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辽、金、西夏有哪些有趣的冷知识?

安金翎,坐底核潜艇 查看知乎原文

西夏的遗民群体,生命力之顽强远超当代人想象,在西夏亡国后,仍然将他们独有的文字与文化维持了很久。

13 世纪的蒙古征服,虽然统一了四分五裂数个世纪的中国各地,但其作为异族,并未有效改变晚唐以来多个不同民族入据中国、与汉人杂居的混乱局面。中国真正再次全面汉化,是从 14 世纪后半叶,明朝高举“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旗帜,重建大一统汉人政权开始的。

这其中,西夏遗民是一个当代人关注较多的案例。大量传世文献和含有西夏文字的文物能证明,在 1227 年西夏灭亡后,蒙元治下仍有众多保持原有文化特征的西夏遗民。但入明以后,这些人在传世汉文史料里的露面便少了很多。

但这并非毫无线索。在明朝从初年起的强制同化政策下,西夏遗民所使用文字广泛改用汉文,难以把握其认同及文化状况;而若能看到西夏文应用记录,还可推断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保存着特有语言、族裔认同。明代含有西夏文的文物,在近现代面世次数寥寥无几,很可能不超过五次。因此完全能猜测,比起元代来,西夏遗民在明代,也和其他大量非汉人一样,规模迅速缩减,最终消失。即使如此,这几次发现的明代西夏文文物,时间跨度仍可能延续到明代晚期,令人惊叹。

以下用时间分期,简要介绍这几次文物发现,从中或可折射出明代西夏遗民自我认同、文化特征的些许变迁表现。欢迎读者补充其他案例。

一、明代早期

故宫博物院现藏有一部西夏文刻印本《高王观世音经》。经卷内容表明其系明朝初年能仁寺的僧侣发愿、众多西夏遗民捐资刻印,号称印刷千套,今仅存此一部,根据经卷上的后世题款及朱印,可证明曾为近代收藏家所有。能仁寺,是北京一所始建于元代的著名藏传佛寺,明清两代多次维修;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逐渐荒废,2001 年连同其所在社区能仁胡同被全部拆除。

经文本身是宗教内容,与经卷出品时的世俗信息关联不多;经卷后附有一段发愿文,详细列出了该经的刻印时间及相关负责人、捐资人的名字,可以说是这份文献最有价值的部分。以下是发愿文的一个译本:

卷首版画,出处文章同下引文注释
今闻:如来出世,恤治四生恼病;菩萨重现,光照三界愚暗。观世音菩萨者,誓愿深广,与大海水相匹;罔极救苦,与须弥山等高。敬写则必定神现,受持有殑沙之福。苏勒柔丞思,心重大法。此经多有神功,听闻心生实信。乃舍净钱,请写者新开印版,敬印千部布施世人。以此善根,四恩普报,三有遍益。渡离生死苦海,全了一乘真义。依凭大觉妙缘,得证涅槃胜果。惟愿:当今皇帝与来万岁,皇子太子经见千秋。国本坚固,民庶当安。文武臣僚,与行忠正。又愿:有恩父母,永当吉祥;法界贤在,佛道当成。大明朝壬子宣德五年正月十五日。发愿者缘旦监剉与众友施舍体己净钱令刻者。𠼪讹亦儿坚大都督。𠼪讹庙监、𠼪讹卧来、𠼪讹氏知儿哈实哩、野货斯义、野货不花歹、野货恰巴克帖木儿、野货丁保、並尚卡剌张、多把拉、多桑那延、多哩疙瘩不花、李忙该、李部歹、安郭斗智、安那延帖木儿、乃马得楚里嘎、王依迦、王杜疙瘩敢、平不花帖木儿、讹义剌达花赤、讹义剌扎义、讹义剌达兰、讹义剌八部迦等处处围绕。法界内一切有情,现在灾害禁断,谗舌毁坏以及身死时往生与最乐净土内往生。能仁周彦陵刻印。[1]

(明宣宗)宣德五年,即 1430 年,不过按照干支列表,该年实际并非壬子年,而是庚戌年。

这里的发愿者“缘旦监剉(cuò)”是史书有载的藏传佛教僧人,现在的通行译法是“云丹嘉措”——是否觉得有些眼熟?没错,生活在明朝后期的四世达赖,法名也是这个藏语名字,意译“功德海”。但须注意,当时藏传佛教僧人的法名使用藏语或梵语名字,是常见情形,不宜直接认定其出身藏族。

再看数十位捐资人的名字,清一色使用党项姓 / 汉姓+蒙古名的格式,这是元代上层西夏遗民的常见做法,自然是出于贴近蒙古统治者的动机。按理他们在明朝并不需要延续这种态度,但或许也是惯性所致。本经卷出品距明朝洪武二十年(1386)平辽东统一全国并不远;明初首都在南京,永乐元年(1403)开始准备迁至元故都北京,十九年正式迁都。因此可以想象,此经刻印时,相关西夏僧俗遗民并未在明朝京城生活太久,仍可能惯性保留受蒙古影响的文化状态。然而,发愿文中有恭祝“当今皇帝”等对象的习用语,不难猜测这些西夏遗民身处此刻皇都,已接受了明朝坐天下的现实。

二、明代中期

1962 年,河北省的文物工作队,于保定市区北郊韩庄一处据称毁于 20 世纪前半叶(或即为抗战期间)的寺院遗址,发掘出两座石质经幢(chuáng),其表面均刻文字,可识别者大部分为西夏文,但铭文标注的最晚年限为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将当时认知的西夏文最晚明确记录后推了一个半世纪。至今,这两座经幢也是公众认知中的最晚西夏文文物。原件现存保定市莲池公园。

引自微信公众号“金石契”2021 年 3 月 13 日文章《西夏佛影》

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经幢。

“经幢”是唐代兴起的一种佛教建筑形式,主要是指刻有佛经的八角形石柱,少数是六角形或四方形的石碑,也有极少数为十六面体或圆柱体。因为所刻内容大多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通常称为“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所以这些碑柱被简称为“尊胜经幢”或“经幢”。唐宋之际,一度出现天下州县无不奉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的盛况。元代以后“经幢”逐渐没落,但明清时期仍有雕造,现在全国各地保存有许多经幢实例。

“经幢”的诞生与《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直接有关。该经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九卷密教部经典之列,乃密教经典之一,系释迦牟尼为解救善住天子即将面临短命寿终,受畜身、地狱等苦难而说,篇幅并不长,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意译部分,叙述释迦牟尼说《佛顶尊胜陀罗尼》的原委,同时极力称赞此陀罗尼的威力神效,并且教授持诵之法;一是音译部分,则系《尊胜陀罗尼》。后世最通行的佛陀波利译本,经文有 2655 字,《尊胜陀罗尼》仅 326 字,是经中最重要的部分。现存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经文略】

文中称倘若有人书写此陀罗尼,把书写的经文放置在高处,“安高幢上,或安高山或安楼上,乃至安置窣堵波中”,则不仅个人的所有罪孽都将一笔勾销,而且还能感化过往行人。任何人只要接近或见到此陀罗尼,甚至只要书写着此陀罗尼经的高幢的影子映到身上,乃至于幢上的灰尘偶然飘落在身上,则此人亦得以净除一切恶业。这就是著名的“尘沾影覆”的典故。于是朝野上下,四海内外,纷纷建幢,时时供养。建造尊胜陀罗尼经幢的行为绵延千年而不绝。

经幢往往竖立在通衢大道、高山之巅、寺院或墓地以及官署、家中等等。其中被放置在坟墓之旁,或坟墓之内者,称为“墓幢”或“坟幢”。经幢多数被作为“坟幢”之用,意在救渡墓主免于地狱、恶道之苦。保定西夏文石幢,就是为死去的寺僧所立的“坟幢”,在不可以数计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中,其特殊性仅在于是用少数民族语言西夏文书写的,与西夏遗民有关,如此而已。[2]

翻译铭文可知,这两座功用近似墓碑的宗教建筑,是为明孝宗弘治十四、十五年本地寺院两名去世的僧人设立,由住持牵头建成,并集合了八十多位佛教信徒捐资。但和全国无数经幢相比,它们无论是使用西夏文这一基本性质,还是铭文中经文以外的世俗信息,都足以使当代人窥见彼时西夏遗民小社群之一斑。

两幢均为八面体柱形碑,每幢正面顶部均刻有完全相同的西夏文大字标题“胜相幢”,作为自名;每幢均在正面刻有墓主身份、时间、地点、修建工程参与者等信息,随后用约六面篇幅刻西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内容,并在结尾刻有经文书写人的名字,以及开列建幢所有捐资人的姓名。

按考古学编号,一号幢正面(第 1 面)标题下、经文前的西夏字正文翻译如下:

大明弘治十四年,兴善寺院内沙弥班丹朵只四月二十四日命终。十五年修造此幢,命写刻《胜相总持》毕。造幢者:並尚吒失领占。[3]

同是第 1 面,第 4 行刻有汉文“镇阳毕从刊”五字[4],观察另一座经幢可知这应为刻工姓名及乡籍。“刊”在此即“刻(石)”之意。

第 7 面第 1 行则刻有西夏文小字,译为:

书者:诸金圣佛寺格坚失里书。[5]

二号幢的内容整体与一号幢大同小异。其中第 1 面标题下、经文前亦有西夏文题款:

今此大明弘治十五年,兴善寺院内,城外再北方四里处地界上塔院墓内,孰臼师二月六日身故。九月二十日修造此幢,命写刻《胜相总持》毕。造幢者:並尚吒失领占。[6]

同是第 1 面,末端(即最左侧)有汉文题记:

大明弘治十五年十月 日住持吒失领占建立。镇阳毕景昌、毕恭镌。
二号幢第 1 面拓片。引自微信公众号“金石契”2021 年 3 月 13 日文章《西夏佛影》

第 7 面第 3 行与一号幢类似,刻有西夏文小字:

书者:诸金圣佛寺比丘⋯⋯[7]

两座经幢各自都在最后一面(第 8 面)以西夏文刻捐资人的姓名。姓名无重复,合计约八十余人。现将捐资者名单译文简列如下:

这八十多人中,包括男女,僧俗,姓名,法号,复姓和单姓。他们都属于西夏番姓之列。所谓番姓,即西夏以党项羌为主的非汉人姓氏。所记八十余人当是西夏番人居住在保定的一个集体,这些人应是这个集体中有名望的人物。他们居住的地方,据一号幢第 25 行(即第八面的第 1 行)1—9 字,字译为 “保定府兴善寺众内居”,即“居住在保定府兴善寺众内”。

……

以下就所记西夏人姓氏依次译释,姓氏前所加宗教称谓,因与识别西夏人姓氏无关,均从略。

索那三人
高三人
高氏一人
赵一人
咩屈氏三人
𠺘尚氏一人
罗十二人
梁三人
梁氏三人
西壁五人
西壁氏四人
都五人
旺四人
昊五人
耶三人
平尚二人
平尚氏四人
以“孝”为名的四人
夏四人
𠼪罗三人
咩铭氏一人
李一人
瑞誐氏一人
嵬名氏一人
此外有:
以“慧”为法号的十一人
称“比丘师”的一人

以上共八十余人(尚有少数,因字迹不清未计入)。其中女性十九人(妇女姓氏后加一“氏”字)、复姓三十一人。这些姓氏,有的曾见于史籍、碑刻,以及佛经题款上。嵬名是西夏主李元昊的姓,西壁是有名的西壁太傅的姓,罗、梁两姓也是西夏统治者皇室外戚的大姓。傅、高、石、都、赵,亦有史籍可查。[8]

此外,名单上个别捐资者姓名前,刻有明代官衔名称“指挥”、“荣禄大夫”、“都指挥”。[9]

住持法名“吒失领占”系藏语音译词,现代译法是“扎西仁钦”,意译“吉祥宝”,恰与故宫所藏经卷上僧人法号同式,可见发愿刻经的“缘旦监剉”确有可能是党项人而非西藏人。不过保定经幢这里,住持还在法名前加党项俗姓“並尚”(与幢末多位捐资人同姓),这应当是元明时期党项僧人的常见习惯。一号幢墓主名字结合今译法及元明译法,构拟译为“班丹朵只”,同样是藏语名字,意译“具德金刚”;二号幢墓主则未写明法号,仅有党项俗姓,暂未见西夏国人正式汉译法,通过旁证构拟译为“孰臼”;一号幢铭文书写者名字暂未能见到西夏人使用实证,以蒙古语推断译为“格坚失里”。此外,经幢末尾捐资人名单,有多人使用“慧×”格式法名,即汉传佛教僧人法名格式,不排除是西夏遗民中修行汉传佛教的僧侣。

学者牛达生曾经作出如下定义:

所谓西夏遗民,并不包括西夏境内的所有民族,而是专指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元代,他们被称为河西人、唐兀人等。[10]

但现在看,这个定义用于社会学研究时未必尽确。经幢铭文上的人名,男女、僧俗、官民齐全;只是其中有多个姓氏为汉姓,并且包括史书有载的西夏境内若干汉人姓氏,如两任君主夏毅宗(李谅祚)、惠宗(李秉常)正妻均出身梁氏。结合他们在经幢末尾与党项人一同留下西夏文姓名,就可以确定,他们长期与西夏党项人在社会生活、利益关系上结为一体,虽是汉人,但更认同西夏党项人的文化;并非单纯的汉人,而是番化汉人。因此,西夏遗民这一概念不宜仅包括西夏党项人,还应包括与其一体的那部分有西夏历史渊源的汉人(或许还有其他民族)。而经幢正面留名的三位刻工均取汉姓名,使用汉文,也并未自称家在“保定府兴善寺院内居”云云,仅使用地望称“镇阳”(应是“镇州之阳”简称,以《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真定府”条知镇州即真定,今称正定[11]),不难想象,刻工们除了来自异地,也与捐资建幢的汉人非属同一社群、文化体系,看似同族,实成陌路。

这批西夏遗民还有一个特点:他们多数并不使用故宫经卷那种蒙古名,而是沿用党项名;其中汉人使用汉名,可能有人使用西夏风格的番名。看来元代西夏遗民一定程度的蒙古化,首先存在于上层,底层则一时间尚惯性维持西夏文化习俗。

保定并非西夏故地,更非元代首都及陪都,存在西夏遗民社群,或许令人不解。然而这是有迹可循的。西夏、西域、中亚等地被蒙古征服后,这些被归类为“色目人”的当地族裔大批编入蒙军,驻防中国各地。更有众多色目上层成为元廷文武官员,或居京城,或出仕地方。保定作为元帝国京城大都(今北京)西南方向的重要据点,有河西(唐兀)驻军不足为奇。

而明朝以民族主义相号召,完成统一后,凭汉人夺回政治主导权的优势,开始实施强制同化,以解决从晚唐五代起 400~600 年来的异族入据、南北方割裂问题,重建大一统。如经常被引用的明开国时所订《大明律》卷六《户律 · 婚姻》“蒙古色目人婚姻”条正文:

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丈(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然而落实起来,这个问题不会立刻解决,需要花较长的时间,如同秦始皇推行的大一统直到汉世宗朝才基本完工。从保定经幢可见,在明迁都北京八十年后的京畿重镇,仍有一批西夏遗民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以特殊宗教为文化纽带。甚至这也不是终点,且不说保定西夏遗民很可能在后续一段时间内再维持其原状,从后文可见,各地保持自我认同的西夏遗民,大概截至晚明还有余绪。另外,政策的执行并非所有时候都激进严厉:从个别捐资人享有“荣禄大夫”、“都指挥”这样的荣誉职衔或正式武官职务(同类官衔故宫经卷上亦有)来看,保定的西夏遗民社群,在明代仍具备一定势力,其上层能被明廷委任官职。也就是说,明朝的强制同化不是严格压制,而是软硬兼施。

只不过,在由汉文化完全主导、较为宽松的社会氛围里,西夏遗民的文化必然变动越来越大。在西夏甚至元代,西夏文对年号的译法通常使用意译;而上述明朝两例文物,均照搬当时年号的汉语发音,虽然国名“明”字都仍以西夏字“光明”意译之。对官职名,无论是故宫藏经上“都督”二字,还是保定经幢上“荣禄大夫”、“都指挥”称谓,也都直接音译汉词。作为对照,西夏时期编纂的著名出土夏汉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内西夏文“指挥”一词系意译汉语词。不妨合理推断,入明以后西夏遗民使用的党项语,越来越多地吸收汉语词,越来越接近汉语,西夏遗民渐渐放弃党项语、西夏文,改用地位强势的汉语文;除少量正史有传、自藏家谱的家族对祖上身份可能稍有记忆外,也就从族群认同到语言文化完全变成了汉人。

三、明代晚期

学者陈寅恪曾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写给同仁胡适的书信中,提及他在德国见过含西夏文的明代文物:

适之先生:顷偷读
大著销释真空宝卷跋,考证周密,敬服之至。柏林图书馆藏甘珠尔为德税务司购自中国者,据云为万历时写本。弟见其上有西夏字,而
公谓此卷为万历时所书,适与西夏文书同地发见,则彼时西夏文或尚有人通解,此重公案,尚待勘定也。
……[12]

次年,他在公开出版期刊中再提此事:

又今日所见西夏文字之石刻及经典,其镌造雕印多在元代,实西夏已灭之后。据此可知西夏之国虽亡,而通解其文字者犹众。独至何时其文字始无人能读,殊不易考知。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甘珠尔,据称为明万历时写本。寅恪见其上偶有西夏文字。又与此佛母孔雀明王经及其他西夏文字佛典同发见者,有中文销释真空宝卷写本一卷。据胡君适跋文考定为明万历以后之作。又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贰陆“黄氏千顷斋藏书记”云:

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子孔度屡见许,而不可得。

以庆阳地望准之,李氏仍藏有西夏实录之原本或译本,自为可能之事。以钱氏所述言之,亦与明万历时代相近。故综此三事观之,则明神宗之世,西夏文字书籍,其遗存于西北者,当不甚少,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之人欤?[13]

明神宗万历年间,即 1573~1620 年,已是明朝后期。

上述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等与在德国所见者并非同批文物。在他读到经卷的 20 世纪上半叶,国内局势动荡,难寻年款明确的文物证实有通晓西夏文的晚明人,包括提到的德藏写经,至今仍有待进一步知悉。但解放后,前述留存国内的经卷、经幢相继披露,至少证实明代前中期确有通晓西夏文之人,陈的猜测不是无中生有。

四、时间分期模糊的明代西夏文文物

近代以来,西夏文文书的集中发现有两次,除 1908 年俄人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盗走大批文献外,另一次是 1917 年宁夏灵武县在整修城墙时出土一批西夏文佛经。在动荡时局下,这批文物难免流失,但仍有百余册于 1929 年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今称中国国家图书馆)。2003 年馆方开始全面修复这批西夏文经书,在逐层揭起封皮裱糊纸时,发现这些裱糊纸不全是无字素纸,有一部分是汉文佛道二教经书残页。馆方判定,这部分汉文文献都是明代刊写,但均无确切纪年,或许是在损坏后被用来裱糊尚且完整的经书。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编号为 xix3.15-1 拆自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上的明写本《李耳卜写经题记》。该残片存汉文 4 行,行字不等,共 44 字。但是观察文书图版,在这 4 行汉文前还有一行未录出的 7 个西夏文字,对应的汉字为“佛皆非夜暗字杂”,这说明灵武的西夏遗民在明代时还在使用西夏文。[14]
《李耳卜写经题记》,观其汉文、西夏文笔意应为同一人书写。西夏文第二字较小,以西夏文行文规律系与前一字相拼,用于音译。引自林世田主编《国家图书馆藏西夏文献中汉文文献释录》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70 页

另一种近代发现的疑为明代西夏文文献,是据称出自河北定州一所寺院的佛像腹中的《十王经》残本,后由晚清遗老、学者罗振玉购得,但经书、寺院、佛像等相关文物目前均无法寻获,不过学者王静如 30 年代曾留下该文物的照片及相关描述。推测该经卷实际上是用近代以前(或元或明?)的西夏文雕版在民国时期重新印刷的,雕版原件难免有损,故印刷质量不理想。

出处文章同下引文注释
此经印造粗劣,纸墨颇似近代,虽其边栏行字有似元刻,而雕板较早印造极晚者有之。观其第一页刻板剥蚀,及末数页颂语字体损坏,皆非印刷之欠精,实为原板雕字脱落所致(末数页字仅存上半者,非纸残缺,乃雕字剥蚀,经纸固仍能容一字有余也)。按板损如是之深,则印刷年代,不待吾人详究佛像建造之年月,亦可定为不出明清也。昔斯坦因发掘黑水(西夏之镇燕军)曾检得明代瓷器无算,馆中所购西夏文藏经复与明万历后写书同束,则明代寺院尚有藏元刊西夏文经典者,为数当不甚少(余为此论,非认定明时仍有雕刻西夏大藏经板之举,以馆中购入西夏藏经,题跋原文俱有元代刊刻年月,且有元王古《圣教标目》千字文芳号已详于拙著《河西字藏经雕板考》中)。此经不似夏、元纸墨正与雕板损坏,为晚近仍有收藏之绝证;唯明清内地僧徒,能识河西字,宁非怪事!(陈寅恪先生为余所草《西夏研究》序曰柏林图书馆藏藏文甘殊尔据称明万历时写,而其上偶有西夏字,则时或有识者与?)然若按佛教素以珍视难识经典为神秘,则或亦因不识其字而特为印传耳。[15]

灵武在唐代称为灵州,是西套平原(宁夏平原)地区当时的首城,西夏初期亦一度定为统治中心,直到太宗(李德明)期间才迁至兴州(景宗李元昊称帝后更名兴庆府,即今银川);作为西夏故地,当地佛寺明代仍藏有西夏文经书,合情合理。定州就在前文所述保定以南不远,或不能排除当地亦有西夏遗民僧徒,甚至与唐兀驻军有关。但 20 世纪 30 年代,受限于材料匮乏,学界对元灭后的西夏遗民及其语言文字无以探寻,研究者对相关线索持疑虑态度,有情可原。

五、其他

上述明代西夏文文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全都属于佛教文物,并且看来很大成份是藏传佛教。西夏的佛教不仅是汉区固有的汉传佛教,还引入了一定规模的藏传佛教,开向汉区输入藏传佛教之先。或可猜测,西夏灭亡后,藏传佛教在西夏遗民信仰里占比越来越大,甚至被视为其主流特征。这一点倒是有些像 9 世纪以后的埃及科普特人,作为非主流族群,围绕着科普特基督教维系认同,其使用的埃及语,社会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小,直至仅供宗教使用。

依附于藏传佛教的西夏遗民,至少在元代佛教界仍有相当分量。如著名的居庸关云台,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作为过街塔台基而落成,其门洞内壁用西夏文等六种文字刻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及“造塔功德记”,据铭文年款记录其刻写于至正五年,即 1345 年(六年后,红巾军起义点燃,席卷大片地区,元帝国的统治开始坍塌),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所知有明确年代的最晚西夏文文物。按现代翻译考证,此六体经文与保定经幢上的经文大致相同,可见宗教脉络一以贯之。

元代西夏遗民不仅留下宗教文物,还在大量传世史书乃至世俗西夏文文物中出现,虽然主要聚焦于若干贵族家系。仅《元史》有传记的唐兀人,不含附传,就有三十多人。至于文物,试举两例:目前存放于保定莲池公园的前述西夏文经幢,旁边就陈列有迁来集中保护的另一本地文物“老索神道碑”,记录了一个姓氏为“老索”的西夏党项家族在元代保定任地方官的史实,年款记录刻于元至正十年(1350)。另外,同在河北省,大名县 2013 年出土了一座墓志碑,是为归附蒙古的西夏遗民小李钤(qián)部(史书又写作昔里钤部)而立。碑分两面,一面有包括标题及墓志铭的汉文 500 余字,落款时间是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即 1278 年,属元代前期。另一面仅刻有两行西夏文:

田氏夫人阿母
小李钤部大人[16]

上述两例在传世史料中或偶提一句,或有其传记;作为早早加入蒙古统治集团的党项人,他们已在文化上尽量靠拢蒙古人,有的后代使用蒙古名,语言文字上的西夏文使用能力也开始“用进废退”。但小李钤部的后人为其立碑时,仍用水平已不甚高的西夏文简单刻上名号。

前面提到,明廷对唐兀人等色目人口软硬兼施,这些进入史书的党项贵族世系,至少是其中一部分,入明后仍有记载其继续为官的史料。但这些脱离特定地域西夏遗民社群、仅以官员身份出现在某地的个别上层家系,基本浓缩了明代汉文史料中西夏遗民的主要内容,最终也越来越沉寂。

有个案例值得一提。河北晋州市有一座似早已在地方志中录有不完整文本的《晋州重修儒学明伦堂记》石碑,2008 年残碎的原碑与其它多块跨度从元至清的残碑一同出土;该碑整体修复后,迁至晋州市魏徵公园内的魏徵祠保存。2022 年有学者发现该碑有“西夏李蕡(fén)”字样,遂研究披露于世。此字样在碑文末年款及署名部分:

大明万历□□□次戊寅冬十一月之吉□
大明晋州知州怀宁容若玉,判官西夏李蕡,吏目沁州刘邦奇,儒学学正博兴王汝翰,训导□□□、王历,督工官曹□、姚灿、张□□ 敬立[17]

万历戊寅年,按干支纪年表推算即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西夏李蕡”四字,似说明此人系西夏遗民。但上下文其他人名,均使用人名前加地名格式,以此类推,此处“西夏”二字更可能仅仅是表示署名者的出身地域。另清康熙年间《晋州志 · 官僚》“明通判”条及民国时期《晋县志 · 官察》“判官”条,可知明万历年间确有李蕡此人,原籍陕西行省宁夏卫。因此,其人为西夏王畿故地出身,至于自我认同是否为西夏遗民,或文化特征如何,则孤证难以探究。

最后,还需要排查另一种可能性,即作为紧邻藏区的国家,西夏灭亡后,党项人是否会逃入藏区。

从 20 世纪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是,藏区南部边境附近的夏尔巴人、以及四川藏区的木雅人,是西夏亡国后迁入藏区的党项难民后裔,特别是木雅人的语言和西夏文文献里的党项语有颇多相似处,其居住地又在唐代党项人起初的游牧场所左近。但语言层面有联系不代表必然存在时间先后的继承关系,无法排除的可能性是,木雅人或许是唐代党项人逃离故土、前往黄土高原北缘时,留在原地一部分未迁走的同族之后。

还有一项条件也必须正视,这就是族群内部对民族来源或属性的认同。我们调查发现,在西藏定结县陈塘镇夏尔巴人中,还没有发现自称党项或西夏后裔甚至弭药巴的现象;而在西藏聂拉木县樟木的夏尔巴人中以及四川丹巴嘉绒藏、康定木雅人中均有自称西夏皇族后裔的说法。不过追问这一说法的来历时,他们自己要么说不清楚,要么仅仅表示听说而已,显见它是 1980 年代以来的学术成果和媒体新闻传播的知识“倒灌”的结果。这是因为第一,无论是樟木夏尔巴,或者丹巴嘉绒藏,或者康定木雅人,迄今为止内部都无法说清楚自己和西夏人的关系。第二,学界提出的这些地区现有的文献和文物甚至风俗习惯上的材料都和西夏历史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三,关于他们是西夏人后裔的说法首先开始于学术界,在媒体炒作之前他们内部均无这样的说法。在环境较为封闭的陈塘夏尔巴人中,绝大多数关于本族群的来源说法是尼泊尔昆布,这暗示出夏尔巴人从尼泊尔回迁西藏定结县的事实。调查还显示,夏尔巴人内部对藏族的认同与其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高低成反比,文化水平越高的夏尔巴人越注意维系和保护本族群的固有文化。[18]

因此,对于西夏遗民(尤其是游牧传统较多的党项人)流入藏区的可能性,仍须谨慎论证。

1644~1683 年明朝灭亡后,西夏文在社会上的应用再无记录,甚至无人知其形象。直至清嘉庆九年(1804)学者张澍(shù)在原籍甘肃武威发现“西夏碑”,才将这一文字与其背后的故事搬回大众视野。因此现在能做出论断,在明亡以后,西夏遗民作为一个族群彻底不复存在;至于其文字,今天能掌握它的人,都只是出于学术研究、旅游展示甚至个人兴趣目的掌握一门死文字,而不会有谁用于日常对话交流。

党项人已经从历史舞台退场,无权在当今世界民族之林分一杯羹;但他们缘于故地特殊的自然环境,保存下来大批文书资料,能够作为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人类群体的典型个例,被后世用放大镜注视一个个细节。对这一在唐代逃离西藏人的征服、涌入中国避难的民族,可能已经算不错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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