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科名尾字为「猴」的生物里,只有猕猴亚科的狒狒属、狮尾狒属、山魈属,其规范中文种名尾字非「猴」?

赵学浩,东亚海域史/都市传说/未解之谜/太阳系第一帅 查看知乎原文

简而言之,“狒狒”其实是清末时,和“猩猩”竞争上岗“红毛猩猩”(Orangutan)的译名失败,退而求其次,当了狒狒(Baboon)的译名。而“山魈”则是“狒狒”译名的衍生物。

首先,“狒狒”和“猩猩”都是我国上古传说中出现的、产自南方的介于猴与人之间的大型类人猿生物。

狒狒,图片来自纪妖网

明代学者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古典记载的这些类人猿划为两个大类,一种是“狒狒”,一种是“猩猩”。

“猩猩”的特点比较简单,“头颜端正,声如儿啼”,而且能懂人意,甚至学人说话。此外还喜欢喝酒,鲜血可以用于染红毛毡,“猩红”一词便来自“猩猩”的传说。

相对于人畜无害的“猩猩”,“狒狒”的形象极其恶劣,往往被描绘为食人生物。

在秦汉时的词典《尔雅》中便有如此记载:

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

晋代郭璞在注释时,认为《山海经》中的“枭羊”,和“赣巨人”都是指“狒狒”,又补充说:

狒狒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睡,见人则笑,笑则上唇掩目。交广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长丈余,俗呼为山都。宋孝建中,獠人进雌雄二头。帝问土人丁銮。 銮曰∶其面似人,红赤色,毛似猕猴,有尾。能人言,如鸟声。善知生死,力负千钧。反踵无膝,睡则倚物。获人则先笑而后食之。猎人因以竹筒贯臂诱之,俟其笑时,抽手以锥钉其唇着额,任其奔驰,候死而取之。发极长,可为头髲。血堪梁靴及绯,饮之使人见鬼也。

李时珍则进一步进行归结,他认为古籍中的“山魈”、“山大人”、“山都”、“山精”、“野人”、“人熊”等等,都是“狒狒”的别名。

这些被归类为“狒狒”的传说中的生物,在上世纪 70-80 年代“神农架野人热”时都被当作了古籍对“野人”的记载

这种说法随着《本草纲目》在东亚的流传,大致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猩猩”的形象更佳,善解人意,而“狒狒”的形象恶劣,更加像猴。

比如说,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能剧《猩猩》,便讲述了善解人意的智慧生物“猩猩”,将一只如涌泉般装满美酒、取之不尽的酒壶赠送给以孝闻名的卖酒者——高风的故事。

能剧《猩猩》

而“狒狒”则经常是日本传说中,经常作为长着“日本猕猴”头的猴头人的形象,掠夺妇女、杀人食用,成为各种英雄人物讨伐的对象。

月冈芳年的《岩見重太郎 狒々退治》,岩見重太郎被认为是大阪之役中,丰臣一方的将领“薄田兼相”的曾用名
歌川国芳绘制的浮世绘《铁笛仙马麟》,正在和高廉召唤的妖怪“狒狒”搏斗

至于最早将古典中的“猩猩”和“狒狒”和现实中的类人猿联系起来的,是苏格兰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在 1807 年作为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来到广州,为了方便传教,他在受洗的中国信徒的帮助下,开始编辑《华英字典》,并在 1823 年起陆续付梓。他在书中写到:

sing-sing,猩猩,orang-outang

“orang-outang”也就是“Orang utan”,在马来语中有“森林人”之意,即红毛猩猩。

而“Baboon”(狒狒)则被归类为“禺类”(猴子),没有特别的对应译名。

虽然马礼逊将“猩猩”和“Orang utan”挂上了钩,其子马儒翰、马理生却未必同意。兄弟俩在整理父亲的遗稿为《外国史略》时,在“苏门他拉”词条下,将“Orang utan”改译成了“狒狒”。

“耕田以水牛,林多象、犀、虎、猴、狒狒”

由于魏源在 1852 年修订出版百卷本《海国图志》时,大量引用《外国史略》的内容,所以清末的部分有识之士,很长一段时间更偏向于将“狒狒”作为“红毛猩猩”的译名。

《国粹画报》1908 年

而“狒狒”和“猩猩”的竞争上岗,发生在隔壁的日本,“面试官”则是博物学家、官员田中芳男。

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1871 年,日本建立了文部省博物局,由田中芳男主持工作。

田中芳男(1838-1916)

田中芳男有着构建“大博物学”的构想,他是兰学家出身,因此倾向于使用汉字来翻译各自动植物、矿产的名称。

之前小部分日本学者根据《海国图志》将“Orang utan”翻译成了"狒狒",田中芳男和同僚在 1872 年编辑小学用挂图《博物图》时,没有采纳。

他们采信的动物名称,主要参考的是美国新教传教士卫三畏编辑的词典《英华韵府》中采用的汉字。而《英华韵府》又是根据马礼逊的《华英字典》所作,自然将“Orang utan”(orang-outang)翻译成了“猩猩”。

此外,当时的欧洲除了直布罗陀有少量猕猴外,本土没有灵长类动物,在 18-19 世纪,大部分欧洲人接触的典型的猴子,其实是在殖民非洲时,带回来的几种“Baboon”(狒狒)。所以各种著作往往都以“狒狒”作为灵长类动物的典型,并且认为狒狒比猕猴更加像人。

19 世纪德国图书中的狒狒

因为“猩猩”已经成了“Orang utan”的译名,而日本本土的猕猴又被写作汉字“猿”。田中芳男当然熟悉《本草纲目》和其他汉籍,知道“猩猩”和“狒狒”的名称由来。田中芳男和同事们便将介于“猩猩”和“猿”之间的传说中的生物“狒狒”当作了“Baboon”的译名。

时至今日,日本的学校虽然不再教“狒狒”的汉字,但是仍旧采用汉字音读称之为“ヒヒ”(Hihi)。

因此,在日本文部省博物局的推广下,“猩猩”和“狒狒”的译名确定了下来。“黑猩猩”和“大猩猩”其实也是以此类推的日文汉字标记,只是读音采用音译。现代日本人嫌汉字麻烦,所以直接根据读音,写成了“チンパンジー”、“ゴリラ”。

不过,当时“Mandrill”(山魈)被欧洲博物学家算作“狒狒属”的一种动物,既然是一种狒狒,博物局也没心思专门起汉字名称,便只是音译为“マンドリル”。

山魈(Mandrill)

因为日本博物局已经有了翻译成果,而且一部分翻译也是采用自西方传教士,乃至清朝的学者李善兰等人的成果,所以清末很多西方雇员和赴日留学生,都不太见外的使用日本博物局采用的汉字译名。

比如 1892 年江南制造局的英国翻译傅兰雅(John Fryer)的短文《兽有百种论》,多少参考了日本当时的翻译成果,也写道:“猩猩,亦名林中野人。”

至于对于“狒狒”译名一锤定音,并且确定了“山魈”、“山都”译名的,则是民国时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动物学大辞典》。

《动物学大辞典》初版于 1923 年,主编为商务印书馆理化部主任杜亚泉,及杜就田、吴德亮、凌昌焕、许家庆等几位同僚。

杜亚泉是科学翻译界的先驱人物,在 1900 年起便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亚泉杂志》,后来长期作为《东方》杂志的主编,并且翻译了大量小学用科学类书籍。《动物学大辞典》是其十多年来苦心编辑自英文、德文、日文著作的成果。

杜亚泉(1873 年—1933),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现在属于上虞市),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

《动物学大辞典》大致也延续了杜亚泉的“调和主义”的思想,他在“凡例”中解释说,他和同僚在沿用东西洋译名的基础上,尽量采用中国已有的动物通用名,而没有名称的动物,大都是尽量追求译名简练,或者是“固有名称附之新意”。

杜亚泉翻译《动物学大辞典》时,国内的“猩猩”、“狒狒”的认知大致已经和现代相同,所以杜亚泉也没因为这是日本传来的译法,就另择别译,而是“调和主义”的进行接受。

至于在“狒狒”词条下详细介绍的“Mandrill”(山魈,彩面狒狒)和“Chacma baboon”(山都,豚尾狒狒),当时都是当时“狒狒属”的明星物种。

《动物学大辞典》

“Mandrill”,本意是“类似人类的动物”,是世界上最大的猴,虽然当时被算作一种狒狒,但是长得和其他几种狒狒略有差距,缺乏代表性。“Chacma baboon”则和其他狒狒长得类似,体型又最大,因此是“狒狒”的代表。

杜亚泉和同僚将“Mandrill”翻译成了“山魈”,“chacma baboon”翻译成了“山都”,主要也是延续了《本草纲目》的古典分类法,也就是“山魈”和“山都”都是一种“狒狒”。

“山魈”,时珍曰︰按《方舆志》云︰狒狒,西蜀及处州山中亦有之,呼为人熊。人亦食其掌,剥其皮。闽中沙县幼山有之,长丈馀,逢人则笑,呼为山大人,或曰野人及山魈也。
……邓德明《南康记》云︰山都,形如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目,开口如笑。好在深涧中翻石,觅蟹食之。珍按︰邓氏所说,与《北山经》之山犭军 ,《述异记》之山都,《永嘉记》之山鬼,《神异经》之山𤢖,《玄中记》之山精,《海录碎事》之山丈,《文字指归》之旱魃,《搜神记》俱相类,乃山怪也。
“狒狒”附录“山都”:时珍曰︰任昉《述异记》云︰南康有神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馀,黑色,赤目黄发。深山树中作窠,状如鸟卵,高三尺馀,内甚光彩,体质轻虚,以鸟毛为褥,二枚相连,上雄下雌。能变化隐形,罕睹其状,若木客、山𤢖之类也。

“山魈”在《本草纲目》里其实很没牌面,连个详细介绍都没有。在《动物学大辞典》却成了当时的狒狒属头牌网红生物“Mandrill”的译名,这则与编辑出身地有关。

杜亚泉是浙江上虞人,而“山魈”是吴越一带山区民间信仰中相当受到重视的一个神兽复合型的山鬼,是独足兽夔和其他灵长类“妖怪”的结合体,浙江尤其是古代崇奉山魈信仰较为普遍的一个地区,杭州人袁枚在《子不语·缚山魈》中写道:

门外有怪,头戴红纬帽,黑瘦如猴,颈下绿毛茸茸然,以一足跳跃而至。见诸客方饮,大笑去,声如裂竹。人皆指为山魈,不敢近前。

而勾魂使者“白无常”的形象,便是受到了“山魈”传说影响而诞生,并且流行于全国的,所以杜亚泉当然觉得“山魈”名气最大,便当做了“Mandrill”的译名。

而《本草纲目》里着墨比较多、古籍中代表性的“狒狒”——“山都”,则被杜亚泉当做了狒狒属的典型物种“豚尾狒狒”(chacma baboon)的译名。

豚尾狒狒,山都(Chacma baboon)

至于“黄狒”、“黑狒”则分别指“草原狒狒”、“几内亚狒狒”,因为外文介绍太少,且没有图,所以杜亚泉也没用“山犭军”、“山𤢖”之类作为译名,进行介绍。

而“鬼狒”的译名则被延续下来,只是现在和“山魈”一起被划归为“山魈属”,不再被当做一种狒狒。

杜亚泉的《动物学大辞典》相当具有影响力,民国时很多科普书籍、报刊都是从中选择词条,配图进行介绍。除非是觉得名称不太适合,一般动物学家也会沿用杜亚泉采用的译名。

比如 1937 年,周建人和王云五编辑的《哺乳动物图谱》一书中,则将山魈和狒狒进行了并列,或许当时分类型有所更新,已经有科学家质疑“山魈”不属于“狒狒”,所以周建人才说“山魈是一种和狒狒相近的动物”。

而“山都”的译名由于缺乏辨识度,现在其实较少使用,我小时候尚在动物园见过“山都”的标牌,觉得它名字好高大上,不知是什么动物,但是直到写本文前,才知道是“猪尾巴”狒狒(悲)……

至于“狮尾狒”(gelada baboon),起码在早在 1954 年,人类学家刘咸的《猴与猿》一书中便有提及,可能是沿用民国旧译。直到 1979 年,科学家才将狮尾狒从狒狒属划出,单列为“狮尾狒属”。

狮尾狒

确凿的证据要到分子系统发生学的出现,改变大众对旧有动物分类的认识。上世纪 90 年代,科学家分析遗传分子差异才发现,相对于狒狒属,山魈属、狮尾狒属都和白眉猴属亲缘关系更近,而过去和白眉猴划为一属的冠白睑猴,才是狒狒属的亲戚。

这才导致了题目所说的,科名尾字为“猴”的生物里,只有猕猴亚科的狒狒属、狮尾狒属、山魈属,其规范中文种名尾字非“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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