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崩塌之中

图片
图片
电影《隐墙》


“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在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人要如何在一个自己无法理解与认同的社会秩序中生存?


1970 年,四十九岁的奥地利作家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因骨癌离世,直到 2024 年《隐墙》中译本问世,中文读者才了解到她是一位多么深刻又先锋的女作家。


在她的小说里,有一种反复出现的想象:世界的崩塌。无论是《隐墙》中文明的崩塌、《阁楼》中语言的崩塌,还是《第五年》中家庭的崩塌,她的人物总是身处某种“断裂”的状态之中。而玛尔伦自己的生活,也处于一种“断裂”之中。她无法彻底离开家庭,也无法完全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妻子和母亲;她被母职与家务包围,却用语言重新给爱与劳动赋予意义。


今天单读分享作者瞿瑞对玛尔伦的评论文章《她以文学造桥梁——纪念玛尔伦·豪斯霍费尔》。我们或许一直生活在不同程度的崩塌之中,但瞿瑞借玛尔伦的语言提醒我们,人能够继续生活,不必然依靠宏大的意义和坚固的秩序。播下一粒种子,照料一个生命,完成一次劳作,用有限的力量在“实然”与“应然”之间搭建桥梁,已经很好。


她以文学造桥梁

——纪念玛尔伦·豪斯霍费尔

撰文:瞿瑞


01


1970 年 2 月 26 日,四十九岁的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写下告别世界的话语:”你看过太多,也太少,如同所有前人一样;你哭得太多,也太少,如同所有前人一样;你或许爱得太多、恨得也太多——可这一切不过持续了短短几年,大概二十年左右。二十年又算得了什么呢?后来,你的一部分死去,就像所有无法再爱、再恨的人一样。你不情愿地承受了很多痛苦,也如同所有前人一样。你的身体很快就令你厌烦,你从未喜欢过它。对你来说,这尽管遗憾,但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灵魂并不会特别眷恋一具不被爱的身体。可灵魂是什么?或许你从来就不曾拥有过它,只有理智,而理智向来漠视情感。抑或也曾有过偶尔的悸动?只在那些转瞬即逝的片刻?比如看见风铃草、猫眼睛的那一瞬;为某个人心生哀愁的那一瞬;又或者是在罗马凝视某些古老的石头、树木和雕像,目睹燕群自头顶倏忽掠过的那一瞬?” [1]


在死亡面前,生命看似一段徒劳的旅程。恰如玛尔伦总结她的一生:“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故事。”写下这段话不到一个月后,她因骨癌手术失败,在维也纳的一家私人诊所迎来了永恒的安眠。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喧嚣中,她的故事一度被世界遗忘。对于中文读者而言,情况尤其戏剧性,我们直到后新冠时期的第一个春天才邂逅了她的长篇小说《隐墙》(德语原著初版于 1963 年)。故事讲述了一个极具想象力的末日“科幻”故事:人类世界在一夕之间石化,一个女人在森林里的狩猎小屋中幸存下来,经过人类文明崩溃的临界点 [2](tipping point)时刻,以日复一日的孤独劳作重建生命和世界的关联。而我们奇迹般地发现,跨越了半个世纪,她写下的故事终于抵达了今天的我们,说出了生而为人感受到的悲伤、困惑和愤怒,以及最重要的——尽管痛苦依旧需要活下去的理由。

 

左:少女玛尔伦·豪斯霍费尔,1932年

右:成年玛尔伦·豪斯霍费尔,1955年

(来源:https://www.marlenhaushofer.ch)


玛尔伦在她生命中的不同阶段——少女和成年时代拍过两张相似的照片,她被树木环绕,怀抱着猫咪。作为护林员的女儿,玛尔伦原名玛丽亚·海伦,在奥地利弗劳恩斯坦村的森林深处、一座拥有大花园的房子里度过了童年,而玛尔伦(Marlen)这个名字来自格林童话《杜松树》中的角色 Marleenken——童话中的女孩勇敢地为死去的兄弟复仇,这个名字似乎护佑着“玛尔伦”将孩童的敏锐和勇敢延续到后来的成年生活之中。


在玛尔伦·豪斯霍费尔三十二岁出版的第一本书《第五年》(1952)中,我们跟随女孩玛莉丽度过她生命中的第五年——也是上一代人在战争和疾病中死去的第五年。玛莉丽和失去子女的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在孩子的世界中,时间并非线性流逝,而是由一系列令人晕眩的感官碎片加速、凝定、跳跃、接合。这是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每一只动物和每一株植物都拥有独一无二的性情,快乐异常饱满而痛苦同样浓烈。生命尚未被分门别类,所以女孩既可以为老鼠和癞蛤蟆的死去而心碎,也可以为守护一只小猫的生命而和人打上一架——小孩无须用语言去思考意义,守护生命是一种本能的正义;与此同时,死者丧失的可能性通过幸存者的悲恸使小孩开启了对死亡的最初认知,这痛苦如此具体,如同品尝柳条的苦味般令人落泪,然而这伤痛转瞬又被对生命的具体感知:外婆的体温、随风飘荡的裙摆所慢慢抚平。孩童之眼从不简单,而以最初的直觉洞察生命与死亡、性别与权力、自然与文化如何作用于生命,穿过语言的缭绕直抵存在的核心。


在《第五年》中,玛尔伦写下女孩对性别与命运的懵懂感知:“玛莉丽心想,我宁肯变成个男人,像外公那么大声说话,我还要长白胡子。但这都只是一厢情愿,她自己都不太相信能实现。”片刻之后,在一个日常的情景中,玛莉丽继续通过观察来认识家庭结构的不公:“她往桌子下面看去,看到外公的大鞋踩在一摊灰色的水里。所有人进了房子都得脱鞋,只有外公可以在屋里穿着鞋子随意走,甚至可以踩卧室的地毯。他还可以把烟灰掉在地板上,如果仔细看的话,他总是会搞乱些什么,但这些他都可以做,因为他是一家之主。”这一观察敏锐地指向父权制家庭建构的悖谬之处:作为私人财产所有者的“一家之主”,近乎无意识地通过破坏某物来证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正如小说的玛莉丽看见一个受伤的陌生男人,决定将最珍视的东西送给他,却被对方粗鲁地破坏。在权力不对等的关系中,一个小孩给予的爱就这样转化成生命最初的创伤。而这种创伤性时刻,大人们后来称之为“疾病”,就好像这是生命中出现的一个错误,每个人就是这样在不断的挫败中成长,变得小心翼翼。而成年后的玛尔伦回溯童年时光,以小女孩的身体重新体验生命最初的狂喜和悲痛,讲述着这些破碎而驳杂的经验如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隐秘地塑造着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02 


“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在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


小说《杀死施特拉》(1958)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年过中年的家庭主妇。如果《第五年》中的小女孩提前洞察了家庭性别分工导致的裂隙,那么《杀死施特拉》则讲述当一个女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现实里,会怎样感受世界。


小说中,当年轻的妻子问丈夫“你为什么爱我?”丈夫则问答:“因为你属于我。”这是古罗马法的“他物权”概念延伸到现代资产阶级婚姻中的惊骇时刻,在日常生活中,它表现为爱的语言如何悄然被置换成物权的语言——对于男性而言,这种自我中心的“爱”,通过婚姻和法律的确认,结构性地保护着他对伴侣的支配权;对女性而言,日常语言对女性的物化则悄然吞噬着她的个体性。这种物权的语言分隔开了一对相爱的伴侣,使他们无法交谈。



小说冷峻地审视着一位家庭主妇身处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之中,努力维系着“平静”生活,却旁观丈夫在社会惯习的掩护下,诱惑和伤害一位年轻女孩。这场寻常的性狩猎最终变成一桩不可挽回的悲剧,而这位失权的主妇明知罪恶的发生,却只能目睹着女孩的死被既定的社会结构悄然抹去。故事中的叙述者,以深刻的自我剖析描绘着处于资产阶级家庭结构中,作为妻子如何看待男性权力引发的罪恶,女性的道德良知又遭受着怎样痛彻的煎熬,其中包含着一系列相互缠绕、彼此消解的力量:对邪恶的辨认如何被恐惧驯服,反抗的火苗如何被惯习 [3](Habitus)熄灭,母职的慰藉如何麻醉着尖锐的痛感,重复的家务如何转移了道德焦虑……这些绝望和希望缠绕在一起的矛盾日常慢慢地腐蚀着一个女人的自我,直到个人和家庭道德立场最终崩坏。


“跟里夏德的共同生活腐蚀了我,我变得一无所长。自从我了解到还有好心的凶手——一个代表法律却每天都在破坏法律的人,勇敢的胆小鬼,忠实的背叛者这种存在,我的所有努力就变得毫无意义。这张混合了天使与魔鬼的脸我已经看得如此熟悉,以至于任何一幅干净纯洁的图像都会引起我巨大的怀疑。”


这一时期,当了十多年家庭主妇的玛尔伦从内部观测着五十年代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图景。一个幽闭在家庭生活中的女性,她的自我如何渐渐消失在“一家之主”的阴影中,对世界的希望如何被现实的清醒认知所磨灭。她没有任何出路,却不得不替丈夫犯下的罪恶受苦。德语小说标题直译为“我们杀死施特拉”——“我”虽然是受害者,但因为“我”的无所作为,“我”也成为凶手“我们”的一部分。这是家庭作为社会最小单元犯下的罪恶,与此同时,这一极具反讽意味的人称代词也是一句极为痛苦的诘问:当那位“一家之主”若无其事地外出游玩,为何他的妻子却不得不背负着无法排解的道德痛苦写下“我们”的忏悔书?而作家甚至在故事一开始就以社会学眼光提供了可能的解答:“也许这世上本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可以做到习惯成自然,另一种人就不行?我觉得不太可能,这或许只是个结构性问题。” 

 

03 


1951 年,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玛尔伦·豪斯霍费尔作为这本书德语版的最初一批读者,开始以女性主义理论框架理解自己的生活经验。当时她已经是家庭主妇以及两个孩子的母亲,为丈夫做私人助理,照顾两个孩子之余在厨房写作。年轻时,她的第一段恋爱以失败告终,却未婚先孕,这一事实对于她成长的天主教家庭完全是一场灾难。失去家人的支持后,她在战争和养育小孩的压力中放弃了学业。后来她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之后很快有了第二个小孩。他们是幸运的一对,丈夫因生病从战争中出逃,一家人成为战争的幸存者。然而她的后半生却在家庭生活中继续受苦。


她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极具自传性色彩,以家庭主妇的生活切片触及了日常的深渊,《写故事》(1952)讲述了当一位母亲尝试写作,会遭遇怎样琐碎而无奈的现实挫折;《陌路》(1958)借一个女人的梦境讲述了她对社会运行规则绝望的洞察,促使她在现实中和一个男人的情爱关系走向陌路;《老鼠》(1968)讲述缺乏生命关照的医疗制度对于病人身体经验的冰冷漠视;《可怕的忠诚》(1968)则讲述着一位年轻的母亲如何一边在战争中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的孩子活下来,一边在巨大的创伤经验中清醒地反思着何为母性——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所有人不得不为了有限的资源相互倾轧时,这种伟大的“爱”如何表现出自私和排他的一面;这些看似简单的故事几乎总是以第一人称讲述,叙事者以一种毫不留情的反讽目光将手术刀对准自己,阐述着社会苦难的生成机制。


玛尔伦·豪斯霍费尔曾说:“我写的无非是些个人经验,所有人物都是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是从我分裂出来、我自己非常熟悉的不同人格……我认为,从广义上讲,任何作家的写作都是自传性质的。”在玛尔伦这里,她的写作是为个人的丧痛寻找一个合适的形式,安放真实的生命经验。她始终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语言冷静直白,几乎剥离了所有修辞。因为面对真实存在的痛苦,任何修辞都变得可疑。与其说这是一种美学考虑,不如说是种自觉清晰的道德立场。


左: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做家务,1965年(来源:https://www.marlenhaushofer.ch)

右:电影《让娜·迪尔曼》剧照,1975年(来源:chantalakerman.foundation)

 

奇妙的是,这种内省而冷峻的美学风格在另一种媒介中出现了神秘的呼应。在电影《让娜·迪尔曼》(1975)中,香特尔·阿克曼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用三个小时凝视一位家庭主妇在银幕上度过的三天时间,在看似平静的家务劳作中,日常生活的裂隙在渐渐扩大,一种随时间流逝而不被压缩的痛苦释放着时间的巨大张力,最终导向电影结尾不可避免的崩溃时刻。在一张拍摄于 1965 年的照片中,做家务的玛尔伦和电影剧照中的“让娜·迪尔曼”有着几乎相同的发型、身体姿势和面部表情。而在电影的片场照中,香特尔·阿克曼在前景,远景处,阿克曼的阿姨正在教演员塞里格·德菲因像一个真正的犹太家庭主妇那样准备食物。当我们看见两个女人的形象并置在一起,一种无言而巨大的痛感攫住了我们:两个女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经历,青年时代属于战争的不同政治阵营,生活在不同的宗教、国族、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却在家庭生活中被相似的力量所剥夺和塑造。玛尔伦·豪斯霍费尔作为直接经历着这种生活的人,诉说出了一个女人在世界上的无所适从。然而,她的文化反思和创造力不止于此,她在文学版图上走向了更孤独更辽阔的地方,尝试穿过日常生活的表象,去挖掘和思考人类文化的本质困境。

 

04


“世界毁灭了,我才能活下去。”


1963 年,玛尔伦·豪斯霍费尔的长篇小说《隐墙》出版。这是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小说出版的前一年,古巴导弹危机造成核战争一触即发,使得这本书像是核战争威胁下的一则政治寓言。然而,故事中最耐人寻味的情节则是,当整个人类文明逝去之后,留在世界上的,是一面看不见的墙。


借用历史之墙这一终极隐喻,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对人类历史做出了彻底的反思。如果说,正是墙的历史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主要叙事——帝国的建立、扩张和覆灭,边界的诞生、移动和消失,以及权力和等级制度的空间文化建构——玛尔伦有意不去书写这些“大历史”的戏剧情节,而是通过女主人公具体的劳作、感受和反思,去辨认这些政治性的墙如何以更隐秘的方式散落在日常生活中,并深刻地作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进程。比如界定社会文化规范的性别之墙、区隔着自我认知的身份之墙、使女性幽闭在家庭生活中的婚姻之墙、隔开知识分子和平民阶层的知识之墙,以及,所有看不见的墙里最细微却最容易逃出我们认知的一道墙:隔开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物的自我意识之墙,通过人类最引以为傲的智识工具——语言,时时刻刻地作用于每个人的生命中,让每个人都困在各自独特的经验和语言里,难以相互理解,走向自我隔绝。


故事的女主人公,在一夕之间独自面对着文明终结后只能哀悼却无法拯救的荒凉世界,却将孤独的受难翻转成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人类学实验:她在大自然的节律变化中重估人类的价值体系,观察自己的女性身体如何摆脱性别观念的束缚,重获身体和精神的自由力量。她以日复一日的劳作耐心地照护自己和身边的动物们,把创伤性的遭遇变成极其自省的书写——这书写不是为了任何人,只是因为受困于语言和思考的人,只有把痛苦写下来,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


“也许人类更值得同情,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理智,用来抵抗事物的自然进程。他们因此变得邪恶和绝望,不那么有资格得到爱。很可能还有其他生活方式。再也没有比爱更理性的动机了。它使爱与被爱着的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忍受。只是我们没有及时认识到,这就是过上一种更好的生活的唯一可能和唯一希望了。对无穷无尽的死者队列来说,人类唯一的机会已经永远错过了。”


怀着这份痛彻的反思,这位地球上最后的女人——将末日作为人类生命的重置点,尝试以具体的劳作,走出历史噩梦的循环。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孤独而残酷的大自然中,曾经令人窒息的家务劳动变成了极具生命意义感的劳作,人会本能地为一棵树的命运感到难过,会为一头奶牛在暴雨夜中的处境感到担忧,会在一只不合群的鸟身上看到自己的处境,也会在漆黑的夜晚中因星星的陪伴而感到慰藉——正是这些平淡而动人的瞬间重新定义了何为“人性”:并非不断自我扩张的欲望和统治一切的野心,而是把个人时间和情感让渡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在生命的共同存续中,在彼此照护的实践中,寻找爱的可能性。


然而,在故事结尾,一个意外的闯入者再次毁了这一切。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并没有用太多篇幅书写这一桩突如其来的杀戮。事实上,这种毫无来由的杀戮几乎充斥在所有的末日题材作品里,以至于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了,大众文化不断发明出所谓的“暴力美学”,翻新着暴力的形式,以出其不意的表达重复着“他人即地狱”的陈词滥调,我们早已对这种普遍而过量的暴力行为感到麻木。然而在《隐墙》中,玛尔伦却让读者改变视角,站在受害者这一方,在叙事的行进中真实体验生与死的速度:养育一个生命需要漫长而重复的劳作,杀戮一个生命却只需要十秒钟;搭建一种用爱和劳作维系的生活需要超过两百页的丰富细节,毁灭这一切却只需要一页纸的时间。


05 


“始终生活在许多个世界之中,而这些世界又相隔鸿沟,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困扰。”1964 年 10 月,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今天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扰:她在作品中写下了对世界极为尖锐的质询,并以文学想象力去寻找出路。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始终没能摆脱束缚,以更自由的方式生活。事实上,她的传记遍布着刺痛我们的细节:她一生饱受抑郁之苦,三十多岁时已经患有多种慢性疾病:肺病、肾病、贫血、慢性发烧以及在一次意外事故中遭受的椎体挫伤——而抑郁症会加重人的痛觉感受;她和丈夫离过婚,却始终没有分开住(似乎是因为缺乏经济能力),后来她和丈夫复婚,她终于学会了忍受丈夫的不忠和坏脾气,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她信任的出版人汉斯·维格尔虽然欣赏她的作品并帮助她出版了几部作品,却也擅自销毁过她的一部长篇小说书稿——因为觉得故事的情节过于激进;五十年代她刚刚在维也纳文学界崭露头角,就因为遭受朋友去世的打击,而选择退出热闹的文化群体,接下来的二十年她远离维也纳文化中心,继续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在劳作和养育的间隙中默默写作;她的大部分作品是六十年代写下的——因为那时她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她有更多时间用来创作;直到她去世以后,她的丈夫和儿子也没有读过任何她写下的作品——或许他们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必要。

 

如果忽略这些具体的女性身体经验和幽微的社会性别困境,我们很容易将玛尔伦风格奇特的作品描述为一种模糊的文学天赋,并用文学化的修辞给她贴上一系列抽象美丽的标签。事实上没有什么比这种行为更远离玛尔伦的文学世界。她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而是一位真正的文学隐士,将一个女人对自我和世界的感知偷渡到文学作品里,甚至安放到了她童年时生活过的森林、山谷以及童年的房子里——对她而言,童年的那座房子始终是整个世界唯一的房子。《第五年》中女孩玛莉丽为我们讲述过这座山谷的故事,她在童书和关于童年的小说中都尝试复现了这座坐落在弗劳恩斯坦的房子;《隐墙》中的女主人公继续在这座房子里劳作、思考和写作;在她晚年的最后一部小说《阁楼》中,叙述者再次恢复了家庭主妇的身份,讲述着那座房子里的往事……而这座古老的房子,此刻依旧坐落在那片寂静的山谷中,储存着真实或虚构的故事。


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小说原型中的森林狩猎小屋

(来源:https://www.marlenhaushofer.ch)


06


作为玛尔伦的最后一部小说,《阁楼》的标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浪漫主义时期的女性文学 [4]。在十九世纪文学中,阁楼常常和“疯女人”这一形象联系在一起,讲述女性被压抑的生命能量如何转化作精神病症,比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癔症和歇斯底里曾是专属女性的病症。而在《阁楼》中,女主人公同样困在家庭生活中,却从语言的根源上阻断了自己成为“疯女人”的可能性。


“我做不出乱摔盘子的事,不过我也不想变得阴险恶毒或尖酸刻薄,尽管我的确有这样的轻微倾向。同样不可取的还有‘闷着头’或‘生闷气’,或者像奥地利语中说的赌气(mocken)。英语中的愠怒(sulk)一词完美表述了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必须极力避免。‘生闷气’听起来有种失礼的戏谑意味;‘闷着头’其实还含有沉思之意,所以隐士也可以‘闷着头’,还不会妨害任何人,但从没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个‘生闷气’的隐士;‘赌气’的意思已经很接近了,点出了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那种阴郁和愚钝的样子;但‘愠怒’一词涵盖了一切,还包括那种意在伤害他人的冷酷和故作冷漠。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毕竟,伤害本就已经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有太多人饱受其苦。”


《阁楼》中的女主人公时时刻刻用理性管束着自己的痛苦,将生命的感受拆解为对语言的思考。小说《阁楼》看似在讲述平静的家庭生活,真正的主题却是关于人和语言之间那痛彻的关系。小说的开头始于夫妇俩对一棵树的命名分歧:丈夫将一棵树指认为“刺槐”,作为妻子的“我”并不愿意接受,因为她认为他的命名不过是出自他对于过往岁月的情感投射,而并非来自对这棵树的观察和认知。与此同时,女主人公独自在阁楼上度过的生活,正是对这种语言系统的秘密反抗——她通过将自己“看”到的鸟画下来,尝试以一种更平等的方式和万物生灵建立联系。


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人由于有死者(具有意识到自己会死亡的能力)和会说话,被区别于其他动物。事实上,在同一时期的德语文学中,对语言本质的反思屡见不鲜。比如马丁·海德格尔在《关于语言的本质》的演讲中讲道:“死亡与语言之间的根本性联系闪现在我面前,但仍然是未经思考的。无论如何,它召唤我们走向语言之途,在这条道路上,语言本已地将我们置于它的关怀之中。”这使我们不禁反思:面对死亡这种否定性存在,人类是否出于对死亡的焦虑才进化出过度发达的语言能力?与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同时代的奥地利诗人英格博格·巴赫曼则在她唯一的小说《马利纳》(1971)中写道:“语言是惩罚。所有事物都必须根据其罪的程度进入并通过语言。”然而,在玛尔伦的小说里,她并不进行任何哲学化的抽象思考,而是就散落在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讲述着语言何以成为每个人不可逾越的深渊。


《阁楼》的故事中,女主人公曾在一次消防警报中突然失去了听觉,据医生诊断,这并不是器质性残疾,而是某种神秘的心理原因引起的个人问题——一种女性特有的精神疾病。这让周围的所有人都感到极其不安,于是,她决定独自去往森林深处的猎人小屋里疗养。在被抛弃在森林小屋的生活中,一天,她遇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他急切地需要有人倾听他。对他而言,一个听不见的女人似乎才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倾听者,他甚至愿意为此支付报酬,并在这种“说”与“听”的关系中灌注了强烈的情感能量。


于是,小说中最耐人寻味的情节出现了。当一个急于表达的男人向一个听不见的女人诉说,她却仅仅通过面前静音的画面——男人歇斯底里的身体动作、扭曲的面孔、双手的青筋、绝望的眼神,看到了“语言”和“惩罚”的本质关联——正是人类背负的罪责,使我们不得不去言说。


07


终其一生,玛尔伦·豪斯霍费尔都活在战争的阴影里。她的父亲曾在她出生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她十八岁那一年,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她的学校被纳粹关闭,而她不得不为帝国劳动机构(Reichsarbeitsdienst,简称RAD)服务;她的丈夫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她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战争期间,尽管丈夫从战争中幸存,而他在战争中落下的疾病需要她去照护。她的所有作品虽然极具个人特质,同时也是对二十世纪历史遗产的反思。如果说《隐墙》是以末日寓言的方式,反思着核战争时代的人类困境;那么《阁楼》则像是精密的内窥镜,讲述着战争创伤在家庭内部的表现,这一切又如何与根深蒂固的性别文化叠加,使男性和女性发展出截然不同的创伤应对机制。


小说《阁楼》里,夫妇俩周日唯一的消遣是去兵工厂,丈夫阅读战争的文献,想要在浩如烟海的战争资料中搜集自己的父亲出现过的证据。即使在工作日,他也一回家就匆匆走向他的写字桌,“就好像那是世界上唯一能让他有点儿安全感的地方”。通过女主人公的目光,我们看到一个性别刻板印象的惊人反转:丈夫看似在与大历史发生关联,却沉浸在一个本质上荒谬而狭隘的死亡世界里,并且极其讽刺地,在这个世界里获得了一种舒适的体验,并因此对所有身边活着的生命(妻子、儿女、濒死的女仆、树)心不在焉。以至于在妻子的眼中,丈夫尽管活着,却越来越像是兵工厂陈列架上的一个冰冷的老锡兵。妻子看似幽闭在家庭生活里,被琐碎的家务、延续的母职以及对周围所有人的情感照护所填满,而当她来到属于自己的阁楼里,却拥有了梦一般辽阔的世界:她不以知识、理性、逻辑作为工具,仅凭眼前看见的画面复现生命的存在状态。她梦想画出一只不孤独的鸟,正因在作为人类的生活中,没有一个人不孤独。主人公生活中的另外一些人物:暴躁的男爵夫人、刻薄吝啬的岳母、一位定期来访的“亲爱的女士”、养老院里濒死的老女仆,尽管只是浮光掠影地出现在女主人公的转述中,却生动地演绎出不同类型的强烈病态,以恐惧或愤怒、抑郁或焦虑、回避或表演……我们清晰地看见,人和人困在各自的创伤里,他们的感受并不相通,也无法就本质上极其私人的痛苦感受进行交谈,无论是真挚的爱情还是血缘的纽带,都无法瓦解人类存在本身的孤独。


故事的主人公以一种近乎悲悯的孤独记录下这些感受,尽管和周围人交谈令人煎熬,她依旧不愿意责怪这些受伤害的人,而作为一个聆听者,凝视着人类痛苦的根源。她跳出私人的痛苦,去思考人类语言怎样制造出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却习惯性地忽视其他生命的世界。


“所有词语都是如此奇妙。世间万物根本不知道,人们赋予了它们名字,试图以此抓住它们。就像被收藏家刺穿的蝴蝶:你是菜粉蝶,不要胆敢反驳,是我让你成为菜粉蝶的。那个死去的小身体无法反驳。其实这样留不住任何东西,一切只是我们在自大中产生的妄想。因此我们才总会恐惧,世间万物终会失去无尽的耐心,摆脱束缚,以它们真实而可怖的面目向我们袭来。一切面目都是可憎的,因为我们对它们完全陌生。万物会用它们的陌生将我们埋葬,我们会忘记它们的名字,自己也变成无名之物。‘做人’是一种极其模糊的状态,也许我们早就不再是从前所说的人了,只是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她以一种谦卑的声音,诉说着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和语言观的怀疑:或许,正是人类使用语言时,无意识地表现出的傲慢、短视、自我投射、对其他生命的漠不关心,隐秘地促成了种种伤害的发生。正是这种暴力的细小堆积,吞噬着人类本该拥有的平静生活。


左:玛尔伦和她的丈夫曼菲尔德·豪斯霍费尔

右:玛尔伦和她最爱的猫咪 Iwan

(来源:https://www.marlenhaushofer.ch)

 

08


至此,玛尔伦·豪斯霍费尔的批判尖锐地指向了西方语言哲学的根基,可以说,人类只要使用语言,就注定背负着这种存在性的“罪恶”。但她并没有止于批判,而是尝试以梦的语言构想着人类存在于世的另一种方式。恰如故事里的女主人公“看见某个画面”的感觉方式,本质上就属于一种梦的语言:梦总是意外浮现,不管我们看或不看,不管我们看到了多少,不管我们如何阐释看见的一切。梦只是出现又消失,似乎在对我们诉说什么。与此相对的,则是男性凝视作为一种表现权力的目光:它评判、监督、囚禁、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包含着这种对语言的逃离,将公共流通的“语言—死亡”转化为私人的“梦—生命”。而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这种关于梦与生命的语言,已经被驱逐到了非常边缘的地位。正如女主人公坦率地吐露着自己的灰心:“如果造梦是一种职业,那么我恐怕早就是特级造梦师了。可想而知,我所拥有的天赋,在这个我必须生活其中的世界里毫无用处。”


在短篇小说《陌路》中,玛尔伦借笔下的人物描述了一个地狱般的噩梦:在太阳消失的广场上,有巨大的公鸡正在吞噬小孩。小孩成群结队地被送入怪物的巢穴。男人们平静地旁观着,解读着这一征象来自哪部宗教典籍。病毒正蔓延到整个世界,女人则在一间旅馆的房间里守护着世界上最后的小女孩,而她绝望地发现,一个母亲无论再怎么努力,都无法阻止自己和下一代被世界的残酷规则所吞噬。


然而,小说《阁楼》中的梦却是温暖的,构筑着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尽管女主人公“看见”鸟的过程经历了一系列波折,随着故事的讲述,我们知道,那是因为早年的创伤性经历在她的心灵中造成新的搅动,让她很难像过去一样“看见”并画下任何一只鸟。这些鸟要么投射了自身强烈的情感(燕子),要么就是因为分神而变成了怪物(黑头䴓),要么刚出现了一会儿就立刻消失了(𫛭)。直到在故事结尾时,她梦到自己变成了第一个会飞的人,以轻盈而自由的姿态掠过尘世的风景:睡眠和山岗、破败的城市(她惊扰了人群而险些坠落)、平坦的草原……并一边飞行,一边在天空中睡着了。这个梦带来了令人惊奇的自由体验,使她在小说结尾看见了世界上从未存在过的生灵:一只龙。值得深思的是,在东西方语境中,龙作为非具体的实在物被投射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意象:西方龙(Drache)意味着邪恶,而东方龙(Long)意味着祥瑞。而玛尔伦故事里的这只龙并非任何文化的投射,它只是从历史的虚空中被一个人做梦的渴望唤醒了,当你看见它的时候,那双清澈而懵懂的黄眼睛也在看着你——这种相互注视时的彼此确认,替代了理性判断,成为绝对真实的感受。“以一种相互注视的方式,生灵令其他生灵存在。” [5] 如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在另一本书里写道。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令人惊奇,两位出生于同一年的女作家,生活在不同大陆、一生中从未谋面,却以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文本中,共同诉说着生命不再孤独的秘密。

 

左:玛尔伦·豪斯霍费尔与孩子们

右: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与孩子

(来源:https://www.marlenhaushofer.ch)

 

09


1968 年,世界动荡之时,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在奥地利的斯泰尔用九个月写完了《阁楼》,那时她正持续治疗骨癌。1969 年秋天,这本书出版,但立刻遭到了冷遇。然而对于少数支持她的读者而言,她依旧给予最温柔的回应——在圣诞卡片上,她尽量淡化自己的病情,写信鼓励一位朋友:“让我们期待 1970 年。你会有一个新躯干、我有一个新屁股,曼菲尔德有一颗新的心。”


1970 年 2 月,在接受骨癌手术前,她写下了文章开头的那段话。十几天后,她因手术失败去世。在关于一系列生命美好瞬间的枚举中,她最后提到罗马城里的石头、树木、雕像,以及飞掠过头顶的燕子。事实上,这些意象并不是譬喻,而是在现实中真的发生过。1967 年春天,玛尔伦和朋友一起去罗马旅行,四位女士一起完成了对罗马的细致参观。玛尔伦甚至从家里带了猫粮,去喂养罗马饥饿的流浪猫。那次旅行是她一生中罕见的快乐时光,尽管骨癌造成的疼痛已经在侵袭她的身体,但尚未被她识别。而后来在《阁楼》中,她确实写到了罗马帝国的风景,还有燕子——


“因为燕子总是成群结队地出现,人们由此认为,燕子是一种群居动物,然而这或许是一种误解。它们飞过彼此,除了自己的猎物外,心无旁骛,不管怎样,我笔下的燕子看起来对自己选择孤独状态相当满意。它是一只富于装饰性的漂亮的动物,连一根羽毛都不会去想其他燕子。”然而当她画出这只燕子之后。“我闭上眼睛,看到我理想中的燕子浮现在眼前。我迅速冲向桌子,稍微改动了一下它的眼睛。现在它看起来充满挑衅的意味,就好像立即会因为愉悦的孤独而爆裂开来。再没有比它更放肆的燕子了,它仿佛在嘲笑我。它的眼睛简直在呐喊:我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燕子,谢天谢地!”被这只燕子傲慢的眼神激怒,故事的女主人公把这只燕子丢进了废纸篓,认为这个小怪物甚至不配在柜子里苟活。然而,这段话又何尝不是玛尔伦对于作家自我的深刻反思?她将自己隐藏在普通家庭主妇的外表下,仿佛燕子用群飞的方式隐藏起自己的孤独;她时刻警惕着把这种孤独变成艺术家的傲慢姿态,不让自己在群燕中凸显出来;她坚持用最普通的材料搭建起居住的家园,创造并践行着一种以弱者生存为基准的伦理学,使生命得以在残酷的世界上存续;她写作,以梦的语言分泌着神秘的胶质,吐出透明的细线,让一个普通的巢穴有了宇宙般辽阔的纵深。而当我们意外地打捞起这个被遗忘的女人留在这个世界的痕迹,会看到那些纤细而柔韧的线怎样不可思议地连缀起词与物、生命存在的“是”与语言标记的“否”,被轻视的日常生活与被供奉的艺术作品。最终,只是纯粹的生活和写作,每一次落笔和每一次呼吸,都像一座小小的桥梁,衔接起人类失去的和本该拥有的生活。


左:玛尔伦·豪斯霍费尔在写作

右:玛尔伦·豪斯霍费尔的小说手稿

(来源:https://www.marlenhaushofer.ch)


注释:


[1] 本文中引用的小说段落来自玛尔伦·豪斯霍费尔中译本《隐墙》(2024)《阁楼》(2026)《杀死施特拉》(2026),具体作品标注的时间皆为德语原著首次出版的时间,引用的传记细节、书信、照片皆来自网站 https://www.marlenhaushofer.ch。本段引用的遗书片段的译校来自徐迟。

[2] 社会学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同名著作《引爆点》中提出的概念,点指的是一个社会或系统发生重大变革的临界点。

[3]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并系统论述的社会学理论,布迪厄认为,惯习由历史关系沉积于个体身体内、经社会化获得的心智结构与行为倾向系统。

[4]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和 19 世纪文学想象》详细阐述了“阁楼”这一文学意象在浪漫主义时期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书写。

[5] 出自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G.H.受难曲》,初版于 1964 年。


编辑:菜市场、nono



图片
图片


文章原文

内容来自 单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阅读原文 ↗

把喜欢的内容,留在你的新标签页。

打开我的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