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在体验“衰老移情”后,为何如此感慨?
戴上视野受限的眼镜,穿上负重背心,绑好关节约束带,再塞上模拟听力衰减的耳塞……在近期热播的《圆桌晚晴派》第一期节目开头,主持人窦文涛在泰康之家·燕园体验了“衰老移情系统”。这是一套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衰老实验室研发的穿戴式模拟装置,旨在让年轻人通过亲身体验,真切感受70至75岁老年人的身体状态。
在穿戴好全套设备后,窦文涛发现自己的视野缩成铜钱大的一片,周围一切模糊不清;声音像隔着浓雾传来,听得见却听不清;腰更是直不起来,腿也迈不开,连抬头都变成了一种奢望。明明只是慢慢走了几步,后背已经渗出一层细汗。
“老人太可怜了,自由太受限。”这是体验完成后,他发出的感慨。
窦文涛体验“衰老移情系统”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中,日常生活能力(ADL)受损的发生率高达30.1%。简而言之,在我国,你随机遇到三位老人,就有一位在某些基本生活活动上需要他人帮助。研究还发现,ADL受损的年龄拐点大约在73.5岁。这意味着在七十岁中后期,老人的自理能力会出现一个较为明显的转折点。另一项研究追踪了6年内老人身体功能的衰退路径,发现衰退通常始于下蹲、负重和行走困难,随后是上肢活动受限,最终可能导致全身功能障碍。
“衰老移情系统”的核心是“移情”。很多事光靠想象和说教是很难真正领悟的,就像衰老,唯有让身体亲自感受一遍,同理心才会刻进本能。在这个象征性的体验背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或许你已经开始思考如何面对父母和自己的老去,但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会比想象中更多、更复杂,甚至更沉重。
“60岁后还有近20年”
正在成为常态
这种思考之所以变得迫切,是因为我们正在集体步入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经历过的“长寿时代”。
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于2026年7月31日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亿,占总人口23.0%;65周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23亿,占比15.9%。全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9.25岁。
结合历史数据,1990年时,全国人均预期寿命为68.55岁,2000年达到71.40岁,2010年为74.83岁。几十年前,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提升了10岁还多。这意味着,我们在退休后的人生旅程几乎翻了一倍,中国人的老年生活不再是“了此残生”的“尾声”,而是一段与前半生同等重要的全新阶段。
在《圆桌晚晴派》节目中,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泳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视角:从60岁到75岁,许多人依然拥有相对健康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关键在于,这“多出来的时间”该如何规划?
《圆桌派》第八季番外篇《圆桌晚晴派》
当人生被延长的数十年重新丈量,我们的人生剧本需要重写——如何规划这段延长的生命,不再是个人选择,而是一道社会必答题。
然而,硬币的背面同样锋利。在更高龄的人生阶段,身体机能的衰退终将到来,层层叠叠的健康阴影,正悄然迫近每一段延长的生命。
以认知症为例,中外诸多流行病学研究形成了一项基本共识:60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认知障碍的患病率大约翻一番。这并非某种罕见的医学现象,而是大多数家庭终将面对的现实概率。
但认知症只是冰山一角。1990年至2019年间,中国75岁以上老年人群的疾病负担(DALY)增加了129.72%,几乎翻了一倍还多。导致这一增长的,并不只是某一种疾病,而是寿命终点前缓慢积累的多重磨损。放眼全球,2023年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分别是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这些疾病几乎不单独造访,而是缠绕交织,在更长的人生里不断叠加。
当寿命被不断延长,我们面对的不再是“能否活得更久”,而是“如何在更久的余生里,承受更少的痛苦”。
寿命的延长让我们得以抵达过去难以想象的高龄,我们会无可避免地遭遇身体与大脑的严重衰退。
“标准人”概念中,
被忽视的痛点
在个人、家庭的微观视角之外,在更宏观的层面中,面对长寿时代的来临,社会似乎并未为此做好准备。
19世纪,比利时天文学家阿道夫·凯特勒将天文学的平均计算法用于研究人类,提出了“平均标准人”的概念,认为平均标准是最完美的人类特征。这一概念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医学和工业管理等领域。在《圆桌晚晴派》中,胡泳敏锐地指出,在目前的公共空间、产品服务的设计中,也无形地预设了一个年轻、健康的“标准人”形象,所有不符合标准的人都被归为“特殊群体”。
胡泳在节目中引用“标准人”概念
比如在许多规模宏大的机场中,对一位年迈的老人来说,从值机柜台走到登机口是一段漫长的跋涉,而沿途的电梯数量不足,可供短暂歇息的座椅也寥寥可数。再比如,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中,尿失禁患病率约为15%至30%,许多老年人因行动不便,外出时会穿上成人纸尿裤,但商场里几乎找不到一处能让他们体面更换的独立空间。有行业报告指出,2025年,我国老年人专用纸尿裤的市场渗透率仅3%,远低于日本的80%。这巨大的差距恰恰说明,还有大量潜在需求尚未被满足。
目前的老年人专用纸尿裤,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多优化的空间
这些都不是“特殊需求”。它们属于数亿老年人每日都必须面对的真实刚需。只是长久以来,它们一直被“标准人”的预设视野所遮蔽。
比物理世界中的困难更重要的,是社会如何为老年人提供重拾社交、尊严、价值感和幸福感的可能。记者、纪录片导演及主持人周轶君分享了自己外婆的经历:她九十多岁独居时,因为长久没人说话,人开始糊涂,认知能力明显下降。后来将她送到养老机构,家人们一开始担心她不适应集体生活,结果没想到,外婆话变多了,每天做手工和大家一起活动,整个人的状态都好了起来。她惊讶于外婆“九十多岁的大脑神经元,居然还能重新连接”。
周轶君分享自己外婆的经历
原来对于老人来说,社交不是“消遣”,是刚需。有人说话、有人陪伴、有事情做,大脑才不会快速退化。我们总以为养老就是“吃好住好”,但真正的养老,养的不只是身体,还有精神和社交。
比社交更重要的,是“被尊重”“被看见”的价值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曾有一位70岁老人为直播间里的两位男主播打光了儿子336万元积蓄,那是她一生的养老金和儿子的全部存款。她不是被诈骗,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情感交易”。主播叫她“姐姐”“家人”,让她以为自己被看见、被需要。当衰老切断了一个人与现实世界的连接,虚假的“被看见”替代真实的尊严,这是“标准人”叙事下的另一种代价:那些不被主流社会期待的老年人,转而成为被技术收割的对象。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曾在一次公开的讨论中谈到,他在调研中接触过许多被长期照护的老人,其中不少人虽然生活被照料得无微不至,但眼神中却透出一种“被安置”的麻木。他指出,照护最容易被忽视的,不是身体层面的照料是否到位,而是老人是否还能感受到“自己仍然是一个被需要的人”。景军回忆道,有一次他看到养老院里的一位老人,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等着开饭、等着被扶上床,除此之外,再也无事可做,也无人与之交谈。那一刻他意识到,价值感的丧失,往往不是从无法行走开始的,而是从不再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开始的。
老人需要感受到“自己仍是一个被需要的人”
这些困境指向同一个问题:当一个社会用“标准人”的尺度去丈量每一个人,那些被划出界线的老人,不仅失去了物理空间的便利,更在无声中被剥夺了被倾听、被需要、被当作“完整的人”来对待的权利。
而真正意义上的“适老”,不是把世界改造得让老人“更方便”,而是让老人即便在身体衰退之后,依然有地方可去、有人可说话、有创造价值的可能。这不仅关乎设施的完善,更关乎一个社会如何定义“人”的边界——在什么范围内,一个人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值得被期待的存在。
谁在守护晚年?
又一个问题随之出现,在微观和宏观的双重挑战下,我们该如何守护好父母和自己的晚年?在很多时候,仅仅依靠家庭的能力,很难让老人在生活舒适的同时,获得尊严与价值感。而承受这份代价的,远不止老人自己。很多时候,它会彻底碾过配偶、子女的生活,将一个家庭拽入漫长的消耗。
景军教授曾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疫情期间,他85岁的母亲去世。母亲曾是内科大夫,病重后不愿去医院,说“医生不会给我们看病,就是糊弄糊弄我们,说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岁数大了”。在家中照顾母亲时,景军家共有兄弟姐妹、配偶、孩子和护工等7人轮流照护,但“她一个人把我们七个人的生活全部打乱”。每次为母亲清洗身体需一个多小时,房间气味难以消除,护工后来坦言“干不了”。
景军
这让他深刻体会到,即便家庭条件优越、人手充足,居家照护失能老人的难度依然超乎想象。他由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观点:中国社会应该“去家庭化”,而不是“再家庭化”。他对此直言不讳:许多本该由社会承担的照护责任,如今被层层转嫁到家庭单元之上。这种路径值得深刻反思。当一个家庭中有一位失能老人,或是有成员罹患重疾,仅凭家庭内部的力量,几乎无法应对长期照护所带来的身心与经济的多重挤压。这些需求,最终必须通过社会化的专业服务体系来承接。
胡泳教授也曾有同样沉重的经历。他在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母亲的四年中,经历了从北京大学教授到24小时照护者的身份转变,母亲从记忆衰退到不认儿子,从骂人到幻想保姆偷窃。他还在文章中写道,为了照护失能父母,日日喂饭、管理大小便、帮忙洗澡和穿衣服,屋子内常年弥漫一股屎尿味,“而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味道”。
“不管你做多少,都会内疚。”他说,“但被照顾的人永远比照护者更痛苦。”
对于几乎每个有老人的家庭,养老照护都是一份沉重负担。照护者最大的负担是情绪压力和持续的内疚感。
无论照护做得多么周全,当那段日子结束时,内疚感几乎总会如影随形
中国65岁以上人口从7%增至14%仅用了约24年,远快于法国的115年、英国的47年,“未备先老”成为核心挑战。这种“老龄化速度危机”之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在被现实瓦解。
此时,专业照护成为形势所需。
2025年,“养老服务师”被正式纳入国家新职业名录。与传统的养老护理员不同,养老服务师定位为“养老综合解决方案提供者”,归属专业技术岗,职责涵盖需求评估、方案制定、质量评价与人员带教等全链条。这意味着,照护从“伺候人”升格为需要综合知识、专业技能与深厚共情的专业技术岗位。
但专业只是基础,真正让照护获得尊重与价值感的,是整套围绕尊严建构的机制。最典型的例子是泰康之家。通过独创的“1+N”多学科照护模式,由一名管家或个案管理师统筹,串联护理、康复、医疗、社工、文娱、营养等N个专业岗位,为每位长辈构建“从入住适应到健康干预,从记忆照护到价值创造”的生命支持系统。它不是把老人当作需要“被管理”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有价值的人。
90后姑娘衣美静的故事是一个切面。她是泰康之家护理公寓的一名养老服务师,入职后的第一课,就是体验“衰老移情系统”。五分钟后她理解了社区长辈看世界的费劲。她所在的楼层有30位长辈,她记得每个人的名字与喜好:动作慢的,故意把球抛近一点;内向的,耐心引导;活跃的,陪她多玩几个回合。一位被她照护多年的王奶奶,在房间照片墙上把衣美静的照片和孙辈们贴在一起,逢人就介绍这是她的“好朋友”。另一位老人在一次情绪激动时被衣美静用专业评估发现是疼痛无法表达而非脾气不好,疼痛解决后,老人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衣美静和长辈们在一起
胡泳在《圆桌晚晴派》提到了“反向照护”的概念,这是他结合自己照护阿尔茨海默症母亲的亲身经历提出的。在大众的普遍认知中,照护是单向输出,照护者付出体力、情绪、时间,被照护者单纯接受帮助。而“反向照护”的提出,颠覆了这一认知:照护是双向互为主体的关系。不只是照护者在照料失能/衰老者,被照护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照护”照护者本人,照护者在付出的同时,也持续获得馈赠、成长、精神滋养 。
胡泳认为,在照护中照护者也有被治愈的时刻
在辛苦的照护之外,在一些缝隙中,照护者也会收获被老人治愈的时刻。胡泳的母亲在意识模糊的某个时刻,曾握着他的手说“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有你这样的孩子”。照护师李庆港被一位王阿姨从背后叫出名字,令其十分触动——很多失智长辈,连自己孩子的名字都已忘记。这些故事之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它们揭示了照护关系中一种被长期忽视的真相:照护是生命与生命的彼此照亮。 照护者在给予的同时,也在被回馈——只是这种回馈,往往以极其微小、无法被制度量化的方式出现:一个名字、一句话、一次本能式的拥抱。
然而,感动无法替代系统。个体之间的温情叙事,无法掩盖一个结构性的困境:当这些故事被放大到3.23亿老年人口的尺度上时,它面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如何让每一个普通老人,都能被体面地照顾,而不只是那些“幸运”地遇到了好照护师的老人。
泰康之家·燕园中的日常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在有照料需求的老年人当中,87.3%选择居家照料,4.9%使用社区日间照料,7.7%选择养老机构照料。不是没需求,而是服务和支付能力错位——贵的住不起,便宜的服务不行。励峻智库发表的2025年度康养行业研究成果显示,我国养老机构平均入住率约为45%,行业集中度极低,头部运营商床位占比仅8.3%。温情故事是真实的,结构困境也是真实的。当个体的善意无法覆盖系统性的缺口时,问题的答案便不能只靠“好人”来解决,而需要专业的机构、成熟的职业体系,以及全社会对养老这件事的重新想象。
在《圆桌晚晴派》中,周轶君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人口大幅下降已是我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传统‘养儿防老’的养老逻辑正在彻底失效。当下年轻人养育子女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与经济成本,等到自身步入老年,很难再依靠子女获得完善照料,机构养老、市场化养老服务将成为未来养老的核心依靠。”
对于年轻一代来说,”养儿防老“的逻辑正在逐渐失效
把老人照顾好,是所有人最基本的良知。而这份良知的落地,正如《圆桌晚晴派》的节目所问:当人生剧本需要重写,谁来守护我们的晚年?这不仅是个人困惑,更是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时代之问。而答案,或许需要我们在未来更长的时间中慢慢寻找。
养老不是“等待衰老”,而是“好好生活”。长辈们不应只被当作被“照顾”的对象,而是继续生活、继续社交、继续成长的人。他们上课、打球、唱歌、交朋友,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也许,这才是“长寿时代”真正的意义所在——不是延长生命的长度,而是拓展生命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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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丨三联.CREATIVE
微信编辑|李雨旋
作者丨morlee
设计排版丨咕
图片来源丨泰康 优酷 视觉中国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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