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一生,作为自己的时间太短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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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经过多少时间,才能重新理解自己的来处?


有的人半生都在逃离,逃离那些曾因父母感到委屈、羞愧甚至愤怒的瞬间,逃离那些人和人之间无法释怀的情感、难以弥合的距离。直到自己走上相似的轨迹,再回望过去,才理解那些影响我们的人,也有自己的处境、困惑与未完成的人生。


单读新书 077《河流上的黄昏》正是作者李颖的一次充满痛感的回望。在这部由 13 篇散文组成的作品中,她回到了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的城陵矶十二码头,写下那些潮湿的过往曾如何让她感到匮乏、漂泊与不安:一个可疑、窝囊的父亲,一个倨傲、跋扈的母亲,一个一意孤行、鱼刺一样嵌入姐姐生命的妹妹......


只是当时她还不明白,那些曾经塑造了她的人,也在时代的洪流中被各自的命运塑造着。就像出身书香门第的母亲不得不嫁给文盲工人,在码头像男人一样扛包、开杂货店卖假烟;像每到春天,满街的人都来看“疯女人”发作的热闹,却没有人探明她生下三个女儿而不被婆家认可的处境。


直到亲身经历婚姻、生育、养育,在爱与守护中懵懂前行,李颖终于开始理解母亲和“疯女人”被生活重重围困、被性别角色碾碎了的自我,理解她们“作为自己的时间,太短暂了”,也理解了这个七十年代的南方码头见证的不只是一个女孩的孤独、羞耻与疼痛,还有人性中光明与阴影的共存、时代与个人的相互裹挟。


今天,单读分享书中名为《被折叠的春天》的一篇,顺着李颖的文字进入她生活的那片水域,也进入母亲与“疯女人”被一层层折叠起来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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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折叠的春天

撰文:李颖


四岁的我和三岁的弟弟,分别受着不同的刑罚。弟弟被捆绑,而我被羁押。


那时我们的家被各种险境环伺:隔壁住着一个女疯子,前面是一条街道,来来往往的除了街坊邻居,还有江对面来的异乡人,他们划着小船横渡长江过来要饭。后面是洞庭湖和长江交汇的阔大水面。屋子旁边还有一个巨大的漆黑的沥青池子,我的父亲是装卸沥青的工人。


我们没有被隔壁的女疯子打过,但父母怕我们被街上的车子轧到,怕我们掉进水里,也怕我们掉进沥青池子。事实上,三岁的弟弟已经被一辆自行车从身上滚过去,四岁的我已经差点被淹死在浩大的江水里,而我的父亲,他曾经亲身从火车顶上滚落,掉进沥青池子,被工友们救上来侥幸保住一条命的他,满身满脸都被沥青糊着,大家惊魂未定,他却假装轻松拍了拍衣服,好像他身上裹着的只是一些浮尘。他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狼狈,却仍在笑着安慰大家说:不要紧不要紧!无非是搞坏一身劳保服!再领一身就是!


我曾无数次长久地凝视这个沥青池子,它大约有一百来个平方、两米来高,离我家不过二十米。对于年幼的我来说,它黑暗、幽深、无比巨大。父亲接到值班室的电话时会说洞幺洞幺(0101)收到收到,洞拐洞拐(0707)收到收到。这些神秘的暗语,代表着沥青池子的标号。父亲接电话时总把听筒夹在肩头,腾出右手在值班日志上记下标号。父亲并不识字,但能写下几个阿拉伯数字。他接到电话的时候,总有种神圣的使命感,仿佛他的工作是一件能挽救全人类、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每当火车油罐车一过来,父亲便穿着长筒套靴,戴着长筒橡胶手套去工作了。父亲先要打开蒸汽管道将油罐车加热,沥青化掉后,再顺着铁梯爬到油罐车的顶上,用钢钎撬开百多斤重的铸铁盖,接上管道。当漆黑的沥青倾泻而下时,他的剪影在蒸汽里晃动,仿佛随时会被黑色洪流卷走。


沥青池子对天敞着,周边并没有防护措施。很多年后回忆起父亲坠入沥青池子这一幕,我才恍然发现,那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这个国家正在解冻的春天里,千万个父亲正从相似的黑色池沼中爬出,他们相信那身蓝色的劳保服能兜住所有坠落的命运。


电影《三峡好人》


父母都要出去上班,不放心把我们留在如此险象环生的童年,于是他们分别想出了两个主意。母亲怂恿父亲做了一个木栅栏门,用以隔绝我们和外面的世界。为了不至于孩子们在家里出危险没人发现,他们敞开家的大门,只锁这个木栅栏。这样,整个街坊邻居都可以帮他们看孩子。


这个门不是全包围的,上面有一个大约半米高的空隙。平日他们上班,就把我们锁在栅栏内,他们断定我们的智商不行,决计想不出方法爬出去。事实上我的智商也确实不行,我被羁押在房间里,双手扶着栅栏,徒然地望着熟悉的小伙伴们在街面上呼啸而过,却从来没有想过,拿个椅子踩着就能爬出去。长大以后我养了一只猫,别人告诉我,要测试它的智商,就看它会不会利用工具。于是我把一个毛球吊在它够不着的门框上,它一次又一次腾跃,都没有办法触碰到,然后,我放了一把凳子在门框下,示意它站在凳子上去够,然而鉴定完毕,它是只蠢猫。


三岁的弟弟却完全不肯待在家里,他哭闹着非要和街上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这条街现在看来不过百米,但是小时候我觉得它漫长得望不到边。街面东侧的百草园是一个神迹。废弃的铁轨枕木间,野苋菜从煤渣里钻出来,蒲公英的绒球飘过生锈的信号灯,不知名的小草沿着铁丝网攀成绿色瀑布。我们和邻家孩子在那里建起秘密王国:用碎砖搭灶台,捡煤核当燃料,铁皮罐头盒煮着马齿苋。最神秘的植物便是苍耳了,它们悄悄地跟着我们一直回到家里,直到母亲洗衣服时被发现。


可是自从我溺水、弟弟被轧后,父母再也不肯放我们出门玩,这些我们都统统看不见了。


既然弟弟不肯被关押,父亲想到的办法是把我弟弟拦腰捆在家门口的那棵苦楝树下。绳子留了两米。树上打个死结,弟弟的腰上打个活结,他们同样蔑视我弟弟的智商,随便打了个结,断定他不能解开。在街坊邻居们的看管下,被捆绑的弟弟能够以苦楝树为原点,方圆两米都是他的领地,他既可以随时接受小伙伴们的羞辱,也可以随时接受小伙伴们的馈赠。他们像逗弄一条小狗一样逗弄我的弟弟,他们有时候骂他是鼻涕虫,有时候又给弟弟送来陀螺或者垂死的蚱蜢。


电影《爸妈不在家》


童年的时候,我和弟弟隔门而望。我的邻居胖子小伙伴跑到家门口来,隔着栅栏门告诉我:你妈妈只放你弟弟出来,把你关家里,你妈妈重男轻女。我便跟邻居的叔叔阿姨们说:我妈妈重男轻女。邻居的阿姨便跟我母亲说:你家大姑娘说你重男轻女。


母亲为此非常气恼,她觉得自己的名声被我败坏了。那时候我并不知道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这对于一个有儿有女的母亲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大帽子。她回家责骂我:少了你的吃还是少了你的穿?到外面乱嚼什么蛆?我疑心从那一天开始,我的母亲便不再爱我了。


母亲总是生着她的家属们的气,这个家属包括我父亲和她的三个孩子。母亲是一家之主,我家的户口本上,户主那一栏写着我母亲的大名,父亲和我们都是家属。母亲出身书香世家,她读了很多书,但是她嫁了个比她大十多岁、户口本文化程度那一栏填写着“文盲”的人。后来,她生了孩子,我们姐弟仨,户口本文化栏上都填写着“文盲或半文盲”。多年以后,我曾经指着户口本上这六个字问母亲,这是什么意思,到底我们是文盲还是半文盲呢?母亲说:这是一个术语,就是指你们这些无知无识的人。


被羁押的日子持续到我五岁那年,我被隔壁的女疯子鼓动,她唆使我拿椅子到门口,踩在椅子上,她从栅栏上面的门洞里把我抱出去,扔在街上跟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那天母亲回家,发现我在屋外,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但她并没有责怪女疯子,女疯子秉性善良,有人找她借东西,她会赶紧拿出来。邻居孩子们去她家,她会沉默地拿出好吃的东西。女疯子也是个文盲,并不认得自己的名字。她有一个和我父亲同样忠厚老实的丈夫。母亲甚至喜欢和这个女疯子在一起,更多的时候,母亲喜欢跟她坐在廊下一起织毛衣,拉家常。


电影《盲山》


女疯子正常的时候居多,平日沉默寡言,斯斯文文,见了人也不大说话,胆小害羞。她的三个女儿,和她一样胆小拘谨,并不和我们一起玩耍。彼时的母亲与疯子,相对坐在廊檐下,四根竹针在毛线团里穿梭,给她们的丈夫、儿女织着时兴的毛衣款式,织出麻花纹、菱格纹。廊檐下的光阴比别处要长。她们都像温柔的女人,细碎地说着话讨论毛衣袖口的织法,讨论孩子听不听话。更多的时候是我的母亲说得多一些,女疯子只是听着,间或微微地笑着。


自从我被女疯子抱出去后,母亲又心生一计。她要送我去上学,让学校看着我。于是母亲教我撒的第一个谎言,是五岁那年,她要我冒充七岁。那时的我是“吃黑市”的孩子,还没有上户口。但是我要去父亲单位的子弟学校上小学,学校规定,必须年满七岁才能上学。一九七八年的九月一日,我的母亲在家里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学一定要上,我们今天去报名,老师问你几岁,你就说七岁。


到了学校现场,老师果然问我几岁,我低头攥紧手心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母亲非常笃定地说:满了七岁了!


老师说,那看着不像呢,七岁才这么点点高?回去回去,到年龄了再来读。


母亲强硬地说,她不长个子,才满的七岁!


反正没有户口便没有证据,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了小学。那时候小学只有五年,这样的进程导致我十五岁就高中毕业了。所以,整个中小学,我都是班上的小不点。这么早把我送进学校,更重要的原因是,和我同龄的孩子都在上幼儿园,母亲为了省下幼儿园的费用,又为了省下看孩子的精力,便直接把我送进了小学。


电影《冬冬的假期》


上了小学后,我就看到了更大的世界,放学的时候,我能看见隔壁女疯子的婆婆坐在街上空地里骂人,她认为这个媳妇生的三个女儿都是来讨债的。她有种神奇的技能,就是拿一个砧板和一把菜刀,坐在街边使劲剁,一边剁一边声泪俱下地控诉命运不公,让她嫁了一个没用的老公,生了个没用的儿子,娶了个没用的老婆,让她过不上好日子,她骂完丈夫就开始骂整个丈夫的家族。母亲总是走上前好言相劝。我问母亲,她为什么要拿砧板剁空气呢?母亲说:这是一种仪式。


这时候母亲已经不允许我们叫女疯子为尚疯子了,而是要叫尚姨。尚姨的婆婆还有一种奇怪的技能,就是拿一根竹竿,竹竿顶端插上一根香点燃,然后到沥青池边,把竹竿插在地上,跪在竹竿下,一边拜一边开始喊天:老天爷啊,你看看啊,这就是我的好媳妇啊!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老天爷控诉自己天大的冤情。


我问母亲,她为什么要插根竹竿再骂呢?母亲说:“竹竿通天,这样老天爷才听得见。”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就不敢劝了,邻居也没人敢劝了,因为没人敢掺和老天爷的事情。


尚姨之所以被骂,盖因她生了三个女儿,我后来一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婆婆在传宗接代这个事情上总是为难媳妇,就算生了男孩,也并不跟婆婆姓呀。难道是因为,女人一旦嫁了人,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姓氏,把从前那个自己轻轻抹去了呢?


尚姨从不回嘴,她好像被季节封印着,总是春天一到,疯病便要发作十天半月。她发作的时候,完全变了一个人,她既不打人也不闹事,而是变成了一个无所不知、无比健谈、爽朗的人,她像个辩士一般,时而滔滔不绝,时而娓娓道来。


电影《童年往事》


接着整条街巷都在这个春天活了过来。卖豆腐的阿婆颠着小脚四处传口讯,酒坊的跛脚掌柜扔下算盘,连总躺在竹椅里晒太阳的王瞎子都支起了身子。人们奔走相告:“尚疯子发作了!”


尚疯子发作,是这条河街上的一件大事。她发作后侃侃而谈“建安三神医”“伤寒杂病论”,她甚至谈到火星照片、莫斯科奥运会。她发作后最大的绝招便是开中药方子,谁家老人孩子有个头疼脑热,她一纸方帖,药到病除。


她发作的时候,母亲不让我出门,我便扒着门缝偷看。那个总是低头数着针脚的木讷妇人,此刻正立在突然热闹起来的河街上。她的蓝布衫被春风灌得鼓胀,像是突然长出了翅膀。人们围成半圆,伸长脖子听她演讲。她说话时神采飞扬,声音清亮得能穿透三月的烟雨:“取夏枯草三钱,配忍冬藤……”她突然能写字了,人们发现她并不是文盲,竟然会写字。笔走龙蛇间,苦艾与甘草的气息便在河街上蔓延。


尚姨发作的时间总是如此短暂。大约半个来月,等到街坊们看好了病登门道谢的时候,尚姨又变成那个沉默寡言的人了。她蜷缩在藤椅里继续数着织错的针脚,仿佛这些天的华彩不过是春日幻觉。


我上四年级的那个春天,尚姨又发作了,我和母亲有过一次对话,这次对话的意义,甚至灼穿了我的整个一生,以致后来,无论我们母女间有多少不甘的误解,都成为我永远会理解母亲的缘由。


电影《女孩》


那天,尚姨在廊前向邻人大声解释着子宫的形状。母亲捂着我的眼睛和耳朵不让我出门:尚姨疯病发作了,你不要出去。


八岁的我满怀疑惑,问母亲:“那你们是怎么知道,哪一个她是正常的,哪一个她是疯的?”


母亲看着我怔了许久,说了一句我当时没有理解的话:她作为自己的时间,太短暂了。


年幼的我未能理解这句话,却一字一句记住了这句话。


很多年后我都在揣测,我的母亲,她静静地陪伴着那个沉默寡言的邻家疯女人织毛衣时,在想些什么呢。


我疑心她早就认为,每天和她坐在廊下织毛衣的那个尚姨,才是不正常的。真正发作的时间,才是尚姨找到自我的时刻。


我疑心她早就发现,自己竟在隔壁的疯女人那里,窥见了女性共通的命运图景—那些被称为“正常”的岁月,不过是少女梦尽后的漫长荒野。


我疑心她早就明白,那些被称作“发作”的春日,不过是她体内蛰伏的另一个灵魂,借春暖花开的季节,得以完成对庸常的越狱。


电影《出走的决心》


从母亲捂着的手指间,我看见了时间的裂缝。我疑心母亲当年捂住我眼睛的手,何尝不是在遮挡她自己不敢直视的真相:所谓正常,不过是千万自诩正常的人共同签署的疯狂契约。


尚姨是她的一面镜子。我的母亲,她这一生,作为自己的时间,真的太短暂了。


现在我时常回望—在我的童年现场,西侧是漆黑深邃的沥青池,东侧是恣意生长的百草园,两个世界隔着铁轨彼此对峙,如同命运埋下的伏笔,要等数十年光阴流转,才能读懂其中的隐喻。或许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不为人知的童年风暴,而我,终于在刑罚与托举间,在凝固与解冻中,在黑色与绿色、秩序与野性、现实与想象之间,长成了自己的形状。那些灼热的记忆终会如沥青一般冷却成路标,当我们在人生路上回看时,才发现真正的对峙,不在大地上,而在人心间—那些未被言说的暗影,它永远横亘在出发与抵达之间,在父辈的汗水与孩童的目光之间,在工业轰鸣与草木生长之间。


那个再也回不到现场的童年,比铸铁沉重,比春风柔软。我们搬离那个河街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尚姨。若她活着,也该八十岁了。我知道,那些曾经被剁碎的咒骂、通天的竹竿、砧板上的控诉,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伤害过她。我知道,在我父亲的沥青池、母亲的廊檐下,那些灿烂的春天虽被折叠,却从未真正被遮蔽。我的父辈们虽然平凡,却如此用力地活着,坚韧地为孩子们打开了通往春天的门,让多年以后的我,一想起那个童年现场,就如走进了被护佑的结界。


因为,神,总是以寻常面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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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避亏欠与疏离

不放弃理解与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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