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责”与“赔钱”的荒诞并存,刺痛着社会神经
▲ (东方IC/图)
当调解让无责者破财、要挟者获利,法治根基便在这一退再退中松动。若法律天平连“不向不法让步”都难以坚守,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个案公道,更是整个社会向善的信心。
文|王兢
责任编辑|辛省志
近日,湖南衡阳“扶老人被索赔10万元”事件引发关注。据媒体报道,2026年8月17日,一位老人身体不适走进街边棋牌室休息,店主好心帮扶并拨打急救电话。老人最终因自身疾病不幸离世,而家属索赔10万元,并扬言“不赔钱就将遗体放店门口”。尽管有关部门明确判定店家施救无过错,但经两次调解后店主被迫支付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
“无责”与“赔钱”的荒诞并存,再次刺痛了社会关于“好人没好报”的敏感神经。此事的是非曲直,在法律上本来并无模糊地带。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经营场所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但老人去世是自身疾病原因导致,并非店内安全隐患而造成,因此其去世与棋牌室无任何关系。即使店主在帮扶老人过程中的动作存在一些问题,民法典也另有明确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店主并非专业医护人员,面对突发疾病的老人,紧急救助中即使动作有所不妥,也不能苛求。况且有关部门也已经确认店主在此事中没有过错,不需承担法律责任。法律对施救者如此保护,是因为它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每一次善意救助都可能面临被追责的风险,那么理性的选择必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具备专业急救技能的医生,更不能让履行了普通人救助义务的善心,背负上无妄之灾的法律枷锁。
然而,法律赋予的“免责金牌”,在现实的“按闹分配”面前却形同虚设。所谓“人道主义补偿”,成了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词汇。其荒诞之处在于,它让本应被法律温柔以待的“好撒玛利亚人”,承担了本不该由他们承担的代价。不管是“协商赔偿”还是“人道主义补偿”都无异于对所有潜在行善者的一种“不人道”。它传递出一个危险的信号:你可以救人,但可能要为此埋单。付出善意,却要承担风险。这也是公众的神经被挑动的原因:官方调解为何不为无过错的店主撑腰?所谓补偿,看似金额已经大幅降低了,但仍然不菲。如此鼓励“按闹分配”,将来再有人出事,谁还敢救助?
这并非真正的“人道”,而是一次“法向不法的让步”。用“人道主义补偿”换取表面安宁的调解,实际上是在鼓励“碰瓷”逻辑的蔓延。它制造了一种“逼良为‘闹’”的反向激励:无理可以得利,闹大可以得钱,而守法守序的代价就是被迫妥协,处理结果是为了“止损”。这对公众道德感的伤害,远甚于个案赔偿本身,难免令公众重新联想类似事件,让“明哲保身”成为人们不得已的选择。
店主的无奈妥协,揭示了一个更深的维权困局。作为棋牌室经营者,他属于典型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面对家属“抬尸堵店”的要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之“占优博弈策略”,店主的正常生活秩序与自主经营权都面临直接冲击。诉讼维权成本高昂,漫长周期与不确定结果,让“花钱消灾”反倒成了在形格势禁之下的“理性选择”。一桩本应是见义勇为的善事,变成了被碰瓷讹诈的坏事。
打破这一困局,需要基层治理彻底摒弃“和稀泥”式调解思维,敢于对“按闹分配”说不。正如网友所说,既然事后可以对店主一方说“对调解协议有异议可以起诉”,那为何一开始不能对老人家属说“不支持索赔,不服就去起诉”呢?
家属威胁以堵门、停尸等方式强行索要赔偿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10万元的金额,已经远超敲诈勒索罪的构罪门槛。公检法应以涉嫌敲诈勒索罪严厉打击这类恶性碰瓷讹诈行为,让其付出应有代价。
此事引起公众强烈关注后,当地社区提出为店主的“人道主义补偿”提供全额补贴,当地爱心企业也为店主送上两万元的慰问金。尽管店主无需自行承担任何支出,但这一方案仍不是最优解。如果只有把事情闹大,才能避免损失,那还有很多没有“闹大”的类似事件,行善者被迫自己承担损失。唯有让无理取闹者无利可图,反而为其“闹”的行为付出代价,让守法行善者无需自证清白,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社会风气。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调解不能“和稀泥”。当调解让无责者破财、要挟者获利,法治根基便在这一退再退中松动。法律或许无法强制人人“扬善”,但至少应守住“惩恶”的底线:遏制以闹施压、以丧讹人的恶行,让守法者无需为善举埋单。若连“惩恶”都做不到,规则便沦为可议价的商品。若法律天平连“不向不法让步”都难以坚守,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个案公道,更是整个社会向善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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