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独立女性”,就一定要有“落后女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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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夏日》


当下生活看似自由,实则危机四伏。许多新鲜事一边打着进步和自由的旗号,一边制造新的标准和排斥。对女性来说,这种生活中的割裂感尤为突出,被裹在“服美役”“恋爱脑”“娇妻”等新型罪名中左冲右突。


进步叙事之下依然隐藏着陷阱。就像历史上缠足的废止,让女性某一处的疼痛停止了,但女性身体和生命中的其他疼痛并没有一同消失。


如果缠足的终结是一次历史中的解放实践,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除了不再把女孩的脚缠起来,这段历史还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经验、警告与养分,能够继续滋养今天的性别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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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芮

来源|看理想节目《从痛苦中松绑的30次尝试》


01.

放足作为一种救国的任务


缠足的终结不是女性终于受够了疼痛,从而奋起反抗得到解放的故事。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高彦颐的经典著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帮我们剖开了这颗名为“解放”但掺杂很多“利用和改造”成分的药丸。


反对缠足的声音其实很早就已经存在。清代统治者曾经下令禁止缠足,一些文人和地方官员也批评过这种习俗。但是,这些并没有真正撼动缠足。


因为对于许多家庭来说,是否给女儿缠足,不是全凭个人意愿的问题。它关系到女儿会不会被认为有教养、是否体面、能不能嫁进条件较好的家庭,也关系到母亲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在很长时间里,女性的脚虽然一直遭受着残害,却没有成为整个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它被看作女人成长的一部分,是母亲必须完成的责任,也是女儿成为女人之前必须经历的磨难。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世纪后半叶。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一些由传教士推动的反缠足组织开始出现。1870年代,厦门出现了较早的天足组织。到了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中国改革者也加入其中。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议成立不缠足会,要求家庭不再给女儿缠足,也要求男性承诺不以小脚作为娶妻的条件。女传教士、中国女知识分子、女学生和许多普通女性,同样参与了这场运动。


反缠足不是男性单独完成的事情。但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共话语中,特别是在报刊、奏折和政治演说里,掌握解释权的仍然主要是男性知识精英。而他们最有力量的理由,往往不是女人正在疼痛,必须停止伤害她们,而是,中国要亡国了。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对于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军事失败,也是整个文明秩序崩塌的时刻。曾经被视为边陲小国的日本,竟然击败了庞大的清帝国。割地、赔款以及列强瓜分的威胁,使知识精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于是,军队、教育、制度、家庭、婚姻,乃至每个人的身体,都被纳入了“救亡图存”的视野。


《黄金时代》


女性的脚,也在这时从一种家庭内部的身体实践,变成了一个国家问题。


改革者认为,缠足使女性身体孱弱,不能正常行走,也不能承担足够的生产劳动。身体孱弱的女性,不可能生育和养育出强健的下一代。中国想要富强,就必须拥有强健的国民。要有强健的国民,就必须先有强健的母亲。要有强健的母亲,就必须先把女性的脚放开。


在这套逻辑中,女性的脚与国家的人口、劳动、军事力量和民族未来紧紧连接在一起。女性要放足、接受教育、锻炼身体,不只是因为她们自己值得拥有健康和自由,也因为她们承担着生产下一代国民的任务。


与“救国”共存的另一种强烈情感,是羞耻。


19世纪以后,中国女性的缠足频繁出现在西方人的游记、摄影、医学记录和殖民展览之中。畸形的小脚被拍摄、测量和描述,成为西方社会想象中国的一种标志,也被当作这个国家落后、残忍和野蛮的证据。


对当时的改革者来说,这种目光带来了巨大的屈辱。他们希望随着缠足被禁止,外国人对中国“野蛮”的嘲讽也能随之消失。


在反缠足运动中,还有一种比救国与国耻更有煽动性的言论:女性是一群没有用的寄生者,而不得不赡养她们的中国男性,也因此过得格外辛苦。


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把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女性描述成一群“圆其首而纤其足”的无用之人。他引用孟子“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说中国女性自古以来未曾受教,因此几乎与禽兽无异。


这里有一个奇怪的倒置。女性之所以不能接受教育、拥有财产和职业选择权,本来就是制度长期排斥她们的结果。可到了梁启超的笔下,这种被剥夺的处境,却成了女性自身“无用”的证据。


而他所谓“两万万女子,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建立在一种极其狭窄的经济账本之上,也与大量女性参与家庭生产和市场交换的史实不相符。


在学术著作《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中,人类学家劳拉·宝森和葛希芝发现,那些被想象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人,并不是坐在家里等待男人供养。恰恰相反,她们很小就已经开始工作。


许多女孩六七岁开始缠足,也正是在这个年龄开始跟随母亲学习纺线、捻线、络线、织布和缝纫。她们日复一日地处理棉麻和其他纤维,纺出的线、织出的布,变成一家人身上的衣服、床上的被褥和日常使用的布料。这些东西如果不由女性生产,就必须花钱从市场购买。


还有一些家庭会把多余的纱线和布匹拿去出售,换取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遇到欠收时,这些收入甚至可能成为一家人渡过饥荒的保障。


在那些依赖家庭纺织的地区,从小缠足的女孩可能比同龄男孩更早成为家庭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劳动力。年幼的男孩身体尚未长成,还不能耕田或承担许多繁重的农活,女孩却已经能够纺线和从事其他手工劳动,而织布又必须依赖她们事先纺出的纱线。


《雪花秘扇》


母亲给女儿缠足的一个原因,是担心她无法嫁入好人家。今天的我们很容易把这理解为女人自己不能创造经济价值,必须依靠婚姻获得生存保障。


但宝森和葛希芝指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对于许多土地有限、粮食不足的普通家庭来说,女孩很早开始缠足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现实考量,就是让她留在家中,长时间从事枯燥、重复而耗时的手工劳动。


另一个考量才是她未来能够嫁入怎样的家庭。普通人家希望女儿不要嫁到需要终年下地、承受繁重体力劳动的贫困家庭。富裕或精英家庭则把缠足与女红刺绣联系在一起。


表面上看,富裕家庭看重一个媳妇是否擅长女红,似乎只是因为这符合传统社会对女性才德的要求。但实际上,女性制作的精美绣品也是维系家庭礼品经济的重要支柱。


婚嫁、寿诞、节庆以及其他人生礼仪,都需要家庭之间交换体面的礼物。女性亲手制作的衣物、鞋袜、荷包和刺绣,既可以替代原本需要花钱购买的礼品,也帮助家庭履行人情义务、回报亲友馈赠,并向亲族和姻亲展示这个家庭的教养、品位与地位。


在精英家庭中,公开谈论这些绣品值多少钱,或许会显得有失身份,但不与金钱直接挂钩,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经济价值。它们的价值只是被包裹在礼物、人情、声望和互惠关系之中。


换句话说,所谓“擅长女红”,不仅是一种女性美德,也意味着这个女孩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劳动,为家庭节省开支、积累人情并维系重要的社会关系。那些看似只是用来展示女性才艺的针线活,实际上同时是一种没有被正式记账的经济劳动和关系劳动。


可在梁启超以及几百年来父权叙事的账本里,这一切都不算“生利”。


所谓“大门不出”,并不等于无所事事;没有离开家庭进入市场,也不等于没有参与生产。不是女性没有贡献,而是整个家庭乃至乡村经济都在使用她们的劳动,却拒绝承认这种劳动属于她们。


后来,机器生产的棉纱和布匹逐渐进入乡村,家庭纺织再也无法与廉价的工业产品竞争。《年轻的手与被缚的足》的作者就发现,在不同地区,缠足的衰落与女性家庭手工业的消失高度同步。


真正动摇缠足的,不只有改革者的演说、结社和禁令,也有一场深刻的经济变化。当家庭不再需要女孩终日坐在家里纺线织布,缠住她们双脚的经济动力也随之减弱。可是,缠足的女性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承认。


《雪花秘扇》


缠足的终结当然是一场真实而巨大的进步。女孩终于不必再让骨头被折断,也不必用一生的疼痛来证明自己的教养与价值。放足能够拯救国家、洗刷国耻、解放劳动力,也能使女性摆脱依附、获得自立。


但在这些宏大的解放叙事里,女性的身体仍然被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过去,为了家庭的体面和生产需要,她们必须忍痛缠足。现在,为了国家的富强与现代化,她们又必须尽快放足。她们先被一种时代需要,随后又被另一种时代宣布无用。


02.

“解放”的另一面


理解缠足的终结,需要区分不缠足和放足。


不缠足,是不再给从未缠过脚的女孩缠足,阻止新的伤害发生。放足,则是要求那些已经缠足多年,甚至已经成年、衰老的女性,把裹脚布解开。


两件事听起来相似,对身体而言却完全不同。缠足持续几年以后,脚趾已经被压向脚底,足弓被强行抬高,骨骼、关节、肌腱和肌肉也都在长期束缚中改变了形状。解开裹脚布,并不能让这些变化自动消失,更不能使一双缠过的脚重新变成从未缠过的“天足”。


对于已经依靠这种变形方式行走了几十年的女性,突然放松裹脚布,可能使原本受到支撑的脚失去稳定,引起肿胀和新的疼痛,甚至让她们一时更加难以站立和行走。放足不是简单地撤除伤害,也可能成为身体所要承受的又一次的伤害。


如果只是阻止年幼女孩开始缠足,随着一代又一代女孩长大,缠足原本可以逐渐消失。可是,对当时的改革者来说,这个过程太慢了。


救亡图存的紧迫感,以及在西方目光下产生的国耻,都要求他们立刻拿出看得见的成果。于是,在一些地区和不同阶段的放足运动中,强制对象扩展到了已经缠足多年、已经成年的女性。


高彦颐的《缠足》中记录了很多强制的放足行为。1916年,山西颁布《严禁缠足条例》,规定不得再给年幼女孩缠足,已经缠足的未成年女孩必须放足;如果限期之后仍未放足,家长就会被罚款。


制作和贩卖缠足女子需要穿着的弓形木底的商人、替缠足女子说媒的人,乃至穿着传统弓鞋出嫁的新娘,也可能受到处罚。县长和警察负责执行禁令,地方官员必须统计缠足人数,稽核人员则要“以眼见为准”,确认妇女究竟有没有放足。


于是,一双原本藏在鞋袜和裹脚布里的脚,变成了必须检查、分类和登记的对象。


在缠足文化中,女性的脚是高度私密且被赋予情色意味的身体部位,几乎像乳房一样不能被外人随意看见,更不用说触摸。但是查脚员却进入村庄,按名来到各家,要求女人脱鞋、解开裹脚布,暴露原本只有亲密家人才能看见的双脚,接受陌生人的审视。


检查引起了大量骚扰和民怨,以至于阎锡山后来不得不专门规定:只能在白天查脚,必须事先通知本人,只能在院内或门口查看;巡警可以陪同,却不得进入民宅。这些限制本身也透露出,在此之前,查脚可能已经伴随着夜间闯入、敲诈勒索和对女性的骚扰。


《白鹿原》


在当时,女性放足还需要被公众看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反缠足逐渐从室内走向大型公共会场。


在某些地方,放足被分成“劝导、强迫、罚办”几个阶段。稽查员挨村挨户检查,鸣锣造册,强迫妇女解开裹脚布,并把没收下来的裹脚布则被运回县署,作为改革成果公开陈列。


成千上万条旧裹脚布被悬挂在会场两侧,其中有些还留着血迹。观众一面掩鼻,一面发笑;数百双红色绣花小脚鞋则被挂在门上,成为供人观看的奇景。


女性的身体就这样被改造成展示改革的舞台。裹脚布上的血迹原本记录着她们承受过的疼痛,如今却成了会场的布景。已经变形的脚原本属于她们最隐秘的身体经验,如今却被当作落后、肮脏和愚昧的证据。


这是多么残酷的 “改革”。过去,女孩因为一双大脚受到嘲笑,被认为粗野、贫穷、没有教养,因此被迫缠足。几十年后,同一批女性又因为一双小脚被指责为落后、无知、不知自爱,因此被迫放足。社会审视女性双脚的目光并没有消失,只是评判的标准突然改变了。


在无数法规、罚款清册、检查记录和放足人数的统计中,最难找到的,恰恰是这些女性自己的声音。


放足运动的另一层复杂性还在于,站在“解放者”位置上的,也并不全是男性。


比如在山西,一些女性加入天足会、担任查脚员。县长的妻子和女儿还曾走村串户,劝说并检查其他女性放足,并因此受到阎锡山的表彰。


在放足大会上,官员的妻子可以作为“天足妇女”的代表登上舞台,向公众展示自己符合新时代要求的身体。在城市里,女学生和知识女性也通过演讲、办报、组织妇女团体和宣传反缠足,参与塑造“新女性”的形象。


反缠足运动在女性之间划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位置。一边是受过教育、接近城市和国家权力的女性。她们可以宣传新观念、检查别人的身体、代表其他女性发言,并通过参与改革证明自己是独立、文明、进步的“新女性”。


另一边,则是那些年长、贫穷、生活在乡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缠足女性。她们依然只是被劝导、被检查、被展示和被改造的对象。


前一种女性的解放,甚至部分建立在与后一种女性划清界限之上。为了证明自己已经摆脱旧时代,她们必须把另一群女性指认为旧时代的遗留物。 


反缠足运动还不断通过报刊文章、公开演说、照片、展览和放足大会,讲述女性遭受缠足折磨的故事。变形的脚、染血的裹脚布、无法正常行走的身体,都成为揭露缠足残酷、证明改革必要性的材料。


这些苦难当然是真实的,将它们揭露出来也有重要意义。可是,讲述苦难的权力往往并不掌握在受苦者自己手里。


那些缠足女性很少能够亲自解释她们为什么曾经接受缠足,怎样理解自己的身体,为什么不愿意放足,又如何经历放足带来的疼痛。她们的身体被带到台上,她们的裹脚布被挂在墙上,她们的苦难被写进报纸里,却仍然只能以无知、被动、等待拯救的形象出现。


《大红灯笼高高挂》


与此同时,那些替她们讲述苦难、宣布要解放她们的人,则占据了文明、进步和行动者的位置。受苦的女人成为证明改革者正义与先进的材料,谁有权解释这种苦难,谁又能够借由解放别人而成为新的主体,这本身就是一段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如果我们只看最终的结果,今天的女孩确实不再需要缠足了。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回改变发生的过程,就会看到:


有些女人只是被从一种合格标准推向了另一种合格标准;有些人的裹脚布被解开了,她们的声音却仍然没有被听见;有些人被宣布已经获得解放,却从未被看成有资格参与定义这个“解放”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这其中最让人心痛的是,当一种实践被重新定义为落后,社会的愤怒常常没有首先指向制造这种实践的制度,而是落到了那些最深地被困在其中的女性身上。她们被嘲笑愚昧、保守、肮脏、没有常识。曾经缠得越深、越难离开的人,反而越容易成为现代人眼中的耻辱。


03.

现代性别解放的瓶颈


缠足和放足的历史,或许就是学者戴锦华所说我们尚未偿还的“历史债务”,也是不断在现代生活中重现的幽灵。


看起来,现代女性早已从缠足中获得了解放。女孩不再需要折断脚骨、缠紧双足,也不再因为一双“天足”而被视为粗野、贫穷和没有教养。但缠足消失,并不意味着支撑它的权力逻辑也随之消失。


它们只是脱离了那双具体的小脚,附着到了新的身体、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进步”标准之上,让我们以解放的名义,重复着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痛苦与悲剧。


女性不再因为脚被定义,但我们依然习惯把女人分为先进与落后、清醒与愚昧、独立与依附;依然相信某些女性掌握了关于解放的正确答案,因此有资格去检查、教育和改造另一些女性;依然把羞辱解释成一种必要的唤醒,把伤害说成“为她好”。


曾经,一个女人是否文明,要通过她的双脚来检验。今天,接受检验的则可能是她的身材、体脂率、衣着、妆容、亲密关系、生育选择、教育程度和财富水平。


如果她追求白皙、纤细、年轻的外表,喜欢化妆、穿甜美的服饰,可能会被批评“服美役”、迎合男性审美、缺乏主体性;如果她撸铁、攀岩、跑马拉松,拥有明显的肌肉线条,人们则更容易把她理解为强大、有主体性、摆脱了父权凝视的女性。


这些运动当然可能带来真实的快乐与力量。但不得不说,很多时候人们关注的并不是运动本身带来的愉悦。许多运动博主仍然热衷于展示自己的肌肉线条,用转场、讽刺等形式将自己与“白瘦幼”的身体放在一起比较。


那么这时候,当某一种身体被宣布为更加自由、强大和进步时,另一种身体又一次被推到了落后、错误、值得羞耻的位置上。


这不是说,对“白瘦幼”审美及其背后产业结构的批判没有必要。但问题在于,批判一种身体规训,不能变成对拥有这种身体、喜欢这种风格的具体女性的审判。否则,我们只是推翻了旧标准,又开始制造新的合格身体。


《悬崖之上》


我们虽然不再缠脚,却仍在不断发明女性身体与生活方式的正确答案。不能太胖,却也不能只是瘦;不能柔弱纤细,必须拥有力量和肌肉;不能温柔嗲嗲地说话,必须显得粗犷有力;不能取悦男性,还要通过对男性的蔑视,证明自己绝没有取悦男性。


旧的女性气质被推翻以后,新的女性气质又成了必须完成的功课。身体仍然需要成为思想是否正确、人格是否完整的证据。


婚姻也是如此。在很长的时间里,婚姻几乎是女性唯一被承认的成年生活。女人必须成为妻子和母亲,才能被视为完整、正常和成功的人。


女性主义对婚姻制度的批判因此极其重要,它让我们看见婚姻中的无偿照护、经济依赖、性别分工和亲密关系暴力,也让不婚、不育、离婚以及其他亲密关系形式成为可以想象的生活。


可是,当单身、不婚乃至开放式关系逐渐被想象为更加独立、清醒和先锋的选择时,我们也不知不觉地建立起另一条等级链。渴望婚姻的女人可能被部分人嘲笑为“娇妻”,重视爱情的女人可能被部分人称作“恋爱脑”,没有离开一段不平等关系的人则被质问“为什么还不醒”。


我们常常忘记,批判婚姻制度,与羞辱一个仍然渴望婚姻或暂时无法离开婚姻的女人,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公开要求女性服从某一种传统生活,但我们仍然会下意识地嫌弃那些还不够“清醒”、不够“独立”、不够“有主体性”的女性。


这和放足中的暴力何其相似。我们已经认定了什么才是正确的身体、正确的关系和正确的人生,于是便觉得,只要把答案告诉对方,她就应当立刻照做。如果她没有做到,那一定是因为她太愚昧、太软弱,或者根本无可救药。


至于这条被我们指认的道路究竟能不能走、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她为什么停在原地,我们反而很少关心。可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题,那我们想象的所谓“正确答案”,很可能并不是答案。


我们可以熟练地谈论主体性、平等、独立和边界,却未必知道,怎样在具体的关系中尊重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怎样在对方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时,仍然承认她有权解释和决定自己的生活;怎样真正分享权力,而不是因为相信自己更加清醒,便自然地占据教育、纠正和审判他人的位置。


这正是现代性别解放最难突破的瓶颈之一,历史、文化和教育很少教会我们如何在关系中实践平等、尊重与信任,所以我们虽然憧憬那样美好的画面,但要真的去实践,却非常缺乏具体的技能和经验。


毕竟在我们生命的前二十多年,所接受的教育大多在训练我们竞争、服从、支配和自我规训。我们被教导要朝着某个确定的终点不断前进,却很少有人在意,自己和他人究竟是怎样被推向那个终点的。


于是,只要目标被认定为进步,羞辱就可以被称为“骂醒”,强迫可以被解释成“帮助”;而那些在途中受伤、停下来、走向别处,或者拒绝继续前进的人,也可以被当作解放必然需要付出的代价。


但一种真正通向解放的实践,不可能一边宣称要终结支配,一边不断复制支配,一边呼唤女性的主体性,一边剥夺一个具体的人判断、解释和改变自己生活的权利。


解放不只体现在我们想要走向哪里,也体现在我们如何对待同行的人,能不能接受彼此并不总是以相同的速度、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进。


任何被压迫的群体,或者想要得到解放的群体,都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权力、资源和处境之间的差异可能天差地别。


《好东西》


我们都带着各自的历史和关系进入生活,都可能在某些地方获得自由,又在另一些地方被困住;都可能在一种关系中看见支配,却在另一种关系中不自觉地重复它;也都可能一面渴望解放,一面害怕失去熟悉的一切。


如果我们把一些人的痛苦变成证明自己更加清醒的材料,把她们推到“错误”的位置上审判,再在她们没有按照期待改变时将其抛弃,那么我们仍然是在重复那段分裂的历史。用一些人的耻辱证明另一些人的自由,用一些人的痛苦滋养另一些人的成长。


我们需要的,不是再划出一条界线,判断谁已经获得解放、谁仍然留在过去,而是让彼此的经验能够共振和流动,在承认处境不同的同时,仍然拒绝把任何人当作前进的代价。


解放不是少数人率先抵达一个正确的终点,再回头催促其他人赶上。它更像是我们在前行的过程中不断回望、等待和修正方向,直到我们终于能够不以抛弃彼此为代价,一起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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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爱与痛:从痛苦中松绑的30次尝试》第16期,有大量编辑删减,完整内容请移步"看理想"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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