后,迎来醒悟的时刻。她忽然明白,对方之所以能绕过她安排调动,是认定她既没有办法,也不会制造麻烦。她不能让这件事悄无声息地办完。她盘算了一下,自己能够联系到芭姐的上级,公司也注重流程的正当性。于是她先给大区领导打电话,说从分公司总经理那里听到了调动消息,不知道是否属实;一件直接影响她职位的事,此前没有任何人正式和她谈过,她希望得到解释。对于大区领导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超出预期,可能对公司的秩序产生冲击,于是让她不要着急,答应会安排谈话。
《180天重启计划》剧照
第二天,芭姐就被安排从总部来到分公司调查情况。她起初仍然和颜悦色,说公司有公司的需要,梦梦年纪轻,换到另一家分公司对她更好。梦梦直视对方,回答自己从未申请调动,与总经理合作得也很好。如果公司确有业务需要,可以正式提出,但她需要知道决定从何而来。芭姐转而劝她不要只顾个人想法。梦梦反复重申自己的立场:“我没有申请调动”“我不同意”。这次谈话以芭姐愤愤离开告终。而调动最终取消,梦梦留在原来的分公司。令梦梦惊奇的是,此后她与芭姐在工作中相安无事,仿佛此前的争执从未发生。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32期封面故事,文中梦梦、芭姐、何珺、朱姐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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