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的年轻教师,争相逃离“班主任”岗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当下,“班主任”正从一个曾被看做“有能者居之”的岗位,变成教师群体内部能躲就躲的差事。被安排上去的人想推辞,推不掉的教师只能硬撑。本刊与其中一些青年教师聊了聊,发现困住他们的,不是某一件具体的大事,而是时间被切碎、边界被撑大、责任模糊却退出无门的日常。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负责与自保之间反复消耗,最终把倦怠带进了性格、家庭与生活。
文|汤汤
编辑|陈珍珍
跌落神坛的身份
开学前一周,往往是学校办公室里气氛最微妙的时候。
教导处主任把新学期的班主任委任名单发进工作群,末尾跟一句:“有特殊情况的老师,可以私下和我说。”接下来的一两天,教导处主任的微信往往会被私聊塞满,在初中教师王乐(化名)的了解中,大部分信息,是被安排到班主任职位的老师希望推掉这一委任的消息。“孩子还小”“身体不好”“家里老人住院”,大家提交的理由都恳切。
在教师群体内部,这个曾经被视为“有能者居之”的岗位,正在变成老师们避之不及的负担。此外,很多人一旦被安排到班主任的岗位上,就因无人愿意接任,而难以辞掉这份工作,只得在岗位上连任数年。
这并非个体的抱怨。在社交平台上,“不愿当班主任”的情绪表达得更直白。在小红书上搜索“班主任”,有帖子把班主任称作“教师职业生涯的尽头”,也有人认真求教“怎样才能不当班主任”,答案五花八门,从“考调去别的学校”到“生个孩子”,还有人建议帖主:“先去医院开个证明,说你心脏不好。”“打死都不要当班主任”“倒贴钱都不当”也是集中表达的观点。
《再见十八班》剧照
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刊载的论文显示,俞国良团队汇总了2000—2022年的 1096项研究、57万多名教师,得出我国大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总检出率约 17.5%,中学教师抑郁症状检出率 20.9%的结论。职业倦怠、职业压力,早已是教育研究领域反复讨论的话题。班主任,作为学校管理体系中责任最重、边界最模糊的一环,教师群体对这一职位的倦怠和躲避心态首当其冲。
9年前成为教师时,周雪就意识到“班主任”可能不是一个好差事。她是外地人,未婚且年轻,“班主任”这个工作落在她身上时,她难以拒绝。“就好像我年轻就是原罪,就该多干一些别人不想干的活儿。”周雪这样讲述她9年前对这件事的理解。
在校9年,她在观察中发现,学校领导会试探每一批新进校的老师,问他们愿不愿意当班主任。尽管大部分人委婉拒绝,甚至明确表示不愿意,校领导往往也会耐心劝说:“你先当,如果后期发现确实管不住班,就会换掉。”周雪发现,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为了逃避当“班主任”,“个别老师会故意表现得管不了,就想让学校抹掉自己的班主任岗。”
《山花烂漫时》剧照
学校缺班主任,这是很多教师的共识,更多不是因为教师人数不够,而是甘愿、也有能力当班主任的教师太少了。一名初中班主任对本刊说:“除非你怀孕,或者身体出了比较大的问题,家里出现很大的变故,否则是辞不掉的。”
究竟是什么,把一个岗位从“荣誉”变成了“负担”?受访的老师们给出的答案,集中落在了三件事上:时间成本、边界、责任成本。
孙溪溪(化名)在一所公立小学任4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初出茅庐时,她认为只有能力强的人才会被安排当班主任,可在学校里待久了才发现,“有能力”更似一种“负资产”。越来越多的人会把“我没你能干”当做一种防御的托辞。“当班主任就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有时也会承担更多的指责。做得好那是学生本身好,做得不好那就是班主任的失职。”
“荣誉”之所以沦为“负担”
今年是王乐任职班主任的第5年。在这所位于陕西的私立初中,王乐的作息几乎由校园里的铃声规定。为了每天早上能多睡一会儿,王乐在学校一路之隔的小区租了房。早上6点半起床,6点55出门,穿过马路,7点05分左右到办公室,放下东西。就赶紧进班检查学生到校情况。
她是英语老师,平时负责3个班的英语课业。每周,她都需要要负责这几个班的早读陪伴。而正式上课的时间,一天少则两节,多则四节。尽管授课任务繁重,但王乐却坦言,成为班主任后,最轻松的事反而是上课。
作为班主任,首先“有很多的表要填”。她以本学期举例,自9月份开学至今,在班主任工作群“通知,请班主任”这几个字,记录就高达500多条。这些消息的内容多以配合学校的各项工作为主,填表,活动,公开课,缴费,五花八门,什么类型都有。有和学校行政打交道的,有针对学生的,也有要求班主任去协调家长配合的事务。王乐的烦恼是,身背3个班的英语授课任务的她,“有时候光是处理这些信息,就需要费至少半天,”王乐说,“班主任脑子里得装好多事,你完全无法说我要集中注意力只干一件事。不可能的,都是多线操作。”
《那些回不去的少年时光》剧照
每天5点半,是学校下午放学的时间,王乐也没能真正休息。这段时间事实上成为了班主任为家长“答疑”的时间。来自学生家长的电话和微信语音请求,会不间断地涌来。“我们下班,家长也下班,就会集中打电话问孩子在校情况。再吃个饭干点别的,晚自习就又开始上了。”王乐说。晚自习7点50结束,留校处理部分学生作业与校园事务后,就算回家有时也要继续接家长的咨询电话。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一所乡村小学,担任班主任的周雪(化名)每天是另一种过法。她在公立学校教书,任班主任9年。原本住校的她,去年结婚后搬到县城的婚房,便开始了每天30公里往返的通勤。和大部分担任班主任的教师一样,无论当天是否有授课任务,她都要在清晨抵达学校,等待学生到校,检查人数、带学生跑操。
周雪带的是小学低年级的班级,每天午饭时间,她要提前到教室外等候,下课后让学生整队,领着孩子们去食堂排队领餐。期间,她不仅要组织纪律,还要负责帮学生们打饭,陪伴孩子们进食,而后带孩子们回教室午睡。学生午睡期间,班主任们也无法午休,要全程守在教室里,直到学生午睡结束。
在学生吃饭秩序好的情况下,周雪也能跟着一起吃口热乎饭,但孩子们小,磕绊是常事。一有问题,自然而然地会寻求班主任的帮助。一得到消息,班主任们就得赶紧处理,“不然你不知道他们回家会怎么跟家长反馈。”在这样连轴转的事务轮转中,周雪突然发现,不知不觉已经习惯了在抢时间中解决午饭。有时候忙起来,特别是学校布置了一些额外的任务,忙起来不记得吃午饭也是常有的事。
《樱桃琥珀》剧照
在传课授业的本职工作外,周雪这样的班主任,在校时更需要对学生提供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安全看顾。放学后,班主任们整理学生队伍、清点人数,再把学生们安全送出校门。日复一日地沉浸于“班主任”的日常之中,周雪感慨,每天清晨开始,就要一边保证教学质量,一边把学生的日常关怀和安全看护放在心头,往往要一直神经紧绷到傍晚最后一个学生离校,才敢松口气。
节假日,工作转为线上。周雪必须做的一件事,是在家长群里,跟学生家长逐一核对学生是否安全到家。遇到没有回消息的,她单独记录下来,立刻打电话确认情况。千言万语,周雪感慨,作为一个班主任,只有每天闭眼睡去到隔天睁眼醒来这段时间,能完全属于自己。
比起时间被完全占用,更令班主任们焦虑的,是近年来职责边界日渐模糊。一名班主任告诉本刊,在学校的管理链条上,班主任是最后一环。教务处要求学生成绩,德育处要管理纪律,总务处要管理好校园日常卫生,团委要组织学生活动,心理老师要筛查相关学生记录,安全办要组织演练,上级来检查要材料。所有这些,都需要具体负责执行的人,最后汇到同一个出口,也就是当班主任的教师们身上。
《小舍得》剧照
2009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把班主任的职责列为学生思想教育、班级日常管理、班级活动组织、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家校沟通等若干项,几乎覆盖了学生在校的全部生活,却没有配给相应的权限和资源。班主任管不了任课老师,管不了家长的婚姻,也管不了校门口的交通,但这些环节出了事,他们都得进里头淌一遭。
除了活动,还有数不清的“转发与统计”。上级部门下发的各种通知、链接、问卷,经由学校转发到班主任群,再由班主任转发到家长群。家长看不看不知道,但回执和统计必须由班主任收齐。提到对班主任工作的期待,周雪的诉求只有一个:“求求无用的活动少一些,至于转发给学生的一些链接,他们看不看,也别让班主任统计了。”
模糊的责任边界
一名班主任感慨,面对繁杂的责任,对应的是他们弱小的权力和资源:“班主任能调动的资源,通常只有自己的时间和耐心。如果说时间边界的模糊给教师们带来的是疲惫,那责任边界的模糊,则给很多人带来恐惧。”
有班主任提到,学生在校内活动磕碰受伤,班主任需要写情况说明;如果两个学生起了冲突,班主任要先调解安抚,再分别向两边家长解释;班级成绩下滑,班主任会被约谈;学生出现心理危机,班主任在关心学生之余也会担心自己被“尽责审判”,担心自己会被归罪为那个“没有及时发现”的人。因为班主任要关爱学生的心理健康安全,所以有时候学生父母之间的婚姻矛盾,也要班主任去了解甚至协调。
《垫底辣妹》剧照
王乐的记忆中,学校的领导经常说:“如果你们班某一科成绩不好,那可能是科任老师的问题,如果有好几科成绩不好,那就是班主任的问题。”但如果细看这些被压到班主任头上的事务,会发现其中大部分好像都跟“教书”没有直接的关系。
王乐提到,她曾带过一届学生,英语特别好,但其它学科成绩总是很差,她一直找不到原因。别的科任老师向她反馈:这个班的学生上课特别爱说话,特别吵,不听课,不背诵。甚至初二第二学期结束后,物理老师专门去找了领导,说他永远不要再带这个班。校领导没有因为这些投诉批评为难王乐,但在校园里,压力丝丝缕缕地渗透工作的种种细节。
每次考试,学校会把所有老师的名次、所有班级的名次打到大屏幕上开会。排名难看的时候,就会很尴尬,“因为它就代表了你带的班不行。”而班主任除了对自己教的科目负责,还要当各科老师的“调和剂”,“历史老师来找,说学生不背历史,道法老师来找,说学生不背道法,我就要去想办法让学生背。但事实是,我根本无法协调这种关系,但成绩不好,就得我去负责。”王乐说。
《鸣龙少年》剧照
有人无法理解,不过是当班主任,还有额外的钱拿,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都如此“厌烦”。关于班主任补贴,早在1979年,教育部、财政部就曾发布过《关于普通中学和小学班主任津贴试行办法》,其中首次设立班主任津贴,标准中学为5-7元,小学为4-6元。到了2009年,《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则提到,班主任津贴纳入绩效工资管理,分配中要向班主任倾斜,承担超课时工作量的,以超课时补贴发放。
但规定和办法只是建议,并没有全国统一金额,1988年就把定标权下放给了省级,2009年后则进一步变成“在绩效工资总量由地方和学校核定。”这也导致地方执行上,班主任津贴从每月10元到2000元,都有可能。
王乐说,由于自己所在学校是私立性质,所以班主任费在她们当地算高的。她听别的学校同行说,一般是每月三百或五百,而王乐所在的学校,每月给到班主任的费用能多到额外3000元,此外还会附加每周日的晚自习补贴。
不过,即使给了这么多,也留不住人。“我当班主任,也是因为前面的班主任都辞职了,她们干不下去了,有被举报走的,有自己压力大,实在受不了离职的,学生还没抑郁,老师先抑郁了。因为班主任每天的工作量是无形的,就像我现在说不出来我每天要干嘛,但是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事情让我去做。”王乐说,班里的学生出了事,班主任要负首要责任,甚至是全责,所以,这个工作没有办法用金钱去衡量,大家都不愿意上。
《那些回不去的少年时光》剧照
周雪按学生人数拿补贴,平均下来每月比其他老师多250元,她无奈地自陈:“这就是所有的班主任津贴了。这点钱连买金嗓子、交电话费都不够。”更别说那些被不讲理的家长纠缠,血压升高、长结节的情况。
而在这些无法计价的工作里,最消耗人的不是学生,是家长。周雪坦言,“管理学生是一点点累,但跟家长沟通是巨、巨、巨、巨累。”虽然大部分家长比较通情达理,老师愿意真诚交流,但班主任们坦言,只要几位不讲理的家长,就足够耗光他们上完一天班之后剩余的所有精力。用微信、电话沟通时,再生气、再无语都得保持体面,“甚至很多时候老师明明没有任何错,却还要给家长道歉,只为了让家长能冷静地处理问题”。
此前,王乐所在的班级曾发生了一起学生打架事件,被打学生的家长认定自己的孩子遭到了霸凌,要打人的学生道歉赔钱。王乐作为班主任成了中间人,处理调解了整整一个多月。站在班主任的角度,她知道是被打的学生挑起的事端,因此她委婉向学生家长提出是不是可以调解,得饶人处且饶人,结果被对方破口大骂,甚至威胁。王乐说,她当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只能掉眼泪。即使双方都对她不满,她还是得硬着头皮继续处理。而最后,在她的反复周旋下,事情以一个学生转校落幕。
《我,许可》剧照
更荒诞的一件事发生在2025年。一名任课老师动手打了王乐班级的一名学生,家长向当地教育局举报了老师。王乐说,那一个星期,她几乎每天晚上11点多才能回家。她带着领导和那位老师,按学生登记的家庭住址找到学生家。家长始终不愿意见面,他们就天天去,天天求人,“跟当孙子一样”。
最后的结果是,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给学生道歉,学校按规定处理。至于家长因为事发临近中考体测,想要学校从中周旋,让孩子体测成绩考满分的要求,王乐实在无奈,“我真是达不到,教育局也不是我开的啊。”
日常层面的家校消耗则更细密。有家长会不分时间段地给她发消息,让她去问孩子中午在学校吃了什么,为什么校卡刷了那么多钱?也有的家长,让她叮咛孩子多喝水,说自家孩子最近不好好吃饭,需要重点关注。也有家长在她主动告知学生情况时,又反过来要求老师“你以后不要管我孩子了,也不要给我发消息,我一天很忙,孩子在学校交给你们了,你们就得负责,天天找我,我是领了老师的钱吗?”
千人千面。“不管也不行,管了也很奇怪。我永远搞不清楚他们希望我怎么管。”王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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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一种更“无奈”的错位,家长嘴上把教育权完全让渡给老师,“老师,交给你了,他不乖,你随便骂他打他”。但真出了事,第一个被追责的还是班主任。“我真的困惑,你在家里说话他不听,难道我在学校说他就听吗?你在家里不配合我给的建议,难道他来学校几个小时就会改变吗?”
王乐接手现在的班级之前,前一任班主任是被学生“举报”走的。根据王乐所了解到的情况,起因是班里一个学生做了错事,但家长认为是老师没有照顾安抚好孩子,才导致孩子伤害了他人。因此,家长不停地举报班主任,不停地找学校、找教育局,举报了数月。学校最后没有办法,只得换掉了那位班主任。“虽然学校大部分情况下会保护老师,但是老师每天在不停地接受谈话调查、问询,还要写各种各样的报告,心态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根本没有办法安心教学下去。”王乐说。
周雪提到了另一种家长。有学生进校不久就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问题,在课堂上甚至做出过伤害自己的行为。孩子入学时,奶奶跟老师说过孩子“有点自闭”。
因为担心孩子,周雪给其常年在外打工的学生父亲打电话,措辞尽可能委婉。结果,家长非常敏感,认为班主任说他的孩子“有病”,是在侮辱孩子,扬言要去教体局告她的状。周雪至今觉得委屈:“我只是完全不添油加醋地告知家长孩子在校情况,但是家长就受不了了。”周雪说,那个时刻她不光不想当班主任了,“甚至不想当老师了,太累了,心累。当个负责任的班主任,更是累上加累。”
《老师好》剧照
负责本身也成了一种风险。
周雪经历过一次阶段性改变,她自己称之为“沉默是金”。在见过多位以“举报”威胁的家长后,周雪曾经心生退意:“那如果我没有主动跟家长沟通学生问题,他就不会批判我。如果我没有主动反馈学生的不足,他也不会动不动要告老师。”于是后来,面对很多不太好沟通的家长,她下意识用沉默保护自己:“确实不想再付出真心换来抱怨。”
她知道,家长的错误,不应该影响孩子的学习生活。但周雪依然觉得无奈:“孩子是一个家庭的照妖镜,家长不讲理,孩子仗着家长撑腰,也在学校横行霸道,时间长了,老师也很难对这种学生保持平常心。”相似的情况发生几次之后,她不得不采取一些自保的措施。
被改变的性格与生活
倦怠并不只发生在工作时间内。孙溪溪此前上学时,一直被大家说是比较温柔的人。但现在,她跟朋友、家人说话,语气都不自觉地带上了讲台上的那股劲儿。
此前家人问她一件事,她照平常的方式答了一句,但对方愣愣地看着她说:“你为什么这么凶?”她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外甥女有段时间住她家。开始还好,但后来小姑娘学会了察言观色,跟她说:“我感觉我都不敢跟你说话。”她问为什么,孩子说:“不知道,感觉你每次跟我说话,都有一种很不耐烦的语气。”“我自己真的没有意识到我在这个样子。”
她试着分析过这件事。在学生面前,代课老师可以温柔,但班主任是没有办法温柔的。“你会意识到,必须非常严厉地压制住他们,不然就可能会有学生犯很多事,后面全是要你来收拾的麻烦。”
她带小学六年级,班里有些学生已经比她还高,“我不骂他们、不凶一点,他们怎么怕我呢?他们不怕我,就不会听话,我说什么他们都不在乎,也就更不愿意严肃对待课堂和成绩,难道我要温柔地说,宝贝,你再说话老师就要生气了?”
孙溪溪回想当初第一年当老师的时候,也想跟学生处成朋友,不骂人也不凶人。“可我在课堂上连纪律都管不住,他们声音比我还大,我只能求助当时的班主任,到了期末考试,成绩倒数第一,我崩溃大哭,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只能强迫自己去凶。”可代价是,这套语气和表情潜移默化地长在了她的身上,也被她带回了家,“我现在不自觉地就会这样说话,我想改,改不掉。”她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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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班主任很难被体谅。一名班主任诉苦,她的校领导在会议上批评一些女老师:不要每天凶神恶煞地在学校里骂学生。她感到刺痛:“哪一个女生不愿意每天漂漂亮亮、温柔一点?我在学生面前凶神恶煞,是因为我要管理班级。男老师有身高、有体力、有天然的压迫感,女老师有什么?”
工作还在更深处改变着一些人的生活选择。王乐说,自己以前很渴望婚姻,现在仍然渴望恋爱,但不再渴望家庭生活。这份工作让她看透了孩子的不可控,也让她看到了太多顾不上自己孩子的教师同行。“我们学校很多老师带出来的班很优秀,但自己的孩子成绩很差、问题很多,因为时间都用在管理班级和学生上,作为家长没有办法管孩子。”
而她自己,已经五年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双休。每周日晚上,都要回学校上晚自习。作为班主任很难请假,因为一请假,就意味着自己的班级很可能没有人管。
刚开学的那一个月,她睡不着觉,半夜两三点就会突然惊醒,身体疲惫,精神却异常清醒。有一个星期,她每天晚上都拉肚子,没吃任何不干净的东西,“我觉得是心理的原因造成的。”王乐说。
《少年派》剧照
她形成了一个循环,报复性消费和熬夜,也报复性暴饮暴食。两年了, 她在学校基本不吃午饭,因为一上班就没有胃口。晚上没有晚自习,就想出去大吃一顿,周末也把自己吃得很撑。“赚多少花多少,工作以来一分钱没存下。”
去年九月开始,她每天都会打开招聘软件刷一刷,她想辞职,但根本没有合适的工作。不止一个用人方听说她是教师转行,就不再搭理。“因为觉得你好像被学校保护得很好,又爱说理,没什么太强的社会化。”她猜。
她总会在清晨睁眼离开睡眠时,冒出“我不要再干了”的想法,但现实押着她继续向前。有一天早上刚刚6点,她被一条短信吵醒:公积金中心提醒,将扣除贷款两千八百三十四元。“我想辞职,但是短信又提醒我要还款。”疲惫积累到最后,她把指责指向自己,常常觉得自己根本不算一个好老师:“完全没有办法全身心地去育人。”
近些年,王乐又多了一层对职业尊严坍塌的失望。“当老师久了,我感觉自己被全社会厌弃了。”她有一次打车,坐在副驾,前面司机和后排一位做保洁的阿姨聊天。阿姨说:“我最讨厌的就是给老师干活。”司机接了一句:“我也最讨厌接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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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让她难受了很久,“大家称赞的,大多数是那些一心燃烧自己、只为学生着想的完美付出型人格,我为人人,但人人不必为我。”小雪说,她认为有问题的是外界对这个岗位的不理解、不尊重。“别的行业可能是围城,但教育业获得幸福感好难,有时候连基本的公平、尊重都得不到,现在出门我都不愿意说自己是老师,大家的刻板印象会觉得老师等于难缠事多。”
孙溪溪把这种不尊重内化成了对自己的压抑。她本来是个“口无遮拦”的人,朋友圈想发什么发什么。但现在她发一条朋友圈要斟酌再斟酌,有时候前脚发出去,想让朋友看看家长有多过分,后脚又自己删掉,“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偶尔发出来的吐槽,也仅朋友可见。“如果我一直想说,却在公众场合说不出来,那说明这些话说了也没用。只能劝自己,身体最重要。”
即便如此,偶尔也有那些让班主任们留恋这份工作的闪光的时刻。
周雪此前带过一个比较“皮”的女生,她天天替这名学生收拾烂摊子,带着孩子去给其他老师道歉,在她身上花了无数心血。快毕业的时候,这个曾经最不接纳周雪的孩子,发消息给周雪:“老师,对不起,今年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以后可能再也不会遇到像你这样的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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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毕业的学生,冬天特意回来看周雪,带了一封信。信里写:老师,不知道你今年有没有带一个好一点的班,我觉得你去年带我们真的好辛苦,希望你不要再经常生气,对你的身体不好。信里夹着一个毛绒玩具,说希望它能天天陪着周雪。“看着那封信我就在想,原来学生已经看到了我的难,但是领导看不见,家长看不见。”
很多人因为辞不掉班主任的身份,起过辞职的念头,但都被现实按了回去。周雪说,这是她辛辛苦苦考上的工作,不想因为得罪领导还有家长,而断送前程。王乐的理由更物质也更诚实,“我现在没有存款,还有房贷,如果我能找到一份3000块钱、交五险的工作,我都去。”但招聘软件刷了一年多,一无所获。“我不想干这份工作,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该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
孙溪溪对“如果能辞掉”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回答,“我突然觉得,只要当过班主任,你走到社会上好像什么都能干。你可以排节目,可以做调度,可以做管理,可以教书,你还懂心理学,还能写一点东西。最重要的,是可以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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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像是安慰自己,笑了一下,“这算不算这份工作的收获?”但笑完,班主任群的消息很快又弹了出来:请每位班主任为本班写一个XXX解说词,要求“充满热情、激情、活力和感染力。”
她说,“得,你看,又要开始熬夜了。”
(文中人物有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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