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身边好像到处都是N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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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D大流行」
它提供了一套看起来完整的解释,使控制、忽视和情感剥削得到辨认,帮助受伤者卸下自责、建立边界。在关系流动加快、职场竞争激烈、社会信任减弱的环境里,它还像一套私人“安检系统”,帮助人们提前识别危险,但也有以简单标准“一键定罪”的风险。
记者 | 刘畅
被NPD伤害的人
“她来的时候很痛苦,到了要自杀的地步。她无法理解男朋友需要有自己的空间,时刻监控男朋友的一举一动,总是寻觅他‘出轨’的蛛丝马迹。男朋友回信息慢了有问题,回得快了也有问题,回的信息不论长短,也都有可疑之处。”安定医院精神科医生李颖从2008年开始工作,这么多年来,她印象里非常典型的NPD患者只遇到过这一个,而且这位患者只是相对“纯粹”,“NPD同时,还带有边缘型人格障碍”。
李颖告诉我,临床上统计,NPD(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自恋型人格障碍)的发病率一般占总人口的1%~2%,其中,来精神病专科医院就诊的比例也就是5%左右,多年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依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的内容,NPD有九条诊断标准:“夸大自我的重要性和才能”“沉迷于幻想”“认为自己独一无二”“过度渴求赞美”“感到自己有特殊地位”“剥削别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缺乏同理心”“常嫉妒他人,并相信别人嫉妒自己”“傲慢自负”。确诊NPD需要满足其中的五条以上。
亲密关系中的NPD在大家心中很普遍(视觉中国 供图)
精神病诊室里的“稀缺”和互联网上的“丰富”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社交媒体上,我不仅看到过各种版本的“识别NPD的十个特征”,还领略过“识别NPD眼神”——一个心理学术语已经到了和“相术”结合起来的地步。李颖也有感受,近两年来,有不少看病的患者在表达自己的痛苦时,会说伤害自己的人是NPD。
网络世界的自我诊断不依赖医生。大约四年前,李萌在与前男友的关系中惶惶不可终日。他起初对她表现出远超常人的细腻和共情。李萌只是正常工作,他也会担心她太累。当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时,李萌却发现前男友经常以有没有价值评判周围的人,自己也不能幸免。她总要不停地满足对方的需求。一旦她满足不了,得到的就是贬低和疏远。男友还会与其他女性暗通款曲。她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和现实帮助的工具。
李萌无法理解前男友的所作所为,只能归因为“情感虐待”。但那个词无法解释原因,也不能提供解决办法。她在网上查找资料,相继学习了“吹狗哨”“煤气灯效应”“面包屑”和“回避型依恋”,终于发现了NPD这个词——它把前男友的一系列表现串联进一套完整的逻辑:为了自我,情感只是工具。
在接触到NPD大约一年后的2024年,李萌运营起“NPD幸存者联盟”的账号。起初,她只是把自我疗愈过程中读到的内容发到里面,方便自己保存。没想到,来留言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讲述自己正在经历的关系,另有“过来人”替对方分析,提供建议。
寒冰是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简单心理”的资深编辑。她梳理平台历年内容时发现,2022年前后,大众在关系讨论中更关注的词是“回避型依恋”与“回避型人格障碍”。但大约一年后,网络讨论中开始频繁出现NPD。“简单心理”当时发布过一篇近万字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词条。点击数据明显好于平时的长篇科普。而到了2023年末,“恋综”人物被套入NPD的模式,这个词被推到了传播的高点。他们又陆续发布文章,解释自恋者如何形成,以及相关关系可能有哪些表现,文章持续爆火。
“NPD文章下面的留言具有鲜明方向。鲜有人说自己自恋,更多人写的是‘我的前任是NPD’‘我的父母是NPD’。”寒冰回忆,其中的情绪比以往文章的留言都更强烈。讨论回避型依恋时,读者会抱怨对方消失、冷暴力、不面对冲突;在NPD的内容下,人们频繁把自己视为“血包”,认为自己被吸取情绪和价值,用来供养对方的自尊。“留言往往很长,带着强烈的恨意和无力感。人们似乎找到一个词,可以将与那九条特征类似的人放进去,来控诉那些无视自己、反复利用自己、自己又甩不掉的人。”
插图|范薇
为什么是NPD
心理学术语进入日常表达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精神分析师徐钧从业近30年。他记得,2008年汶川地震后,随着灾后“心理健康”“心理创伤”等词汇的传播,越来越多人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芳观察到,当人们学习心理学术语,就会开始识别、命名和质疑过往的经验,乃至获得自我感受之外的视野。
李颖刚工作时,大家对于精神疾病的病耻感还很强,门诊患者通常病情较重,每天接诊量有几百人。后来门诊越开越细,出现睡眠、焦虑等小科目门诊,就诊的人也越来越多,一天能到3000人,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需要开药。甚至有些人挂了号,只是来和她探讨问题。“‘社恐’‘强迫症’流行时,就有人拿着网上看到的内容来到门诊,询问自己到底是不是。”
“我发现,来做心理咨询的人,不论他们使用的是PUA、煤气灯、回避型依恋,还是NPD,背后常有一些相通的感受:一个人在关系中被冷漠对待,被当成工具,感到自己的时间、情绪和付出遭到剥削。”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精神分析师、“简单心理”平台心理咨询师王秀冰在国内做心理咨询近20年。她告诉我,这些心理学术语为大众提供了一个语言框架,某种程度上,代替了“自私”“冷漠”之类的形容词,看起来具有更多的解释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王芳(受访者供图)
而相对其他心理学概念,NPD天然适合传播。王芳发现,首先,NPD的诊断标准从书面上看简洁、直接,让大众感到容易理解。同时,NPD很容易被用于定性。不像边缘型人格障碍还会让人同时感到可恨和可怜,网络中NPD的形象更容易被理解成单纯的坏人,人们可以很快下判断,采取行动。于是,只要个人从关系中感受到异常,认为自己遭到持续的贬低、索取,对方只在自己需要时才有善意,就会很容易使用NPD概念给对方定性。
与此同时,心理学术语的流行背后隐含的是流动的社会心理。王芳发现了一条可以辨认的变化路径。2016年“原生家庭”开始流行时,它帮助人们追问“我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个词既指向过去,也保留着改变自己的期待;2018年左右,“回避型依恋”所依托的依恋理论,为大众解释两个人怎样靠近、疏远和拉扯;几乎同时流行起来的PUA,则开始帮助人们描述操控行为,却仍然尝试与对方对抗和沟通。
NPD流行时,社会心态发生逆转。也许是由于现代社会本身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在增加,人们进入和退出亲密关系的成本不断下降,关系流动加快;尤其是疫情以后,职场竞争也日益激烈,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位置焦虑;乃至社会信任变得日益稀薄,一个人受伤以后,未必有稳定的共同体能够提供支持,隐隐的无力感弥漫开来。个人从理解自己、改变关系,退回到自我保护。于是,NPD就成了人们为自己建立的“安检系统”,它意味着人们更关注对方究竟是什么人,以及这个人是否危险。“‘原生家庭’的话语需要讲述漫长的成长经历,MBTI通过测试快速分类,NPD接近一键定罪。”王芳看到一种“加速闭合”的趋势,“不再问为什么,就只问是不是。是的话,就立刻离开。”
锤子和钉子
“有来访者看完NPD文章后,认定伴侣是NPD,正在PUA自己,回家后直接质问对方。对方感到被冒犯,生气反驳,又被她视为‘被说中后的恼羞成怒’。”当心理学术语普及后,李颖时常会遇到这样啼笑皆非的场景。在来访者眼里,认定对方是NPD后,伴侣的每种反应都可以成为证据:辩白意味着操控和推卸责任,沉默则意味着冷漠、回避和缺乏共情。被指认者无论怎样回应,都很难离开NPD的角色,一套无法被证伪的解释就此形成。
2025年10月10日,市民在武汉参观心理学相关艺术展,了解心理学知识(视觉中国 供图)
李颖无法根据一方的转述诊断没有来到诊室的人,但判断一项行为是否伤人,并不需要先证明对方患有NPD,她会把问题重新拉回那次争吵:询问对方究竟说了什么,来访者怎样回应,此前还发生过哪些事。NPD的九项诊断标准看起来简单直接,其实很容易扩大化,对标日常关系中的各种不满:自信被理解成夸大自我,维护自身利益被理解成绝对利己,请人帮忙被理解成利用他人;一次没有顾及对方感受的疏忽,也可能被等同于缺乏共情;普通的生气成了自尊遭到贬损后的暴怒,争吵后的重新联系又被解释成“回吸”。
既然NPD的标准如此容易被误读,人们为什么仍然愿意依靠它判断关系?
“人受到伤害后,需要确认自己的感受没有错,也需要摆脱‘是不是我做得还不够好’的自责。”王芳认为,标签回应了一个真实的需求,NPD能够迅速确定责任归属,尤其当性别权力、经济依赖、职场关系中的困难很难由个人解决时,把这些问题归结为“对方是NPD”,至少让人觉得内心的动荡可以重新获得控制。
王芳曾在“原生家庭”走进大众话语时,见到过类似的益处。那个词当时帮助许多人重新认识童年,讨论东亚家庭中长期被忽视的控制、牺牲和情感压抑,也促使一些父母重新思考怎样对待孩子。但随着传播范围扩大,“原生家庭”逐渐成为解释所有挫败的工具。一个人眼下的关系、选择和困境,都可能被归结到童年。而NPD似乎在重蹈覆辙。当社会氛围中,人们普遍越来越觉得不安,风险识别变成了预设,人们更容易带着先见进入一段关系,NPD带来的误解就会不断加强。
“比如,亲密关系被权力关系改写,把关系解释成赢家和输家的竞争。恋爱以前,先计算可能承受的痛苦,进入关系以后,不断寻找与危险脚本相符的细节。而当原本能够沟通或容纳的不适,被放大为人格存在问题的证据,关系随之破裂,又进一步证明‘亲密关系果然危险’。”王芳说。
在心理咨询室,NPD问题会从标签转化为个人具体的切身感受(视觉中国 供图)
类似的死循环,方纯亲身领略过。她在澳大利亚工作,五六年前从YouTube上接触到NPD。后来,这个词逐渐从互联网走进了她的生活里。有一次,她与一位很要好的朋友陷入争吵。她在朋友家留宿,没有叠好被子,朋友认为她不考虑别人感受。还有一次吃饭,她表示这次可以请客,以后希望AA。朋友说她并不愿真心付出,翻出旧账,指责她缺少共情,只顾自己的感受,进而说她是NPD。方纯立刻用同样的话语反击,“怀疑别人是NPD的人,自己就是NPD”。
她们随后互相拉黑,几个月没有联系。在此期间,那位朋友托共同认识的人找到方纯,希望和解。按照网络上NPD行为的识别、应对标准,NPD被断联后,如果再设法联系受害人,就是在“回吸”,受害人要坚决拒绝。但方纯意识到,她们没有深仇大恨,对方帮过自己很多,过去建立起来的关系也不该被几件小事抹掉。两个人刻意把NPD的问题放在一边,重新联系,关系也渐渐恢复。
对于另一些习惯剖析自己、尚未形成稳定自我认识的人,NPD却可能成为解释过往经历的总框架。
20岁的吴凯,正是自我探索的年纪。在网上看到NPD后,他把自己的方方面面都怀疑了一遍。他打小成绩优异,身边围了一群小伙伴,他成了其中的“老大”。他觉得自己是会不自觉地寻找成绩较差的同学,享受被人高看、簇拥的待遇,乃至结交他人,儿时受网络小说的影响,向往受人仰望的感觉,也成为自我夸大的内心写照。
《花束般的恋爱》剧照
谈女朋友后,内心的矛盾日益加深。他抗拒主动,对方向他传达好感,他也不热烈回应。哪怕发现自己的冷淡已经伤害关系,吴凯也很少说明,只等对方来问;等到对方不再靠近,他就任由关系降级。失恋后,吴凯彻底反思,发现自己虽然渴望亲密,却惧怕亲密关系中的自我袒露。他担心头皮屑之类不体面的细节;也不敢说出自己被异性的外貌和身体吸引的“肮脏”想法。他生怕暴露问题,让自己优秀的“人设”崩塌,也怕别人如果能够接纳他的不足,证明自己不过是个普通、软弱、需要安慰的人。
吴凯觉得,这些问题或多或少都符合NPD标准,而“NPD无法治愈”是网上的“共识”,令他一度十分惶恐。他在网上发帖求助,直到有人安慰他,“NPD不反思,会反思的不是NPD”,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没那么糟。
标签背后
那些被识别为NPD的,究竟是什么人?他们都是些伤人而不自知的人吗?
一些大众认为无法共情的NPD会出现在心理咨询室里。有些人是因为抑郁、空虚、婚姻破裂或事业受挫来咨询;有人是因为反复结婚、离婚,始终无法维持稳定的亲密关系。徐钧告诉我,确实有些人会让人初次接触就觉得很怪。“比如有人请咨询师把会面改到周六,咨询师为此挪开陪伴孩子的时间。他与咨询师见面后却环顾四周,‘周六怎么没有别的来访者,您是不是经营得也一般?’咨询师听得胸口发堵,对方却觉得自己是在套近乎,表达关心或好奇。”
不过,这样的刻板印象遮蔽了太多。NPD还有被羞耻和抑郁包裹的脆弱型。在徐钧的咨询室里,有人把伴侣或治疗师理想化,完全依赖对方。也有人表现为,虽然事业成就很高,眼看就要得到追逐多年的位置,却忽然觉得毫无意义,索性放弃。“处在‘我无所不能、哪儿都好’‘我哪儿都不行、我很不好’两种状态之中的人,都有可能是NPD。”李颖告诉我,他们都高度关注自身的价值,却依赖外界的评价维持自身价值的稳定。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常委、精神分析师徐钧(摄影:麻耀刚)
实际上,当下NPD的九项诊断标准在推出时就备受争议。王秀冰告诉我,不仅因为它无法识别脆弱型的NPD,而且临床还要观察符合NPD标准的行为,是否从青年时期持续数年,是否出现在工作、家庭和亲密关系等多种场景,是否反复破坏本人和周围人的生活。
而且,临床上基本也不会用NPD来界定、划分患者。一方面,前往门诊看病的患者,医生首先要对症治疗,先判断患者有没有抑郁、双相的问题,乃至自伤、自杀的风险,尤其当自尊极为敏感的NPD得知自己是NPD,他们出于羞耻就不会再来看病。另一方面,一旦患者出现人格障碍,往往不仅只有NPD。李颖接诊时,如果发觉患者可能存在人格方面的问题,会让他做人格诊断问卷,那个量表里覆盖十种人格倾向,自恋维度的分数很高时,其他维度往往同时也高,可能自恋、边缘、强迫等特征混杂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确认NPD本身意义不大,只有具体的个体经验,才能理解一个人的行为,找到行为背后的动因。专业人士始终关注的,是更广阔的自恋问题。那不是一个生病的节点,而是一条连续的谱系,更多人眼中的NPD,也能够在其中得到描摹和理解。
《爱情怎么翻译》剧照
专家们告诉我,一定程度的自恋是健康的,希望自己重要、享受成功、期待被人看见,是一个正常人维持自尊和行动力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有些人的自恋程度较强,自我的价值感无法在内部稳定,需要持续借助外界维持自己。他可能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很难在意识到自己感受的同时,也承认他人有独立的需要,或是很难意识到同一个行动中,自己可能既是付出者,也是享受者。他们的态度、行为,就会令自己和他人感到不适。直到这种自恋长期损害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又失去从错误中调整的能力,才达到障碍的程度。
造成自恋失调的原因多种多样。个体天生的敏感程度、气质,以及儿童时期的挫折、羞耻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结构,问题的核心也许是儿时没有感受到充分的爱。
《婚后事》剧照
徐钧说,不少心理咨询师在工作中会遇到一些出生在计划生育时代的女性来访者,小时候家里为了生男孩,她们被家长藏来藏去。在躲藏过程中,她们感到自己不该存在。另一些人儿时被父母安排的目标填满,长大后外表优秀,内心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些经历可能使一个人的自我价值缺少稳定的支点:有人需要不断依靠成就、赞美或控制关系,确认自己值得存在,一旦外界不再肯定,便容易陷入羞耻、自卑或愤怒;也有人习惯按照他人的期待生活,表面优秀,内心空虚,很难辨认自己的真实需要。
甚至自恋问题还有更深广的根源。王秀冰做过代际间的访谈,采访从“40后”到“00后”到祖孙三代人。她发现,父母疲于谋生,是“40后”“50后”的共同记忆。他们在生活上得不到充分照顾,更不要说养育者的陪伴、看见和响应。他们在匮乏中长大,充满焦虑和恐惧,一生为活下去挣扎,很难在父母的心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也很难顾念他们孩子的需要。到了“70一代”,情况仍旧类似。当这些人成为父母时,因为担心孩子经历同样的艰难,他们会想去控制孩子的发展和选择,孩子有时会被当成他们自恋的延伸。
一旦透过NPD看到这个层面,回答“NPD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似乎也不再必要。
(文中李萌、方纯、吴凯为化名,感谢张西超对本文的帮助,实习生彭舒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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