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成为天才的人,如何继续生活

▲ 作家周嘉宁。(受访者供图)


全文共5873字,阅读大约需要13分钟

  • 写完这本书,周嘉宁最先发给两三个朋友,结伴去海岛的好友是其中一个。

  • “你会看到一些好东西,但要说有多了不起,好像也没有,大家都没有特别相信能够和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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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李慕琰

责任编辑|黎衡

十多年前,周嘉宁和一个好友一起去了海岛旅行。她们处在人生剧烈变动的三十岁出头,好友怀孕了,犹豫要不要生下这个孩子。她们共度了一周,讨论甚至争执着人生的重大选择。

在周嘉宁的最新长篇小说《永结无情游》开头,主人公和好友李明枝去往海岛度假,其间李明枝坦承怀孕,两人发生争吵。之后李明枝不知所终,直到书的结尾,她都没有再回来。

更早的时候,她写的中篇小说《再见日食》,主人公在一个青年艺术家培养项目中认识了天才少女泉,二十年后大家重聚,唯独泉没有出现,只见到了她不知何时诞下的女儿。短篇小说集《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里,一个故事写一对恋人去海岛旅行,女生发现自己怀孕;另一篇写到,两个女性好友去海岛度假,一个突然告诉另一个,她不能再喝酒了,她怀孕了。

海岛、消失的怀孕少女,就这样在周嘉宁的笔下反复出现。

当有人指出这一点,她老实承认,“我彻彻底底忘了我写过,如果我没有忘的话,可能就不会把它们再写一遍了”。

那段海岛之旅不知不觉成了一段寓意深刻的记忆。正是从那个年纪开始,周嘉宁和很多朋友在人生选择的分歧中走散。她发现随着年龄渐长,友谊的浓度反而升高,有些情感变得愈加深重。

《永结无情游》是一本友谊之书。三个好友在实验教育盛行的1990年代度过学生时代,和老师张继海建立了友谊。三十年后,张继海没能实现教育雄心,因和学生发生纠纷被停职调查,大家为此又步入了彼此的生活。他们已近中年,没有成为曾经被许诺的天才,过着普通的生活,或是销声匿迹。

故事一直写到新冠疫情之后。几年前,周嘉宁在一次采访里说,书写2010年之后的事特别困难,找不到准确而合适的语言。然而很快,她发现时间的尺度变得不一样,疫情后这几年,一切像是开启了加速键,“感觉已经过了好久好久”。她和周围的人,生活发生着剧变。

采访约定在午后,周嘉宁背着球拍,穿一身黑色运动服,扎着干练的马尾,她刚刚打完羽毛球,便出现在事先挑选的烘焙店里。看得出来,她紧凑地安排日常时间。

她今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长篇小说《永结无情游》,另一本是她翻译的《幸福蒙太奇》,美国华裔作家马凌云的短篇小说集。她做新书分享,借机去各地会友,这大半年算是休息。

其他时候,她的生活围绕写作展开。早起写作,这是头脑最清醒的几小时,午后,她通常运动、玩,或是做翻译。她自认并不擅长华丽的语言,挑选的作品通常语言风格偏中性,翻译可以让她很快进入心流状态。直至小说写完前的最后两三个月,她提早到七点多起床,加长写作时间,其余照旧。

三十六七岁之后,生活开始找到平稳的秩序。写作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年轻时她几乎每年都有新作,现在她愿意花更多时间反复打磨,发表的节奏变缓,几个月写一个中篇,十年才缓缓交出一本长篇。

写完这本书,周嘉宁最先发给两三个朋友,结伴去海岛的好友是其中一个。她们依然是好友,没有离开彼此的生活。“有一些幸运的东西,让我们的友情保存了下来。”周嘉宁说。

然而,在她虚构的世界里,类似的人物却一直在离开。

上海街头。(视觉中国/图)

1

理想主义不是失败,而是灰心了

2022年,因为往返北京,周嘉宁错过了上海的春天,疫情期间的出行常常受阻,夏天她去往厦门,等待健康码转绿——那是当时的常见做法。

她借住在一位旧友家,每天千头万绪,不知要等待多久,生活何时能恢复。于是,她仿照在家里的日常,早起写作,尽力锚定生活的秩序。

有一段经历已经酝酿了几年。她在上海长大,入读实验班,整个学生时代在教育改革的氛围下度过,虽然她经历的所有实验教育都宣告失败。周嘉宁对那段记忆的描述是:学习压力不大、自由散漫,没有受到过压抑。她自认为受益终身,“我确实是在突破规则和制造规则的教育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她找到过去的同学、老师长谈,其中一些失联已久,大家的人生方向大相径庭,有人成为了世俗成功者,也有人活得失意。她想了解实验教育的经历有多少异同,却发现哪怕是同班同学,个体差异也是巨大的。一个生活在武汉的朋友说,很难想象老师和学生可以成为朋友。

周嘉宁最初想写一个数学老师的故事,她欣赏数学之美,但很快发现能力有限,“写出来很像是骗人的,用文字去修饰出来的东西”。写作重点几经改动,在厦门写下的开头,后来全都作废了。

最后落笔在《永结无情游》里的是相聚在致远中学的一群人,“我”、李明枝和陈陆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实验班的学生,入学考试排名就是他们的学号,牢牢提醒着竞争的存在。虽然被冠以实验班名号,但招生范围仅限几条马路,其实没有真正的天才。他们普遍性情孱弱,不具备竞争意识,“灰心的时间也比同龄人早得多,以至于后来都在随波逐流”。

周嘉宁意识到,她所写的可能不是实验教育的客观情况,更多是她的个人记忆和自我投射。她也想不明白,教育改革对每个人的意义是什么,是否塑造了他们的现在。于是她决定,借由这段经历,写下人与人的相遇,他们之间的情感连接或许造成了更深远的互相影响。

这本书里的很多人物都是失意的理想主义者:张继海,野心勃勃的教改先锋,放弃了做副校长的机会,因学生跳楼被停职调查;乐栋,“我”的丈夫,跑法律条线的新闻记者,报社不景气时没和同事出去创业,结果被裁员,去了浙江农村参与乡建;老郑,“我”负责的科幻杂志的创办人,杂志订阅量持续滑坡,去海外看望儿子时被疫情困住,干脆没再回来。

“直到太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和我身边的人总是在遭遇类似的事,痴迷过的东西,终于等到亲手触及之时,已经太迟,我们被一起卷入不可挽回的衰败期。”书里这样写道,“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以后便知道不可能是巧合,我们在谷底往更昏聩处下滑,而一旦看清了现状,要以什么态度继续活着呢?谁都说不出来。”

周嘉宁采访过她以前的数学老师,对方出版了三本书,热衷教育改革,年纪轻轻就升任校长,但也遭受下属非议。作为张继海的原型人物之一,他的人生走向和小说里完全相反,很好地施展了宏图抱负,周嘉宁却觉得,这类人物已经被书写了很多,那是另一种故事。

而在她笔下,更多的人并非全然失败,而是陷入了失意和灰心。这是她和周围人的普遍体验:“你会看到一些好东西,但要说有多了不起,好像也没有,大家都没有特别相信能够和别人不一样。”

厦门鼓浪屿。(视觉中国/图)

2

“友谊并不长存”

厦门有一群文艺青年朋友,彼此相识,做着开书店、开酒吧、开民宿、服装设计等等不同的工作,周嘉宁和他们早就认识,但交集仅限于网络。2026年6月,她去厦门做了一场新书交流,顺便和他们见面。

她一直关注着他们的社交网络,从以前的博客,到现在的小红书,观看了太久,就像熟悉的朋友一样。她没有固定的社交圈,偶尔从工作或聚会场合认识新人,留下联系方式,之后就一直跟进对方的朋友圈,“看得很快乐”。

如果回看周嘉宁过去的小说,会发现她笔下常出现一群文艺青年,他们在世纪交替的年代相遇,见证城市扩张、全球化想象、互联网兴起,共同经历那些重大历史时刻和个人生活的变迁。

过去,她写的是这些年轻人如何相聚;而到了《永结无情游》,她开始写他们如何消散,在多年之后走向不同的人生。

小说的主人公一如周嘉宁本人,始终担任着这些相聚离散的旁观者。周嘉宁不排斥把自我的一部分放置在主人公身上,因此也坦荡承认,“其实目前这个阶段,我不太知道怎么去写很自我的部分……在用第一人称的时候,我没有把她变成一个纯纯粹粹的人物,似乎代入了很多我的视角去看这个虚构的世界”。

而她看到的世界,有许多友谊的失落。

过去十年,每当发生重大社会事件,周围的人群就会陷入观念的分歧。她看到大大小小的微信群被快速地组建起来,又在每一次分歧之后突然撕裂、沉寂。她从来不删聊天记录,回过头搜索,会惊讶地发现很多死掉的聊天群,曾经彻夜长谈,从某天起又彻底不再说话。

价值观的相悖,或是地理空间的分离,出于或大或小的选择,人和人轻易分道扬镳。“好像从某一个时间点往后,朋友变得非常容易断交,友情变成一个很难持续的东西。”周嘉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时候,她会无意中发现被人删除了好友。每次有人离开都让她陷入困惑。她寻找蛛丝马迹,向共同的朋友打听,试图拼凑背后的原委。生活匆匆向前,她觉得即便找对方追问断联的理由,得到的也未必是真实的答案。这些最终只能成为未解之谜。

《永结无情游》写完之后,2025年底首发在《收获》上,周嘉宁写了一篇创作谈,“我和人的关系常常变成这样,珍贵的东西被掩埋至深处,于是物理形态渐渐不复存在”。接着,不知哪儿来的决心,她另起一段,写道:“我不认为这是好的,想要改变。”

她想趁书稿完成,拿出现实生活中的行动力,去挽回关系。她尝试靠近对方,觉得中间一定有误会,但每当试图解释清楚,就会陷入说不清的犹豫。她怀疑自己只是想自我辩解,而不是真正为对方考虑,于是又往后退缩。反复几次,总想着再等等,很快就过了半年。

2026年5月,书正式出版,编辑打算收录那篇创作谈,问她需不需要修改。周嘉宁看了看,删掉了“我不认为这是好的,想要改变”这句话。

不久前,她和一个朋友讨论。朋友说,友谊是一种青春的产物,是青年时期大家出于理想而建造的乌托邦,人到中年后,身上负担更多的是使命,而不是理想。

周嘉宁一直试图理解朋友的话,她部分能够认同,不认同的是,如果友谊只是理想的乌托邦,它和现实生活的连接是如何产生的呢?

她依然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些消失和分裂。现在,她更愿意在日常生活中对人表达关心,希望用观念之外的东西维系关系,希望友谊最核心的部分建立在情感连接和情绪共振之上——失落的时候,需要帮助的时候,互相接住对方。

在创作谈最后,周嘉宁写道:“我为老朋友们写了这个小说,写的却是友谊的失败,以及未曾间断的后悔和自省。我直到这几年才明白,友谊并不长存,而是在激流与断裂中,承接出彼此的灰心。”

海边的人。(视觉中国/图)

3

关心人的内部变化

周嘉宁的写作之路一直算不上热闹。

她的成长经历某种程度上算是书中人物的倒影,从小读体育特长学校,和能量充沛的运动生相比,就像闯入了冒险的丛林,显得有些书呆子。进入大学后,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由于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多半经受过巨大的应试考验,她意识到自己从上海本地考入,压力小得多,“这是一种好运吧”。

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她获得二等奖,感叹“一等奖的人这么厉害”。她继续参加第二届,拿到了一等奖,却还是不觉得自己厉害。

她见过很多真正的天才。她很钦佩那些逻辑分析能力一流的同学,中文系的很多同学,文理兼修,英文、学术能力都好,她形容自己的成绩一直“中不溜秋,偏下一点”。

但这种同辈压力并不特别困扰她,她中学开始做学生记者,和不同的人交谈,打算将来以此为业,“我也会有自己的特别之处,大家可以发挥的场域不一样”。

周嘉宁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完成本硕学业,师从学者张新颖,19岁出版第一本书,毕业前已经出了至少八本。尽管早早展露写作才能,她却说,“没有人真的会觉得这个书好看”。

每次出书,她会送一本给导师,但不好意思追问导师的评价。后来张新颖为她的《密林中》写序,回忆起,多年以前周嘉宁曾问他对她小说的看法,他说,好。具体怎么好,没有下文。在这篇序言里,他认真写道,“这些年我远远地看着她往前走,真是觉得,她比我当初说好的时候,写得更好了”。

毕业之后,为了赚取生活费,她为杂志撰稿,采访过明星、运动员,但和陌生人打交道始终有些为难。2007年,她去了北京,与好友张悦然共同创办《鲤》,她不那么适应编辑的角色,无法给出热烈的反馈,对作者的责任和愧疚越来越强烈。

世博会前后,她回到上海,成为专职作家。接近三十岁时,她的写作去往更专业的方向,渐渐不再把早期的作品放入简历。

之后的小说日臻成熟,也受到评论界更多关注,时代作为背景幕布更多地进入了作品。周嘉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没有故意去写一个时代,变化很自然,因为自我剧烈变化的人生阶段过去了,“内心的波动没有那么强烈了,因此可以更多听到外面的声音”。

她的小说反映了80后独生子女一代的独特情感体验:他们重视友谊,缺少手足之情,人到中年后,更要面临父母衰老的压力、是否组建家庭的选择,以及如何处理孤独。

周嘉宁一直在写同龄人,或者说,她擅长写年轻人。上一本书《浪的景观》写的是千禧年到新世纪初的青年生活,当时一个记者朋友问她:你有没有考虑过让你的人物进入中年?

人物在《永结无情游》里进入中年,但她又听到评价,这不像中年。“每个人都有自己期待的中年叙事吧。”周嘉宁只能解读。

更尖锐的网友批评,直指她的小说是“上海土著文学”“小知识分子写作”。她的人物没有通常中年人的负重感,有人连固定的住所都没有,算不上中产阶级,但他们最大的忧愁并非生计,而是精神世界的迷茫与失意。

类似的批评声跟随周嘉宁多年,她和不同的朋友讨论,大部分和自己处境相近,没得到太多启发。也有人中年失业,为生存忧愁,但仍可以维持基础生活。她坦白承认,这么多年,还是没太想明白这个问题,愿意继续探索,“这些问题让我很困惑,但是说实在的,我又挺感激批评者还是在帮助我”。

“我自己本质上觉得,我在写的不是很具体的生活,人物的精神状态、精神的能量一直是我更关心的东西,而且我觉得人的内心是可以很丰富和很充沛的,人的内在世界有很多可书写的地方。当然这个内在世界会跟外在世界有一定的联系和共振,但是绝对不是被外部的具体生活所局限的。”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好像一直更关心人的内部的变化、成长,但它是比较缓慢的,可能没有那么地清晰。”

对于自己的写作,她同样希望有一些缓慢的变化。旁人未必能清晰看出来,但她自己知道,小说正走在一条路上,往某个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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