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留最长期限有望缩短,部分案件能少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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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9日,一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沈阳市浑南区看守所。(视觉中国/图)


全文共2624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 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上,草案明确了“比例原则”,这是刑诉法首次体现这一原则的精神。

  • 委托辩护和法律援助辩护谁更优先?草案明确规定,本人自行委托,或者同意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应当立即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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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怡帆

责任编辑|钱昊平

公安机关拘留嫌疑人后提请批捕的最长期限有望缩短。部分案件中,这一期限能从30日缩短至20日。这是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过程中关于强制措施的一个重大变化。

2026年11月6日,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除了对提请批捕期限作出调整外,还进一步明确采取强制措施不得超过合理限度,并应随案情变化及时调整。

修改回应了一个老问题:为了查清犯罪,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一个人的自由?多名刑诉学者肯定此次修法的进步,但也关注例外情形会如何适用,以及法律上的收紧能否落实到办案实践。 

1

比例原则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长期研究刑事诉讼制度,在看完草案一审稿后,“第一印象就是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做了严格的限定”,他认为这是一大进步。 

另一项有关强制措施的变化,是部分案件中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期限拟缩短。

现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认为需要逮捕的,通常须在拘留后3日内提请检察院批捕,特殊情况下可延长1至4日,即最长7日。对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期限可延至30日。

也就是说,公安机关拘留后提请批捕的期限,分为3日、7日和30日三档。

作为一种强制措施,刑事拘留最早可追溯到1954年制定的《逮捕拘留条例》。当年的条例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先行拘留,但须在24小时内通知检察院,后者须在接到通知后48小时内决定是否批捕。1979年施行的刑诉法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时间定为一般3日,特殊情况下最长7日。

易延友表示,从当时立法来看,刑拘被定位为办案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嫌疑人采取的临时处置措施,“临时性剥夺了人身自由以后,这个期限是有严格限制的”。

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为衔接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又将特定情形下提请批捕的期限延长至30日,易延友认为“这其实已经偏离了对刑拘的定位”。

此次修正草案拟将部分情形下提请批捕的最长期限,从30日缩短至20日。不过,对于案情重大的集团犯罪、跨境犯罪、经济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重大嫌疑分子,仍适用30日的上限。

易延友期待,未来能逐步缩短刑拘期限,恢复其临时性的制度定位。

在强制措施的规定上,草案明确了“比例原则”。

草案第六十六条规定,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执行的方式和期限,都要与当事人的社会危险性、案情和可能判处的刑罚轻重相适应,且不得超过合理限度。案情变化后,还要及时调整。

草案第九十八条还新增规定,对于羁押期限即将超过依法可能判处刑期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予以释放。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捷认为,这是刑诉法首次体现了“比例原则”的精神,并且明确采取强制措施的唯一目的是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在他看来,这意味着日后办案中,不能因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拒绝认罪认罚,就对其采取强制措施。

2

“占坑式辩护”有望得到解决

易延友也是一名兼职律师。他注意到,草案也新增了多项保障辩护权的条款,第三十九条就规定,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会见辩护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转达,或者通过办案机关转达。

易延友介绍,过去,会见通常由律师发起,在押人员主动要求会见律师的请求很少能被及时转达。近两年,他已多次收到看守所或办案机关转达的会见请求。在他看来,将这一做法写入法律,是一项重要进步。

对于既未委托辩护人,也没有法律援助律师辩护的当事人,草案也写明,值班律师可以了解案情、会见和阅卷。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注意到,如果真能按照草案的内容执行,“占坑式辩护”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刑事案件中,办案机关以已有法律援助律师提供辩护为由,阻碍当事人自行委托的律师介入,这被形象地称为“占坑式辩护”。

一个典型案例是“吴敏案”。2024年4月11日,江西省鹰潭中院审理的吴敏受贿案开庭,家属委托的两位律师被挡在门外。法律援助律师也曾想“让位”,但家属委托的律师最终还是未被允许进入审判庭辩护。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

法律援助法规定,刑事案件中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人等,司法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该法还规定,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担任辩护人。

问题在于,委托辩护和法律援助辩护谁更优先?

草案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本人自行委托,或者同意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的,法律援助律师的辩护“应当立即终止”。

草案也规定,当事人不同意代为委托的,可以在会见时以书面形式解除。这表明,即便家属聘请了律师,当事人仍可以拒绝这一委托,继续接受法律援助辩护。

在程捷看来,实践中的情况比较复杂,辩护权属于当事人本人,选择何种辩护方式、由谁担任辩护人,都应尊重本人意愿。即使家属有倾向,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替当事人作出决定。

易延友并不认可这一点。他认为,免费的律师援助是一种社会福利,应仅向经济困难者提供。如果当事人或其近亲属已经有能力聘请律师,再由公共资源承担辩护费用,就偏离了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

3

“禁止的是什么?”

从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疑罪从无,到限制审前羁押,无罪推定的价值取向贯穿刑事诉讼。

草案在现行刑诉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句“禁止有罪推定”。

韩旭认为,这有助于落实疑罪从无,减少证据不足时仍作有罪从轻处理。但从反面禁止有罪推定,仍不同于正面确认被追诉人“有权被视为无罪”。

易延友也有他的看法——“禁止有罪推定,到底禁止的是什么?”

在他看来,需要区分事实上的有罪和法律上的有罪。侦查人员根据证据判断谁涉嫌犯罪,检察官据此提出指控,都不等于已经在法律上确定一个人有罪。无罪推定也不意味着禁止这些判断,而是要求在依法定罪之前,不能将被追诉人当作已经被定罪的人对待。

易延友认为,现行刑诉法第十二条已经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看到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后,易延友建议,若要进一步完善,可以采用这样的表述:受刑事控告者,在经过提供充分辩护保障的公开审判、依法证实有罪以前,“有权被视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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