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教室”的“智慧”,应该用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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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 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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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只是将AI技术用在统计“到课率”“抬头率”这种与教学质量及学生个人发展关联度有限,甚至毫无关联的领域,那恐怕是对这门新兴技术的暴殄天物。

  • 用最前沿的技术维护“老师假装在讲、学生假装在听”的旧范式,这无异于蒸汽时代的“马拉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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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兢

责任编辑|辛省志

2026年11月4日,南京大学本科生院、信息化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联合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关于智慧教室系统的说明》。《说明》表示,该校仙林校区暑假期间完成了智慧教室改造,本学期拟试点通过智慧教室系统进行“到课率”统计,以客观数据支撑后续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等工作;网传有教师通知期中教学检查是上级部门检查、“到课率”将与平时成绩挂钩等信息均不属实;未经授权,智慧教室系统在教学应用中不采集人脸等生物特征信息、不进行人脸识别;考虑到课堂学习方式更加多元,当前智慧教室系统已不再统计“抬头率”数据,网传教室拍摄画面系该校苏州校区2026年5月份在线督导的个人截屏。

用“智慧课堂”“AI巡课系统”等来识别“到课率”“抬头率”“前排就座率”等量化的课堂指标,并不是南京大学首创。据澎湃新闻报道,黑龙江大学、温州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高校早已采用类似的系统。南京大学启用“智慧教室”的消息之所以引发外界关注,当然与南京大学作为知名高校的名气有关。

网上流传着一个说法,“一流学校抓科研,二流学校抓教学,三流学校抓考勤”。在公众看来,南京大学作为“双一流”高校,理应抓科研,抓教育,如今却抓起了“到课率”“抬头率”(南京大学虽然表示已经不再统计“抬头率”,但言外之意曾经是统计过的,而且“到课率”还是要统计的),未免与其地位不符。

统计“到课率”本身并非不可接受。很多高校的考勤制度由来已久。问题在于统计的用途和边界,是否真的有正面意义,又是否尊重了大学生的自主权。如果“到课率”数据仅用于教学改革、课程建设、督导评估,那属于正常的教学管理信息;但如果与平时成绩直接挂钩,且以无感抓拍、持续监测的方式实现,就变成了对学生日常行为的全程规训。而至于所谓“抬头率”,就更毫无意义,是否抬头与是否认真听课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抬头不一定是看老师,低头也可能是在看书看资料。

大学统计“到课率”“抬头率”,难免引发“把大学生当中小学生管”的联想。大学教育更强调自主学习。大学生大多已成年,有权利也有责任做好自我管理,校方没有必要把成年人当未成年人管,以AI等技术手段,来规训本应以自律来学习和生活的大学生。

“智慧教室”的“智慧”,应当用在真正有用的地方,真正赋能教学。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已经极大冲击乃至近乎颠覆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AI赋能教育,有很多可能。比如可以给每位学生配置一个AI导师,提供学情诊断、智能答疑、个性化练习等等服务;比如给每位教师配置一个AI助教,赋能教师教学,协助教师针对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如果只是将AI技术用在统计“到课率”“抬头率”这种与教学质量及学生个人发展关联度有限,甚至毫无关联的领域,那恐怕是对这门新兴技术的暴殄天物。

智慧教室的“智慧”投向何处,这个问题不可小视。如果投入不菲的系统最先落地的是“到课率”“抬头率”统计,说明“管住学生”被排在了“教好学生”前面。然而,AI冲击课堂的现实恰恰要求高校把智慧用在教学供给侧。哪些知识点学生普遍卡壳、哪种教学方式更有效、课堂互动在哪个节点流失注意力,这些才需要数据来支撑。以所谓“抬头率”甚至“到课率”来约束学生,恐怕是一种倒果为因:学生不抬头往往是课堂吸引力不足的结果,而非原因。比起改进监测,技术显然更应投向改进教学。

此次“智慧教室之争”表面是技术边界问题,实质事关教育的本质。技术本身无善恶,用途选择却暴露优先级:是监控学生行为,还是支持学生学习?是把成年人当被管理者,还是当自律的学习者?真正有智慧的教育技术,应当用来赋能学生、赋能学习,而非拿来赋能规训。如果把技术从学习支持工具变成自上而下的监控装置,用最前沿的技术维护“老师假装在讲、学生假装在听”的旧范式,这无异于蒸汽时代的“马拉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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