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烧了吗?十三个填埋场之旅|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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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者按:

  • 现代文明有一种极方便的哲学:凡是看不见的,便可以当作不存在。垃圾尤其如此。我们每天都在扔垃圾,却很少知道它们最终去了哪里。现代社会让我们误认为垃圾消失了,但它们其实被运到远方,焚烧、填埋,换一种形态存在,留下的污染风险和治理成本,仍需要有人承担。

  • 2026年,中国政府开始为老旧填埋场设定治理倒计时。我们走访山东、江苏13座填埋场,想弄明白:那些被城市生活送往“远方”的东西,如今成了什么模样?又是谁在承担这些风险和治理成本?

本文由南方周末全媒体栏目《动静》出品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


文|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周婷怡 郑子璇

插画|梁淑怡

责任编辑|吴筱羽

除非不小心把结婚戒指丢进垃圾桶,一个普通人,大概从不会想要钻进垃圾填埋场。尤其是,当你患有轻微洁癖,每天洗澡洗头,上公厕扎马步,下馆子要用开水烫碗。

2026年4月,空气黏稠的春天,我走访了山东、江苏的13个垃圾填埋场,里面的垃圾可以追溯到20年前。它们中的一部分,坡地上的草坪郁郁葱葱,有着高尔夫球场般的平滑美感;另外一些,陈年垃圾从地下翻出,烈日下,塑料、腐肉、用过的厕纸混在一起,熬成城市生活的浓缩汤底。行程结束后一周,那股浓汤的气味藏在身体的某处隙缝,任何食物都难以唤醒味蕾。

这是一个公益组织的调研,他们想确认一个正在变得紧迫,但又在公众认知之外的问题:这些老旧填埋场被彻底隔离了吗?它们是不是正在被重新挖开?

变得紧迫的原因是,一份国务院发布的文件要求,地方政府要在2027年完成填埋场的封场治理,范围是2024年底前停用的填埋场,文件还要求,“系统摸排填埋场环境污染隐患”。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脏的本质,是东西放错了地方。但在中国的城市管理者看来,情况要严重得多:垃圾填埋场就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炸弹,它会带来臭味、有毒物质,以及可能的地下水污染。

我们的祖先想了无数种消灭垃圾的办法。古罗马人把废弃陶罐改成建筑填充物。18世纪热爱烧煤的伦敦人,建立了一套灰烬的收集系统。到了19世纪的纽约,政府允许约两万头猪到街头吃掉菜叶、果皮或玉米芯。

直到填埋和焚烧技术出现,现代城市终于发明了一套让垃圾消失的完美系统。但是,13个填埋场将迫使我们追问:这套系统真的消灭了垃圾,或者只是让它们延迟释放?当库容、财政和维护能力都在承压,这套系统,还能撑多久?

据统计,中国一共有3839个生活垃圾填埋场,它们伫立在偏远之地,咽下垃圾,等待答案。

1 

奇怪的旅行

他曾在钻取的芯样里发现掩埋了25年的牛油果酱,依然保持着绿色光泽。

鲁中平原的暮春十分艳丽,开着租来的黑色帕萨特行驶在乡间公路上,车窗外,闪过整齐排布的树,枝头挂满粉的、红的海棠以及白的梨花。喜鹊在湛蓝的空中滑出直线,紧接着,像利刃般插入漫无边际的原野。有时,我们不得不穿过清晨的农村集市,车轮几乎快压到堆在地上的梨和羊角蜜甜瓜。

“中午可以随便应付一下,晚上得吃好。”杨超一边开车,一边打喷嚏,揉红的鼻子让他不苟言笑的神情显得有点滑稽。他快35岁了,是一个熟悉安徽芜湖所有苍蝇馆子的理工男。难以想象,他首先想到吃什么的问题。毕竟,两个半小时之后,就会到达一个有20年历史的垃圾填埋场。

据说,第一次到填埋场的人,极大概率会当场呕吐。

大多数时候,我俩都显得形迹可疑:将这辆湖北牌照的车,停靠在灌木丛里。但帕萨特自有魔力。一次,我们正在一个填埋场门口,思索要如何进入时,一辆车缓缓驶出,司机居然向我们点头致意——据说,这是当地公务员第二喜欢的车款。

4月12日,旅程的第一个早上。杨超回忆起,他是如何从太阳能热水器销售,转行为一个环保人士的。“那时对公益的理解挺狭隘的,以为就是捡捡垃圾。”2019年,高中同学引荐他到了芜湖市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下称“芜湖生态”),一个关注生活垃圾治理的公益组织。此后,这个过敏性鼻炎患者跑了超过100个生活垃圾填埋场,体验了各种各样让人恶心发麻的气味,最严重的一次,他认为那股气味“快烧到眼睛了”。

接下来几天,我们要沿着山东和江苏南下,寻找正在开挖的垃圾填埋场。它们埋着13个城镇约1600万人产生的纸张、塑料、尿不湿和没吃完的食物,其中一部分服役超过10年——这个数字并不意味着垃圾会随时间消失,玛雅遗迹研究者威廉·拉什杰,曾在钻取的芯样里发现掩埋了25年的牛油果酱,依然保持着绿色光泽。

这趟旅程,我们希望搞清楚,人们为什么要挖开一个填埋场? 

毕竟,许多固体废物专家都认同,填埋场是垃圾的终点。

乡间小路越来越窄,海棠花轻轻划过车身,杨超没有直接回答这个疑问。他露出狡黠的表情。“我第一次去填埋场之后,换了衣服,每天也在洗澡,但就觉得填埋场的味道挥之不去。”

这或许是我经历过最奇怪的旅行。出发前,我准备了N95口罩和最厚的鞋,并计划,行程一结束,就把鞋扔掉。

突然,海棠消失了,一辆辆垃圾运输卡车飞驰而过,扬尘四溢。车头前方,伫立着一根灰白的长方体烟囱,围绕它的是黑漆般的荒原。杨超说,长方体烟囱是焚烧厂的标志,黑色荒原就是填埋场。

这和三个月前在深圳见到的填埋场完全不一样。

向右滑动查看:2026年4月13日,山东某地填埋场,停放着卡车和挖机。(苏有鹏/摄)
2 

看不见的垃圾

一年多来,最少有23个地方政府前来参观。

深圳才是这趟旅程的真正起点。

过去50年的人类历史中,最受瞩目的垃圾挖掘项目,或许是由威廉·拉什杰,那位玛雅遗迹研究者主导的。他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教授,1970年代,通过统计被丢弃的尿布、儿童玩具和女性卫生用品等垃圾,他设计了一个公式,分别推测出贫困社区中的婴儿、儿童、女性数量,并计算出父亲的人数。按照他的说法,误差比人口普查要小。这门学科后来被称为垃圾学,这位学者则被奉为“垃圾学祭司”。

而在2026年,最受瞩目的垃圾挖掘项目发生在深圳,银湖山麓的玉龙填埋场。

这个开挖项目在2024年6月就开始了,之后逐渐被全国媒体报道:一座沉睡二十多年的“垃圾山”快要消失——“祭司”花了三十多年,用桶式螺旋钻挖了约130吨垃圾,而据媒体报道,玉龙每天就要挖出6000吨。

和大部分同时代的填埋场一样,这个位于老城区边缘,占地约12公顷的填埋场,原本会永远沉睡下去。

它是深圳最早的垃圾填埋场之一,1983年启用,1997年就已停用。那些年,特区最时兴的消费品,是从沙头角中英街买到香港来的公仔面、维他奶和力士香皂。

开挖的原因之一,是深圳想和垃圾争夺寸土寸金的土地。土地整备中心的一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罗湖的地已经基本开发了100%,剩下的二次开发,“只能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拿着放大镜一点点去找”,好不容易找出3000平方米、5000平方米,只能“盖一栋楼”。

我怀揣着和垃圾学学者们相似的期待前往玉龙,试图寻找公仔面、维他奶、力士香皂包装,和一段特区草创史。

然而,2026年1月,我第一次去玉龙时,几乎看不到任何垃圾。

银湖山麓的这个项目,更像是集合了多种现代工业的魔术奇观。设计者极力想让垃圾“消失”:作业面上遮盖了近12万平方米的绿幕。噪音和气味也“消失”在全密闭设计、雾炮和负压抽风的技术之下。就在离玉龙还有500米距离时,还能闻到一股馥郁的、极具工业审美的果香,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这是某种添加了植物精油的除臭剂。

一位深圳当地官员骄傲地谈起,他参观过的其他填埋场开挖项目,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环境科学专业背景的他,在设计阶段就已经把能想到的问题统统规避了。团队中,还有一个工作人员负责安抚周围小区居民的情绪,他策划的进社区活动,甚至包括帮人理发。

至于垃圾,只有分筛车间的一位负责人记得,一袋或许是1990年代的洗发水包装,成功逆转了他对塑料降解时间的错误估计,“30年的掩埋没有改变它的样子,就像是昨天才埋进去的一样”。

分筛后,垃圾会被送去焚烧。

现场工作人员感叹,这样的项目在多年前无法想象——全靠中国的垃圾焚烧事业过去十年的突飞猛进。2013年,人们还在讨论垃圾围城,一些人寄希望于一烧了之,因而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焚烧安全性的大讨论。后来,焚烧厂遍地开花。2019年,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置量就超过了卫生填埋处置量。

烈焰带走了“垃圾围城”,也带走了我垃圾学式的好奇。

就在要放弃关注时,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那是2026年1月,第二次到访玉龙,我注意到,太多的记者和各地官员想来参观了。一位现场负责人说,一年多来,最少有23个地方政府前来参观,有一线城市,也有西部的省会城市,这些人大多来自城市管理部门。最积极的是北京,参观者涵盖市一级到海淀、门头沟的区一级。他们事无巨细都想知道,资金来源、前期手续办理、臭味控制、渗滤液处理,以及地下水修复。

他们为什么想参观一个开挖的填埋场?前述分筛车间的负责人提到,单纯从开挖技术而言,玉龙并没有突破性创新,只是把此前的成熟技术集中到一个项目当中。

后来,我才意识到,地方政府正在面临一个“大考”。

向右滑动查看:2026年1月21日,深圳,已经从郊野变成市中心的玉龙填埋场。(周婷怡/摄)
3 

倒计时

“填埋场已经填成这个样子,改不了了。”

中国有3839个生活垃圾填埋场。但究竟多少填埋场存在风险,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

有观点称,80%都有污染风险,有的固废学者认为虚高。但也有学者觉得低了,某固废学者曾看过某省填埋场风险评估报告,报告中,该省有问题的填埋场比例是100%,“或大或小的区别”。

填埋场曾是垃圾的终点。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填埋场的盖子快盖不住了。

首先涌出的是垃圾。超额、超龄填埋问题突出。例如,2019—2022年环保督察中发现,河南新乡一共11个填埋场,其中9个都超库容运行。

臭味是最直观的。早在2014年,玉龙隔壁的下坪填埋场,附近居民曾特意请来弘法寺的僧人举行“祭天大典”,希望能早日去除臭味。隔年,由原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清华大学学者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发布了一份研究,推测中国垃圾填埋场恶臭影响的人口约1228万人。

更隐蔽的污染,如今也盖不住了。进入2020年代,填埋场开始被视为在持续释放风险的历史污染源。2022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写了一份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其中一组数字是:对山东、江苏等12个省市约100个填埋场检测后发现,平均每个填埋场有防渗层破损漏洞约34个,文件用词是“极为严重”。

这版国家标准于2024年修订后实施。同年,一项由该院人员发布的研究,估算了一个让人担忧的数字,研究统计了约2600座生活垃圾填埋场,每年产生约4.66亿立方米渗滤液,相当于32个西湖。原本,防渗膜可以阻止这种含有多种有毒物质的液体流出,但这篇文章推测,渗滤液的污染物中,约14%会通过防渗层漏洞流到周边。

污染会影响地下水。一份2024年的行业内部讨论纪要中,中部某地级市生态环境局官员透露,省里曾组织过填埋场地下水评估,结果是“超过四类标准限值,超标现象比较严重”。

早年间的不规范填埋会让情况积重难返。2025年,媒体曝光了一个边远县城的垃圾处理问题,同济大学教授何品晶受邀为当地提供整改方案建议。

“县委书记和我说,他来这里四年了,因为有分管的县长,自己从没管过垃圾。”让何品晶惊讶的是,当问题被上级部门发现后,整个政府系统运转高效:从相关的局到乡镇领导,每个部门的“一把手”,都被要求录下自己的发言,对照整改。

后来,上级部门认为整改做得不错。但实际上,何品晶的建议没有全部落实,当地给他的说法是:改不了。

“为什么?填埋场已经填成这个样子,改不了了。长期不规范填埋造成一系列问题,整改需要钱。”何品晶说。

积重难返的另一个结果是运营成本的提升。最近,何品晶在调研时,还碰到了一种异常情况:因为处理技术不行,渗滤液的处理成本,从每吨80元涨到200元。

“越是没钱的地方,干活的成本越高。它所用的技术通常是发达地区不用的。”一个旱季,何品晶到某地调研时看到,因为处理渗滤液工艺不对,调蓄池满了。填埋场运营公司当着他的面提出,让政府加钱,“不然干不了”。

钱从哪儿来?一位固废学者提到,环保督察发现问题后,地方政府也会向他请教钱从哪儿来,“先建议他们申请中央资金,申请不了就申请省里的资金,如果还申请不了,就让地方城投承担。”

眼下,旧账不得不处理了。一位曾到玉龙参观的某地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形容为:他们正在面对一个倒计时。

202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要求2024年底前停用的填埋场,除有后续使用计划的外,原则上到2027年全部完成封场治理。

人们称它为“固废十条”,这一命名传统可以追溯到2013年的“大气十条”和2015年的“水十条”,分别展现了向PM2.5和黑臭水体宣战的决心。

只是,相比空气和水,那些分散在郊野填埋场的垃圾,更难被看见。

向右滑动查看:2026年4月14日,山东某地,两名工人疑似在填埋包装破损的飞灰。(苏有鹏/摄)
4 

玉龙秘诀

“做方案花了50万元,成本还要18亿、30亿,而封场只需要2亿。”

在这样的时刻,玉龙坑项目显得意义非凡。

它提供了一个治理思路:彻底挖掉陈年垃圾,解决污染隐患。有上海市民建议,要把上海著名的老港填埋场也挖开,烧了。据上观新闻报道,上海城投的一位领导就曾带队到玉龙参观,甚至,也尝试过“开挖了一小块区域”。

不过,当我们按照玉龙坑项目的参观名单,回拨20个地方城管部门的电话后,得到的答复都是:还没开挖。

这些城市难以学到玉龙成功的真正秘诀:总投资21.7亿元。某沿海地级市一位工作人员说得很直白:“环卫领域经费都不足,欠薪很多,更别谈开展新项目了。”

“失去了土地财政的支持,地方政府掏不出钱修复填埋场,即便修复了,也没人愿意买地”。环保产业智库E20研究院的执行院长薛涛很悲观,2025年,他走访了多家环保企业,发现应收账款增加依然是普遍现象,“只有能省钱的企业活得下来”。

参与审评玉龙坑项目的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朱蕾,认为有三条判断开挖必要性的标准,“第一,填埋场的土地有新的规划用途;第二,城市用于填埋的库容不够了;第三,渗滤液渗漏污染严重。”

土地开发和环境治理,正是玉龙坑项目的出发点。

钱依然是不得不考量的要素。陈朱蕾曾否决过两个中部省会城市大型填埋场的开挖项目,原因之一正是成本太高。“做方案花了50万元,成本还要18亿、30亿,而封场只需要2亿。”

事实上,大部分填埋场治理不需要学习玉龙,一个更省钱、更主流的办法是封场。

你可以把封场想象成制作一个“千层饼”,在垃圾上依次覆盖排气层、覆盖层、排水层、土层和植被。这套方法需要长期主义,按照美国的标准,之后要持续抽取其中的液体和气体,最少30年。

发明了填埋技术的美国人,至今还运营维护着一个早在1987年就已停用的“千层饼”。

“模范生”玉龙的成功,正在放大支持挖垃圾派的声量。参观过美国填埋场的环保工作者陈立雯担心,玉龙会让地方把开挖误当成标准答案,而忽视开挖中可能存在的气体、渗滤液等风险。陈立雯曾活跃于十多年前那场反垃圾焚烧运动,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毒王”二噁英的排放——这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最毒化学物质之一。而挖出的陈腐垃圾可能“烧不干净”,会增加二噁英的排放风险。

让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可能连封场的钱都很难掏出来。

某沿海地级市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表示,2025年当地发改委批了封场方案,但一直没有实施,“应该是资金没有批下来”。某县环卫站站长说得更直白:“钱的压力最大,有钱好办事。”

“一个县的封场费用大概不到2000万,地级市不超过5000万。价格和面积相关,从200元到600元/平方米不等。”中城环境高级工程师董学光长期专注封场治理,他的体感是,2018年后,随着各地焚烧厂落成,填埋场陆续封场。

但2020年后,很多计划封场的城市,又没了下文。

“如今,一些地方的‘一把手’以为,把填埋场挖了就好了,成本比封场低。基层的人劝不动,让我们去解释,但领导也以为我们在骗他。”董学光有点无奈,类似的情况太多,他就写了一些文章,方便直接转发。

在玉龙之外,其余的3838个填埋场,尤其是基层的那些,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环保人士推荐,可以和“芜湖生态”去填埋场看看。

“芜湖生态”是一个成立于2008年的公益组织,驻扎安徽三线城市,最多时也只有8位全职人员,却是垃圾治理领域最为活跃的组织之一。

2008年是一个关于垃圾的神奇年份:摄影师王久良刚开始拍摄他的作品《垃圾围城》;皮克斯电影《机器人总动员》设定了预言式的故事背景:2805年的地球成了一个巨型垃圾场。一片悲观中,垃圾焚烧第一次写入“十二五”规划,中国公益组织迎来宽松的政策窗口,一些围绕垃圾问题的组织相继成立。

后来,随着反焚烧运动的终结和政策变化,许多活跃的组织和人士渐渐退出,“芜湖生态”成了硕果仅存的少数。

大环境也在变化,老百姓从关心二噁英的危害,到沉浸在技术进步的自豪中,曾有一篇疯转的文章称,一位核物理学家想到了让垃圾充分燃烧的办法,从而让“二噁英99.9%被高温分解”。不过,这位核物理学家近日发布声明称,他从未参与,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将核技术应用于垃圾焚烧。

4月初,杨超发来一张行程表:5天时间,13个填埋场。

向右滑动查看:2026年4月16日,江苏某地,种上了植物的填埋场,附近有鱼塘。(苏有鹏/摄)
5 

为什么是它们

这张名单,几乎是中国填埋场的微型景观。

筛选13个填埋场的首要标准是,杨超觉得它们正在开挖。

筛选工作早在2025年10月就开始了。那时,杨超刚看到玉龙填埋场的报道。他向包括深圳在内的31个地方政府,申请了填埋场开挖环评信息公开。

31份申请只拿到了9份环评报告。其余的地方政府会解释,自己还没动工,或者直白地说“没有报告”——确实,国家没有要求开挖填埋场必须有环评。

随后,杨超把目光锁定在山东和江苏,这条在平原蔓延的路线,不走回头路。

我对见到开挖的填埋场不抱希望。

薛涛曾推测,因为财政原因,开挖的填埋场不多。杨超却很有信心:“至少要让你看到一个。”

这张名单几乎是中国填埋场的微型景观,它们都比规划中更早走到了必须治理的时刻:

1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76万,城市引以为豪的产业是铝业和纺织业。

填埋场2008年投入使用,设计处理量200吨/日,2016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实际处理量已超出设计能力。最终,原计划用到2023年的填埋场,2018年就停用。

2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95万,他们更愿意谈可追溯到西汉的建城史。

填埋场在2006年投入使用。2019年的一份报告披露,剩下的库容只能满足6个月的需求。

3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81万。

互联网上查不到填埋场投入使用时间——也是某种微型景观。一篇效益分析文章曾预计,2012年年底前,库容就会饱和。

4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56万,被列入城市名人的有东汉的一位诗人、五胡十六国时期的一位丞相,以及清代的一位尚书。

填埋场于2017年投入使用,但由于治污设施不配套、擅自变更处理工艺等原因未通过验收,至今违法运行。设计服务年限10年,但在2019年的一次环保督察中,被发现两年后库容就会填满。项目总投资约4300万元,2024年、2025年,分别发布了两次涉及气体导排、防渗处理的招标公告,预算合计4800万元——根据2025年统计公报,当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32亿元。

5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52万,盛产海盐。

2015年投入使用,日均填埋垃圾量超过设计规模100吨。在一份信息公开的答复中,当地明确表示,焚烧厂日均垃圾缺口量为200—300吨,计划对该填埋场进行开挖,焚烧处置一部分垃圾,腾出的库容经改造后作为建筑垃圾消纳场使用。

6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80万,城市头衔多达14个。

填埋场2006年投入使用,存在超负荷运营,一份2024年的招标公告显示,当地要投入2.15亿元,用于生活垃圾筛分焚烧、存量飞灰处置——中国部分填埋场为了填埋焚烧产生的飞灰,也需要挖开老旧填埋场腾出库容,例如广州的兴丰填埋场,原本的库容将在2030年耗尽。

7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78万,发现过恐龙化石。

填埋场查不到投入使用时间,2007年,当地环卫处一位工作人员发表的论文中,曾特别提到,专门为焚烧和生物处理预留了3.8公顷的土地,“待国内外工艺技术比较成熟、城市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时再建设”。2017年,当地以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建设焚烧厂——这是中国常用的焚烧厂建设模式,表示政府授予一家企业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

8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117万,有让人羡慕的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这里的填埋场或许是该省最辛苦的,一则新闻显示,设计处理能力是每天300吨,但每天待填埋的量是1000—2000吨。

9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82万,东面就是黄海。

现有资料显示,填埋场只用了四年多,就改建为应急填埋场。

10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661万。

互联网上找不到和填埋场相关的任何信息,但杨超自有找到它的办法。

11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87万,历史上以产盐闻名。

早在2013年,填埋场就停用了。一则2022年的新闻显示,当地已实现生活垃圾全域全量焚烧。

12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110万,是一个鱼米之乡。

根据“十三五”期间县垃圾填埋场封场汇总表,当地填埋场库容已满。

13号填埋场:

当地人口67万,以荷藕种植出名。

当地填埋场曾经因为太臭上过新闻。对臭味的解释是超额运行以及裸露作业面积大。

出发前,杨超问,“你对臭味的接受程度如何?”我想了想玉龙飘出的植物精油气味,认为问题不大。

向右滑动查看:2026年4月16日,江苏某地的静脉产业园区内,“静脉”是资源再生利用产业的类比,最早由日本学者后藤典弘于1980年代提出。(苏有鹏/摄)
6 

多事的人

中国至少有1052座焚烧厂了,几乎是整个欧洲的两倍。

第一个填埋场近在眼前。穿过散布海棠花的路后,尽头出现了一个被监控摄像头、围墙和铁丝网围住的“巨型塑料袋”:一个吞下了76万人所产生垃圾的填埋场。

从前,填埋场是失落之地,聚集了拾荒者和吃垃圾的山羊。现在这些都被隔离在围墙之外了。黑色的覆盖膜上,压着纵横排列的橡胶轮胎。有时,覆盖膜露出的垃圾,会吸引尾羽像浸泡过机油的喜鹊。鸟类喜欢在垃圾里翻找食物,2026年4月,暴发汉坦病毒的游轮上,第一对发病去世的夫妇,登船前就曾到过垃圾填埋场:为了观鸟。

眼前的园区略显寒酸,堆放着铅灰色的砂砾和砖块。“可能是焚烧后的炉渣,资源化利用后,做成砖头。”杨超操控无人机升空,地面刮起一阵风,卷起尘土。

“看来没在挖。”他失望地盯着手机屏幕。

杨超不只盯着填埋场挖不挖,他会践行环保组织的价值观:少一事不如多一事。他注意水体颜色深浅,观察阻隔垃圾的挡墙上的裂隙——哪怕这些微小风险,大多不会直接影响人类的生死存亡。

像他一样的人会认为,环保领域的法规是一条不够完美的“底线”,地方政府、企业贴着“底线”做事,标准的建立往往滞后于风险的出现。

守着“底线”远远不够。早在2016年,“芜湖生态”曾把中国231家焚烧厂的数据做了一次拉练。他们发现,不到一半的厂公布了监测数据,而这“一半”里,40%有超标记录。有的记录匪夷所思:江苏一个焚烧厂监测烟尘600次,数据也超标了600次。

现在,中国至少有1052座焚烧厂了,几乎是整个欧洲的两倍。“底线”也在上升。“最近两年,政府主导的执法性监测,公开比例接近90%。”杨超说。

监督焚烧厂不能只靠公益组织。“芜湖生态”做过一本教普通人去焚烧厂参观的手册,教公众如何理解电子显示屏上的检测数据,有的方式还带有侦探色彩:如何通过药剂使用台账,推断烟气净化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对普通人而言,最“实用”的一个信号是,闻气味——用鼻子检验硫化氢和氨气的浓度。

杨超决定实践这条建议。填埋场一侧的铁丝网破了个洞,他微微弯腰,滑了进去。

当踩在黑色荒原上会发现,脚底的触感像接触到一块肌肉组织,联想到垃圾会呼吸的比喻,让人很难相信,这片荒原是死物、是垃圾之墓。

四周静得出奇,就连远处焚烧厂的烟囱都没有烟雾升起。除了喜鹊,没有任何会忽然冒出的活物。

杨超很失望,第一个填埋场是最有可能在开挖的。他开始担心,这次要白跑一趟。

向右滑动查看:2026年4月13日,山东某地填埋场,黑色的膜上堆着轮胎。(苏有鹏/摄)
7 

黑色冰山

杨超接到消息称,有人在黄土高原上倾倒垃圾,爆料人是一位焚烧厂老板。

这个工作需要一点运气。

“芜湖生态”的官网上说,他们推动超过150个污染问题整改,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为此跑了超过5万公里。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仅靠肉眼判断是否存在问题,看烟和水体的颜色,但唯有收集到的检测样本才能一锤定音。一次,有成员干脆用塑料袋抓了一把飞灰,这个举动被视为危险行为——即便如此,最后检测的结果,也可能没有异常,在那条“不完美的底线”之上。

中午11点前,我们就到了第二个填埋场,没有任何公开信息显示它正在开挖。

不合常理的是,从奥维地图上看,它比第一个小很多,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可是,当地人口明明比前一个多约19万。

当我们走近指甲盖,才发现,它太高了,大概是一座5层楼高的黑色冰山。

杨超似乎发现了什么,走向“冰山”背后。不远处的田里,长势茁壮的小葱青翠欲滴。忽然,一阵微风从“冰山”拂来,一股融合了甜茴香、腐肉和厕纸的气味,灌入呼吸系统,嗓子就像被人打了一拳,让人联想到参观手册上的解释:这可能是高浓度的硫化氢和氨气带来的气味。

隔着围栏,杨超停下来,和填埋场的两个员工攀谈。

围栏里,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被削去一个豁口的“冰山”,喜鹊正在撕咬露出的灰白色垃圾,一台黄色挖掘机停泊在垃圾之海上。

员工一边除草,一边告诉杨超,每天会挖走4辆车的垃圾运到焚烧厂,挖了3年多了。看到我走近,立刻不说话了。

杨超很兴奋,他推测,这种缓慢、小范围的开挖,不是像玉龙那样,为了治污和腾地,而是焚烧厂吃不饱。

社交媒体上有一种普遍论调是,垃圾不够烧了。焚烧厂靠垃圾处理费和发电赚钱,“抢垃圾”成为秘而不宣的操作。一个更早的案例发生在2022年,在被督察组通报垃圾不够烧后,河南鹤壁采取的整改措施之一是,开挖9.1万吨陈腐垃圾来弥补缺口。

但焚烧陈腐垃圾不是一件划算的事儿。薛涛解释,“陈腐垃圾热值不高,开挖过程还有污染风险,最后总的利润站不住”。大众新闻也报道过,德州某县50万吨垃圾复挖资源化项目,费用约1.57亿元,单吨成本达314元。而一吨垃圾只能给焚烧厂带来50—150元/吨的处理费,以及约182元的电费收入——但显然,陈腐垃圾的热值难以获得这么多的电。

他们仍然要这么干,焚烧厂运营压力的确很大,不久前,杨超接到消息称,有人在黄土高原上倾倒垃圾,爆料人是一位焚烧厂老板。原因是,他发现运来的垃圾越来越少了。

压力会传导到地方政府。一位固废学者回忆,早年间,地方政府为了引进焚烧厂,会和企业签署垃圾量的保底协议。

之后几天,我们陆续又见到了几个类似的填埋场:没有任何开挖的公开信息,裸露的垃圾旁停着挖掘机。杨超觉得,没人在挖填埋场的说法不攻自破,大家只是采取一种轻量化的、与玉龙截然不同的开挖方式:“你看到的这几个,应该是最好的证明了吧?”

但我觉得,如果要坐实这个说法,得碰到一个挖掘机轰隆作响的填埋场。

向右滑动查看:2026年4月13日中午,工人透露,过去几年,都会挖一部分垃圾到焚烧厂。(苏有鹏/摄)
8 

代价

“这些工人难道不知道飞灰有毒吗?”

第三天上午,那个挖掘机轰隆作响的填埋场终于出现了。垃圾山最高点伫立的公告牌,写明了挖掘目的:一、当地焚烧厂每天的垃圾缺口是300吨;二、腾出来的库容,将填入新产生的建筑垃圾。

两位农妇正在阴凉处休息,黑色帕萨特让她们误以为,我们是政府人员,她们热情地问,“吃饭没?”

这里复制不了玉龙。没有绿色的天幕,空气中更无果香,开挖过程沙尘飞扬,农妇连安全帽都没戴,脚上穿着布鞋。现场有一台分筛机,但两人表示,她们来的这几天,没看到启动过——陈腐垃圾热值低,如果不分筛直接焚烧,可能导致炉膛温度不稳,增加产生二噁英的风险。

和农妇告别后,杨超感慨,中国的城市垃圾清运体系做得太好了,导致的副作用是,“让人和垃圾彻底隔离”。

当中国297个地级市的居民,把垃圾投入公共垃圾桶后,不会关心垃圾的去向,仿佛有看不见的神灵把它们带走——在人类学家罗宾·内葛(Robin Nagle)的书里,纽约的环卫工把自己自嘲为“垃圾仙子”。

但是,当你站在这些黑色的坟墓上才会意识到,隔离是一种假象,消灭也是一种假象,现代垃圾处理方式的本质,很大程度上是转移:从发达地区转移到偏僻的、不可见的地区;将可见可感的固体,转化成气体、液体,藏到看不见的地底。这套处理思路十分高效,能让垃圾迅速离开公众视野,直到今天,往山谷、溶洞里非法倾倒垃圾依旧屡禁不绝。

谁在承担转移的代价?

一天下午,山东某地,一个见不到喜鹊的填埋场,此行最为悲凉的一个场景出现了。

在指示牌所指的“飞灰填埋区”,挖掘机正在把一堆白色袋子堆在库区,两名戴了白色口罩的工人,费力地掀开黑色的膜,努力盖住它们。

然而,袋子是破损的,灰色粉末全撒了出来。风一吹,粉末朝着工人的头发、眼睛、衣服扑去。

“快戴上口罩,那很可能是飞灰!”杨超赶忙提醒。飞灰是烟囱里被净化系统“隔”出来的灰,因为含有重金属和二噁英类污染物,被归入危险废物,需要在焚烧厂经过螯合固化处理,经检测达标,才能放入白色吨袋,在生活垃圾填埋场作分区填埋。

“这些工人难道不知道飞灰有毒吗?”我问。

“他们可能真的不知道。”杨超说,有的人还觉得,戴手套都影响工作效率。

地方政府也在承担转移的后果。哪怕是封场,除了运营费用上涨,还要面对可能的生态风险。2024年3月,四川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发现,由于飞灰填埋场迟迟未开工,导致广安的10万余吨飞灰不得不违规存放在已封场的生活垃圾填埋场内。

最终,代价会落到每一个人头上。

就在那座散发浓郁臭味的黑色“冰山”外围,成片蔬菜大棚种满葱、辣椒,几乎挨着填埋场的铁丝网生长。一个正在打理大棚的大娘抱怨,“最烦的是雨天,从填埋场那边冒出黑水,会淹过来”。

我把现场照片发给成都理工大学教授韩智勇,他最近在研究填埋场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每个填埋场都会划定卫生防护距离,限制距离内的土地利用性质,不能作为农业用地。”韩智勇在西南红层地区的调研发现,“填埋场周边的土壤和地下水,通常局部范围内受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会受到大面积的污染。”

对于紧邻填埋场种植食用作物,他觉得,“是个亟须关注的问题,至于问题有多严重,需要通过科学的调查和检测来判断”。

环保领域有一种反常识的场景,比如,垃圾山离蔬菜大棚很近,深色水体流经农田,很可能被那条“不完美的底线”所容忍:技术规范推荐,填埋场要距离居民区500米远,农田不在其中;深色水体虽然看着很脏,但很可能达到排放标准。

这些地里生长的葱和辣椒,如同其他大棚里的蔬菜一样青翠可爱。

向右滑动查看:2026年4月14日,一个正在开挖的填埋场,附近的公告栏上显示,当地焚烧厂日均垃圾缺口约为300吨。(苏有鹏/摄)
9 

尾声

“垃圾学祭司”转而执着于两件事,翻译《心经》和对抗消费主义。

行程结束后的一周,我仍然觉得身上有一股臭味。唯一不那么在意的时刻,是每天傍晚路过附近的垃圾站。

太阳一落山,很多人聚集在这里。我见到了各式各样新鲜的垃圾,有纸盒、塑料袋、老火汤的残渣,和老鼠。

农业时代,人类只能丢弃残渣、骨头、草、粪便或者灰烬,它们中的一部分,被细菌和真菌分解成二氧化碳、水或者氨。那时,地球还能忍受垃圾。

工业革命让人口聚集,产生更多的垃圾,以及越来越不像自然物的染料、化工残渣,再后来,塑料出现了。一些固废专家相信,微塑料是一种永远无法消灭的垃圾——它漂在海里,埋在土里,留在人体的肠道里。有人估计,人类已经生产约83亿吨塑料,其中,80%废弃的塑料都进入了自然环境。

最终,消费主义让垃圾爆发。

那位挖了30年垃圾的“祭司”曾撰文称,美国处于一个最挥霍无度的时期。按照世界银行2022年的统计,在北美,每人每天平均产生垃圾超过2.2公斤,而在非洲的尼日尔,这个数字是0.2公斤。

中国也进入了这样的时期。这里每天消费6000万个塑料餐盒,垒起来的高度是339座珠穆朗玛峰。每年快递行业消耗的胶带,可以缠绕赤道425圈。在大城市,还有难以计数的共享单车坟场。几年前,甚至出现过,为给偶像打榜,购入的大量牛奶被成箱倒入水沟。

“固废十条”出台后,有观点认为,地方财政难以支撑彻底解决填埋场治理问题,之后会迎来一轮又一轮新的整改,何品晶说:“一定还会有下一次。但是我们要有信心,毕竟每一次整改都会往前推进一点点。”

有趣的是,何品晶对一件事很有成就感:他负责家里的可回收垃圾处置,已经七年。如果他出差,家里还会把它们存着,等他回来。

曾被物质世界吸引的“垃圾学祭司”,离世前的十多年,转而执着于两件事,翻译《心经》和对抗消费主义。他还出了一本书,指导人们如何减少消费:离开房间时关灯,保持冰箱底部线圈清洁以提高效率,以及将隔夜面包做成沙拉面包丁。在常人看来,这些行为或许过于微小可笑。杨超也有两位友人,一位至今还在使用iPhone4,另一位,连去超市买豆腐都带着碗去盛。

那双走完十三座填埋场的鞋,我最终没有扔掉。

何品晶即将退休,这位直率的学者最近又有点郁闷:他想和一位领导汇报调研时发现的新问题,领导拒绝了。“没有汇报就当不知道”——他觉得,又是一种让“垃圾”看不见的方式。

向右滑动查看:2026年4月13日,山东某地垃圾填埋场附近种植的蔬菜,长得青翠茁壮。(苏有鹏/摄)

(感谢李嘉诚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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