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理人之城”成都可以复制吗?

记者 | 陶紫东

编辑 | 张云亭


5月的成都,满目都是紫红和橙黄。三角梅开得到处都是,旧居民楼的阳台边、电线杆底下、小吃摊旁边,全是一团团热闹的紫。老城区的小巷子里,卖枇杷的三轮车挨个排着,摊位上插着的纸牌写着“十元三斤”,小贩们不大吆喝,路边的茶馆时不时传来搓麻将的声音。


这座看起来慢悠悠的城市,2025年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153.5万,几乎要追上北京。其中包括大量来自四川各地乃至全国的年轻人——如今的成都,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年龄在14到35岁之间。不同于那些守着传统生计的小摊贩,这些年轻人有着更挑剔的审美和强烈的表达欲,也更愿意把消费兴趣变成职业。他们在街边、居民楼、非标准化的商场里租下商铺,开出一家又一家咖啡馆、书店、买手店……构成了成都街头新的景观。


当全国的商业从业者都在试图搞清楚“成都模式”时,本地建筑和生活方式媒体“一筑一事”的主编王牧之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用了一个词,来概括成都的主理人生态:去中心化。在他看来,这里很难诞生一种绝对统一的商业风格,或者可以批量复制的生意。这种高密度的、野蛮生长的主理人文化,是成都特有的城市肌理与商业土壤共同孵化出的结果。


“成都主理人商业的底色,首先是社区感和人情味”,在玉林附近的蓓蕾社区,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小烟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玉林是一个以成都一环路和二环路为界,下辖11个社区的老旧居住片区。其街道尺度适合步行,本地生活丰富,近年则因为大量主理人小店而走红互联网。


玉林街道火烧堰巷举办的小型市集,吸引了许多本地人和外地的游客。摄影/王晓东


采访过程中,一位路过的本地人很自然地停下来倾听,后来索性加入了讨论。对此,小烟并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你也看到了,路过的人连狗都要聊两句”,她指着隔壁门卫养的一只小狗说,这只小狗社区里的人都认识,附近居民每逢路过,都会大声叫它的名字,“妞妞!妞妞!”


四川历史学者王笛曾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一书中写道,过去,成都的茶馆不仅是消费场所,更是社区的日常延伸和公共生活中心,甚至是解决民间纠纷的“烂账摊子”。如今,这种习惯被无缝平移到了今天的成都咖啡馆、书店和买手店。很多成都人依旧习惯在一个空间里待上一整个下午,他们消费的不只是商品,还有一种有高度黏性的社群邻里关系。


芳华街是玉林片区如今的网红街道,这是一家开在小区里的路边咖啡店,因为主理人从小区栏杆内递咖啡给消费者,被游客戏称为“监狱咖啡”。摄影/王晓东


扎根在蓓蕾社区的C-SCHOOL,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是一栋由老职工宿舍改造的小楼,由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承租并运营。十余名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学生住在这里,他们不仅在这里上课,也会走进附近的街巷记录社区生活场景,甚至帮周边的商铺设计海报,同时,居民也能进门看展、办活动,与师生闲聊。


这种介于在地文化、社区与商业之间的模糊状态,构成了许多成都主理人项目的底色。离C-SCHOOL不远处,还有一个名叫“搭伙儿CHAOS”(以下简称“搭伙儿”)的空间。它与蓓蕾社区的菜市场中间只隔着一道玻璃墙,里面融合了阅读、餐饮、展览、办公等不同业态,空间中央留出的大片区域,既是社区公共广场,也是各类居民活动的发生地。廊道墙面则被改造为社区议题收集墙,贴满了居民对周边生活的提案和意见。部分议题被标记为“已完成”,更多仍在“进行中”。


玉林街道倪家桥路,在这里,年轻人开的咖啡馆和本地餐饮融合,外摆已经坐满消费者。摄影/王晓东


“我们不想把这里定义成公益项目,它更像一个带公共性的商业空间。”搭伙儿CHAOS创始人杨迎琦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她也是社区营造团队“大城小村”的发起者。在蓓蕾社区扎根7年后,大城小村孵化出了搭伙儿这样一个空间平台,也让它天生带有公共性和社区基因。


搭伙儿CHAOS团队在蓓蕾社区的空间,他们经常举办与本地居民和文化相关的活动。摄影/王晓东


蓓蕾社区是成都老龄化程度较高的老社区。疫情之后,在年轻的社区书记张晓静与多个社区营造团队的推动下,这里逐渐被重新激活:菜市场旁边开始出现咖啡馆与共享空间,青年活动和市集不断,年轻人与老人开始生活在同一个社区里,杨迎琦把这种模式形容为“老社青治”(老旧社区里的青年参与式治理)。在他们举办的活动里,常常出现一种奇妙的反差:关注老年友好议题的多是年轻人,而社区里的老年人,反倒更爱来空间里参与做手工等轻量活动。


“成都的社区治理,在全国范围都具备先进性和示范性,社区营造团队也数量多且活跃。”杨迎琦说。但即便如此,搭伙儿和类似空间的生存依旧需要不断寻找“自我造血”的方式。该空间的收入目前主要来自空间共享、活动运营与品牌合作。“成都的文化活动非常多,市场对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杨迎琦说。很多时候,他们更像一种介于社区组织、联合经营者与内容策划之间的混合角色,既能联动基层社区,也具备高度市场化的社群运营能力。


这种自下而上的民间活力能够持续,得益于成都独特的“治理红利”。2008年汶川地震后,全中国乃至全球的NGO、民间组织和社工机构大量涌入四川,客观上完成了成都最初的社区营造启蒙。2017年,成都在全国率先设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统筹原本分散在多个部门的职能;2018年又进一步完善并深化“社区规划师”制度,推动专业人士下沉一线。杨迎琦就是蓓蕾社区的社区规划师之一。在王牧之看来,这种“离政治中心足够远、市民基础足够活跃”的试验性土壤,让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撑与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无缝对接,最终演变为孕育主理人经济的肥沃土壤。


主理人经济在成都的爆发,离不开低租金成本的托底。相比一线城市高昂的街边铺租,成都保留了大量低成本的物理空间,赋予了年轻人极高的创业容错率。


“玉林除了几条被炒作过的街道,一个铺子一个月也就5000元。而如果一个人租房,房租只要2000元,一年不到3万元。”王牧之说。当生存的重负被卸下,年轻人的状态也得以改变。他们可以有段时间不进入职场,去打点零工、做自由职业者,甚至只是gap一段时间,用积蓄养活自己,这种极其松弛的生态,顺便养活了大量试验性极强的独立店铺。


一家名叫“白读书屋”的成都独立书店,呈现了一个典型案例。几个月前,白读书屋的主理人彦祯、杨熹和向辉在玉林附近租下了一栋普通楼房的二层空间,它的前身是一家麻将馆,楼下则是一家东北菜馆,周围大部分都是串串店、火锅店和居民楼。这种产权被切分得很散、业态高度混杂的状态,是成都街头常见的空间逻辑。个体房东拥有充分自由,并且也给人自由:他们一般并不在乎租客租来做什么,只要能交租。


白读书屋在社交平台上因空间设计和经常举办的沙龙活动收获了诸多好评。摄影/王晓东


白读书屋的三位主理人,分别拥有建筑、文学等不同学科背景,除了按照每个人的优势和兴趣策划线下活动,书店的收入主要靠饮品和会员体系支撑,“卖书是其中利润最薄的一环”,彦祯说。目前三人轮流驻店,再加上每天两位兼职员工值班,三人还另有一些书店之外的工作。在可负担成本的托底之下,主理人尽量将精力投入在空间和内容上,就能让书店可持续地活下去。


白读书屋的三位主理人,从左至右依次是杨熹、向辉和彦祯。摄影/王晓东


“这个店铺将近200平,月租金差不多1万,楼下饭店的租金是5万。”杨熹说。同济大学建筑学出身的她,以低于市场均价三分之一的成本完成了这间二楼老铺的改造,为了在预算范围内实现预期效果,她承担起半个包工头的工作,书架、长桌等则选择在电商平台采购木材和金属五金件,再让本地工人现场拼装,最终呈现出的“开窗见绿”的视觉效果和“路线洄游”式的游逛性,让这家书店在社交平台上因空间设计收获了诸多好评。


这种低成本,还解放了被一线城市流水线过度消耗的创意个体。住在蓓蕾社区的95后“新蓉漂”李紫冰,如今有一个复合身份:她既是C-SCHOOL的员工,也是社区公益项目“邻居家的泡菜”的发起人之一。来到成都之前,李紫冰在上海的一家设计大厂上班,每天都在做一些螺丝钉式的工作,“在一线城市,我的世界里只有工作。但当我来到成都,我发现这里的人好闲,大家都在养狗、过周末、享受生活。”


C-SCHOOL的学生们正在积极投入周末活动。摄影/王晓东


现在,李紫冰已经彻底把自己当成了“新成都人”。远低于一线城市的房租,让她能在较低的生存压力下,将更多精力投入能给自己带来价值感的社区公益项目。


他们的故事,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王牧之所说的成都本地和外来年轻人的生活状态。不可否认,这部分是因为在以生活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成都,近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行业内卷加剧,年轻人的失业压力随之增加。但相对可负担的生活成本和蓬勃的青年消费文化,却也使得他们能够寻求灵活就业的渠道,以便在维持体面生活的同时也能寻找自身价值。


除了生活成本,成都的规划尺度也天然适合独立店铺的生长——这里的街巷尺度非常易于开街店。


在少城片区的斌升街,有一栋叫作028.C青年创意社区的小白楼,主理人之一的乐克2006年从北京来成都读大学,此后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还在读大三时,他就和两个朋友一起在少城做文创和市集活动,此后始终没有离开这个片区。乐克深谙这片街区的物理优势:“少城的街巷分布是全国保留最完整的鱼骨状格局,清朝时还叫‘胡同’,到了民国才改名为‘街’或‘巷’。”这种适合步行、没有被宽阔马路和巨型综合体割裂的街道,是生长街边小店的天然环境。


028.C青年创意社区主理人乐克,这栋楼在少城片区的斌升街,由他租下后运营,入驻了不同类型的创意店铺和工作室。摄影/王晓东


玉林二巷的青年创意文化空间,由传统的老居民楼改造而来,旁边就是成都烟火气的本地小店。摄影/王晓东


028.C原本是一处民政局老办公楼,两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砖混小楼围着一个院子,因为体量小、难拆迁,很难进入传统商业开发体系。2021年,随着这栋办公楼腾退,当地政府希望把它改造成一个文创产业办公空间,于是找到了常年在这个片区活跃的乐克团队。


和很多由国资主导的更新项目不同,028.C几乎完全由乐克团队自行完成:整体承租,自筹资金改造,自行招商运营。他们将一楼拆成了许多20平方米左右的小铺位,引入了冰淇淋、精品巧克力、自行车改装、首饰定制等六七种完全不同的生意,其中包括乐克自己开的风物商店“布里斯湾”,还有一家韩国买手店正在装修,二楼及以上是可出租的办公空间。每平方米80到100元的租金让这些主理人有了试错的底气,也给了他们松弛感。比如,巧克力店“八角商店”每天只营业三个半小时,主理人还时常关门,以便有时间思考新产品的研发。


乐克本人也极富成都式的玩乐精神,尽管多元业态对一个房东来说运营起来更复杂,但他仍然选择了目前的方式,“有做面包烘焙和咖啡的朋友想过把整层租下来,我们不愿意。如果全租给一个品牌,那就太没意思了。”


尽管距离宽窄巷子只要步行几分钟,但斌升街本身并不算热门商圈。没有自然流量,意味着必须靠活动维系人群。因此,早在装修阶段,乐克就通过运营骑行、编织、喝酒等社群活动为入驻的商家引流,也让028.C成了少城片区街巷肌理的一部分:它既是工作空间,也是社交空间;既服务本地人,也吸引那些不满足于打卡宽窄巷子的游客。“商业本来就应该是去中心化的。”乐克说,“你家附近,就应该有个性化的面包店、咖啡店和小酒馆。”


在成都街头,还有另一处让人印象深刻的城市景观,那就是高度包容的“外摆”。蓓蕾社区附近,有一家名为Familiar Coffee的社区咖啡店,当有客人表示想坐在室外时,店员很快就会拿出一套折叠桌椅,在客人手指的那片空地上打开、摆放好——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疫情后,成都开创了允许沿街店铺在一定范围内设置外摆位的先例,这在许多中国城市仍是需要反复审批甚至明令禁止的事。如今,这些外摆已成为成都“烟火气”的重要象征,任何人皆可享受惬意的室外消费,不管是抄手店、茶馆还是精致的西式餐厅。


有了空间与土壤,还需要源源不断买单的人。多位受访者都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表示,成都的消费者舍得花钱和花时间,且对新鲜事物抱有强烈的好奇心。


万华投资集团总裁助理、麓湖&麓镇商业负责人陈纯曾在瑞安集团工作了20余年,去年刚从上海搬到成都。在她看来,两地文化和消费习惯的不同,与水土地理有深远的关系,“上海的城市空间紧凑,作为百年通商口岸和金融中心,有着精致高效、讲究分寸感的生活方式;而成都物产丰厚、生活安稳,让人们更松弛好客、享受当下。”


这种活在当下的心态,也直接投射在了成都人的消费观上。陈纯注意到,对比当地年轻人的实际收入,他们在消费上“放得开”的程度远超北上广深。“这里的年轻人很愿意花明天的钱,他们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得惊人,有一种完全不留退路的热忱。”陈纯说。哪怕是工作日,只要地方够特别,他们也愿意花上一个小时去市郊尝 鲜。


这种对个性的极高包容度和审美敏锐度,不仅体现在消费者身上,也体现在商业地产的运营团队中。陈纯发现,自己目前接触到的年轻同事打扮上都有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这里的社会环境从来不会用某一种单一的标签去评判或归类一个人,这是成都很不一样的地方。”她说。


王牧之从更宏观的角度证实了这一观点:过去10年间,成都有超过600万的净流入人口,这庞大的移民潮中,潜伏着一个巨大的“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他们不分学历和性别,天然对同质化的传统商业保持警惕,更接近“世界公民”。这帮人留在了对非主流生活方式都展开怀抱的成都,成为独立店铺天然的“精神股东”。


“经济学家米赛斯说,市场过程是一个日复一日的全民公投。如果把这些主理人比作竞选者,成都就是他们在全国最大的票仓。”王牧之说。在这座城市里,可能有至少100万愿意自费“投票”,且热衷于在社交平台上自主传播的“优质选民”。


如果说,这群热衷于为“有趣”买单、不被成见所绑架且审美力极高的消费者,构成了主理人品牌全国最大的“票仓”,那成都主理人最核心的创新力,恰恰也在于他们极为擅长将那些习以为常的在地文化与日常琐碎,通过有创意的设计实现重组和再造。


“成都主理人从不缺乏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他们擅长把本来就在那里、大家因为太熟悉而忽略的在地元素抽取出来,用高水准的审美重新组合和表达,让在地文化变成年轻人喜爱的潮流。”陈纯认为,和北上广相比,成都主理人更从容、少焦虑,不被“做大做强”的压力裹挟,也更愿意打磨产品与氛围。


例如,028.C的主理人们在做空间之余,还推出了一套制作精美的《少城风物指南》。他们把少城片区那些不起眼却充满生命力的“宝藏”川菜馆、独立书店、中古家具店,连同清代留存至今的鱼骨状胡同地图,做成了一页页设计感极强的单页。任何人走进空间,都可以从墙上撕下自己感兴趣的单页组装带走。这一设计,巧妙地把一个静态的商业空间,变成了激发整个老街区活力的枢纽。


不仅如此,乐克自己创办的风物商店“布里斯湾”,还在策划一场结合时令的梅子主题展。四川大邑本就是著名的梅子产地,以往这些农产品隐匿在传统的批发市场里,而如今,主理人试图与大邑当地人一同摸索一种更具实验性的商业合作,将一颗小小的梅子提炼成一次主题展览。


这种对风物的抽象与探索,在不同圈层的空间里同频共振着。李紫冰和合伙人龚芷伊发起的“邻居家的泡菜”计划,主要是通过探访擅长腌泡菜的社区居民和地方美食家,记录不同家庭的制作配方和生活故事。两人最初的思考,来源于社区公益项目如何能够更贴近真实的生活。随着探索的深入,她们发现,在成都,无论是街边的面馆还是邻居家的厨房,总能看到各家精心腌制的泡菜。而这些泡菜就像一把打开本地生活的钥匙,串联起了当地居民的饮食记忆。后来,这个项目逐渐发展成线下活动、工作坊与文化产品,有了更多和品牌接洽的商业化机会,还被邀请去外地做在地文化分享。


“它不一定能变成一个很大的生意,”熟悉这个项目的小烟说,“但它会变成一种很成都的内容。”这种从生活细节里重新发现本土文化的能力,也构成了成都主理人商业的重要气质。


而当这个带有浓厚市井味道的“泡菜项目”一路延伸进麓湖时,李紫冰发现,哪怕是在新的社区,很多家庭依然保留着做泡菜的传统,也都知道哪个邻居家的泡菜风味最好。“当大家开始分享自家腌制手法、讨论时令蔬菜的最佳处理方式,这些微观的健康饮食实践便可能生长出可持续的邻里关系,”李紫冰说,“那些刚来成都的年轻人,也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融入社区的切口。”


成都商业繁荣的另一面,是外界常觉得成都主理人“太安逸、缺乏狼性”,很多品牌即便在本地口碑很好,也不肯轻易跨城发展。陈纯认为,这和她熟悉的一些广东本土餐饮品牌有些相似:“广东很多生意爆满的潮汕牛肉火锅或顺德菜的老板,你劝他去外地开店,他多半会摆摆手说压力太大、管理边界太远。成都主理人也是,‘我觉得现在挺好的呀!’除非有合适的平台或外力助推,才会选择顺势走出去。”


实际上,成都在安逸的同时,正涌现出一种带着独特节奏的商业创新。以女装品牌jajainthemoment为例,这个从线上起家的成都品牌创立10年来始终没有融资,也没有快速扩张。在线上女装品牌大规模冲向线下的这两年,很多品牌一年能开十几二十家店,但jajainthemoment仍保持着“一年一家店”的节奏。


在接受《第一财经》YiMagazine采访时,品牌创始人万佳佳用了一句四川话来解释自己的选址逻辑——“梭边边”,意思是保持低调、不想“打堆堆”和别人混在一起,只找让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万佳佳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在她看来,成都的商业有一些共同点,那就是在享受当下的同时创新,在安全的范围内找到新的突破点。


在王牧之的观察中,以自身是否“舒服”去丈量万物,是成都人独特的城市心理。他认为,成都人深受本地道家思想影响,后者天然地消解了宏大叙事与紧绷感。


但jajainthemoment的路径又是独特的。在“主理人经济”被热捧的当下,万佳佳却主动和这个标签保持了距离。“我其实不知道什么叫主理人,我更倾向于自己是往后退的性格。”万佳佳说,她更希望个人往后退,去建立一个拥有成熟运营能力的品牌。


这种清醒的“后退”,反而赋予了品牌在不同城市间横向平移的能力。2024年,因为觉得“线下才有温度”,万佳佳在麓湖CPI开出首店。这个只有118平方米、门店中间长着一棵大树的独立空间,很快成为CPI的现象级坪效门店。


麓湖CPI一家越南河粉店外,这个非标商业体位于成都南部,以生活方式类品牌、自然景观与社区活动吸引了许多消费者。摄影/王晓东


成都首店落地一年后,jajainthemoment开始了克制却坚定的向外扩张。令人意外的是,当品牌将触角伸向大牌林立、竞争白热化的上海时,万佳佳依然保留了成都人“梭边边”的挑剔与自洽。她没有去挤网红街区或高端商场,而是把上海首店落在了一个极小众的文化建筑空间何东旧居。


“那个地方体量极小,最多只能容纳十户商家,很安静,也很安逸。”万佳佳说。在这个几乎没有传统商业氛围的旧居里,品牌对这座城市的消费者积累了新的观察:上海的消费者展现出了一种极度理性的“成熟”,不纠结,甚至吸引了大量外国顾客;而在成都CPI,顾客与店员的互动频次更高。不同的消费者反馈,构成了品牌出川后的奇妙互补。


最近,他们的第三家店在北方的阿那亚刚刚开业。从麓湖CPI到阿那亚,万佳佳承认自己被这些被誉为“理想国”的园区所吸引,因为两者的内核都是在用极具耐心的社群思维,去认真服务一小群人的生活。


作为较早从线上转线下的女装品牌之一,在CPI的店铺跑出高坪效后,身边不断有人建议万佳佳“赶快抢市场”。但她并不认同那种激进扩张的逻辑。被问及在各行业普遍内卷的浪潮中,成都式的松弛是否会变成走出去的劣势时,万佳佳也给出了否定答案。“我不觉得这是劣势,相反,它是今天的优势。我们可以把一家店精细地运营好,真正抓住消费者的心智。”


陈纯也认为,成都式安逸不是不思进取。在土地成本极高、商业极度成熟的上海,单个商业项目的租金回报投产比压力更明显,对品牌经营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但成都不一样,“城市的商业创新土壤鼓励更多新品牌、新概念呈现,这也让包括CPI在内的很多项目都给人一种自由呼吸、缓慢生长的感觉,最终呈现出来的营业状态反而更好一些。”陈纯说。


那么,这种以人为主体,与自然、社区和在地文化深度混合的“成都模式”,究竟能否被复制到其他城市?


陈纯从商业地产和运营角度给出的理解是,最难复制的不是空间颜值,而是每座城市的天然禀赋,以及经营者有没有耐心长期把一件事做下去。“如果只是为了快速销售、做一堆漂亮空间,却没有长期内容运营能力,那很容易失败。”陈纯说,“必须因地制宜,用非标的场景创造力,结合成熟商业的体系化运营,一步步扎实地做。”王牧之则给出了一个更具感性精神的注解:“成都的输出,是让你别做成都,让你做自己。”在他看来,全国其实都有一帮“成都人”,成都模式无法输出品牌,它输出的是一种“成都精神”。


因此,如果按传统规模化、网红连锁品牌的商业思路来看成都,也许你看到的是一个个无法大批量输出模式的小品牌。但正是这样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构成了成都如今多元的消费环境,和不靠旅游景点仅仅只是居住就能吸引游客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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