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1.6万多场校园赛:浙北一县城给体育腾空间
▲ 2026年10月22日上午,长兴县第七小学大课间现场,一年级学生正在进行小型足球对抗赛。(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开营仪式上,学生站军姿,几分钟内便倒下一片。2021年,小学段的体质健康优良率为87.01%,到了初中,这一数据只有43.89%。 “过去评优和年终考核很少推选体育老师,现在每年都有两三名体育老师获评优秀。” 教育局长钦国强觉得,这些成绩给了当地推进体育改革的空间和底气,“不然别人说你成绩一塌糊涂就要搞体育,压力会很大的”。
文|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
责任编辑|杜茂林
2026年10月21日早上七点多,浙江省长兴县龙山中学党委书记江卫华正在校园里巡视,查看各个运动场地。前一晚下过小雨,操场上还积着水。他判断,当天的体育赛事恐怕要暂停。
在这座多雨的浙北县城,体育比赛已成为学校日常。2024年5月,长兴在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推行“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周一场比赛”的“天体周赛”。一年内,46所学校共举办校内赛事1.6万余场,85%以上的学生参与其中。
2026年,体育改革与升学成绩被写进了同一份县政府工作报告:“‘以体树人,体教融合’县域试点全国领先,高考特控线上线率全市第一。”(“特控线”即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是报考强基计划、高校专项计划等特殊类型招生项目时的重要资格线。)
在升学率仍被看重的县域教育体系里,长兴县试图为体育争取更多空间。全员赛事常态化,意味着学校的时间、场地和师资都要重新配置,教育工作者也要在体育与学业之间找到新的平衡。
“学校要变体校了”
“你搞体育,文化成绩不要了,学校以后要变成体校了。”
2023年,成绩居全县16所初中第一梯队的龙山中学,被选为长兴县推广体育“学—练—评”一致性的试点学校,江卫华被一位老师这样质问。
要理解长兴为什么推行体育改革,还得回到两年前。
2021年,钦国强出任长兴县教育局局长。此前,他在长兴中学工作了22年。这所被公认为县里最好的高中,和许多县中一样,长期面临生源流失的压力。
为了走出“县中塌陷”的困境,“苦教苦学”一度成了学校的常态。钦国强回忆,长兴中学的学生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校,上满9节课,直到晚上近10点才放学,周六也要到校学习。
争分夺秒的学习换来了成绩的上升。2005年后,长兴中学的高考成绩逐渐走高,每年高三毕业生约八百人,考上一本的人数多年保持在五六百人。
但长时间高强度学习,让学生常常“死气沉沉”。新冠疫情期间,钦国强注意到,学生的心理问题愈发突出,抑郁、焦虑和休学明显增多。
身体素质同样让当地教育部门忧心。长兴县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王桂安回忆,每年小学五年级和初二的学生都要到实践中心参加为期一周的半军事化训练。开营仪式上,学生站军姿,几分钟内便倒下一片。2021年,小学段的体质健康优良率为87.01%,到了初中,这一数据只有43.89%。
同年,钦国强启动学生素养行动计划。改革从保障体育课和加强体质监测开始。教育局要求学校每周开足体育课,开展体质健康监测,并在年底时对学校排名,倒逼学校重视体育。
两年后,学生体质有所提高。2023年,全县学生体质监测优良率为67.7%,较2021年上升9.4个百分点。
在钦国强看来,此前的体育改革更侧重100米、跳绳等项目训练。“大家都在动,但效果并不明显,眼里有光、撒欢呐喊的很少。”
2023年长兴县新春第一会上,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余立峰提出,体育不应局限于体能训练和中考项目,而要做到“学—练—评”一致,即课堂上学技术,课间练技术,赛场上评技术,形成完整的教学闭环。
同年底,试点的龙山中学承担了省里的一项体育成果展示任务,需要筹备篮球操大课间展演、篮球全员运动会和体育公开课。
筹备过程中,江卫华明显感到老师们的抗拒。体育老师觉得活动“增加了工作量,多累多苦”,积极性不高。他便邀请省市县各级体育教研员来校,帮磨课、改方案。
班主任意见也大。为准备篮球操展演,学生需要反复排练。有时大课间30分钟结束了,体育老师还在讲解、总结,挤占下一节课前10分钟。
每次教师大会上,江卫华都要反复解释体育的重要性,“不是所有的教育问题都是在教室里解决的”。他也承认,体育组有时没把握好大课间时间,并表示会督促他们控制好时间。经安抚,体育组和班主任之间的矛盾才逐渐缓和。
长兴县龙山中学校园内张贴的“天体周赛”活动安排。(南方周末记者粟满莺/摄)
改考核
年底的展示活动上,龙山中学两千余名学生齐刷刷亮出自编的篮球系列大课间操,成功举办了篮球全员运动会。
钦国强也到了现场。他看到了以赛促练、让学生动起来的可能。但也清楚,学生为此耗费了一个学期训练技能。
这样耗时耗力的赛事模式,如何才能推广到全县?钦国强认为“最重要的是先换脑子”。有了主意,2024年,他决定在全县推广“天体周赛”。
洪桥逸夫中学党支部原书记孙源自认为学校重视体育,学校每年都办篮球联赛,但迟迟不敢下决心改革,“总觉得农村学校有场地困难”。
2024年,在蔡崇信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全县46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书记、校长前往重庆、成都的学校参观学习。
“冲击很大”,孙源至今记得,在重庆珊瑚鲁能小学,比赛时间被切成不规则的小段,参赛人数也不固定,一对一、二对二都可以。
他意识到,比赛不一定要按标准赛制进行,也不必等到场地、人员样样齐全,“只要学生能动”就行。
按照当地安排,小学、初中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上、下午各留出不少于30分钟的大课间;课后服务划出固定时段,用于项目训练和班级对抗,确保学生每天在校体育活动不少于两小时。
赛事因段制宜、因校而异:小学低段以趣味体能为主,小学高段和初高中常态化开展足球、篮球比赛,并结合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
在长兴,“比赛”也变了样。许多比赛不再拘泥于标准赛制:单场约5分钟,多采用小型对抗,让更多学生有机会上场。
但比赛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要上场。不愿上场的学生可以负责计分、维持秩序,也可以参与篮球赛末尾的投球环节。数据显示,学生上场比例已从改革前的约20%提升至92%以上。
比赛方式可以灵活调整,但要让学校持续投入,光靠校长改变观念还不够。在“天体周赛”推广之前,长兴县教育局已着手调整学校发展性评价。
评价结果决定学校的考核等级,等级又与绩效工资挂钩。长兴县画溪实验学校校长陈银珍记得,等级高的学校“老师人均多拿2000元”。多位校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教育质量分占比最大,也最容易拉开差距。“其他方面弄得轰轰烈烈,不抓成绩,一旦考不好,不是白干了?”
2022年,钦国强开始调整分值。此前,教育质量占16分,主要考核文化课成绩;体育占6分,包含体质健康抽测、大课间落实情况和县级比赛等指标。2022年调整后,教育质量分值逐年下降,目前小学段为3分、初中段为7分;体育分都从6分提高到11分。
评价之外,教育局还靠常态化督导盯住落实。
每次开学前,钦国强都要调来每所学校的课表、作息时间表,不定期趁大课间搞突击检查。有一次,他发现有学校表面上排了两个大课间,实际上只有一个。
此后,他时常在大会小会上提醒学校,话有时说得很重:“既然你不认同我们的理念,那么我们也不认同你,任何支持都不可能给你了。”
教育局督导科也将“天体周赛”纳入年度专项督导。督导科科长李景一形容,入校督导就像“拿着答案批作业”。督导先与基础教育科碰头,明确检查标准和重点,再进校与学生、老师等座谈,了解占课、老师请假、运动项目单一等问题。
体育改革也得到县里的支持。钦国强多次在县政府常务会议、县委深改委会议上汇报进展。县领导发现学校落实不到位时,甚至直接发信息提醒。教育局副局长吴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曾称这项改革是“明星工程”“品牌工程”,要求学校全覆盖、全落实。
“没场地、没钱、没师资”
刚推行“天体周赛”时,钦国强心里打鼓,“没场地、没钱、没师资,老师家长不支持怎么办?”对学校而言,这些都是具体、现实的难题。
最先要做的是腾出时间。
此前,一、二年级每周4节体育课,三至九年级每周3节。但课表安排里国家课程不能少,地方课程不能减。为了保障每天一节体育课,学校只能从校本课程、晚托时间和作业整理课里匀出时间。
场地不足,各校便把大场地拆成小场地,在“螺蛳壳里做道场”。长兴二小是城区小学,占地仅26亩,却有75个班、近4000名学生。学校党委书记吴国强介绍,学校见缝插针,将廊道、操场、教学楼墙面和停车场空地等边角空间都利用起来,划出小型足球场、篮球场,最多能同时安排17个班上体育课。
一个五人制笼式足球场通常要上万元。为省钱,学校就用塑料管道、绳索等自制小型足球场,每个成本约六百元。
时间挤出来了,场地也凑出来了。但要让全员上场,赛事组织工作大多落在了体育老师头上。
为补充师资,长兴县教育局通过增加编制、从校外聘请兼职教练等方式,把体育教师从12名增至20名。
即便如此,龙山中学有近4000名学生,篮球、足球、排球等班级联赛一年内接连开赛,仍让体育老师忙碌不已。
龙山中学体育组组长徐鑫每天早上七点到校,训练运动队,接着在大课间巡场、上体育课、组织赛事活动,一直忙到下午五点。“每项赛事都有相应的计划表和日历表,哪些班级参赛、哪个场地由谁使用、哪些老师负责组织,都要提前安排。”
徐鑫记得,起初不少体育老师因工作量增加而有抵触情绪。管理上,学校将体育老师分组,按周、按月汇报工作。同时,学校还将体育平均分、运动成绩等纳入考核奖励。“过去评优和年终考核很少推选体育老师,现在每年都有两三名体育老师获评优秀。”他说。
补充师资之外,学校想办法让非体育学科教师出力,也让学生参与赛事组织。
比如,班主任被拉了进来,和体育老师有了更明确的分工。前者负责学生组织和纪律管理,后者负责技术教学、赛事组织和执裁。
龙山中学还培养了一百多名学生裁判;雉城中学则成立了六十多人的学生赛事管理委员会,承担赛事编排、宣传、秩序维护等工作。
农村学校的师资更为紧缺。虹星桥中学有564名学生,只有3名体育老师,且都兼任行政职务。2025年到任后,沈仕翔将11名教职工篮球队成员组织起来担任体育导师,参与赛事组织。他说,学校全年举办篮球赛事1600余场、课间微赛事1200余场。
县里也试图让更多非体育学科教师参与。长兴县体育教研员王春介绍,长兴提出“人人都是体育工作者”,在县级层面对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0%以上的教师进行轮训,鼓励非体育教师参与体育教学与活动组织。
长兴县实验中学雉城校区的校园内,多个文化展板展示着各班的体育“明星”。(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安全风险
全员赛事进入班级日常后,班主任也要承担新的管理责任。
班主任张斯烨2024年进入龙山中学工作,起初压力很大。每场比赛前,她都要做安全教育;比赛结束后,还要安抚学生情绪,提醒他们把心思收回来,专注学习。
与之相伴的,是更频繁的家校沟通。
“体育赛事一定伴随着肢体碰撞,有更高的安全风险。”2024年班级篮球联赛刚开始时,张斯烨不断收到家长信息,提醒她自家孩子有鼻炎、身体比较弱,希望能多加照顾。
有一次,一名学生在比赛中手指骨折。因为没有感到明显疼痛,他没有及时告诉老师。直到下午,张斯烨才发现学生手指青紫,立马联系家长。
家长情绪激动,接孩子时抱怨不断。张斯烨只好一边安抚,一边解释事情经过。随后学生主动说“不能怪老师,我自己也不知道”,家长才作罢。
直到班级在比赛中进入年级前四,情况才有所改变,家长的胜负心被激发出来。“基本上没有人在意轻微的受伤。”张斯烨说。
接踵而来的比赛任务,又让她压力倍增。班里学生刚拿下学校篮球联赛男女双冠军,就收到参加2025年长兴县首届“班BA”篮球联赛的通知。张斯烨找到学校领导,希望换一个班级参加,“我带不动了”。她担心比赛增加受伤风险,也担忧孩子成绩波动。
学校的回复很干脆:班级已经确定,换不了。张斯烨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气得眼泪都掉了下来”。最终,她只能“硬着头皮上”。
比赛一场接一场地赢,家长配合程度也高,张斯烨的抗拒渐渐消散。班级最终拿下县级篮球联赛的亚军。这场比赛还被江卫华写进了学校2025年度大事记。
不过,她此前担忧的运动伤害,并未因此消失。
2026年,龙山中学把篮球班级联赛由半场改为全场,受伤人数随之增加。江卫华注意到,仅6、7月份就有至少七八名学生骨折。校园里时常能看到受伤的学生:有的缠着绷带,有的坐着轮椅。
其间,一名学生在比赛中撞上球场边的台阶,脾脏受伤住院。事故发生后,学校第一时间送学生就医,定期联系家长,了解孩子的恢复情况,并在学生出院后,安排教师送教上门。“时间长了,家长也感动了。”江卫华说。
也是这时,学校才意识到,球场边的台阶需要与比赛场地保持两米距离。江卫华坦言,学校此前对安全因素考虑不周,“开始做的时候,真想不到那么细”。
此后,他提出“无培训不比赛、无告知不比赛、无保险不比赛、无热身不比赛、无分层不比赛、无领队不比赛”,力求把安全工作做在前头。
钦国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教育局主张保险全覆盖。学校一旦因运动伤害产生纠纷,教育局安全科也会协助处理。
尽管出现过学生伤情,但钦国强和多位校长仍表示,他们尚未接到家长关于体育运动的投诉,矛盾多在学校内部化解。教育局正在制定一份面向全县中小学的运动安全指引。
长兴县画溪实验小学足球比赛现场。一年内,长兴县46所学校共举办校内赛事1.6万余场。(南方周末记者 粟满莺/摄)
改革能否持续?
张斯烨至今记得班里一名学生的变化。
此前,这名学生曾因低血糖多次晕倒。参加篮球比赛后,她一路打进县级决赛,身体状况明显好转,“没有再见她晕倒过”。
长兴县教育局提供的数据也显示,全县学生体质指标有所变化。2021年至2026年,全县小学段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从87%升至99.11%,初中段从43.89%升至60.82%;全县中小学肥胖率从2023年的23.6%下降至2026年的20.1%,近视率从2022年的61.33%下降到2026年的55.06%。
体育改革也延伸到高中。长兴中学目前保证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学期常态开展篮球、排球等联赛。在教育局副局长吴涛看来,当地有一个更高的追求,既要分数,还要更健康的分数。
体育改革推进的同时,长兴县的升学成绩也在提升。以长兴中学为例,2026年,自新高考“物化捆绑”以来,长兴中学特控线上线人数首次突破600人,高分段表现突出。钦国强透露,长兴县高考特控线上线率在湖州市范围内保持领先。
钦国强觉得,这些成绩给了当地推进体育改革的空间和底气,“不然别人说你成绩一塌糊涂就要搞体育,压力会很大的”。
即便如此,升学压力仍然是学校推进体育改革时绕不开的现实问题。体育活动增加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如何保障,不同学校也在各自的处境中寻找平衡。
太湖图影中心小学地处乡镇,学生基础较为薄弱。从教十多年的班主任曾舟燕最担心体育活动挤占学习时间。
大课间留给了体育,她只能利用晚托时间辅导作业,尽量让学生跟上进度。有时早上来得早,她还会让提前到校的孩子背单词。
太湖图影中心小学党委书记殷春萍曾多次对老师们说:“我给你们松绑了,你们要给学生松绑。”但作为一线教师,曾舟燕不敢放松。她觉得,再抓紧一点,学生的成绩还能往上提,“不能让他们不及格”。
面对这种压力,教育局和学校也在既有时间内想办法保障教学质量。吴涛介绍,2025年,长兴将课堂教学质量规范列为重点工作,通过赛课、研课等方式提升教学质量。多位受访校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课堂之外已没有多少时间抓教学质量,质量只能在课堂上完成,“学校只能倒逼着提高课堂效率”。
体育改革能否持续,还与教育系统内部的人员更替和理念传承有关。2002年至今,长兴县教育局总共有三任局长,且都是从一线校长岗位走上教育管理岗位的。钦国强偶尔也会担心,未来如果换了局长,改革还能否推进下去。
为让学校体育工作持续开展,教育局便通过调整校长、书记岗位来加强力量。长兴一小场地小、学生密度大,钦国强便把有相关经验的书记调任过去;为避免长兴二小体育工作断档,则安排标杆学校的校长接任。
相比行政推动,钦国强更希望校长真正认同这一理念,让体育逐渐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等到他们认同了,相当于树已经扎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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