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的贵族是什么样的?
那就不得说到威尼斯共和国(687-1797)的那伙贵族破落户了,一群穷到丧失生育权的投票机器。

威尼斯共和国虽然托名为共和国,最高决策机构是“大议会”,最高统治者是权力被限制的终身制总督(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不能离开威尼斯,不能拥有海外财产。并且在死后,其家人的财务会被审查)。
但由于大议会议员是世袭制,大议会席位基本被几十个大小家族(后期发展到约 200-250 个)所垄断,所以本质上还是一种贵族寡头政治,一个由贵族商人统治的共和国。

这些贵族自称Patrizio,会在自己名字前加上N.H 的头衔(Nobilis Homo),威尼斯法律禁止他们与贵族之外的人结婚,导致这些家族只能内部通婚,并从小就遵循威尼斯贵族的荣誉之路,接受军事、航海、法律和国家事务方面的培训。
在贵族阶层内,所有成员享有政治平等,每人一张选票,在议会的投票中具有相同的价值,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都有相同的机会获得任何公共职。
威尼斯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国家的严格监督和规范。国家会仔细核查所有必要的家族关系和文书,以证明贵族有资格登记在《黄金名册》(Libro d'Oro)中——这部贵族名册被严密保管在总督宫内。此外还有一本《白银名册》,其中登记了所有不仅具备“文明”与“荣誉”资质,还能证明自己拥有古老威尼斯血统的家族,这些家族为国家官僚机构——尤其是总督宫内的枢密院提供了人才储备。

威尼斯贵族的经济基础源自威尼斯的海上贸易,包括通过东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航线所控制的香料、丝绸和粮食贸易。
大议会的《Serrata》法规从 1297 年到 1323 年逐步实施,将威尼斯的贵族阶层确立为一个封闭的世袭阶层,仅允许现有家族的后代成为大议会的成员,不论个人的财富或成就。
这种世袭封闭的体制也将威尼斯的种商业活力转变成静态的权益,因为新的财富持有者无法进入统治阶层,阻止了创业活力的注入,并将政治资格与逐渐消失的家族财富绑定在一起,而没有适应性激励。
在商业立国的威尼斯,一份贵族血统并不代表你生下来就会比别人更会做生意。一次失败的投资或者无限度挥霍,都有可能让他们破产,变得不比平民富裕多少,甚至比平民还穷。
在法律上,贵族享有对执政官、选举参与和海军指挥的垄断,有法规禁止平民担任公职。
但在威尼斯共和国,即使是高阶且非常有影响力的职位,也只是象征性地领取薪酬,担任公职经常意味着你要倒贴钱进去,作为贵族,他们有责任也有荣幸承担管理共和国的一部分负担。
威尼斯遗产制度要求合法儿子们平分遗产,这在几代人中逐渐分割了家族的财产,在资产静态或下降的情况下,许多家族无法维持祖先的财富。
另一些贵族家庭陷入贫困的原因,是因为威尼斯在数个世纪中进行的代价高昂的战争。
乔尔贾战争(1379-1381)期间高额的战争税和被俘虏亲属的赎金,使一些贵族家庭破产,他们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同样的事发生在坎帕里联盟战争(1508-1516)、科德尼亚战争(1645-1669)和莫雷亚战争(1684-1699)期间。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陷入困境的贵族家庭,不是因为无能或愚蠢,而是因为他们对共和国的奉献。
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崛起,东方的商路受阻,加上葡萄牙人开辟了从非洲通往亚洲的新航线,海外贸易的利润一再缩水,越来越多的威尼斯贵族家庭开始连体面生活的都无法维持。
他们不得不得搬离物价高昂的威尼斯市中心,搬到生活成本相对更低的南边旧城区,与渔民和工匠为邻。

因为他们中大多数都生活在圣巴尔巴(San Barnaba)广场周围,人们开始称这群落魄的贵族为巴纳博蒂(Barnabotti)。
这种聚群也强化了巴纳博蒂之间的社区纽带,他们在社区内部创建了资源分享和信息交流的非正式网络,尽管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维持了一种与贵族遗产相关的集体身份,并产生了一种独特的适应性生存的亚文化,一种窘迫却仍要保持“贵族姿态”的生活方式。
由于威尼斯贵族这种头衔不像封君封土制度那样与特定的土地和财产挂钩,即便他们经济上变得一贫如洗,他们的政治特权也不会被剥夺,依旧享有大议会的投票权。
巴纳博蒂在大议会中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派别,在日常会议中,根据保存在威尼斯国家档案中的出席名单,他们常常占到 20-30%的出席率。
威尼斯其余的贵族阶级则以一定的阶级团结来回应,让他们可以担任共和国等级较低的公职,这些职位的薪酬超过了担任职务的费用。
但职位毕竟是有限的,多大数的巴纳博蒂只能靠政府发放的“铁杆庄稼”养老金来勉强糊口。
而且这种特殊津贴是有附加条件的,一旦巴纳博蒂领了这份津贴,就再不能再从事商业活动与其他贵族争利,也不能从事体力劳动,只能慢慢混吃等死。
另一个更难绷的附加条件是,一旦他们中未婚男性领了津贴后,就不能再结婚,等于变相地让他们变绝户。
毕竟威尼斯政府不是啥慈善机构,肯定不愿意这群巴纳博蒂越生越多,子子孙孙无穷尽,最后把共和国的财政吃垮。
即便他们有了非婚的私生子,政府也不再承认其后代的贵族身份。
威尼斯的贵族家庭数量也从 14 世纪的约为 2000 户,到 18 世纪时减少到不到 100 户,甚至连召开大议会的最低人头数都很难凑齐了。
巴纳博蒂的养老金也并不足以维持他们昔日的贵族生活水平,许多家庭不得不居住租金低廉、拥挤的住房中。
当巴纳博蒂在经济上陷入了绝境时,他们也会乐意将手上的选票卖给卖给任何愿意出价的人。
巴纳博蒂群体代表了 10-20%的议会选票,在议案出现僵局时,他们常作为关键的摇摆选民发挥重要作用。
很多巴纳博蒂是赌场的常客,试图通过赌博寻求快速收益,尽管这存在进一步毁灭的风险。这种做法突显了保留身份与经济绝望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时威尼斯唯一 一家合法的赌城就开在巴纳博蒂聚居的社区附近,由政府经营,通常在狂欢节期间开放。
进入赌场的人必须佩戴面具,除了那些里面的庄家和放贷者,他们是政府雇员,大多也由巴纳博蒂担任。



巴纳博蒂作为一个群体也经常与其余贵族发生纠纷,这种纠纷常会演变成一场大型斗殴。
从 14 世纪到 18 世纪,在威尼斯一座被称为“拳桥”的桥上,一场场被仪式化的拳斗大赛持续不断的发生。

冲突的双方原则上只允许拳头,胜利一方能够在桥顶升起自己队伍的旗帜。
那时桥梁上没有栏杆,很多人被推下或者直接掉入桥下浑浊的运河中。

无疑,这群靠赌博、卖选票或制造政治麻烦为生的落魄贵族,已经成为共和国晚期的不稳定因素。
共和国也曾设立面向巴纳博蒂子女的免费特殊学校,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父母可能无法负担的适当教育。这使他们中的一部分能够超越原来的状况,再次为国家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当一个巴纳博蒂沉迷于饮酒、赌博、斗殴或其他不良行为时,他可能会受到了十人委员会(威尼斯处理国家安全、间谍活动和阴谋的秘密机构)的训诫,如果屡教不改,大概率就会被囚禁在圣斯皮里托岛上,而监禁时产生的食宿费则由他们的家庭支付(万恶的资本主义)。
在共和国被毁灭的 1797 年,当拿皇的法军进军威尼斯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不出意外地选择了当带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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