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法医实习笔记:解剖一具尸体挣60元,那三年我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

大家好,我是朴飞。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一位法医新朋友,广东法医廖小刀。顾名思义,人在广东,擅长使用一把24寸的银色小刀。

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解剖的时候身上哪里最累?

他说是腰,因为解剖台高度是固定的,适合其他人的高度未必适合自己,如果在现场看完尸体,本来就蹲着猫着干了两小时,再解剖腰就会更累。

其次是胳膊,长时间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会非常酸。

而这种感受不是上了年纪才有的,而是他刚入行时候的深切感受。因为那几年,他为家里承担了二十二万五千元的债务。

他算了一下,自己得拼命解剖三千具尸体,拿到的补助才刚好够抵债。

他讲这些亲身经历记录下来,曾经发布在【天才捕手计划】,后来,我重新编辑调整,以更快的节奏,讲给你其中我认为最精彩的部分。

以下部分,既是他的故事,也是他的人生。

事件名称:法医实习生

亲历者:廖小刀

事件时间:2003年底


法医实习生

作者:廖小刀

 1 

2004年春节,我回到四川老家,家里陆续来了不少人。

全是债主。

父亲早年开过一家生产带孔楼板的小厂,后来又和人去川西合伙开矿,都是赔钱。那些来要账的人,大多是乡里的叔叔,有些还是看着我长大的熟人。

我们家最初建的小厂,这个屋子我从初二一直住到大二

他们不拍桌子骂人,只是坐下来讲各自难处:谁家盖房,谁家孩子要交学费。

正因为他们都是好人,我父亲更不能赖账。

父亲拍着胸口保证,剩下的钱以后一定会还。他还把我拉到众人面前,带着几分炫耀地说:“我儿以后当警察,吃的是铁饭碗,还差这点钱嗦?我还不起,他还得起噻!”

他当场写下欠条,只是这一次,在欠款人一栏签字的不再是父亲,而是我。

送走最后一个债主,我和父亲把欠条摊在桌:共计二十二万五千元。这笔钱对于刚离开大学、每个月只靠三百元生活费过日子的我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

另外我父亲说错了两件事。

第一,他说我以后要当警察,其实是法医。

第二,他说我有铁饭碗,其实单位只是接受我去实习。我这次回家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之前差点找不到实习单位,就算找到了,也不一定就能通过实习。

现在那些退堂鼓的话,都不用再跟他提了,我看到面对欠条时候他的样子,腰一下就弯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上法医,迫在眉睫。

 2 

没经过社会毒打之前,我觉得自己应该很好找工作。

2003年秋天,毕业季的时候,我被打了一顿、两顿,无数顿以后,想法有了些转变,比如觉得自己很幸运,至少还能在广东实习,有的同学毕业连留在广东都不太可能。

给我带来好找工作错觉的是师兄师姐,他们说什么法医是稀缺职业啦,中山大学招牌响当当啦。总之就是只要广东单位有指标,找个工作“猴简单”。

我们法医系这一届只有二十九个人,有人读研,有人回老家,剩下的人分散到广东二十一个地市和下属区县,竞争对手往往就是身边的同学。大家提前碰一下,谁准备去哪一家,其他人便尽量不去挤。

我产生错觉后,甚至挑三拣四,心想既然广东都能随便找,那要是回成都,我还不是大杀四方?

可打听以后才知道,中山大学的招牌在四川并不好使,西南更认可川大华西医学院的法医。成都周边的好单位只有那几个,我要竞争的是川大的尖子生。

我想到了一个人,我爹。

我从小跟着奶奶住,中学六年住校,后来一个人拖着箱子从四川到广州读书。父母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可这一次,我还是给父亲打了很长一个电话,期望他能给我一点帮助。

他在成都周边经商多年,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几十年的老江湖,就算这两年生意没落,多少也该认识一些人。听完我的话,电话那头却沉默了很久。那是我第一次听他叹气。

在和他的通话里,我发现了许多过去未曾注意到的细节,比如,我家有没有一个体制内的亲戚?

没有。

我家从从村出来做生意这么些年,我有没见过他结交到什么大人物?

没有。

就算有认识一些人,我家生意不景气以后,那些我原先熟悉的叔叔叔伯伯,还有没经常来我家?

还是没有。

我听懂了:这一次,还是只能靠我自己。

我借用舍友的电脑,做了一份絮絮叨叨的简历,上面有两千字自我介绍,又附上成绩单和获奖经历,开始挨个联系公安局。最热门的是广州几个区县。广州开发区待遇最好,我和一个同学转了三趟车去送简历。接待我们的师兄只瞄了一眼,就把简历丢进靠墙的柜子。我看见里面已经躺着厚厚一摞。

师兄说:“我们开发区待遇是不错,不过竞争也特别激烈,如果不认识什么人,要留下可不简单。”

他又提到,有个同学表现很好,市局还专门打了招呼。明白了,他是在劝我别死磕这里。

那天回学校的公交车遇到大塞车,茫茫车流里全是红色尾灯,车子像蜗牛一样往前挪。我第一次对未来感到恐惧。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如别人,也担心这座异乡城市没有我的容身之处。

随后我又拜访了三个公安局,同样没有得到肯定答复。

街边响起《倩女幽魂》的曲子:“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

我随着公交启动向前。

元旦后一个星期,我得到新消息:我曾临床实习过的地方,那里的公安局要招法医,而且一次就招两个。

那里算广州城郊,城市陈旧,和我老家县城差不多。公安局旁边甚至还有一片稀稀拉拉的菜地。但再怎么说也是广州周边,我知道自己必须抓住这次机会。

我换上新皮鞋、白衬衫和最正式的一件夹克,去了那栋立在菜地旁边的公安大楼。接我的师兄叫赵岩,大家叫他岩哥。他带我去了九楼政工室,一个神情严肃的中年警察让我坐下等了五分钟,只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说你成绩一直是全系前三,为什么每次都只是拿三等奖学金?”

这正是我的短板。我不是学生干部,也很少参加社团,社会实践分一直垫底。只有考试成绩不错。

我解释完,对方让我回去等消息。看着他平静而冷漠的眼神,我觉得自己又搞砸了。

第二天,岩哥打来电话,让我立刻收拾行李。他会开车到学校接我。

我坐着警车,再次远远看见楼顶“公安”两个大字时,暗暗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我也要留在这里,通过实习,成为正式法医!”

 3 

实习开始后,已经快到2003年底。我没有宿舍,就睡在技术队值班室。原本以为法医会天天出入殡仪馆、面对命案,结果整整一个月,我只是背着工具包和相机跟在岩哥后面,到处给打架的人验伤。

另一个实习生天天去殡仪馆,我心里羡慕,甚至有些嫉妒,总觉得他才是更被看重的人。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家里正等着我寄钱回去。

那时候在广东做法医实习生,工资很低很低,而且验伤是没有补助的,验尸才有。我还记得,检验一次尸表补助30元,被分尸的、巨人观的、无头的有头的、装在行李箱和麻袋里的这种尸体,就多一点,因为要解剖,动了刀子,一具就有60元。

我也知道,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实习生,但是每次有机会的时候,我也在心里默念,让我试一试吧。

终于,在实习一个月后,岩哥夸我“用起来顺手,没有手尾”,不管做什么都开始带上我。“没有手尾”是句广东话,意思是说交代给我的事情能收拾干净,不会留下麻烦。

那可能算不上多高的评价,但已经能够让我高兴很久。

他答应年后把工作重点转向出现场和验尸,到时会多带我去殡仪馆。我用力点头,忘了之前对别人的嫉妒。

后来又过了几个月,快到2004年春节,母亲问我回不回四川。我担心错过表现机会,一度想留下,可最终连硬座票都没买到。岩哥知道后,托人找到一张机票,问我要不要。

我只能难堪地说:“我没有钱。”

岩哥没有多说,替我买了票。他说年后看尸体有的是补助,到时候再还。送我去机场大巴站时,他从后备箱拿出行李,又像突然想起什么,叮嘱了一句:“年后早点回来。”

也就是在这一年回家时,我代替父亲,签下了二十二万五千元的欠条。

那几年,父亲开过一个生产带孔楼板的小厂,后来又和人去川西合伙开矿。楼板的销路越来越窄,矿上也亏了钱。我读大学时,每年回家都要帮父亲算账、写欠条。

我还记得送走最后一个债主,看着手里欠条,我开始计算自己的收入。岩哥说,珠三角法医一年能有八万元。即使第一年只能拿一半工资,只要每餐吃食堂,多出现场多解剖,三年左右也许就能帮家里把债还完。

其实除了我以外,那几年,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人太多。我的中学同学来了,后来表弟也来了。有人老家找不到工作,有人要挣钱结婚,也有人想看看盆地外的大城市。按照广东话说,大家都是来“揾一份食”。

我只是比他们多背了一个法医工具箱。

我听岩哥的,过完春节,早早就回到了单位,然后明白了他为什么说要早点回来。

元宵节前,没有结婚的年轻人在公安局见到长辈,说一句“恭喜发财”。广东人图吉利,就会给五块十块的红包。我把整栋楼跑了一遍。那些零碎红包被我反复数了几次,每张都能对应一顿饭。

年后回到广东,我遇到的几具尸体都只是普通猝死和意外。我在殡仪馆做搬抬和记录,心里还惦记着检验补助。元宵刚过一个星期,岩哥突然敲了敲我的办公桌,示意我跟他走:“动作快点,有命案。”

 4 

白色面包车开出公安大院,我看道路两边越来越熟悉。半年前,我还在附近的人民医院临床实习。

车没有停在医院门口,而是拐进医院对面蓝天路的一条横巷。

元宵刚过,住户门口还挂着红灯笼,街角散落着红色鞭炮纸。车停在一栋单家独户的小楼前,三米高的围墙,厚重的不锈钢院门。二十平方米的小院里已经站了十来个警察。

刑警支队长老秦正在听派出所民警介绍案情。他浓眉、方脸、皮肤黝黑,是这宗命案的负责人。岩哥早就给我讲过他的威名。好的一面是,他作为领导比谁都认真;坏的一面是,只要发现别人不如他认真,就会在会上“屌”人。

查不出新情况,他骂:“屌!你系唔系傻㗎?”查到了情况却没做细,他又骂:“俾地心机做嘢啦!”

他总是骂人,可每一次又都能骂中工作没做到位的地方,大家只好一边怕他,一边承认他骂得有道理。

岩哥把我介绍给老秦,说我是今年的实习生,是个法医好苗子。老秦只点了点头,转身继续布置工作。

进门前,岩哥叮嘱我:“有领导在,好好表现。多看少动,叫你干啥你再干。”

中心现场在二楼。可我走进客厅的第一秒就愣住了。坐在角落里、头发凌乱的中年男人,是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何主任。当初临床实习,我还跟他学习,帮他写过病例。

他没有认出我,只是抬起头,露出阴郁而悲伤的神情。

我们法医队伍的负责人钊哥也在,他下面是我和岩哥,上面是刑警支队长老秦。

钊哥把何主任请出客厅,带我们上了二楼。客厅中央躺着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

死者是个年过七十的老妇人,身穿黑色的棉质外套,下身穿着同色裤子,脚上还汲着棉拖鞋。她的外套扣子并没有扣好,内里的浅色毛衣上,血迹还在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在扩散。地上已经积成了一滩血泊,而她脸上和白发上也都沾染了不少血迹。

就在今天中午,三个人持刀闯进了这座住宅,把家里所有人都绑了起来。这群匪徒唯独漏了在三楼睡觉的老妇人。等她听到动静,迷迷糊糊下楼之后,正好撞见了匪徒们。

她的大儿子,人民医院的何主任就在二楼,被匪徒用绳子绑在一张靠背椅上,嘴上贴了封口胶。而老妇人被害的过程,没被任何一个家人目睹,但每个家人,都听到了她的呼救声。

何主任在椅子上疯狂挣扎,双手腕被绳子磨出血都没能成功,直到他听见呼救声一点点消失。

他失去了母亲。

经历了这些,所以刚刚他会如此失魂落魄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钊哥出声打断了我的联想,他站起来叫我去拿牌子过来:“先拍照固定,看一下损伤,就把尸体搬去殡仪馆吧。”我愣住了,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以前勘查普通猝死和意外,从来没用过这些。

经他提醒,我才从勘查箱角落找到塑料标识牌,一块块放在血迹、绳索和胶带旁边。

岩哥偶尔调整一下牌子的方向和位置。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能把每个动作都记下来,因此越放越紧张。

钊哥拍了一下我的肩:“你是不是害怕了?”

我摇了摇头。

“别怕,就是血多点,多出几次现场就习惯了。”

我不是怕血。我只是怕做错。

岩哥问我看出了什么。我环顾客厅,从楼梯到尸体有一条血路,周边房间散落着椅子、绳索和胶带,几乎每个角落都有痕迹。

我只能说:“很多人参与?痕迹物证很多?”

钊哥替我解围:“是个大现场,慢慢干吧。”

那时还使用胶卷相机,现场又无法复原,一张照片没拍好,都可能影响后期工作。技术员要把每处血迹、绳索和胶带逐一拍摄,我就在旁边打灯,手举酸了也不敢换姿势。

当时验伤验尸的胶卷相机拍的我自己

借着闪光灯,我才有机会打量这个屋子。客厅摆着红木家具,据说一套就值几万元;大多数人家还在看二十二寸大屁股彩电,这里已经放着五十寸的大电视。何主任平时穿得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家里明面上的现金也只有几千元。我不知道匪徒是为了财,还是和这家人有仇。

老秦在楼下催我们快点。

钊哥和岩哥只得加快尸表检查,把老妇人的衣服解开,从头到脚快速查看损伤。几分钟后,遗体被送往殡仪馆。我抱着物证箱走在最后,下楼前回头看了一眼满地凌乱的血迹,轻轻嘘了一口气。

当晚独自整理现场照片时,我想的不是什么补助,而是害怕——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血。

 5 

回到公安局,岩哥让我写初步损伤分析。他在电脑桌面新建空白文档,就去走廊接电话。

我只写出死者左胸、左腹几处创口,考虑胸腹腔脏器破裂、大出血死亡。总共不过一百字。

岩哥回来,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儿,说:“打开E盘,那里有个现场分析文件夹,你看看我以前怎么写的。”

我点开那些上千字的报告,才明白命案分析远不只是列出伤口。还要判断死因、估算死亡时间,分析案件性质和可能的作案过程,最后提出物证处理意见、嫌疑人特征和侦办方向。

对比之下,我那一百多个字只是尸体表面的记录。

岩哥坐下来,在我写的几句话上不断补充。我站在旁边,看着报告越来越完整,也第一次意识到,做一个好法医,不止要会动刀,还要把现场的尸体和侦查员需要的线索连接起来。

说来好笑,大学最重要的专业课是法医临床学和法医病理学,一个讲验伤,一个讲死因。可没有一本书详细告诉我们如何分析作案工具、怎样勘查现场。这些真正每天要用的东西,只能在师父身边一点点学。

第二天解剖,老妇人的遗体摆在殡仪馆的水泥墩上。岩哥和我一起执刀,他主执,每次上解剖台,我都要给解剖刀装上新的刀片,24号银色小刀片,最普通最锋利的那种。

这场解剖他左我右,各负责一半尸体,他更多动刀,而我负责配合和记录。他不断地给我下达指令,而我在重复的服从,期间没有太多的时间唤起情绪,只是专注听清每一道指令,我要对应做出什么动作。

他不断下指令——

“看胸腔,你扒胸壁,我扒肺。”

“切肩锁关节,把小刀立起来,垂直切。”

“摇动肩膀,观察关节在哪里。”

我只顾听清每一句,来不及害怕。我们一左一右站在简易解剖台旁,岩哥的刀不停,我负责牵拉、翻动、测量和记录。每完成一个动作,我都在心里确认自己有没有听错。

死因很快确定:左胸三处刀伤造成胸腔脏器损伤和大失血。左胸腔里有一千毫升血液,整个左肺像泡在黑色血水中的抹布,皱缩成小小一团。腹部两个创口只划破肠道,没有损伤大血管,腹腔里反而干干净净,几乎没有血。

可岩哥偏偏盯着这两个不起眼的创口看了很久,反复测量长度。

我问他有什么特别。

他没立刻回答,只让我把损伤细节记清。很久后才说,受害人家属确定匪徒有三个人,却不知道谁参与了行凶。按理说,一个人就足以对付行动不便的老妇人,可这几处伤不太像那么简单。

他怀疑,胸腔那一刀就已经杀死了老妇人。

而腹部两刀属于死后损伤。也就是说,老妇人已经死亡,又有人在尸体上补了两刀。

将一个死人再杀一遍?是谁做的?为什么?

岩哥没有让我把推测写进尸检记录。他说,不写,这只是推论;写下去,我们就要为这个结论负责。

解剖结束,岩哥招呼我去吃饭,我却没有什么心思吃。因为我摘下手套的时候,就收到了女友木木的短信。

她从广州天河坐大巴过来,等我赶到客运站时,她已经在马路对面吃完一碗最普通的兰州拉面。

她刚找到一份办公室工作,还没有熬过三个月试用期,暂时寄住在大伯家。她大伯同样在老家欠债,来到广州后靠卖塑料袋挣钱,一家三口挤在不到五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木木睡在货物中间,好不容易腾出来的一块地方。大伯母觉得广州生活艰难,寄住太久总该交一点家用。木木便拼命攒租房押金,连过年都没舍得买新衣服。

她还是穿着那件灰色外套。我们沿街走路,本地人管这个叫“斋逛”,意思是什么也不买,只要彼此陪着。她笑的时候因为觉得自己牙齿不好看,很少露牙,只会轻轻扯起嘴角。生活再难,看见我时她还是会这样笑。

我牵住她的手,鬼使神差地晃了晃:“刚还在殡仪馆解剖,摸了尸体,不嫌弃吧?”

“你又不会不洗手,何况还戴着手套呢。”

我认真补充:“我们都是戴两层手套的!”

 6 

和木木见完面,我赶回公安局参加第一次命案碰头会。进门前,岩哥反复叮嘱我千万不要乱说话。我却充满期待,以为会议会像美剧《CSI》那样,黑板上贴满照片,一群人围着法医,听他还原死者被害的全过程。

其实真正的会议室里,十几个人围着巨大的椭圆桌,大多数人都点着烟。

岩哥从挎包里拿出一沓照片递给老秦,又把打印好的报告放在旁边,站在主位侧面讲解。其他侦查员只能像被拽住脖子的鹅一样,伸长脖子看照片。

平时在我面前很有师父样子的岩哥,一被老秦提问,身体就会下意识绷紧,说话也有些磕巴。我这才明白,年轻的不只是我。

岩哥大约用了十分钟,把现场和尸体情况讲完之后,还想多说几句分析意见,可老秦挥了挥手让岩哥坐下。接着负责排查的侦查员快速地汇报了案情:据收害人说,三个匪徒都戴着口罩,所以受害人无法描述相貌,只记得是外省口音。匪徒一边搜钱,一边说:“你们医生都是吃回扣,赚大钱,不在乎这点。”

我在会上才发现,我们办案和美剧完全不同。美剧里的警探热衷还原完整过程,是因为陪审团里的普通人需要听懂一个完整的罪案故事;我们更关注能够被法庭采信的关键证据。

大家真正关心的,是法医能不能判断几个人动手、用了几把刀,现场有没有能直接指向嫌疑人的痕迹。可岩哥心里即使有猜测,也不肯在证据不足时说出来。一个听起来漂亮的故事,不能代替证据。

会议结束,老秦把我们的分析报告扔到岩哥面前,留下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评语:“写的是咩嘢嘅,咁乐色?”

写的是什么垃圾?

我的心跳像停了一拍。

老秦认为,现场有那么多胶带、绳索和人员活动,却没有提取到一个能指向凶手的指纹和足迹,技术队的工作很不给力,必须复查现场,向外围扩大搜索。

钊哥中午从市局开会回来,听说报告被骂,立刻带着岩哥去找老秦。在他看来,案件性质已经明确,尸体和现场该做的工作都做了,侦查没有进展不能全怪法医。

老秦只问,这么大的现场,为什么一件能锁定凶手的东西都没有?

两个人争到最后,谁也没有真正说服谁。可回到办公室,钊哥没有继续抱怨,而是开始画外围搜索范围。破案就是这样,大家都没有线索,谁也不能先歇着;技术没有发挥作用,在负责人眼里就是工作还没做完。

钊哥原本提出,动员辖区民警和治安员,把蓝天路附近的冷巷、垃圾桶全部搜索一遍。老秦却认为,命案发生已经两天,现在才大张旗鼓行动,“蚊都瞓啦”(黄花菜都凉了),不但可能找不到东西,还会在元宵后闹得人心惶惶。

下午,钊哥仍把技术队十几个人装进两辆破旧的五十铃面包车,悄悄回到蓝天路。他要求大家细致、低调,逐条冷巷、逐个垃圾桶寻找匪徒可能丢弃的凶器、血衣和工具。

不是发生命案的屋子,但是情景八九不离十

岩哥抱怨了老秦两句。

钊哥回过头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现场看不细,基础工作没做好,那就是欠钱,迟早要还的。”

我愣住了。年前在老家签欠条时,父亲也说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曾经我没想过当警察。读法医也只因为填报医学院志愿时,在“服从调配”后面打了一个勾。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甚至不知道法医到底是干什么的,后来才意识到:哦,我以后可能会成为一名警察。

进警队时我也没想过,自己要在这个行业里成就什么事业。我只想独立生活,成为家里的支柱。以为只要被公安局留下,拿到稳定工资,眼前所有问题就会像一道算术题一样慢慢解决。

但到了此时此刻,我才隐约感觉到,这份工作好像不只要考我会不会解剖,它还会不断逼法医回答,什么能写进报告里,什么话应该装进心里。

多年以后,钊哥这句话依然在我心里,沉甸甸的:“没破的案子,就是警察欠老百姓的债。”

 7 

第一次外围搜索时,我还不知道该怎样找。

岩哥教我换位思考:假定自己就是刚作案的凶手,从现场出来后,会在什么地方扔掉沾血又碍事的东西?

于是我从巷子里的小楼出发,踢开鞭炮纸,掀起巷口遮东西的塑料布,翻看每个简易垃圾桶。天渐渐黑了,居民骑着摩托车回来,看我们的眼神充满戒备。最终,我和其他人一样,空着物证箱回到车上。

第一次外围搜索一无所获。

隔天,重案队的梁哥来找岩哥,身边还跟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侦查员。他叫吴胜,是非公安院校毕业的体育生,也是局里提前看中的苗子。区别只在于我是法医实习生,他是侦查实习生。

吴胜比我大几个月,我叫他胜哥,让他提前体验了一把当前辈的感觉。他笑着撞了撞我的肩,说以后互换情报,案件有新进展也会告诉我。

很快,他就带来了消息。重案队采用钊哥提出的思路,沿着凶具来源排查。案发时刚过完年,文具店和劳保店生意冷清,如果有人突然来买胶带和手套,店主可能会记得。

他们果然在人民医院对面找到了两家店。绑受害者的胶带,是一个高个男子在小学旁的文具店买的;白色劳保手套则由一个寸头壮汉在五十米外的劳保店购买。2004年监控还很少,两家店都没有录像。劳保店老板是山东人,只能听出对方带着北方口音。

何主任又想起,两个月前有一名北方患者在医院死亡,家属曾来闹事。死者的儿子指着他的鼻子威胁:“现在我妈死了!你们敢不认账、不赔钱,我就让你们也尝尝家破人亡的味道。”

外省口音、痛恨医生、提前购买工具。侦查员们一度认为,很快就能抓到医闹家属。市局甚至准备派画像师来,根据店主和受害人的回忆绘制嫌疑人画像。

可照片拿给何主任一家辨认,他们无法确认;病人家属老家的派出所也反馈,那一家人过年始终在村里,没有外出。两家商店的老板同样没认出他们。后来证明,这只是一条看似严丝合缝的错误方向。

钊哥没有等这条线索出结果,仍按计划组织第三次外围搜索。

 8 

我和岩哥被分到一处小街心公园。之前已经搜过两遍,我渐渐泄气。公园中央有一副单杠,我趁岩哥不注意,偷偷拉了两个引体向上,又装模作样踢了踢地上的沙子。

我想起回广东半个月都没给家里打电话,便拨通父亲的手机。电话里传来麻将牌碰撞的声音。

我说:“爸,我这实习还顺利,师兄挺关照。你和妈妈身体还好吗?”

“嗯嗯嗯,知道了。都好,都好。”

随后“砰”的一声,父亲把牌砸在桌上:“是不是有啥子事?没得事啊?是,是得打牌。胡了,二回再聊。”

我本想告诉他,我还欠岩哥机票钱,又觉得没必要。实习补助快发了,这些天也参与了尸检,钱总会有的。

我失落地挂断电话,踹了一脚旁边的墙。

就当我转身时,角度正好越过两栋紧贴的小楼,看见一片斜放的塑料瓦下面露出黄色塑料袋的一角。

我戴着手套,把袋子拽了出来。隔着半透明塑料,我看到了白色劳保手套和透明胶带卷。

我一把解开袋子。里面是三双手套、两卷用过的透明胶带,胶带和几只手套上粘着干涸血迹。

这些都是作案工具。

我立功了。

钊哥拍着我的肩膀,夸年轻人眼神好。我有些自得,觉得自己终于给技术队和领导留下了印象。

回去的车上,岩哥却一直没有说话。整理完物证,他把我带进打印室,关上门,盯着我看了十几秒。

“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厉害?”

“你还记不记得我教过你什么?”

他从书柜取出一本队里自己打印的小册子,封面写着《公安机关现场勘察规则》。

“我让你读几遍,认真记熟了,你到底看了没?”

我只看过一遍,觉得全是常识,再也没认真研究。

岩哥指出,我犯了两个致命错误:没有拍照就移动可疑物证,看出袋里可能装着作案工具,还擅自一个人打开;搜索时又在墙上留下一枚鞋印,害得痕迹员一度以为是凶手留下的。

我一开始很不服气,觉得他是在故意打压我。直到他走出房间,我才醒悟,我只是实习生,是他的徒弟,他有什么必要打压我?

发现证据不等于会办案。热情也不能替代规则。

我羞愧得不敢追出去认错,只能紧紧握住那本小册子。

幸运的是,我的错误没有影响证据效力。黄色塑料袋里一共有两卷胶带和六只手套,其中一卷胶带、四只手套上有血。血迹被分别提取,胶带和塑料袋挂进指纹熏显柜,用502胶熏显潜在指纹。

最后,技术员在塑料袋上显出两个指纹,交给指纹室的零哥。零哥学的就是痕迹专业,办公室里的指纹电脑还是定制的苹果电脑,连地板都要防静电。

可他很快告诉我们,本地库里没有比中嫌疑人。

我有些好奇地问零哥,为什么指纹比对是本地库,如果案犯只在外地有案底怎么办。

零哥告诉我,全国各地用的软件有差异,甚至省厅里的系统都和我们不一样,所以根本没法跨系统比对。我们要想和其他地区的指纹比对,就得发协查,让当地的指纹技术员用他们的系统,重新标识特征后比对。

我很纳闷,不明白为什么指纹不能用同一系统。

零哥告诉我,指纹系统也才用了六七年,以前还得手工一张一张比对呢,就这还不知足?

看着零哥挨个给周边的指纹室联络员打电话,发邮件,我起身告辞。

直到此时,案件线索只剩下两枚找不到主人的指纹。

 9 

老秦对技术队找到物证很满意。岩哥再去汇报时,他会笑着递烟、倒茶,说一句:“就知你至劲。”可负责侦查的重案队依然没有突破,反而被他骂得满脸口水。

吴胜几天没休息好,明显憔悴。他悄悄告诉我,师父梁哥判断线索已经断了,接下来只能盯二手手机店和销赃线人,等几个凶手自己露头。

“前两年好几个没破的抢劫案都是这样,查着查着就搁置了。”吴胜转述了他师傅的论断。

案件停滞时,木木又转了三趟车来看我。她晕车,下车时脸色发白,我仍紧紧拉着她的手。车站周围常有摩托车搭客佬围上来,这段时间我见过好几宗飞车抢夺,有女孩甚至因为金耳环被拉裂耳朵。

木木看出我情绪不好,便和我讲她工作里看到的新闻和笑话——她那时的工作,是在一家手机公司做信息转发员,大多数人还是用的诺基亚手机,上网能访问的页面几乎是纯文字。木木她们每天就是把各种简要新闻,新段子,笑话,用短信形式转发给他们的订阅用户。

我盯着她的眼睛,听那些琐碎的段子,很久很久。我第一次发现,原来破不了的案子也会跟着我下班,跟着我去约会,压在心里不肯离开。

约会之后,广东进入回南天,殡仪馆的地面和墙面每天都在淌水。我整理物证室,防止证据发霉。有时看见那只黄色塑料袋,也会想,何主任母亲被害的案子,会不会就这样发霉、烂掉?

是老秦没有放弃。

他不放心只把指纹发给外地单位协查,让指纹室的零哥带着指纹资料跑省内各地比对。三月初,公安部在上海开痕迹技术会议,零哥也带着这两枚指纹去了。

零哥每次去外地开会,都会揣上一厚沓未破案件的指纹资料。反正人已经到了外省,正好借别人的系统逐枚比一遍。老秦也要求他不能只等协查回复,要人亲自跑到现场,对方才会真正上心。

不到三天,指纹比中了,紧接着就是抓人,审讯。

我看了审讯笔录。

三个凶手都是河南同乡,曾经也是一起在上海打工的工友。一次和其他工友发生冲突后,他们被辞退,还被扣了半个月工资赔偿。为首的李军觉得上海主管排外,欺负外地人。

因为这场打架,三个人也在当地派出所留下过指纹。

其中一人来过广东,告诉另外两人,这里工作多、机会多。三人来到广东游荡半年,换了几份工作都不满意,也没有挣到多少钱。春节时别人都回家,他们因为身上没钱,自觉无脸见家人,只能留在异乡。

案发前,大排档和快餐店都关了,他们自己煮面包饺子,看着本地有钱人开车去酒楼团聚,决定“搏一把”。

李军路过人民医院时,在宣传栏里见过何主任的照片。他认定一个医院主任,又住得起这样的大房子,肯定收了不少红包。他根本不知道何主任是消化内科医生,并不上手术台。

三人提前买好手套、胶带和刀,在何家附近转了几圈,最后闯进住宅抢劫。

老妇人从三楼下楼时撞见匪徒,其中一人慌乱中捅伤了她。为首者李军看着被绑住的何主任一家,一度想把所有人杀掉,直到两个孩子哭起来。他想起自己留在老家的孩子,没有再对其他人下手。

“我看着两个小娃儿哭那么惨,想想自家也有娃,不能做这么绝。”

但为了保证三个人不会互相出卖,李军走到已经死亡的老妇人身边补了刀,又逼另一个没动手的人也补刀。

岩哥在尸检时发现的死后损伤,终于有了答案。

那是匪徒之间的“投名状”。

作案后,三人把带血的手套和没用完的胶带塞进几百米外的冷巷,又把三把刀丢进河里。他们知道,只抢钱和杀了人完全不是一回事,连夜收拾行李离开广州。

三人总共只抢到六千多元现金和一些首饰。现金中有一半还是何家过年换来的五元、十元利是钱。那些首饰直到他们被抓,都原封不动,没有来得及变卖。

审讯结束后,我特意去看了三人一眼。

市局画像师画出的嫌疑人线条冷硬,看上去都有些凶恶。真人却和画像不太相像,除了李军高大一些,另外两人普通得像火车站等车的民工、街边的摩托车搭客佬,也可能像技术队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问吴胜:“值得吗?”

明明进一家普通工厂,每个月也能挣两千元。他们抢来的钱,不过相当于半年工资,却为此搭上了几条命。

吴胜也回答不了。他和我一样,还是一个没办过多少案子的年轻警察。

后来,三名嫌疑人带着侦查员去指认抛刀地点。我们从河里捞起三把明晃晃的刀。直到那一刻,这宗命案的现场、尸体、指纹和口供才真正闭合起来。

案子破了,队里办庆功宴。老秦向有功的人敬酒,也到我这里提了一杯。我从不喝酒,那天还是喝了半杯洋酒,晕乎乎坐在最角落,看着侦查员们觥筹交错。

我却莫名失落。

我想起何主任失去的母亲,想起三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凶手,也想起木木、同学和表弟,一个个在广东打拼的渺小的人。

我参与了整个案子,也做了很多工作,却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旁观者。

一个无人在意的法医实习生。

 10 

距离绑架杀人案过去不到一个月的一个周末,我本来计划去看木木,却接到报警——

一间城中村出租屋里发现两具“咸鱼”。咸鱼这是当地民警对高度腐败尸体的叫法。

还在楼下,我就闻到隐约的臭鸡蛋味。

三楼房门虚掩,守在门口的派出所民警都躲到平台边缘呼吸新鲜空气。人群里还有重案队员。

这显然不是普通的死亡案件。

案发地同一个小镇上的小巷

刚从上一个案子里,学会面对物证、现场要冷静的我,踏入出租屋第一秒,就无法克制地想起一段痛苦的回忆。

成为公安法医之前,我先当过一次受害人,连人带感情一起被欺骗。

2000年,我们大学宿舍都有座机,打电话要用一次性充值卡。卡里剩下最后一毛钱,只要不挂断,就能一直打下去。

我常给一位叫阿华的初中同学打电话,打到话筒发烫也舍不得挂。她邀请我去重庆。那时候我已经预料到毕业后会进入警队,觉得自己算半个准警察,毫无畏惧地买了火车票。

接站的除了阿华,还有两个男人。

阿华原本说,她会带我去自己单独居住的出租屋。可到了才发现,那是一栋破旧居民楼,三室一厅,她只占一间卧室,另外两间还住着四五个人。我没法和她单独说话,反而被拉着不停打扑克,直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一群人围着我吃榨菜稀饭,随后开始“上课”。一个穿戴斯文的中年男人拿着小黑板,讲解复利的逻辑。

不到五分钟,我就明白这是传销。可身边的人,尤其阿华听得格外认真。

晚上,我借口要给家人报平安。传销团伙让阿华监视我,一起去楼下小卖铺打电话。我让她去买两瓶饮料,趁机拨通110,却还是被她发现。

阿华尖叫着跑回楼上。不到半小时,整个出租屋的人全部撤走,我的行李也被扔了出来。

重庆阴冷潮湿的冬夜,我抱着箱子坐在杂货铺门口,看着完全陌生的街道和人群,身体发僵。直到路口出现闪烁的警灯,姗姗来迟的民警向我走来,我几乎哭了出来。

几年后,我进入警局,接到报警又一次踏入了这种残破的住所。不过这次不是重庆的居民楼,而是广州的城中村。走入村子,出事的是一间两室一厅的出租屋。

屋子里有几样很显眼的东西:客厅大半铺着厚厚的彩色塑料垫,中间摆着神台和矮柜。

邻居说,这里经常有陌生人来,一群人坐在垫子上唱歌、喧闹。

我一听就知道,这不就又是一个传销窝点吗!

 11 

这次勘探现场还是岩哥带我。

循着尸臭,我们直奔主卧,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大花被子下露出一双穿球鞋的脚。

被子已经被尸水浸成怪异的黑色。

尽管戴着防毒面具,闻不到多少气味,可看着飞舞的苍蝇和那张肿胀的脸,我仍觉得喘不过气。

岩哥掀开一角,露出一张肿胀黢黑的男性面孔,白色蛆虫在眼眶和鼻腔周围蠕动。那双因腐败而凸出的眼球,仿佛随时会跳出眼眶。我不由得咽了口唾沫。

大学教授曾对我们吹牛,高度腐败尸体不过是正在分解的蛋白质和脂肪,他吹得最厉害那句是:“放心吧,需要解剖的高腐尸体并不多,一年没两个!”

屁嘞,我进警队实习才两个月,眼前就已经是第四具。

岩哥在地上铺好塑料布,和我一起把被子平移下来。我原以为那只是一床被尸水浸黑的被子,直到他指给我看,我才发现上面除了腐败的尸水,还有干涸的红色血迹。

人是在床上被杀害的。可凶手为什么还要用被子蒙住男死者的脸?

我还在想,岩哥就跳上了床,他要我拿手电照尸体的头部。结果光线一聚焦,上面的虫子疯狂蠕动。岩哥伸手,把大片的虫抹开,虫子很快爬满他的手套。

他让我把电筒照向男尸颈部,那里虫子更加密集,因为伤口正藏在下面。

他又把男尸颈部密集的蛆虫抹开——颈部和胸口都有刀伤,外套、毛衣上存在对应破口。

客房里还有一具女尸。

她的手脚被绑,头上缠着一圈圈胶带。没用完的半卷胶带就在床边,床尾还放着带龙纹的暗色刀鞘。

有刀又有封口胶带,我不由得想起了春节那起入室抢劫案,这些人都准备那么充分吗?

两个死者都穿着日常外衣,男死者脚上甚至还穿着运动鞋。他们很可能刚从外面回来,就被控制后分别放上床,再用同一类长刃刀具杀死。

重案队的梁哥,带着他的徒弟吴胜,两人只戴着普通纱布口罩进来。梁哥问了几句就把脸转向一旁,吴胜眉头紧皱,不断咽口水,看到我在看他,拼命挤出微笑。但我感觉他马上就要吐了。

梁哥问,现场大门有没有被撬,是不是有人入室盗窃。拍照员说没有明显撬锁痕迹。会撬锁的惯偷,进门偷东西就行,为什么要把两个人绑起来杀掉?

他显然还想要线索,但岩哥没有给出更多回答。

我分明记得,就在几分钟前,他和钊哥介绍现场情况,强调过被子的遮盖方式——“这种掩盖死者,尤其是遮掩头面的行为,分明是一种羞愧行为。凶手可能和男死者很熟。”

那天直到最后,他都没给梁哥说更多,反而写了一份在我看来非常“保守”的分析报告。其中有个部分,如实讲到受害者的手机和现金都被拿走了,作案动机是谋财。

我跟了岩哥两个月,事事都以他为标杆,但这一次,我不认同他。

在我看来,这绝对是一起复仇血案。

我被熟人骗进传销窝点后,胸口长期疼痛。后来才知道,那是遭受巨大情感冲击后出现的躯体化症状。看到眼前的出租屋,我控制不住地想:如果当时我手里有一把刀,会不会因愤怒伤害阿华,会不会杀掉阻止我离开的窝点经理?

受骗、被拘禁、走投无路的人拿起了刀……

我认定,这对夫妇一定是被曾经的传销受害人杀死的。

临近下班,我正收拾东西准备去杨箕村,岩哥扔过来一句:“明天加班。”我只好取消约会。木木收到短信,只回了一句“哦,知道了”。我赶紧解释,她却说:“你只要不是骗我就行。我和你交往,就想过会有这种情况,只是刚才有些难过。你的工作要紧。”

我向她保证:“我肯定不会骗你,我也害怕被骗。”

 12 

清明前后,我们又处理了一宗临街商铺命案。女受害人身中数刀,被送进医院ICU;她的男友已经倒在血泊中央,手里还捏着一瓶乐果,呈现典型的有机磷中毒征象。

我小时候跟奶奶住,她会在夏天把稀释的乐果抹在凉席背面,用来防跳蚤和蚂蚁。那时它只是家里常见的农药。站在命案现场,我第一次直观感到,同一瓶东西也可能成为一个人结束生命的工具。

岩哥判断,是男人用菜刀砍伤女友,再喝下农药。但正式汇报时,他仍只说“大概率”,坚持等女伤者醒来核实。第二天,我们没有等到口供,女伤者也不治身亡。

解剖结束后,我情绪低落,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能如此不爱惜生命,把一个家彻底毁掉。

岩哥安慰我:“一个人生活绝望之下,做出什么选择都不奇怪。”

这句话让我想给父亲打个电话。

他做生意欠下二十二万五千元。虽然我替他签了欠条,但感觉他心里仍然装着事。就在前几天,父亲告诉我家里的红旗轿车坏了,修起来太贵,干脆卖掉。

父亲对车一直有执念。生意刚有起色时,他买了嘉陵摩托车;我上初中,他买了第一辆小汽车;后来换成桑塔纳,又换了红旗。

我问他以后出去跑生意怎么办。

他说:“喊车子方便得很,一个电话,人家嘀一声就来咯。”

我又问什么时候买新车。

他沉默很久:“以后生意还没着落,车就暂时算求咯。”

我当下就想打个电话想告诉他,自己三个月已经攒下三千多元。但前几天刚通过电话,现在再打,似乎太“腻歪”。最后还是没有拨出去。

我不知道,千里之外的父亲那时也已经走到绝望边缘。

 13 

岩哥嘴上不肯给侦查员一个未经证实的结论,该做的工作却一点没少。他带我重返传销现场,寻找能够证明或否定判断的新线索。

出租楼里原本不多的住户已经全部搬走。他们在尸体腐败最严重的时候,顶着臭味尚能继续生活,知道这里发生命案后,却一夜之间全部逃走。

房间里仍有淡淡尸臭,两张床垫留着腐败形成的人形污迹。客厅塑料垫因为潮湿,每踩一步都会发出轻微挤压声。这次复查的重点不是提取痕迹物证,而是要寻找新的线索,按照调查的情况,这里可能是传销窝点,那我们就得寻找更多的证据来支撑它或者否定它。

岩哥从电视柜下抽出一块小黑板,上面还有模糊字迹。拍照员从衣柜里找到十几份身份证复印件和几张原件,姓名都和房东登记不符。

我在靠墙的整理箱里发现四盒没有拆封的保健品,包装精美,写着螺旋藻、维生素片。这正是传销窝点所谓的“产品”。

岩哥又在床头柜翻出一本通讯录,黑色封皮,密密麻麻写着几百个号码,有些被划掉,有些标着五角星。

通讯录送回公安局的当晚,系统里便查出一个关键号码。这个号码的使用者曾经以受害人身份报过警,他叫段长江。

那次的报警记录显示,2003年,段长江被老乡骗到广东。老乡告诉他,这里待遇好、工作轻松,最差也能进厂。结果从火车站转了几个小时车,他被带进一套住着十几个人的三室一厅,身份证也被扣下。

一开始,他同样被成功学和发财故事迷惑,觉得自己很快就能翻身。他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发展下线,所有人都劝他安心进厂找工作。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他才开始怀疑,想退出并拿回投入的钱。

介绍他来的老乡翻了脸,不仅不退钱,还扣着身份证,派人跟着他。没有证件,他出去也无法找工作,甚至连回老家的车费都没有。

后来,段长江找到机会,从管理者床铺下面摸回身份证,又从对方口袋里拿走八百元。他冲进厕所,从二楼窗户翻出去,落地时摔伤了腿。警察和医生赶到后把他送去医院,窝点的人怕担责任,早已四散。

腿伤好后,段长江几次去派出所追问。他想让骗他的人赔医药费和误工费,却说不出窝点头目的真名,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事情最终不了了之。他又去原来的出租屋附近转过几次,仍没找到一个熟人,只好去做一份包吃包住的售货员工作。

凶案现场死去的那对夫妇,是传销团伙里的上层“经理”,也正是段长江的“上级”。

段长江因此成为重点嫌疑人。

当我们找到段长江时,他没有被关在留置室,而是坐在派出所一楼接待室,面前放着矿泉水和烟灰缸。他二十多岁,高瘦、白净,穿灰色夹克,操北方口音。

梁哥和吴胜原本像聊天一样问他情况,见我们进来才停下。

我给他采血、捺指纹。他伸出手掌,皮肤温暖而干燥,除了采血针刺进去的一瞬,我没有感到一丝颤抖。单从外表看,他既不像穷凶极恶的嫌疑人,也不像经历过非法拘禁和坠楼的人。

吴胜把段长江唯一的一双球鞋交给我,看看能否从上面检验出什么。

凶案已经发生多日,衣服即使沾过血也可能洗掉,只有这双长期没洗的鞋还有检验价值。

大学物证实验时,老师拿人血、猪血和狗血让我们检测。最后把试剂条插进溶液,一条杠阴性,两条杠阳性,简单得像看说明书。

面对一双布满灰尘和污渍的深蓝球鞋,我才知道,最难的不是最后插试纸,而是先找到血迹。氧化后的血可能暗红,也可能只是发黄,混在鞋面的泥污和油渍里,肉眼根本无法判断。

我用滤纸一点点擦拭斑迹,岩哥滴上试剂。我们用了大半瓶联苯胺,也没有发现阳性反应。

段长江暂时被排除。

鞋子退回去时,警察给他塞了一包烟。段长江高兴的不是烟,而是知道那对夫妇已经死亡。

“活该!他们早就该死了!”

可他说完,又告诉我们:“我没有选择报复。”

他当然恨那些人。他被骗、被扣证件、被监视,从二楼跳下摔伤,医药费都没人赔。但伤好以后,他最终找了一份包吃包住的售货员工作,没有返回窝点杀人。

同样陷入传销,同样身无分文,段长江没有成为凶手。

段长江熟悉这个传销团伙的人员,这让重案队看到了曙光,加上现场搜出来的那一沓身份证,一个庞大的传销团伙,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浮出了水面——

原来,围绕凶案出租屋方圆几公里,分布着多个十几人一组的窝点。而这对死去的夫妇,生前每天就像走穴一样到各处讲课,学员只知道男的叫陈经理,女的叫何经理,并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

根据段长江的讲述、现场遗留的通讯录和身份证复印件,我们逐渐摸清这个传销团伙。死者男的叫陈新华,女的叫何佳萍,是夫妻。两人下面还有多个管理人。

其中一个叫张永安,正是当初管理段长江所在窝点的人。

老秦判断,一个两百多人的团伙,不可能因为两名上层人员死亡就立刻消失。只要找到张永安这样的管理者,既能确认死者身份,也可能顺藤摸瓜找到凶手。

重案队和辖区治安员开始围绕几个窝点,逐片核查外来住户。

重案队认为,凶手很可能就是熟悉这对夫妇的团伙成员,案件性质是和我猜想的一样,是复仇。

 14 

那个周末我在天河城见到了木木。商场里人头涌动,结账队伍排得很长,仿佛东西都不要钱。可我们一路看下来,哪怕到处挂着二折、三折的牌子,价格仍旧很贵,最后什么也没有买。

以前遇到案子,我总喜欢和木木唠叨两句。这个传销案却让我怎么也说不出口。我知道她不会因为我曾经被骗而嘲笑我,却仍担心自己在她心里变得软弱、可笑。

木木见我一路沉默,突然问:“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摇头,说只是担心手里的命案一直没破。她皱起眉头看着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谎言像一根小刺,扎得胸口发紧。就在我以为她会继续追问时,木木伸手和我十指相扣:“周末就别想那么多,一起去吃雪糕吧。”

星期天下午,我回到局里,撞见重案队的吴胜在跑步,我好奇的追问传销命案的结果。

吴胜告诉我,梁哥他们今天刚刚出差,说是去山东张永安的老家。我发现吴胜的神情有些失落,作为和我一样的实习生,他不可能跟着出差。带教的师傅走了,他没事干,精力无处发泄,就围着公安大楼跑圈。

几天后,重案队的梁哥回来了,押着两个戴着手铐脚镣的嫌疑人。

其中一个是我们一早就听过名字的张永安,另一个叫做王江辉。

张永安是2002年夏天的时候,从山东老家被人骗过来的。

骗他的就是男死者陈新华,女死者叫做何佳萍,是陈新华的老婆。

张永安到广东时,陈新华夫妇的传销团伙已经初具规模。一番游说之下,张永安虽然知道传销不合法,可却认定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他口才不错,发展出了十个下级,两年下来,他也算勉强赚到了两万左右。

可真要算起来,除了电话开销,这个钱还没有进厂打工赚的多,这和张永安最初的期望可差太多了。

他不止一次偷偷计算过,这个超过两百人的传销团伙,每年能够创造近百万的收入。尽管陈新华平时很低调,住的地方也很简朴,可张永安知道对方每年都往老家汇很多钱。

看着对方吃肉,自己只能喝汤,这让他心里非常不舒服,但他作为一个窝点的管理者,也不舍得放弃。

直到那天意外降临,他的下线段长江爬窗坠楼,他慌了神,第一时间给陈新华打了电话。随后按照对方的吩咐,窝点的人当天就拆散去了其他出租屋,张永安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

他找到陈新华夫妇,想要一个新传销点的管理权,可陈新华却觉得段长江事件是张永安惹的麻烦。他不仅不给张永安新的窝点,还把他张永安降到新人的待遇。

张永安越想越气,他觉得自己本来是元老功臣,现在却被打压,被断了发财的路子。

看不到发财的希望,张永安心灰意冷,他找到当初被骗过来几个老乡,一一解释。

他把所有责任推给了陈新华夫妇,还自己掏腰包补贴了两个老乡的回家路费。

其中一个老乡,就叫做王江辉。

王江辉总共只发展了三个下家,也没赚到什么钱。在那个窝点的时候,王江辉也是张永安的副手。传销窝点的拆分重组,同样让王江辉的地位一落千丈。

两人回到老家后,在城里各自找了新的工作,可山东小城市的工资收入很低。张永安本来觉得两年赚两万很少了,可在老家打工之后才发现,这里的工作更辛苦,却连两万可能都赚不到。

那天,张永安买来酒菜,把王江辉约过来,一肚子怨气的两人,决定返回广东,要回“属于自己的钱”。

两人的计划并不复杂,他们提前准备好了绳索和封口胶,一人一把新买的带鞘长刀。看准家里没人的时候,想办法开门进去藏着,等陈新华夫妇外出讲课回来,就控制住二人,逼他们交出银行密码。

张永安和王江辉戴上了提前准备好的头套,等到晚上七点多,在夫妻二人进了主卧后持刀冲进去。

陈新华夫妇根本不敢反抗,被绑住了手脚,张永安先是用刀刺破女人肚皮,逼问出密码,然后又用胶布封住女人的嘴。他到另一个房间,用刀捅进不肯说话的男人肚子,得到了相同的密码。

夫妻俩说的密码一致,王江辉开始催促着离开,可张永安却总觉得陈新华认出了自己。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他先后走进两个房间,杀死了这对夫妻。

可就算这样,张永安还是觉得不保险,他让王江辉在夫妻二人的脖子上补几刀,这才开始放心地搜刮财物。

屋子里的现金只有两千多块,倒是有四个手机,和几件金饰。张永安知道大头还是在银行卡里,可他忘记了,提款机一天最多只能取两万现金。

回到老家后,两人约定躲避一下风头,可张永安却按捺不住,在住处附近的提款机上,再一次取了两万现金。

就是这一次取钱,让张永安暴露了行踪,重案队在出租屋抓到他时,从枕头下搜出了现金和银行卡。张永安手机上,他和王江辉联系的几条短信息,都还没来得及删除。

侦查员用张永安的手机,轻松地把王江辉约出来,一网擒拿。

案件告破,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原先包括重案队大部分人的猜测和我一样,认为这是一桩复仇命案——凶手的口供里却讲得很清晰,最开始他们也是单纯为财,最后才临时起意,杀死了受害者。

作为一个菜鸟,在这个案子里,我敢说我收获了很多,比如看到了公安刑警和法医局限性的一角。

但是对于这两个凶手,我只感到困惑。

为了一笔横财,就把他人的生命视作草芥,我看着他们作案的过程,总觉得有些不真实。

我试着在心里重复岩哥宽解我的那句话:“一个人生活绝望之下,做出什么选择都不奇怪。”

但这两人真的绝望吗?

他们最初都是受害人,因为被骗,才加入的团伙,但是他们因为发财梦甘愿做帮凶,最后成了凶手。难道这一路上真的没有回头的机会?不对,同样陷入传销,身无分文的段长江,摔伤了脚都没有想过杀人报复。

而我更像是没有咬钩的鱼儿,只是带起了一圈涟漪。

绝不绝望,是人选的。

 15 

案子过去很久,我仍没有告诉木木,自己曾被阿华骗进传销窝点。她常说我是缺少温暖、缺爱的家伙,我无法反驳。

我从记事起,父母就在外地打工经商,一直由奶奶带大。关于她年轻时的经历,我知道得不多。只听她说,1949年前后,她曾在一户富人家做佣人。那家男主人是工程师,准备离开大陆时,女主人对她很好,想把她一起带走。奶奶不肯。她说自己在老家能分三亩地,一个人要有土地才有未来,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后来,奶奶成了村里最有见识的老太太。她会抽烟,还会吐烟圈,说那样比较“时髦”。村里其他老太太说不清几句道理,奶奶的烟雾里却装着一箩筐人生经验。

父亲生意最好的时候买车,她骂父亲是“假精灵”,像猴子掰包谷,掰一根丢一根,靠不住,告诫我只有好好读书这一条路。父亲买第一辆嘉陵摩托车时,奶奶骂了他一个月;父亲却嬉皮笑脸地拉她上车兜风。奶奶坐了一圈回来,仍然说:“有啥子好坐的嘛,颠得很。”

她还说,爷爷更喜欢堂姐,因为堂姐背起来轻,我重得像秤砣。可愿意背着我走很远去医院的人,始终是她。

她告诉我:“人生的路,负担重一点也行,大不了牵起走嘛。”

很多年以后,母亲才告诉我,在我刚进入公安局实习时,父亲不止一次想到了死。

年过五十,他重新盘下一个小厂,又干起最重的体力活;体重超标的母亲每天用“了”形铁钩扎螺纹钢架。两个人年轻时从贫穷拼到富裕,买过摩托车、桑塔纳和红旗轿车,到了半百却又跌回债务缠身的日子。

身体的辛苦和心理的落差叠在一起,父亲好几次累得直不起腰。他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过去靠熬夜和力气能解决的事,现在未必还能扛过去。他觉得二十二万五千元会永远压在身上,也会跟着他压到我身上。

他问母亲,能不能喝一瓶乐果。死了,就不用受累,也不会拖累唯一的儿子。

母亲骂他:“死什么死,大不了把家里东西都抵出去,搬到广东跟儿子过嘛。”

她还说,儿子已经实习,马上就要当警察了。父债子偿,不还钱才会坏掉儿子的名声,那才是真正的拖累。

父亲最后没有喝下那瓶农药。

当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自己在千里之外找到了一份工作,只要肯干,就能一点点寄钱回家。我以为自己是在依靠父母的期盼往前走,后来才明白,我的存在也给了他们一个远方的希望。

有天,木木邀请我,和她一起去城中村,看看她新租的房子。

我始终记得,她带我从潮湿的一楼一直往上,到了顶楼还没停,又走上天台。我这才发现,房东在楼梯间旁搭了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铁皮棚,层高只有两米,一踮脚仿佛就能碰到屋顶。

房间没有床,地上铺着一张薄棕榈垫,小小的推拉窗贴着一张《南方日报》,那就是屋里唯一的装饰。太阳直晒铁皮,房间湿热得像桑拿房。木木却很满意。此前她寄住在大伯家,只能在一堆货物中腾出一个床位。如今这个铁皮棚虽然狭小,至少属于她自己。

她说这里足够便宜,能让她在广东独立生活。

后来,我也留在了那里,与她结婚,做了二十三年法医。勘查过各种现场,检验过上千具尸体,处理过数以万计的物证。

回头看,一切故事从2003年那栋立在菜地旁的公安大楼开始,从二十二万五千元欠条开始,也从我第一次明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句话开始。

债务可以慢慢还,案子也可以一处痕迹、一枚指纹地往下查。

人生的路,负担重一点也没关系。

大不了,就跟我奶奶说得那样,牵起走嘛。

 后记 

如今距离故事发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3年。
那个危险的时代似乎也过去了。
多年前我去过小刀在的那个城市,不说治安多好,但是确实有不少和犯罪有关的都市传闻——上一个网吧,都能看见“带刀侍卫”跟小学生收保护费。
我曾经问一个买炒粉摊的老板,晚上的时候,这里乱不乱?
他说小偷有点多,还让我把包换个方向,放到胸前来背。
但是他也说,比以前好太多了,现在只是小偷,以前还有飞车党——背在胸前都没有,人家伸手直接抢。
“日子总是会越过越蒸蒸日上”,他说完这句就继续炒粉了,动作之大,鸡蛋沫子都甩我脸上。
我觉得他的这句话,和老太太的那句是一个意思,事物的好转需要发展的时间,这是一定的客观规律,而生活也是一样的。
你说对吗?

世界从未如此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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