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刑释人员一个真正的“转折点”
▲ 2023年4月23日,成都川西监狱举办爱心亲情帮教活动。(视觉中国/图)
把“回归悖论”与“资本消长”合起来看,回归的困难便不难理解:不在于缺少一个“入口”,而在于“入口”之后的整条路,已经被之前的每一次刑期切碎了。
文|浙江农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孔一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26年11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将正式施行。新法把监地衔接、安置帮教、心理矫治、就业扶持一并写入法定义务。立法者的用心很清楚:一个人服完刑,法律上的债就算还清了,社会应当给他一条重新开始的路。
但“回归社会”四个字的分量,远不是一部法律所能承载的。
在对刑释人员的长期追踪中,一些场景反复出现:去找工作,招聘的人知道他有前科,往往就拒绝录用。谈婚论嫁,对方家长知道他有前科,亲事就否了。问题不是法律没有写“衔接”,而是“衔接”在某个节点断掉了。法律可以结束一个人的刑期,却结束不了一个人“向下流动”的惯性。
这些场景单看都是“人之常情”。企业有企业的理由,家庭有家庭的道理。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都是一种无可厚非的理性选择。但正是这些分散的、看似合理的个体反应叠加在一起,就成了一个结构性后果——把这个人推出去。
人总要有一个可以归属的地方。当正常世界的大门反复关上时,那个“灰色圈子”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的。于是,被动退出变成了主动投向。与社会的感情纽带在弱化,人际关系在疏远,社会距离在拉大。高墙电网是一种物理隔离,求职被拒、社区排斥、家庭放弃,则是社会隔离。
从这个过程里,可以看清一个悖论:重新犯罪招致了回归控制,回归控制又制造了新的犯罪,新的犯罪再强化回归控制。控制犯罪的目的,在特定条件下,反而产生了新犯罪结果。这就是“回归悖论”。它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项政策的失败,而是一套互为因果的互动模式在持续运转。更麻烦的是,这套互动不是原地打转,它会随时间不断收紧。
背后是资本的消长。以犯罪生涯为时间轴,可以看到:随着犯罪和处罚次数增加,一般社会资本在下降——来自正常社会的合法资源和机会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专业犯罪资本在上升——与灰色圈子和犯罪群体的相互认同在同步加强,违法犯罪的机会和资源反而日益增加。一般社会资本的下降,使人失去了“向上”流动的资源;专业犯罪资本的上升,又使人有了更多投向灰色圈子的机会。两条线一交叉,“向下”就成了几乎唯一的方向。对反复犯罪者历次受刑前后家庭关系、住所、职业技能、就业状况、社会交往等维度的追踪,印证了这一判断。
反复犯罪者是重新犯罪者中最典型、最关键的少数。看清他们怎么一步步滑下去,不是为了给所有刑释人员画像,而是因为这套机制在他们身上运转得最完整。每一次排斥都在消耗合法资本,每一次资本消耗又使下一次排斥更容易发生。这不是一个静态的困境,而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单向通道——能向上走的资源在减少,能向外走的机会在增加,方向一旦形成,就很难靠个人的意志扭转。互动机制与时间过程合在一起,才能解释为什么“向下”不是一次选择,而是一条被反复踩实的老路。
资本消长一旦发生,一个流行的政策直觉就会遇到校正:给一份工作,真的就能构成转折点吗?
人们常说婚姻和稳定就业能让人回头,犯罪学把这叫“转折点”。转折点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结婚或上班这些形式,而是因为它改变了社会纽带的结构,改变了一个人日常生活中的机会成本、身份认同和未来预期。转折点本质上是一种纽带的重建。问题在于,对反复犯罪者来说,这种重建的前提——还有可重建的纽带——往往已经被反复的犯罪与监禁消耗掉了。当一般社会资本已经消耗殆尽,惩罚的边际效益又在递减时,一份孤立的、过渡性的工作,往往不足以构成真正的转折点。它可能只是延缓了下滑的速度,却难以改变下滑的方向。
把“回归悖论”与“资本消长”合起来看,回归的困难便不难理解:不在于缺少一个“入口”,而在于“入口”之后的整条路,已经被之前的每一次刑期切碎了。
新监狱法把“监地衔接”和“安置帮教”写成法定义务,是一个实质性的制度进步。它承认了一件事:监狱不能把人“管住”就算完成任务,社会也不能等人走出来才开始接手。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在尝试将安置帮教前移,在临释人员出狱前就对接用工需求、开展技能培训、建立一人一档,方向是对的:衔接必须发生在断裂之前,而不是断裂之后。
但法律能规定“必须衔接”,难以直接规定“衔接什么”“怎么衔接”。如果监地之间传递的只是档案和手续,而不是关于“这个人被什么卡住了、他最可能在哪个节点上滑回去”的判断,那么衔接就仍然停留在“把人送到”的层面,而没有到达“把人接住”的层面。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一项被写入法律的义务,如果没有同步写入资源义务和问责机制,就容易变成“签了协议、走了流程、人还是滑回去”。在一些财政和治理能力较强的地方,监地协议、就业基地、需求台账可以配置起来。换一个司法所人手不足、没有就业基地、企业没有税费激励的地方,同一个法定义务靠什么落地?安置帮教如果只是“司法行政机关多做一件事”,而没有编制、经费和跨部门考核的配套,衔接就仍然是一项“软义务”。
更根本的障碍不在监狱里面,也不在衔接环节,而在社会本身。法律上的刑期有明确的终点,社会意义上的刑期却没有。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人能走出来。那些最终站稳了的人,往往不是在某个大型帮扶项目中获救,而是在某个具体的节点上,出现了一个具体的条件,让他第一次感觉到“靠正当方式活下去”不是一句空话。可能是一笔靠自己劳动存下的钱,可能是一个愿意给一次机会的雇主,也可能是一个没有在他最艰难的时候转身离开的人。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小,但它们在结构上的功能是一致的——在一条只能“向下”的通道上,第一次打开了一个可以转向的出口。
新监狱法把“衔接”写进了法律,这是进步。但一部法律能规定的,是监地之间必须交接、安置帮教必须有人做;它难以规定的,是交接之后有没有人真正接住,帮教之后有没有资源真正托底。法律能打开门,门里面的路,要靠资源、判断和责任来铺。
所以,刑释人员何以回归社会,最终的答案不在法条里,而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上: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回归”不是一个在释放日完成的动作,而是一个需要在那些最容易滑落的节点上,持续提供替代性结构的漫长过程。
文章原文
内容来自 南方周末,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