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票最下面的名字在奔跑
站里的打包台,一共八列,每列根据上中下分别编号为 A、B、C,打印的单子上会注明这一单要放到哪个位置,比如 5A、7C 等(摄影:小木)
收到一单快送超市包裹时,很少人会留意小票最下面的那个名字。
它印在品牌 logo、订单详情和宣传语之后,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但在快送超市“30 分钟送达”的另一端,这个名字正在奔跑。订单进入手持设备,150 秒倒计时开始;穿过货架,钻进冷库,扫码、找货、打包、贴单,剩下 60 秒时,机器开始催促:“您的订单即将超时。”头顶的大屏幕则不断更新每个人的件数、效率、超时率和排名。
去年夏天,作者小木进入上海的一个小象超市站点,成为一名分拣员。十几天里,他每天小跑两万多步,也逐渐认识了那些“30 分钟送达”背后的人。
在他所在站点里,“单王”是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往返通勤三个小时的亚慧,“师傅”是大学辍学、误入传销组织后背着债务生活的冠文。而比小木先离开的,是大学刚毕业,却因为干活太慢而沮丧不已的陕西女孩小梦。一个个名字、身体和人生,被压缩成订单里的一个数字,却又在小木的记录中重获具体的形状。
单读分享小木的非虚构故事《分拣日记:“30分钟送达”背后,我们在算法注视下奔跑》。这份一万多字的记录带着我们从一间没有窗户的仓库出发,也从一张小小的订单小票出发,去认识那些支撑“效率生活”的人与劳动:当我们享受越来越快的服务时,谁在承担这份速度的代价?
分拣日记:
“30分钟送达”背后,
我们在算法注视下奔跑
撰文、摄影:小木
01
我工作的站点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安静的马路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面,没有招牌,外墙敞开着,留出一块半露天的空间,几辆电瓶车停着充电。从外面看一片安静,我第一次来面试时差点径直从门口走过。门面内侧有几块厚重的绿色布帘,推开布帘,才是我们堆货和分拣的仓库。
站点仓库门口
仓库面积很大,没有对外的窗户,全靠灯光照明。空气里有是一股淡淡的水产的潮湿味,两米多高的货架和地上堆成小山的商品杂乱地挤在一起,中间有一块大屏幕挂在头顶,当天分拣的数据在上面实时跳动着。
仓库里空调开得十足,刚进去有明显的凉意,和外面盛夏的燥热对比强烈。同样反差明显的还有外面的静谧和站里的忙碌,一群外卖员在台子上急匆匆地找自己的订单,穿绿色马甲的分拣员们在货架间跑来跑去,或是手速飞快地打包,头顶一直有广播在响:“3B✕✕✕✕ 订单已超时,请注意!”“当前有两单待上架退货订单,请您尽快处理。”后来我每天下班从站点出来,走到安静的路边,都有一种穿梭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感觉。
站内的货架区
里面的时间和外面的不一样。
等我抱着找到的商品跑回打包台,手里的塑料袋又缠在一起。冷冻品还要单独包装,冰袋、冰粒膜、保温袋依次扫码,又比普通商品多耗掉半分钟。全部商品打包好绑在一起后,点击“打印小票”,去小票台上找到写着自己名字的那张,确认好贴在袋子上。
等我终于把袋子放到打包台上,点击“完成”,这一单已经超时了。
02
小象超市是由前几年的“美团买菜”业务升级来的,主打“30 分钟急速送达”,最近两年业务发展很快,一直在大量招聘。入职过程也很简单,中介帮忙匹配了住处附近的站点,让我直接去站里找站长面试,站长也只是问了下住得远不远,是否接受排夜班,就让我去办健康证和入职手续了。
夜里下班后
站里一共有二十多名分拣员,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孩子大多留在老家,自己或者和老公一起来上海打工;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基本都是 00 后,看起来稚气未脱的样子,开始我以为他们都是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交流下来才发现,原来他们大部分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以大专学历为主)。
工作分全职和兼职,全职员工每天工作 12 到 12.5小时,一个月休息两三天,工资是底薪加计件,问下来,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在六七千元左右;兼职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不过站长每天会给我排班至少 8 个小时,周末不能请假。我们的工资基准是 21 元每小时,也会按效率浮动,每天的计薪时长会在排班的基础上扣掉半到一小时,站长解释说扣的是吃饭时间,尽管大家吃饭基本都不会超过十分钟。据我了解,分拣员无论兼职还是全职都没有社保,我们签约的主体也不是美团或小象超市,而是一家外地的人力资源公司。
在站里凑合吃口晚饭,一般不会超过 10 分钟
除了分拣员外,站里还有几个角色,一个是理货员,负责保证货架上持续有货(超市规模有限,货架上不能同时放太多商品,但流转又极快,所以他们基本是一刻不停地在上货),一个是水产宰杀员,要准备现杀的鱼类和虾蟹,另外就是驻站的外卖员。我们的工作互相衔接,非常丝滑,从用户下单开始到订单被外卖员拿走,在站里的总时间不过三五分钟。
几个工种之间关系又冲突又和谐,库位上的东西放错,分拣员会埋怨理货员,外卖员在打包台上找不到货,也会跟分拣员互怼,大家讲话都比较直接,常常带着脏字。但稍微没那么忙时,又能一起随口开几句玩笑,互相帮点小忙。一开始,我对这种氛围很不习惯,但过了几天也就明白,大家都没什么恶意,只是节奏实在太紧张,所以也就没什么精力去保持礼貌了。
站长是站点的总负责人,负责招聘、培训和排班,优化人效、积压率和投诉率。不过我们的工作日常主要是由系统数据和计件工资来管理,所以站长也不会太多干涉,只偶尔在有客诉时会凶大家几句。大部分时间他都坐在电脑前盯着数据,订单积压时,也会拿起塑料袋跟我们一起跑着分拣起来。
03
上工第一天,站长会安排熟练工来带新人,给我安排的“师傅”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名叫刘冠文。他看着只有二十出头,人瘦瘦高高的,穿浅色格子衬衫和粉色牛仔裤,打扮新潮,只是衣服有些脏,头发也像几天没洗,显得不太修边幅。
冠文讲话的声音有点含糊,冷冷痞痞的,不过人很好,带着我了解机器、货架,一边拿单子一边给我介绍,事情讲得很清楚,我也很快就熟悉了流程。
冠文拣单子的过程极快,每个商品图片一出来,他几乎不用看货架号就直接知道在哪,然后精准前往。站里其他分拣员都在跑来跑去,他则是快步走,看起来闲庭信步,但时效在站里排名并不靠后。
大概一个小时后,培训时间结束,我以感谢他教我为由,约定等他有时间请他吃饭,便开始了独立分拣。
冷链包装需要先装塑料袋,然后包裹冰粒膜,再放进保温袋扎紧
保温袋和冰粒膜是需要回收的,袋子上有码,分拣员扫码出库,外卖员送完单也要扫码回库,否则要被扣几十块钱
站里分常温区、冷藏区和冷冻区三大区域,温度分别是二十多度,3—5 度和零下。分拣时要在三个温区里穿梭,所以怎么穿衣服就成了一件令人纠结的事。怕冷的人会穿站里提供的黑色军棉袄,不过在常温区里就会热得出汗;大部分人会在 T 恤外面加一件卫衣和一个薄外套,尽量压缩在冷冻区里的时间就还好;也有个别头铁的年轻人只穿一件短袖,大家看到都会尊称一声勇士,但因为不好好穿衣服而感冒的人也很常见。
商品一共有大几千种,按编号摆放在几十个货架的不同层与格上。货架的摆放有一定规律,但也不是完全按数字顺序来,刚开始分拣时,我总是焦急地在站里跑东跑西,怎么也找不到自己要去的那个货架。
比货架顺序更难受的是“一格多货”和地堆。有时候理货员会把好几种商品塞到同一个格子里,而且放得很乱,塞不下时甚至还会随手放进旁边的格子,找起来就会特别麻烦。地堆则是指体积比较大的货放不进格子里,就堆到货架周围,跟邻近的格子共享一个库位码,极端的时候几十种商品共用一个码。扫码之后你要前后左右到处找,商品可能会藏在任何你意想不到的角落。冷冻区的地堆最多,所以我常常在里面四处打转,库里温度又低,超过 30 秒浑身就冻透了,后来每次接到冷库的单子,我心里都会默念一句:“冷酷的冷库。”
冷库里温度很低,超过半分钟就浑身冻透
冷库里的商品堆的很乱,每次进来都会四面打转找不到货,又冷得着急
为了超时率能达标,我特意关注了每个分拣过程需要的时间。一个单子一共150秒,从打包台跑到冷藏区大概要 10 秒,到冷冻库就得 15 秒,一个单子如果跨了三个区域,往返路上的时间就超过半分钟,打包的过程加上打印和贴小票,普通包装要半分钟,要是冷冻包装就得一分钟左右,那么留给找货的时间可能就只有 30 到 60 秒了。开始分拣时位置不熟,只要涉及跨区或者超过两三件货,我基本都会超时。
除了找货困难,一些特殊情况也会导致超时,比如零散在外的商品被拿光了,要自己拆纸壳箱,费时不说,还容易弄伤手指;冷鲜区的商品对生产日期要求很细,分拣时拿不到指定日期的货,就需要选择其他日期之后才可以重新扫码;还有些物品放在货架最顶上,周围也没有凳子,需要费力的爬到货架上去够。
刚开始分拣,我的动作很笨拙,左手要拿扫码枪,同时还得挂着几个装着货的塑料袋,右手要空出来去货架上拿商品,每次拿着一大盒水果或是一整件饮料往袋子里塞的时候,塑料袋总是不听话,要么口子撑不开,要么几个袋子缠在一起,不得不放到地上慢慢整理,这时候 PDA 又提醒“您的订单即将超时”,让人又焦急又烦躁。
往袋子里塞货时塑料袋总是不听话,快要超时时心里经常默默咒骂:“死手,争点气啊!”
04
上班一个礼拜,我有了第一个休息日,在家称了一下体重,发现瘦了 8 斤。很多朋友听说后都表达了对减肥效果的羡慕,不过只有实际做下来才知道,减肥锻炼和体力劳动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有计划的针对不同部位的锻炼,后者则要每天上千次重复使用相同的部位,往往伴随着各种小伤小痛,甚至可能是不可逆的劳损。
上班前两天,每天两三万步的小跑下来,腿脚会格外酸胀,熬到下班,走路时双腿都有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因为经常要拆包装,手指也被磨得到处起刺,尤其是包裹指甲底部的一圈肉被戳破的伤口,每次活动都会又痒又痛。
手指上经常被戳出小伤口
我们分拣货物的时候要扫商品码,往往要单手拿着货来回翻转,货品的重量往往也不轻。手腕每天重复上千次这样的动作,从第二周开始,就隐隐地疼起来,工作时没法休息,只能在下班后自己按摩舒缓一下。
腰和后背也一样难受,商品一会儿在高处,要抓着货架爬上去找,一会儿在贴地的最底下,要蹲着俯下身去拿。每次打包完一单,都得赶紧按按腰,再扩扩绷紧的后背,同事们也做着一样的动作。
前两天穿了不够软的鞋子,大脚指甲淤血了一大片,很久都没有恢复
为了保护指甲下面的肉,上班时贴了一圈创可贴,但是往往刚工作一会儿就会卷起来,再过一会儿就发现已经不知掉到哪里去了
身体的痛苦还不是最难受的事,以前我也做过其他体力工作,几年前在云南农场里做采摘,每天十几个小时,拎着桶在田里一边走一边干,那里也有产量的要求。我往往会先集中注意力快速摘一段时间,等产量差不多了,就去田埂边休息,上个厕所,玩玩手机,喘口气。
但在这里,我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节奏,订单一个接着一个,一天下来只有两三个短暂的排队间隙可以喘息,时长大多只有 10—20 秒。刚坐下就得站起来反而更累,所以排队时我只会站在分拣台边简单伸个懒腰,准备下一单要用的塑料袋。
站里经常爆单、积压,广播提醒“当前有 ✕✕ 单积压超时,请尽快处理”时,站长就会大喊:“爆单啦!大家跑起来!”然后他自己会加入分拣大军,我们也就不好意思点停止接单的按钮,只能一刻不停地加快自己的脚步。
我有时会想,既然这么容易积压,为什么不多安排点人手?不过很快也就明白,分拣员们是有底薪的,人一多平台就要为每单付出更多的成本,对以效率和成本为核心的平台来说,多出来的人手会被视为浪费。排班由站长根据系统预测的工时来安排,往往都恰好是订单刚能消化或略有积压的量,而我想要的休息,只是算法定义的冗余,所以分拣员们自然也就不会得到多少“喘息”的时间。
每天有两三个不长的时段会出现排队,但一般不会超过 1 分钟
大屏幕是不敢休息更重要的原因,PDA 上的分拣动作会被实时统计上去,有每个人当天的总件数、过去一小时的时效、超时率和有效工作比例,还会做排名,前三名上光荣榜,后三名则会被展示到“重点关注”区。
屏幕上的“拣”(分拣)和“闲”(包括排队和停止接单等)会用不同的颜色标识,一旦某个分拣员未分拣或者停止接单的时间稍长,屏幕上的个人状态以及数字的颜色就会由绿色变成黄色甚至红色。站长没有说过一个小时闲多长时间是不允许的,应该也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越是没明确的界限,我就越不敢休息,甚至就连原本正常的去上厕所,都会不自觉给自己加速,匆匆跑去再赶快回来。
屏幕上是每个人的效率、排名和有效工作时间的比例
法国哲学家福柯讲过一个故事,在一座环形监狱的中心有一座塔楼,塔楼上装着单向玻璃,守卫可以看到犯人,但犯人们看不到守卫,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监视,只好假设自己每时每刻都被监视,并以此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有天我跟着一刻不停的订单小跑了两三个小时,腿脚胀疼,又渴又累,打包时在台子上一边操作,一边抬头看屏幕里自己的效率,有一瞬间觉得,它就是我们的塔楼。
05
对于每天接到的订单,同事们有一套不约而同的分类方法,只要听他们接到单子时对机器喊的话就能弄清楚,分别是“神仙订单”、“这单一般般”和“我 ✕,这傻 ✕ 订单!”。
我们的时效以分拣件数计算,如果一单里有很多件相同的商品,分拣起来就会特别容易。老员工说以前拣过一单好几十根单点的火腿肠,两三分钟就完成了半小时的时效要求,这就是绝对的“神仙订单”。而“傻 ✕ 订单”,指的是件数少、有冷库、还非常重的单子,一接到这样的订单,就有人对着机器郁闷地骂脏话。
我分拣过的单件最重的货品是八桶装的怡宝大瓶水,三十三斤,一只手拿不动,只好先把其他商品都放到打包台上,再过来单独搬
有时候看着一个单子,你能大概想象出对面点单人的生活。晚上十点多,有一单是一件鸭货,一袋半成品的上海冷面,一大罐啤酒,我想对面应该是个刚下班的人,想着一会儿在家里煮一袋冷面,伴着鸭货吃,再喝点啤酒缓解一下一天的疲惫;过一会儿有一个大单,是五六种涮火锅用的蔬菜、一堆肉卷、各种蘸料,一次性的筷、碗、碟、盘,还有三四种啤酒各一件、两瓶黄盖玻汾白酒,打包好的鸭货、拌菜、卤味等,这些东西分散在不同地方,分拣完费了不少力气,不过倒挺开心,对面大概是一群朋友们难得聚会的场面,哪怕已经深夜也要吃一顿热闹的火锅,然后喝个一醉方休。
后来我开始给订单做分类,比如安慰订单、应急订单、小确幸订单、欢聚订单等,甚至想做一个统计,不过因为节奏实在紧张而作罢。我问了几个同事对订单有没有类似的印象,他们脸上都浮现出一副看傻子一样的表情。确实,哪里还有精力去想象客人的生活?我们的劳动也不像是交付给屏幕那端的客人,更像是交给那块监控着时效与超时率的屏幕。
同样,客人们交互的对象其实也是系统、美团品牌和 APP 上的进度条。互联网公司在强化品牌、标准和效率的同时,也很顺畅地将消费者和服务者隔离开。好像所有的商品、服务都是自动涌现出来的,人们只能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和“30 分钟送达”的标语,不会想到这样极致便捷的生活其实是由另外一群人的过劳支撑的,更不会去想自己的订单是由哪一个分拣员怎样打包出来的。毕竟我们的名字只是长长小票最下面不起眼的一行,排在品牌 logo、订单详情、宣传语和招聘广告之后,仅是为我们自己确认拿对了单子服务的。
点单的小票最下方有分拣员的名字,是为了给我们确认自己拿对小票而设置的
06
站里的大屏幕上,有一块“金牌榜”区域,展示每天分拣件数的前三名,我们站的榜单一直很稳定,前三名的画像也一致,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女生。
单王名叫亚慧,站里年轻人谈到时会叫她“大姐”,其实“大姐”并不大,看起来不到三十岁,听口音是北方人。她个子挺高,身材微胖,长发简单地在脑后扎一条大马尾,整个人自带几分威严,一进入分拣状态还会有点吓人,如果有人挡在前面,会不客气地推开或是翻个白眼,站里不少 00 后小伙子都怕她。不过在吃饭时间,她也会很和善地和大家聊天,她每天在站里解决中饭,总吃同一款统一茄皇方便面。
亚慧干了一年多了,对库位、货物还有打包的方式都非常熟悉,加上手脚麻利,自然比其他人都快。刚来这的前两个月,她租住在附近一个酒店改的公寓里,价格在市中心也还算便宜。中途房东突然要给她涨价 50%,她不能接受,干脆搬到了浦东外围的航头镇,那里价格便宜,月租只要一千多,但离站点二十多公里,每天地铁单程就要一个半小时。
亚慧是全职,天天上早 7:30 到晚上 7:30 或 8:00 的班。我忍不住替她计算,在站里工作 12 个小时,路上来回 3 个小时,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工作,她又一整个月又几乎都不怎么休,我好奇她是怎么扛得住这种日复一日的疲惫、紧张和枯燥的。
打印小票的台子,每次要看小票上的名字,确认自己拿的是对的
有次我接到一个包含整件矿泉水的单子,那天站里的水非常多,堆得像山一样,只好沿着旁边爬到水堆上面去拿。陈圆匆匆跑过来,看我在顶上,于是问我能不能帮她递几件下来,我就把水一件件的往她手里堆。
矿泉水一件有 12 瓶,重量大约十三四斤,我看她小小的个子,一直问她拿不拿得动,她说:“你就尽管往上放。”放了三件之后,她跌跌撞撞地往打包台去。过了一会儿我和她在打包台遇见,她向我表示感谢之后,还不忘说一句:“其实三箱不是我重量的极限,只是我身高的极限,再放我就看不到路了。”
一处水堆,这是水少的时候,多的时候会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地堆的商品,周围很多种商品共用一个库位码
后来我在网上又结识了一位在郑州做分拣的女生小玲,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对小象持正面评价并且计划长期做下去的人。小玲今年不到三十岁,早年读的是本地一所大专的物流管理专业,做过酒店前台、众包外卖,打过各种各样的零工,还曾经有过一个开女装店的梦想,不过如今线下的生意不好做,开店都是赔钱,也就渐渐放下了这个想法。她说在小象挺好,离家近,不拖工资,不用风吹日晒,只是累,"一到家坐着就开始犯困,什么也不想做"。我问她的打算,她说准备一直在这做下去,先做到孩子上初中了再说——这是我听过最长的留在小象的计划。
我每天上班 8 个小时,手机记录的步数差不多两万五千步,亚慧上 12 个小时班,步数稳定超过三万,相当于每天走 20 公里,上班一年多,她已经用双脚走过了上海到喀什的距离;小玲干了两年,如果她按计划一直做到孩子上初中,将会小跑出一条赤道的长度。
07
也不是所有人都跑得动。
我的排班一般是下午 3 点到晚上 11 点,或者下午 4 点到深夜 12 点。有天晚上 11 点我从站里出来,突然又渴又饿,不想捱到家,就到旁边的便利店里买了份盒饭,一回头遇到站里的小姑娘,她也在这吃晚饭。
生活区的货架总是塞得很乱,每次找到库位码也还得翻半天
站里的 00 后绝大多数都是男生,平时闹哄哄的,每天见面互骂“吊毛”,小梦是里面唯一的女生,人很安静,她个子很小,圆脸,有点胖胖的,一直穿一件黑褐拼色的运动服,脑后扎一条小辫子,前额的刘海常被汗水浸成湿湿的两绺。
小梦做的是全职,来这也不久,已经过了保护期了,可分拣的速度还是很慢。看她分拣的过程就能知道原因,一个是最上一层的货够不着,经常看到她在费劲地爬货架;还有就是每次在货架旁遇到有人要通过,她总是先给别人让路,有人挡在她前面时,她就在后面安静地等。再加上打包拿货本就不是特别麻利,所以总在屏幕上倒数。
我们在便利店里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她家在陕西农村,上学时还算努力,考上了甘肃的一所二本大学,今年刚毕业。
上学的地方是个小城市,没什么就业岗位,六月毕业后,看西安的工作,发现也没什么机会,就来了上海,找了两个月也没成功就职。大概因为这边消费太高,无法支撑着一直找下去,就来小象过渡一下。
她说这边花费太大,过阵子准备回陕西了。问她回去之后什么打算,她说还是想找一个跟她学的生物专业相关的工作。
一个库位上放了十几种小瓶装的酒,到了库位之后还得仔细找半天
第二天下午我正打包东西,看到小梦被站长和副站长叫过去谈话,说的是她速度太慢的事儿,两位站长的态度倒一直很好,抱着帮她分析的态度:“我看监控里你也一直在跑啊,是找不到库位还是?”但也没什么可通融的余地,她每小时平均只能分拣六七十件,在全职员工里是完全不达标的。
我还要去拣单子,就没有听下去,等我再回来,他们已经谈完了,小梦第二天就会离开。那会儿她情绪低落,自己感慨,“我干活总是很慢”。旁边的大姐安慰她,“干活慢的其实都是有福的,像我们这种干什么都快的才是辛苦命”,小梦没认可,继续低着头低声说,“可是我这种没什么福的,干活也慢啊”。
第二天上班,果然没看到她来,下午培训时有人问起,站长说她“回去上学了”,我知道她已经毕业,不知这是她向站长提离职时用的托词,还是站长不想让大家知道他开除人用的托词。我心里有点黯淡,想起那晚在便利店,她说做满这个月再回去试试找工作,说着对着面前的玻璃轻轻点了一下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08
一个休息日冠文发来微信,说他心情不好旷工了。我原本就打算请他吃饭,便约着一起吃了顿烧烤。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的——他上过大学,只是没能毕业。
冠文 2001 年出生,在贵州农村长大,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母早年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又有其他的子女要照顾,顾不过来。所以他从小就自立,早早学会了做饭,独自照顾弟弟妹妹。赶上收庄稼的季节,爸妈回不来,自己就能把庄稼收回来, “我们那边有几家关系好的,我收地的时候他们会来帮忙,等他们家收地的时候我们也会过去干活”。
冠文家的村子里有一条河,大部分人家以及小学都在河的一侧,他家在另一侧。十几年前没有桥,每天只能蹚水过河,到对岸再穿上鞋袜去学校。河里的石子硌脚,有时候他会穿一双拖鞋,到了河对岸藏起来,准备晚上回来再穿回家。可回家时拖鞋往往就丢了,只好继续光脚过河。最难受的一个是冬天时河水很冷,走过去全身发抖,还有一个是夏天时涨水,门前过不去,就得上上下下找能过去的地方,一不小心就会把裤子和衣服弄湿。
他从小学习一直很好,直到高中开始跟着朋友一起出去打架。朋友都是父母在外没人管束的留守儿童,一次打架,这边的人砍断了对手三根手指,所有参与方家里一起凑了四万块钱才私了平息。
冠文最后还是考上了贵州本地的一所二本,看到很多毕业生出去也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就开始研究赚钱的路子。
离开传销组织,冠文不想再回学校了,每次跟家里打电话又都会被骂,他索性不跟家里人联系,独自跑出来打工。有个初中同学在这边的站点工作,介绍他一起上班。
一处水堆
冠文觉得,选择没有什么对错,只是自己赌输了。“你看那个 ✕✕(介绍他来小象的初中同学),他很能干,在这坚持很久了,但他挣的钱都拿去网上赌博了。其实我跟他一样,只不过他赌钱,我赌人,赌一个发财的机会。”
冠文的梦想是存够一百万,去农村找个小房子,然后就在那住下来,悠闲自在。不过不想再种地了——从小务农,他对田地里的事情非常熟悉,也知道那个钱赚得有多辛苦。“我老家种苞谷和土豆,苞谷二十年前就卖七毛钱一斤,现在还是不到一块钱,化肥种子都涨价,辛苦一年,什么也赚不到。我爷爷八十多了,本来不让他干了,但是他还是要种他的地,干活时摔在田里,再也没站起来,没多久人就走了。种地就是再努力也没钱,你看城里这些老人,天天跳广场舞,不知道多潇洒。”他的表情羡慕又不忿。
冠文住在附近的合租宿舍里,每月 800 块,“这个月的房租和水电我还欠着一半,等发工资呢”。我问他今天为什么要旷工,他说遇到了点事情,我又问他为什么不跟站长请个假,临时旷工一天要扣三百块钱呢,他说,“心情不好懒得弄,后面再说吧”。后来他跟我聊到室友在屋子里吃螺蛳粉味太大,他说了几句,结果两个人打起来了,不知道他口中“遇到点事情”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事儿。
货柜放不下,地堆的方便面和纸巾(摄影:小木)
那天临走,冠文跟我感慨,当年高中影响他成绩的另一个原因其实是文理分科,他的文科本来学得更好,但他不懂,看着之前录取的分数线,同一所学校的分数线理科总是比文科低很多分,以为理科更容易,最后发现自己很不适合,分数也不是他想象的那回事,才有点自暴自弃。
我问他,那时候没有找谁问问吗?
他回答:“没有,我谁也不问,我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过那条河。”
他真的适合去学文科的。
09
小象站点的外卖员都是驻站的,招聘也跟分拣员一样在站里进行,一天下午,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哥来找外卖队长了解工作情况。队长正为人手不足订单积压发愁,于是努力套近乎,想留住大哥,说两人的老家是隔壁省的相邻城市,“绝对算老乡”,又帮大哥算账,“现在全上海类似的,只有我这里是你只要投资 699 元,马上就能上岗赚钱”。
大哥答应入职后,跟队长简单介绍自己的经历,“我之前在老家开小店,现在生意太难做了,正好我儿子在上海,我就来这看看能不能挣点钱”。队长也附和:“是,现在什么买卖都不好做,你来干这行虽然说辛苦,但是钱还是稳定能挣到的。”“是啊,是啊。”
他们一起感谢平台给了“稳定赚钱”的机会,但大概都不清楚,现在“什么买卖都不好做”的原因之一就是平台对线下生意的挤占。一位广东的前站长告诉我,小象每开一个站,伴随着补贴活动,附近菜场的生意直接砍半,不知道那些普通的菜贩中后来有多少都变成了为平台奔跑的外卖员和分拣员。
外卖员在电瓶车前挂了个小头盔当装饰,贴满了我们打包用的胶带
快下班时手表上记录的步数
九月初是上海小学生开学的日子,也是各大互联网公司季度财报的发布期,不难猜测,在财报会上,除了巨额的营收利润之外,他们还会讲一下自己又创造了多少新增就业,又给社会做了多少贡献的故事。
一只从水产区逃出来的大闸蟹,不过很快就被抓回去了
10
差不多到第十天左右,我在站里的时效排名稳定进入了前十,但手腕和腰上的疼痛越来越严重,我怕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于是在工作半个多月后就辞职离开了。
辞职后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再点外卖,立志要去线下的实体便利店和餐厅里消费,但随着工作越来越忙,又重拾了外卖的习惯,于是嘲笑自己一边讨厌这个极致效率的时代,一边又不得不做了效率的囚徒。
日常打包的单子
只是每次再点外卖时,我总会在脑中复现这一单被分拣出来的过程,点桶装的饮用水时,常常会含着愧疚想象一个小个子女生爬到水堆上奋力提起的样子;也会故意不点六瓶整装的饮料,而是改成分装的四瓶,这样至少分拣员可以多计几个件数。
在小象工作时,有一次小票打印错误,我收藏了那张错误的小票,把它做成书签夹在了我的笔记本里。如今经常能够看到这张小票,它提醒着我,在我享受的每个便捷的“30 分钟送达”背后,都有一个个真实的人在为了生活努力的奔跑着。现在每次单子送到,我都会看一眼小票底下的名字,想起自己曾经的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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