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对低龄犯罪建立更强威慑
▲ (视觉中国/图)
不妨考虑参照一些国家实行的“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模糊化“年龄豁免”的界限,在有充足证据能够证明低龄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具有严重主观恶意且达到法律规定的相应条件时,仍然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建立更强威慑。
文|王兢
责任编辑|辛省志
2026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发布与公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中国刑法原本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即便犯下杀人等恶劣罪行也不负刑事责任。囿于刑事责任年龄限制,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助长了一些低龄未成年人作恶的气焰。前几年,发生了数起低龄未成年人杀人等恶性案件,有的杀人者即便情节恶劣,即便凶手作案心思缜密,也都因不满14周岁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引发社会强烈反应。
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重残等部分恶性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满12周岁,但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方可追诉,2021年3月1日起施行。本次最高检和公安部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法律使用标准,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规定。
保护未成年人自然毫无疑问,但不能沦为“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尤其是在受害者同为未成年人的情况之下,这也是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杀人等恶性犯罪的追诉年龄下调到十二岁的逻辑起点。最高检近年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显示,2024年依法核准追诉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2025年核准追诉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了“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信号。
部分严重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年龄下调,是刑事立法的进步。不过,当代生活条件进步,未成年人发育更快,身高、体重与脑力都远超上一代同龄人的水平。所谓“凡人之性,少则猖狂”,未成年人的世界并非田园牧歌式的乐园,也可能是充斥丛林暴力的修罗场。从近年来的几起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事件来看,凶犯尽管低龄,但已经具备了成年罪犯的一切特质。
以2024年3月10日案发的“邯郸操场埋尸案”为例,三名未满十四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有预谋有组织地实施了杀人犯罪,最高法核准追诉,法院对主犯做出了无期徒刑的“顶格判决”;而在2023年8月发生的“荆州四岁半女童遭未满十二岁男孩杀害案”中,凶手显然是早有预谋且手法狠辣,但因为其未满12周岁,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警方只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将其送往专门学校强制矫治。
刑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建立威慑,事先就让潜在犯罪者不敢犯罪。而威慑要想取得好的效果,自然包括不让犯罪者可以在底线之外游走,肆意挑衅法律而不受惩罚。
在法治昌明的现代社会,诸如“杀人因某种身份免罪”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年龄这一“底线条件”却引发新的争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虽然降低了特定严重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但依然清晰,仍然让部分更低龄的恶意犯罪者逍遥法外。不妨考虑参照一些国家实行的“恶意补足年龄原则”,模糊化“年龄豁免”的界限,在有充足证据能够证明低龄未成年人在实施犯罪时具有严重主观恶意且达到法律规定的相应条件时,仍然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建立更强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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