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诺兰聊完后,我才知道他为啥能让好莱坞“追着给投钱”


诺兰的创作自由不是“谁都别来管我”,而是一次次完成电影之后,让制片厂越来越找不到必须管他的理由。



文|邵楚芮


好莱坞敢拿2.5亿美元押注的,竟然是一个近3000年前的、被改编多次的故事。


克里斯托弗·诺兰再一次来到中国,带着他的新片《奥德赛》(The Odyssey)。

《奥德赛》今天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不过在此之前,它已经在全球取得了超过11亿美元的票房,刷新了诺兰导演生涯最高票房纪录。

在中国,《奥德赛》的点映票房也已过亿。社交媒体上,网友们互相分享皇帝座观后感及抢票攻略。


《奥德赛》片长近3小时,是影史首部全程使用IMAX胶片摄影机拍摄的长片,全片共使用约640公里长度的胶片,制作成本约为2.5亿美元。诺兰携团队横跨6国,在真实海面、山地和古迹间完成了拍摄。

在AI秒生视频的时代,这像是一场风险极高的投资。

但在商业上,诺兰已经成了好莱坞票房的保证。他已经不止一次把那些听上去“不太好卖”的题材,比如2023年上映的《奥本海默》,变成全球性的商业大片。目前,他的电影已经拿下18座奥斯卡奖杯,累计创造超过70亿美元的票房。

而在创作上,他也独树一帜。他的电影几乎都是自编自导,并坚持使用胶片、实景拍摄,到了2026年,他甚至依然不用智能手机。


这些看起来与时代保持距离的习惯,并没有让诺兰远离大众,反而成为互联网的宠儿。

新片《奥德赛》改编自近3000年前的荷马史诗。奥德修斯用木马计结束了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又用了10年,历经磨难才回到故乡伊萨卡。如今,“奥德赛”这个词甚至已经脱离书名本身,成为一场漫长、曲折旅程的代称。

今年,“奥德赛时期”恰好也在中国社交平台流行起来,被年轻人用来描述二三十岁那段方向未定、不断试错的人生阶段。

北京首映礼的第二天,我与他聊起这部电影,以及如何看待“奥德赛时期”。


在酒店的会客厅中,诺兰穿着笔挺的西装,尽管已经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但看上去并没有明显的疲态。

交谈时,诺兰时不时地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一口茶。面对多数问题,他几乎不需要停顿太久,回答得直接且中肯。

他是如何顶住质疑和压力,在好莱坞的商业规则之中,找到自己创作的缝隙,并且越撕越大的?



01


回家


诺兰与《奥德赛》的渊源,可以追溯到40多年前。

小时候,他就看过学校里高年级学生表演的《奥德赛》改编剧,木马、独眼巨人和海妖这些元素让他印象深刻。

后来进入伦敦大学学院,他选择了英国文学专业,《奥德赛》正式成为课程文本。那时,他常常待在学校电影电视社的地下室里,摆弄摄影机,学习剪辑。

荷马和摄影机在同一个阶段,变成了他认真对待的两件事。

21世纪初,他一度有机会执导《特洛伊》,尽管最终没能成行,但他把荷马史诗搬上大银幕的梦想并没有就此消失。


20年后的现在,这个梦想才真正落地。

为什么是现在?技术当然是答案的一部分。诺兰提到,这个项目过于复杂,他需要先拍过足够多不同类型的电影,积累处理战争、海洋等大型场面的经验,才有能力真正完成它。

而且,他觉得,“一个故事会在人生中正确的时刻找到你”。

如今的诺兰与故事里的奥德修斯年龄相近。当他重读这个从小就熟悉的英雄时,看到的不再只是一场战争、航海和冒险,而是一个离开妻子和孩子太久的人,拼尽全力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

在他看来,《奥德赛》甚至是一部“中年人的爱情故事”,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经历了漫长分离和各自生活中的极端处境,最后仍然选择彼此。“我不认为10年前或20年前的自己会有同样的体会。”


这种年龄和生活经验带来的变化,因为一只狗变得格外具体。

最近几年,诺兰与妻子,也是长期制片搭档的艾玛·托马斯一起养了一只拉布拉多犬,它叫查理。

讲起查理的趣事时,诺兰脸上泛起了笑意。

中国首映礼之后,他和托马斯还会去韩国和纽约,然后才回家。诺兰猜测,到时候查理大概会兴奋地冲出来——然后直接从他身边跑过去,先扑向托马斯。等一人一狗结束那场盛大的重逢,它才会回来理他。

过去他算不上一个“爱狗的人”,但养狗以后,他开始理解一种此前并不熟悉的关系,它认识你、在乎你,也会用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等待你回来。


而《奥德赛》里,也有一只等主人回家的狗。

奥德修斯离开伊萨卡20年,返乡时已经改头换面,连家人都还没有认出他,他的狗阿尔戈斯已经垂垂老矣,却先认出了主人。

重新读到这一幕时,诺兰突然产生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念头:“我必须拍这部电影。”

真正开始改编之后,诺兰发现,《奥德赛》“存在于我拍过的每一部电影里,只是我从未意识到程度竟如此之深”。

再回头看诺兰过去的电影,会发现“回家”这个主题一直存在。

《盗梦空间》里,柯布穿越一层又一层梦境,真正想要的是重新见到孩子。《敦刻尔克》里,几十万士兵的目标就是“活下来,回去”。


这或许也是诺兰电影能够一次次把观众带进那些看似艰深世界的原因,观众未必需要完全理解梦境的规则,或者古希腊诸神的谱系,但他们很容易理解,一个人为什么想回家。

“家”对诺兰而言,也从来不只是一个单一的地理坐标。

诺兰童年长期往返于英国和美国。有段时间,他发现自己既不像一个完全的英国人,也不像一个完全的美国人,在两边都有某种“外来者”的感觉。

《诺兰变奏曲》的作者汤姆·肖恩写道,对于频繁在大西洋两岸移动的诺兰而言,“电影一直都是他的家乡”。


02


最守规矩的“叛逆者”


少年诺兰待过的黑利伯瑞与帝国公职学院,是一所非常老派的英国寄宿学校。

《诺兰变奏曲》中写到,黑利伯瑞里等级和纪律几乎无处不在,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有严格的时间表。一学期3个月,学生完全有可能一步都踏不出校地。宿舍像军营,近50个男孩睡在一模一样的铁床架上,高年级学生还会担任纠察,负责维持秩序。

不是所有人都能适应这种近乎封闭的生活。诺兰的一位同辈曾在写信时向父母求救:“我恨透了这里,把我弄出去。”结果他的信件直接被拦截。

诺兰却适应得不错。他坦言,自己当时个头高大,又擅长打学校十分看重的橄榄球。“寄宿学校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环境’,适者才能生存。”

Photo

同时,严苛的纪律之中又存在一种奇怪的自由。“学生有强烈的自主独立感,但学校环境可能十分辛苦又限制重重,两者之间绝对有股怪异的对立张力。”他解释。

这种对立张力,也让诺兰学会了如何和“体制”保持恰当的关系,这套经验也让他能够在“好莱坞体制”中找到自己的空间。

“你内在反抗它,却又不能把它推得太远。”他说。真正重要的是,他需要随时测试好莱坞内部结构的底线。

进入电影行业以后,诺兰很快开始了这场测试,只是一开始,他还远没有后来那么大的筹码。

从伦敦大学学院毕业后,他曾申请过电影学院的硕士,却没有被录取。之后几年,他和朋友利用周末继续拍片。

等到《记忆碎片》完成,业内人士看完普遍觉得有意思,却迟迟没有发行商愿意接手,担心“倒着讲”的故事太奇怪,不会有观众愿意买账。


诺兰后来回忆,那段时间尤其令人沮丧。他已经得到一些人脉与名声,本以为事业可以继续向前,《记忆碎片》却像突然被“打入冷宫”,甚至不知道最终能不能上映。

转折最终出现在一次能容纳1500名观众的放映中。

影片播放时,整个影厅异常安静。坐在里面的诺兰越来越忐忑,以为观众完全不喜欢这部电影。直到字幕结束,全场观众起立并爆发出掌声和叫好声。“太惊人了,那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他说。

那也是他第一次证明,一部看起来“不太合理”的电影,同样可以找到大众观众。

此后,这场测试不断升级。

《蝙蝠侠》三部曲让制片厂相信,他可以掌控成熟IP和巨额预算。《盗梦空间》再往前一步,没有现成IP,一个复杂的原创概念同样能够成为全球商业大片。


到了《奥本海默》,这种信任几乎抵达极致,一部3小时、以理论物理学家为主角的传记片,最终获得近10亿美元的全球票房和7座奥斯卡小金人。

每一次成功,都像是在替下一部“不太合理”的电影争取更多的自由。

肖恩在《诺兰变奏曲》中提到,在今天的好莱坞,能够拿着一个原创故事走进制片厂,再带着巨额预算出来的导演已经极少。诺兰后来甚至不再需要依附于一个成熟系列,因为某种意义上,他自己已经变成了那个“系列”。

但诺兰测试的,往往只是创作的边界。

在好莱坞关心的另一套规则,比如预算、周期和制作管理上,他非常守规矩。

《奥德赛》是最典型的例子。

剧组在摩洛哥造出超过1万平方米的特洛伊城,搭建了60多座建筑,仅服装就制作了5300套。即使是需要上千人同时出镜的战争场面,诺兰也坚持使用真实群演完成。


制片人托马斯形容,这个项目“感觉像是把7部野心勃勃的电影融为一体”。

但原本计划拍摄100天的电影,最终只用了91天。

这是诺兰理解“创作自由”的方式。“如果你能保持在预算以内,按计划完成甚至提前完成,就不会给任何人干预影片创作的理由。”

如果只看电影,诺兰似乎总在选择最麻烦、最冒险的那条路,但如果看他怎样制作一部电影,就会发现他很少把风险留给制片厂。

诺兰之所以能够越来越“任性”,或许恰恰因为他并不真正任性。他的创作自由不是“谁都别来管我”,而是一次次完成电影之后,让制片厂越来越找不到必须管他的理由。  

《奥德赛》之后,他自由创作的筹码又重了一些。


03

对话诺兰:

“奥德赛时期”是人生礼物


在这次中国之行中,诺兰被多家媒体询问,他是否也曾经历过如今年轻人口中的“奥德赛时期”。他说,自己很幸运,很早就知道想成为电影导演。但知道方向,并不意味着知道究竟要绕多远才能抵达。

寻找的过程本身自有其价值和意义。诺兰觉得,“奥德赛时期”可以看作人生的一份礼物。

诺兰获得的礼物,是回到了那个五六岁就埋下种子的木马计,回到了20年前他脑海里的海边的木马。

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是台下看戏的孩子,也不再与机会失之交臂,而是终于有能力把它拍出来的人。

以下是《看天下》杂志与诺兰的部分对谈,“V”代表看天下。

V:我在观影时注意到,宙斯、波塞冬等诸神在影片中几乎没有直接出现。

诺兰:我认为他们并没有缺席,只是影片从人类角色的视角来呈现他们。阅读史诗时,我意识到,我真正感兴趣的并不是诸神彼此互动的那些场景,尽管那是原诗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感兴趣的是诸神与人类发生互动的时候。我真正兴奋的,是从人的视角去呈现诸神。


那是一个看起来充满魔法的时代,是科学出现之前的时代。人们仿佛一直在与诸神对话:太阳升起、风吹过、闪电和雷鸣出现,这些都被理解为诸神在与人交流。

“诸神可能正行走在我们中间”这个想法,对我而言逐渐变得非常重要。因此,我希望观众能在大海中看到波塞冬的愤怒,在雷鸣中听见宙斯的震怒或交流。我希望大家在寻找诸神存在的同时理解一个观念:我们必须彼此尊重。我要以自己希望被你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你,因为你可能是一位伪装起来的神。

V:奥德修斯总是在反思自己,审视自己的选择、错误和命运。这种内在的复杂性,是否也是你选择他作为主角的原因之一?

诺兰:是的。他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复杂的角色,要把他清晰地呈现出来并不容易。改编时我遇到的困难在于,如果用《星球大战》来类比,他不是卢克·天行者,而更像汉·索罗——通常会站在主线稍偏的位置。

他原本更像一个配角,他是一个诡计多端、非常机敏的人,而这类特质通常属于辅助性角色。像《奥德赛》那样把他当作主人公,推到故事中心,本身就很复杂。把史诗改成一个真正可拍摄的电影剧本时,你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奥德修斯的傲慢、为了展示聪明而耍聪明,以及原诗中他的某些欠缺,有时会让人难以喜欢他。


对于电影观众而言,仅仅保留原诗的隐喻意义是不够的。原诗讲述的是一个上了战场、却无法回家、无法重新融入生活的人,但那种内在困境并没有完全落实在人物的具体心理中,而更多体现在整部作品的结构和隐喻层面。

电影需要把这种困境内化,让它真正属于这个角色。因此,我为他加入了一定程度的自我反思。我觉得,只有这样,观众才更容易相信这个人物,并真正投入他的故事。

V:在影片最后大约40分钟里,离乡多年的奥德修斯终于回到伊萨卡。那里对他来说既熟悉,又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你认为,一个人在经历如此漫长的旅程后,怎样才能重新与世界、故乡和身边的人建立联结?

诺兰:我认为这非常困难,而现代人对此尤其有体会,因为今天旅行的物理障碍已经远低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只要有条件,很多人都可以坐上飞机,以相对低廉的成本去往远方。


因此,真正的问题更多是变化所带来的道德、伦理和心理后果。当你的人生发生改变、不断成长之后,你还要重新融入原来的生活。经历会改变你。你希望回家后一切都保持原样,但你自己已经不同了,而你的改变也会让“家”变得不同。

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对这种困难中的悖论非常敏感。《奥德赛》旅程中的那些物理阻碍,当然构成了情节上的障碍,但最终我们也明白,其中还有比这些障碍更深的东西——那就是心理层面的归返与重新融入。

V:《奥德赛》是全球第一部全程使用IMAX胶片摄影机拍摄的长片。与此同时,近几年短剧也变得非常流行。你认为,它们会对传统电影制作构成挑战吗?

诺兰:不会。我认为它是一种新的媒介,可能会对电视等其他媒体领域构成挑战。但长片电影并不是由人们在家里、手机上或其他地方怎样观看来定义的。真正定义电影的,是人们走进影院、聚集在一起观看。

我不是说这种形式天然更加高贵,而是共同观看本身就是这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你在影院里与一群观众一起看电影时,会产生一种共同的、带有共情的反应,而这种共享体验会改变你对故事的感受。


当然,之后会有更多人在电视或手机上观看这部电影,画面可能更小,这没有问题。但他们会知道,它最初是一部为影院而生、曾经被一群人共同体验的电影,因此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就像观看一场体育比赛的直播,与事后看录像的感受并不一样。

竖屏内容把一个故事拆成许多部分,让人们在不同时间共同追看。媒介一直有很多不同的讲故事方式。比如狄更斯的小说,当年刚刚出版时,其实也很像今天的短剧,它们一次只发布一章,读者可能要用一年时间才能读完整个故事。现在我们读这些小说时,往往把它们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但它们最初的传播逻辑其实更接近电视或连载故事。

所以我不认为这会威胁电影。人们对故事的渴望会滋养所有媒介,也会进一步提升人们对电影的兴趣。

V:《奥德赛》的制作规模极其庞大,即使时间或预算非常紧张,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绝不会妥协的?

诺兰: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事实是,所有电影制作都是妥协的。作为导演,你必须告诉自己,每一个镜头都不可能与脑海中的画面完全一样,一切都需要妥协。

当然,偶尔会有某个画面,你对它有极其明确的设想。在这部电影里,其中一个就是那匹半埋在沙中的马,海浪即将把它吞没。那个画面大约在我脑海里存在了20年,所以我拍摄时非常谨慎,希望用正确的方式把它拍出来。


但通常而言,我更在意的是先创造一个具有三维真实感的世界和具体情境,然后在有限时间里,尽可能把它拍好。

V:中国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奥德赛时期”。如果年轻人正在经历自己的“奥德赛时期”,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诺兰:我觉得人们用“奥德赛”来命名这段时期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合理,因为大家会立刻理解其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年轻人会走进世界,经历一些不可预测、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而这些外在旅程也对应着他们内心的自我发现。

这是一种非常普遍、也非常健康的经历,最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它。当你试图找到自己、寻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人生目标时,旅途中经历的一切都有其价值,最终也会给你的目的地赋予意义。

V:所以,它可以被看作一份礼物?

诺兰:它绝对是一份礼物。

(本文节选自《看天下》杂志第707期)



今日互动


你看过那些诺兰的电影?

评论区留言你的观点~


新刊预告


文章原文

内容来自 Vista看天下,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阅读原文 ↗

把喜欢的内容,留在你的新标签页。

打开我的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