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系毕业写了八年真实罪案,她窥见人心里的“鬼”

▲ 何袜皮,笔名取自瑞典童话《长袜子皮皮》,苏州人,新闻学本科毕业后,当过杂志记者、首席编辑,后获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博士学位,长期关注都市犯罪和恐惧感,博士论文出版名为《大门口的陌生人》。没药花园品牌的主笔。著有《迷案重现》《和没药花园一起推理》等非虚构案件书籍,以及《易碎品》《龙楼镇》《爱与恨是相互的解药》等虚构作品。(受访者供图)


全文共9395字,阅读大约需要20分钟

  • “不同于小说的轻盈,每一起现实案件背后都有一个相当沉重的代价在里面……”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战玉冰

责任编辑|刘悠翔

“没药”,又名末药,是一种干燥树脂,经常被作为药材,具有消散瘀血、缓解疼痛的功效。因为其味苦,在《圣经》等西方典籍中往往又象征着苦难。何袜皮将她的公众号命名为“没药花园”,正如其在介绍语中所说:“这里/空气中或许有苦味/或许没有其他花园的芬芳/或许会看到自私的欲望/和扭曲的人性/也愿你遇见真相。”

“没药花园”的一大标签是真实案件写作,这与悬疑推理小说看似彼此间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但其实也是泾渭分明。比如江户川乱步在侦探小说写作成名后,面对媒体寄来的大量关于社会罪案新闻的报道和咨询,就明确表示对此毫无兴趣,自己关心的只是虚构的侦探故事,而非现实中的罪恶与谋杀。

但在何袜皮这里,二者似乎获得了某种统一性,或者说她拥有着一种可以游刃于虚构与非虚构写作之间的特殊能力——她既可以详细复盘一起现实中罪案背后的逻辑因果,也能想象一起发生在民国年间的替身诡计。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把这两种写作统一在一起的锚点,是在于对人物和细节的关注。

悬疑推理小说所写的核心当然是人——凶手内心的动机与欲望;非虚构罪案写作聚焦的对象同样是人——那些潜藏在人性深处的善恶与幽微;而她关于小区保安群体的学术研究与民族志写作,归根到底也是在观察人——一群被我们日常生活所忽略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在对人的关注与重建的基础上,她选择将罪案作为极端人性的试炼场,借此呈现出这个社会的怕与爱。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何袜皮在小说和非虚构作品中对于真相的找寻,就不仅仅是事件意义上的真相,更包括人性意义上的真相。

1

相比铁案,更着迷于悬案

南方周末:作为一名写作者,你有很多不同的跨界身份,比如悬疑推理小说作家、真实犯罪案件写作者、人类学研究者,等等。但与此同时,你的这些不同写作身份又被一件事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它们都是围绕罪案而展开的,为什么会对罪案这么感兴趣?

何袜皮:我对于罪案最大的兴趣在于寻找真相和解谜的过程,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本人的好奇心比较强,对于那些没有被揭开的真相会特别有兴趣去探索;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罪案中,人类的情感会获得一个比较极致的表现形式,比如各种矛盾关系、利益冲突等。当然,最极端的形式就是谋杀案,其中包含了很多普遍却又很激烈的情感内核。

所以我写小说,大多都是悬疑推理类型;之前在上海做记者,包括后来的公众号写作,也更关注有争议的案件,尤其是悬案;博士论文最初的选题也是想做金三角赌场的题材,后来在评估了具体的可操作性之后,才决定研究居民区的保安群体。

南方周末:所以你在“没药花园”写非虚构罪案文章,其实也是出于探求真相的兴趣,而非记录案件过程本身?

何袜皮:是的,虽然非虚构写作必然要求细致的资料梳理,但更吸引我的其实还是“寻找”与“解谜”本身。相比起一目了然的罪案记录,我更着迷于探索那些悬而未决的谜题。

南方周末:就是你其实更愿意做一名调查者或者说推理者,而不只是一个观察者或记录者?这和我们写作或者阅读悬疑推理小说时的乐趣感觉比较接近。

何袜皮:对的,不论是悬疑推理小说,还是真实罪案报道,本质上都是一种叙事性文体,其中最大的谜团肯定是凶手到底是谁,以及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不同之处在于,作为推理者,我在探索由事实已经构建好的迷宫,有时会被引领到一个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出口,有时甚至找不到出口。而写悬疑推理小说是由我自己建造一个迷宫,交给读者来探索,既希望他们能享受沿途的风景,也希望他们在走到出口那一刻能有不同于日常的情绪体验。

根据公众号“没药花园”的内容出版的相关图书。(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觉得写悬疑推理小说和写非虚构罪案,以及人类学民族志写作之间有什么区别或联系吗?或者说你在写这几种不同类型的文体时,它们彼此间是相互借鉴、相互滋养的关系,还是需要你作为写作者不断地进行左右脑切换?

何袜皮:我这几方面的写作之间应该是既有相互滋养也有彼此冲突。比如我最早是写偏纯文学风格的小说,后来公众号文章写多了,等有一天再拾笔时突然发现自己有点找不到写纯文学时的语言感觉了,一下笔就是偏说明性的、有条理的文字。包括我后来去读博士,许多年中都在写论文,论文写作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和写公众号就比较接近,都是理性而有条理的,这有时会影响到文学的语感。

在人类学研究中有一句话,说我们的研究是给每个文化一张面孔。我想,刻画人物是我这几种写作彼此间的相通之处吧。此外,这几种写作另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很注重细节,不论是悬疑推理小说中埋下的线索,还是公众号写作对于案件细节的呈现,以及民族志写作对于观察群体的细节的记录,细节往往是真实感的来源,是得出结论的基石,也是最能打动人的地方。

2

她们不是“恶女”

南方周末:聊聊你的几部长篇小说吧,《有病的情诗》和《龙楼镇》(按,2016年初版时名为《龙楼雀》)更偏传统严肃文学的写法,案件本身并不是故事的核心,小说在叙事方式上也会有更多先锋探索的成分;相比之下,《1294》和《为她准备的好躯壳》就更注重故事性和情节性,更偏向类型文学一些。

何袜皮:是的,我在《有病的情诗》和《龙楼镇》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自我疗愈,当时我想申请香港大学心理学的硕士,读了很多心理学的书,小说写作也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比如在《龙楼镇》中,我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的记忆对他的行为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或者说一个人到底能不能摆脱自己的过去。所以我在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失忆的主人公,他虽然失忆了,但他还是像被命运牵引着一样,最后回到了自己最初的人生轨迹当中。而在写《有病的情诗》时,我最初设计的主角并不是故事讲述人“我”/卓尔,而是求助者吴天心,我在这部小说中想讨论的问题是,一个人如果不能接受自己的现实,她会如何构建出另一种叙事,来掩盖内心的道德危机。

何袜皮创作的六部悬疑推理小说,其中《鼠笼》(右上)为2026年6月出版的新作。(资料图)

南方周末:无论是《龙楼镇》中关于记忆与自我之间关系问题的讨论,还是《有病的情诗》中对于谎言与现实、叙事与真相的辩证,都更接近于传统的严肃文学。

何袜皮:这两部小说写法上也更偏纯文学一些,它们都是从一句话开始,慢慢流淌出一个故事,小说结尾也都是开放式的。故事虽然都涉及罪案,但并没有采取更为类型化的写法。

南方周末:相比之下,《1294》和《为她准备的好躯壳》类型化就要明显强很多,两部小说都是关于民国警探王克飞破案的故事,彼此间也构成了一个作品系列。

何袜皮:如果说《有病的情诗》和《龙楼镇》是偏文学性和浪漫风格的,那么《1294》和《为她准备的好躯壳》就更侧重类型化的故事本身。

我在写这两部民国题材的小说时,努力想要营造一个精巧的悬疑故事结构。但为了增加真实性,我同时也做了很多考据工作,比如案发时期上海的街道名称、建筑方位、生活习俗等等。为此我还专门请了学历史的朋友来帮我审读小说里是否存在历史细节上的错误。

南方周末:你在小说《易碎品》中通篇采取了第二人称叙事,这在悬疑推理类小说中并不常见,你觉得这种叙事视角的优势在哪里?

何袜皮:这是经过仔细考虑后作出的选择。在写这部小说时,我一方面觉得第三人称上帝视角不利于悬疑小说隐藏一些线索;另一方面,我也想要在每一章中通过不同角色的主观视角去看待世界,然后再把这些不同的视角交织起来,组成对复杂世界的立体式描绘。但不同人物的第一人称视角切换又存在着叙述风格要如何统一的问题,比如我可能会同时写到高知医生和没文化的赌鬼,他们说话的方式、习惯、语气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把握这种人物之间差别的写作难度其实很大。而我作为作者如果忍不住把一些金句塞给不同的人物,难免产生一种人物身份和表达上的割裂感。

而采用第二人称视角,每一章就都变成了我与这个人物之间的对话,叙事语言风格就更容易统一。不过这同时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读者有时会忘记自己在读谁的章节,可能经常需要想一下“我”是在和谁说话。

南方周末:所以小说最终出版时,每一页边上都会注明当前对话的人物姓名,这就是在给读者做一个提示。

除了小说中不同人物视角之间的转换外,《易碎品》中还有一章突然转换到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二人称视角,写到她离家出走那11天的经历,相当于小说在这里跳出了故事情节,当初为什么会设计这样一个特殊的章节?

何袜皮:我觉得阿加莎的情感经历可以和小说里女主角当时的情感关系形成一个映照,同时我也把女主角设定为阿加莎小说的爱好者。当然这背后其实是源于我自己对于阿加莎小说的热爱,是她的小说激发了我对于推理小说最初的兴趣,把阿加莎写进我的小说里,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致敬。

南方周末:无论是《为她准备的好躯壳》中的陈海默,还是《易碎品》中的丁冰,你的悬疑小说中经常出现“恶女”这一类人物形象,而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在近年来的中国乃至东亚悬疑小说和影视剧中,似乎也构成了一股趋势和潮流,你怎么看待这股小说或影视剧作中的“恶女”现象?

何袜皮:其实我在你说的潮流之前,在更早期刊上发表的那些短篇小说中就已经开始写“恶女”了。因为我想要在悬疑推理小说中创造更丰富、复杂的女性主角,把女性角色写得更加精彩。以往这类小说中的女性多是被害人形象,特别是在连环杀人案题材的小说中,这样的女性角色如同符号,是侦探和罪犯对决中的工具人。同时小说里的侦探往往是突出其智力特点,关于TA内心的复杂性和经历描写并不多,也很少进入故事的主线;反而犯罪者往往是这类故事的核心,我在写他们的犯罪动机和作案手法时,会更丰富地、多层次地展示他们人性中的不同侧面,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主角。所以我就经常喜欢在小说里塑造女性犯罪者,也就是你所说的“恶女”。当然,我觉得这种称呼也不是很合理,因为无论男女犯罪者,只要塑造得足够立体,就不能用简单的“恶”来称呼。这不是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带有一种细腻的、微妙的人性灰度。

3

为什么很多人相信阴谋论

南方周末:你在2018年开设了“没药花园”的公众号(ID:moyaohy),当初是出于怎样的一个契机,让你走上了罪案题材非虚构写作的道路?

何袜皮:因为我一直比较关注各类罪案报道,多年来也分门别类地搜集了很多资料。但直到读博期间,我到一个居民区的物业去做田野调查,白天观察保安,晚上比较空闲,就开始尝试把搜集到的资料写成文章。我在公众号上发的第一篇案件分析文章是关于“章莹颖美国失踪案”,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后来我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写作,一直持续写到今天。

南方周末:有哪些罪案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对你影响比较大?

何袜皮:这方面的作品我早期看的其实并不多,最早是卡波特的《冷血》;后来印象比较深的有杰里米·格里马尔迪的《别人家的孩子》,我们的公众号也写过这个案子;还包括清水洁的《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和《足利女童连续失踪事件》;以及美国FBI调查员写的《顶级悬案:犯罪史上的八宗惊世疑案》。我基本上是在写“没药花园”公众号之后,才开始更多阅读这些非虚构罪案类的书,关注他们提及的资料以及分析案件的角度。

南方周末:在“没药花园”这一批网络罪案非虚构写作出现之前,国内其实也一直有罪案类非虚构写作的传统,比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纪实文学”,当时的《啄木鸟》杂志就几乎每期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什么“东北二王”案、“马王堆文物盗窃案”等等。

何袜皮:我也读过一些这类作品,这些“纪实文学”可能还是更偏向于“文学”,比如其中经常会有死者生前的心理描写,或者不可能被人知道的一些对话和场景,由作者通过想象填补那些缺失的内容,包括《冷血》中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这类作品也经常被归为更广义的非虚构写作。而从新闻写作的角度来看,这些细节属于作者虚构的内容。

湖南省博物馆藏西汉直裾素纱襌衣发掘于马王堆一号汉墓,曾于1983年被盗,找回后修复,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视觉中国/图)

对我影响更大的应该是国内上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深度报道,当时是媒体的黄金时代,一些优秀的报刊对报道更加规范化,写法上也更加客观、严谨、详细,尊重事实,不会有文学化想象的成分。《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等报刊上出现了很好的罪案类深度报道。因为我自己是新闻系出身,对有些文章的印象非常深刻。

南方周末:近些年罪案类非虚构文章、播客、视频UP主逐渐增多,其中很多作品所引发的关注和流量都要远胜过一般的悬疑推理小说,给人一种现实比小说更离奇荒诞,也更能吸引眼球的感觉,你觉得大家为什么更喜欢看真实案件故事?

何袜皮:一般来说,真实案件通常不如悬疑推理小说在情节上那么精致,那么具有戏剧性。但当读者知道自己阅读的是虚构的小说时,他对于情节的期待就会自然升高,当你写的故事太平常,他会觉得无聊;你写的故事太离奇,他又会觉得作者在胡编乱造。但当他知道自己在看的是一起真实案件时,他本身可能会放低一点对于戏剧性的期待,也会更容易获得满足感。

不同于小说的轻盈,每一起现实案件背后都有一个相当沉重的代价在里面,这就更能激发读者对于个人命运的某种感同身受,以及内心的震撼。

南方周末:每当有重大案件发生,舆论场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推测甚至谣言。“没药花园”基于事实和逻辑的深度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扎实的认知框架。在你看来,这种专业的案件剖析,对于帮助公众在复杂信息中建立事实基础、形成理性讨论的共识、破除谣言和阴谋论等方面,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你在写作时,会有意识地考虑到这种写作所带来的公共价值吗?

何袜皮:谣言是一些碎片化的虚假信息,而阴谋论一般是成系统的,凭借某种完整的理论来解释一起悲剧性事件。相对而言,谣言更容易破除,当你摆出某些事,以及进行严谨的逻辑推理时,那些不符合证据和逻辑的谣言可能就不攻自破。而阴谋论通常会一直存在,因为它就像一种巫术一样,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很难反驳。

我觉得很多人之所以相信阴谋论,其实是想要获得一种确定感——不管这个解释对不对,至少事情有了个解释。而那些制造和传播阴谋论的人,则更多是为了获得某种优越感:我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我看透了事情的真相,我掌握了背后的内幕。表面上这是一种骄傲和炫耀的心态,但内在其实是无力感和焦虑感。正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在现实中真正把握真相,所以只能用阴谋论来填补那个空白,给自己一个虚假的答案,借此排遣内心的虚无。

特别是在现如今AI到来的时刻,在未来可见的时间里,大量真假难辨的文字或视频信息会如潮水般涌来,如何保持理性的思考和判断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我们的公众号写作也是希望借罪案这个题材,尽量和大家分享一种理性思考的方式。

南方周末:有些时候,对一个事件得出错误判断不是因为缺乏理性思考,而是因为事实信息本身就不完整。比如某个事件今天只在网上披露了一部分真相,明天新的事实出来了,整个故事可能就“反转”了。你们写罪案类文章的时候,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何袜皮:我们一般不太会追热点,去讨论正在调查过程中的案件,而是更多关注那些基本上尘埃落定的案子。当然,讨论“旧案”也可能会有反转,比如很多案子的申诉过程就要十几、二十年,在这期间可能就会出现很多新的变化。

4

人格像一座房子

南方周末:在你梳理和分析过的这么多国内外案件中,最吸引你的是哪一起?

何袜皮:国外的是“黑色大丽花案”,国内的应该就是“南大碎尸案”了。

南方周末:你既写悬疑推理小说,也写非虚构罪案文章,对于很多现实案件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有想过把现实中的罪案故事改编成小说吗?

何袜皮:我的小说会从一些现实案件中汲取灵感,或者借鉴其中的一些情节元素。打个比方,我在虚构一个迷宫给读者探索时,可能沿途的一草一木来自真实世界。比如《易碎品》最后女孩杀害父亲案件中的作案手法,就是来自一起真实罪案,不过现实中是一起盲人丈夫杀妻案。以及《易碎品》中提到的那起杀妻案,其中的犯罪手法也有现实的原型。

相比之下,我不太会把现实中一起完整的真实案件作为我小说情节的主线,我觉得那样就失去了小说发挥想象力的乐趣与亲手建造迷宫的快感。同时也因为我在公众号上写非虚构文章,所以我会更有意识地将虚构和非虚构相区分,我很担心在小说里补足真实案件的结局,会影响读者对于现实案件本身的认知。

南方周末:因为你有了更多的非虚构罪案题材的写作经历,所以反而不太愿意去混淆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相比之下,很多单纯写悬疑推理小说的作者,有时候会更有一种借助虚构来为真实案件“完形填空”的心理冲动。

何袜皮:是的。比如电影《踏血寻梅》(2015),它以香港王嘉梅命案作为原型,但又对整个案件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最后导致很多观众以为电影拍的就是事实真相,反而对被害人产生了误解。而当这个错误的认知进入到舆论场中,就会产生为凶手洗白的嫌疑。

电影《踏血寻梅》(2015年)中,春夏饰演的女主角王佳梅。(资料图)

南方周末:在观察和梳理了这么多真实罪案的过程中,当我们与“恶”的距离被不断拉近之后,你怎么看待所谓“人性”中的善恶问题?会不会像你在《易碎品》中反复引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那句话——“表里如一的人,少之又少”?

何袜皮:我整体上还是相信人性的,但同时也要保持警惕吧。就是我看了这么多的罪案,其中的犯罪动机无非是对于金钱的欲望、对于性的欲望、嫉妒心或者难以自控的愤怒等等,这些感受其实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体验过的,只是程度深浅不一样而已。所以我写罪案之后的一个感受就是,人性不是非黑即白的,它是具有一定灰度的。所谓魔鬼,他在犯罪之前可能也就是我们普通人当中的一员。

南方周末:我们一般人在讨论罪恶时,很容易将其本质化,比如说认为某人就是个坏人、是个杀人犯。但你写罪案类文章,在我看来是把某种抽象的、神秘的恶,赋予了可以被解释的、理性化的过程。你用逻辑、材料和文字将一起恶行一步步拆解开来给大家看,这会不会反而让你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恶行本身?

比如我就是在读“没药花园”文章的过程中,才学习了解了什么叫“寄居蟹人格”(按:指一种隐蔽的心理操控型人格,其通过打压、孤立和情感操控,逐步绞杀对方的自由意志、占据对方的躯壳为自己所用),什么叫“漂流瓶型人格”(按:指一种没有根,过度追逐高光和刺激,厌恶安稳和束缚,无法聚焦当下生活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的人表面上充满魅力,相信自己此生注定不凡,却往往在动荡和漂泊中耗尽一生),等等。

何袜皮:我觉得一个人的人格就像是一座房子,地基打得牢不牢固、盖的过程中有没有偷工减料,都决定了这座房子本身的特质。而后来人生的外在遭遇和经历就像是台风、地震这些外部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二者共同决定了房子会不会倒塌,也就是这个人在某种境遇下会不会犯罪。

5

恐惧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权利

南方周末:接下来我们聊聊你的人类学研究和博士论文吧,为什么会想到去研究上海居民区的保安?

何袜皮:我的博士专业是文化人类学,毕业论文需要到一个地方做一段时间的田野调查。而我本人又对都市犯罪比较感兴趣,最初想过研究天网工程对破案的影响,后来发现想在公安系统内部做参与式观察不现实,就改为研究中国城市居民区里的保安了,因为他们在我们的认识中也是为了防范犯罪而存在的职业。

所以在2017年至2018年,我在上海一个拥有一百多栋高层住宅、居住人口一度多达6万人的大地小区(化名)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田野调查,观察小区保安群体的日常工作与生活。

在调查中我也曾问过小区保安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工作中会不会遇到危险?你们值夜班时会感到害怕吗?他们会觉得我的这个问题很好笑,在他们看来,大城市非常安全,上海非常安全,我们的小区也非常安全,不知道有什么好害怕的。

2017年10月,青岛一小区里的保安。(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你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恐惧”,你怎么理解恐惧?

何袜皮:恐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负面的情绪,当一个人失去对某种事物或秩序的掌控时,他就会感受到恐惧,但同时表达恐惧也被认为是一种部分人才享有的权利。我书中关于恐惧的理论主要来源于英国人类学家卡罗琳·汉弗莱(Caroline Humphrey)以及阿维娃·布里费尔和倪迢雁基于对恐怖电影的分析,后者通过对上世纪90年代美国恐怖片的观察,发现这些恐怖片的主角都是有着自己房产的中产阶级白人群体。在这些学者看来,恐惧和财产是不可分离的,只有拥有这两者的人才能被赋予尊严和合法性。谁才有资格表达恐惧?一般而言,往往是社会阶层较高的人更容易表达恐惧,比如他们会担心食品安全、害怕子女被拐卖、恐惧有外来者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等等。具体到我做田野的大地小区,业主因为感到安全焦虑和恐惧所以请保安,但保安却认为小区本身十分安全,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反差。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谈到都市中恐惧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都市生活所带来的陌生人社会和匿名性体验,这也是业主需要保安的原因之一。而在本雅明等西方理论家看来,这种都市匿名性也恰恰是侦探推理类小说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袜皮:现代都市发展所带来的人员的巨大流动性,是导致匿名性和恐惧感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保安这个职业的出现。甚至对于很多小区业主来说,保安本身也是都市匿名性的一部分,他们是位于“大门口的陌生人”。

至于侦探小说和匿名性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要具体看是在哪个发展阶段,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案件往往都是在一个庄园里的熟人关系内部发生。

南方周末:在早期爱伦·坡和柯南·道尔笔下,罪犯往往是隐藏在都市中的匿名他者,其中最典型的意象就是爱伦·坡小说中所提出的“人群中的人”。而到了阿加莎那里,熟人关系构成了谋杀案发生的主要社会语境——精巧的诡计设计、缜密的连环杀人,构成了“阿婆”小说的标志性元素。但这也恰恰是她被雷蒙德·钱德勒所批评的一点,钱德勒在《简单的谋杀艺术》中就吐槽阿加莎笔下看似精妙的杀人手法,在现实中往往是最容易被警方所破解的,所谓凶手动作越多,留下的痕迹就越多,破案的线索也就越多;相比之下,钱德勒认为两个陌生人在穷街陋巷偶然相遇,一时冲动引发的杀人案往往最难破解,越简单也就意味着越困难。

何袜皮:这可能也和钱德勒所处的时代有关,在他生活的年代,陌生人犯罪确实最难破获。类似地,比如后来的“白银市连环杀人案”,凶手骑车几十公里流窜犯案,案发后警方做了十万人规模的指纹对比,都没有找到他,原因之一就是凶手物理距离太远且和死者之间没有社会性关联。

但在现如今来看,有着手机信号定位、监控摄像头和DNA检测等各种技术,城市中陌生人犯下的凶杀案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百的破案率。相对来说,现在的熟人犯罪,比如丈夫杀妻,取证难度反而要更大一些。

根据雷蒙德·钱德勒小说《漫长的告别》改编的同名电影(1973年)剧照。(资料图)

更多专题内容请看



 


文章原文

内容来自 南方周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阅读原文 ↗

把喜欢的内容,留在你的新标签页。

打开我的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