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鲁迅齐名的江南才子,为何被誉为“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
谈及“五四运动”时期文坛的风云人物,很多人或许会想到“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梁启超,“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以及主张“新旧思想,齐驱并进”的胡适,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其实还隐藏着一位“真正的战士”。
他与鲁迅被称作“南迅北铎”,不仅在文学艺术、戏曲散文、翻译创作等方面做出过突出的贡献,而且最为可贵的是,在国家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散尽家财,拼死守护历史文物。
这位“战士”就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文物收藏家郑振铎先生。
他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以拳拳赤子之心肩挑中国文化传承的脊梁,以顽强不屈的精神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标杆。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位多面文化战士纯真高尚、艰苦奋斗的一生。
穷家孩子爱读书,走上文学路
1898年,郑振铎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
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只能独自扛下生活的重担,一家人艰难度日。
但无论日子多么拮据,坚韧的母亲还是尽力让儿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这时,年幼却聪慧的郑振铎已经在心里默默发誓,一定要发奋读书,不辜负母亲的期望。
最初他在一家私塾念书,后凭借自身的努力转入永嘉高等小学。
幸运的是,校长黄筱泉先生虽然是旧式科举出身,但却很注重学生对新知识的吸收,因此给他带来了新思想的启蒙。
等到小学读完,他刻苦补习备考中学。
彼时他的家境日益贫寒,为了节省学费,无奈的他只好在1911年春天,进入温州官立中等农业学堂就读。
而后因该学堂师资力量薄弱,他又凭借自身的努力,转而成功的考上了有名的浙江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
但此时,郑振铎家里的经济情况更窘迫了,甚至交不起学费。
可一想到读书是自己目前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就算没钱买书,他也想尽办法去借书,强烈的求知欲让他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之后,随着新思想的崛起,身在校园的他也开始关心国家和民族大事。
梁启超的宣言和革命书刊让他热血沸腾,同时,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又让这个小小的少年看到了新时代的火光。
时光荏苒,郑振铎六年的中学生涯,悄然落下尾声。
就在他纠结于是找一份工作补贴家用,还是继续上学深造时,他那位平凡却又非凡的母亲,毅然支持他上京求学。
但很可惜,在北京的求学之路并不顺遂。
高昂的学费让他与文科大学失之交臂,只好于1917年考入了低学费的铁路管理学校,又因为理工科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一度十分的苦恼。
好在有做官的叔父帮助,他可以借阅外交部图书馆的书。
即使在寒冬腊月,手脚都长满冻疮的情况下,郑振铎也依然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食粮。
与此同时,他还发现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馆,其中的俄罗斯文学作品,更是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并激发了他对文学的热爱。
从此刻起,他开始对借来的书作整本的抄录,并开始有意识地收藏书籍。
在这里,郑振铎还认识了志同道合的瞿秋白和瞿世英等人。
他们不仅一起畅谈文学,更一起作为学生领袖,积极地投身于爱国运动中。
办刊物搞研究,给文学开新路
然而在1919年夏天,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学校突然宣布提前放假。
郑振铎也压抑不住对母亲与祖母的思念,于是便回到了温州。
此时,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已经席卷了这个偏远的古城,大量工人示威游行,爱国人士奔走相告,彻底激发了他作为一个文人想要文化救国的理想。
于是回到北京后,在同年11月,他便马不停蹄地与瞿秋白等人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
此刊物充分代表了五四运动的时代精神,但最终因探讨社会改革问题,抨击资本制度,从而遭到北洋军阀政府无情的查封。
然而热血的青年们并没有屈服于政府势力,又立刻创办了月刊《人道》。
可惜最后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人道》也再次停刊。
此时,郑振铎内心极其苦闷,但始终坚守着一个文化战士的初衷。
他一边大量翻译国外作品,一边跨越重重困难准备社团,在1921年,23岁的他与同僚们发起成立了当时中国最大的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
同年3月,他大学毕业后去上海任职,孰料不久之后,他竟毫不犹豫地丢掉了“铁饭碗”,选择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辑。
期间,他怀着对革新的热情,以轻松活泼的笔墨代替沉闷古板的教学,主编创刊《儿童世界》,周刊一经问世,广受好评,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
因此,当后来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小说月报》更换主编时,26岁的他被赋予众望,以极大的勇气和担当接下主编的重担。
在时代的转折点上,郑振铎不仅以全新的姿态成功连接了鲁迅、茅盾、丁玲、沈从文等两代作家,还促使了《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从而在更高的起点,开创了新文学最为绚烂的篇章。
在全力推广现代文学刊物的过程中,他与同时期的作家风雨与共、齐心奋斗,也不忘提携新一代的青年才俊,鼓励他们走上文学之路。
因此,当时的文坛对他有“南迅北铎”的美誉。
谁料,在1925年的“五卅”惨案中,上海学生因在租界内散发传单,遭到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最后印刷厂迫于压力不得不停刊。
动荡的局势一直延续到1927年,加上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迫使满怀惆怅的郑振铎不得不远走国外避难。
随后在异国他乡,他利用大量时间,研读中国小说和戏曲类书籍,这些流失海外的文献,触发了他的爱国情怀。
于是,心怀对文学的热爱,他撰写了《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
在次年回国后,为了做研究,他不久就辞去了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前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得益于海外游学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郑振铎首次使用了中外古今综合比较的新方法,去整理民间古典文学,从而为新文学的发展开拓了崭新的领域。
但不曾想,才华横溢的郑振铎在燕大遭到同行的妒忌与排斥,最终不得不于1934年重回上海,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尽管身处混乱的政治环境中,但他还是一边笔耕不辍,坚持写作,一边为文学院网罗优秀人才。
战火里抢古籍,文物与文学的守护者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一天夜里,睡在床上的郑振铎被忽远忽近的枪声惊醒。
战争终于还是来了,随着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地响起,许多令人惊愕的消息接踵而来。
当得知自己二十年间近两千种,共计一万余册的书籍收藏被毁,爱书如命的他恨不能仰天长泣。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身边的朋友纷纷撤离到内地,唯有他毅然选择在烽火硝烟中坚守,从此开启了作为文献守护者的艰巨使命。
抗战初期,郑振铎联合同志张寿镛、张凤举等人组成了文献保存同志会。
淞沪会战后,上海彻底沦为“孤岛”,他成了抗战时期古籍抢救行动的主导者,为国家抢救保存了众多的珍贵古籍。
在那个基本生活都无法保障的年代,郑振铎先生节衣缩食,竭尽全力收集古书和文献。
一想到大劫之后,文献将会损坏或流出国境,他就难以安心。
好在1938年,他得知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收购的三十几册元明杂剧安然无恙,整个人无比欢喜。
这些剧目对中国戏剧史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猝然爆发,他们抢救文献的活动被迫停止。
43岁的郑振铎迫于安全问题只能暂时隐姓埋名,在四年的蛰居生活里,他致力于整理民族文献的工作。
在内战期间,他又创办了《民主》周刊,并积极地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国家文物局的首任局长。
上任后不久,他就将生平所藏文物全部捐献给国家。
此后数年,他一直全力投身于文物的收藏和保护中。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1958年他在对外访问途中,不幸因飞机失事遇难,享年60岁。
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星,就此陨落。
回顾郑振铎先生的一生,充满了担当与热爱,坎坷与奋斗。
他不仅对中国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在抢救珍贵文物方面,展现了对国家、对民族坚定的情怀。
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化战士”,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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