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功利主义文学观及其影响
作者:刘成国(浙江树人学院特聘教授)
作为北宋古文宗匠,王安石早年深受唐代“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等核心理念的影响(《上邵学士书》),并进一步将“道”落实为圣人“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与祖择之书》)的国家政事,且“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尔”(《上人书》),将“文”界定为法令的载体。他强调,“文者,务为有补于世也”(《上人书》)。作文如同制器,目的在于应用;至于辞采等形式方面的要素,则如同器具上的“刻镂绘画”,不过是一种增添美感的装饰,有之固佳,无之亦可。将应用纳入“道”之范畴,辞采归入“文”之畛域,二者轻重主次判然分明。具体到作家评议,他不仅批评宋初“西昆派”的代表杨亿、刘筠等人只知雕章琢句、研炼辞藻(《张刑部诗序》);甚至指摘中唐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重视文采、强调“文必己出”的倾向,质疑他们未必真正理解为文旨归:“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上人书》)从这些言论,可知王安石早期即已形成典型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仁宗嘉祐年间,随着官位日高、经学造诣渐深,王安石的文学观变得更加激进。他抨击韩愈只知追求文辞,对于儒家之道缺乏深刻领悟,未能救治衰世,“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韩子》)。甚至提出除了儒家经典,其他文章都不足以阐明圣人之道,“欲以明道,则离圣人之经,皆不足以有明也”(《与吴孝宗书》)。这已明显违背了古文运动的理念与理想——通过撰写古文来阐明、传承儒道,且与程颐等道学家宣扬的“作文害道”(《二程遗书》卷十八)等主张仅有一步之遥。其古文撰述也因此呈现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主题方面,通常针对严重的社会弊端、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有为而发,凸显文学的批判、宣传功能;表述方面,则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犀利,说理透彻,堪称瘦硬通神。
比大多数文士都要幸运的是,王安石深受宋神宗的信任,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得君行道”之良机。他的文论也因此并未局限于理论阐释和个人撰述,而是借助朝廷的加持,转化为文化政策,从而对北宋后期的文风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上书朝廷,提出了以经义策论取代诗赋的科举改革主张。他认为,科举取士侧重考察徒具形式之美而无实用价值的诗赋,限制了士人知识结构、能力素养的发展,不能为国家输送济世良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担任宰相后,他随即发起科举改革。熙宁四年(1071),他促使神宗下诏,废除诗赋取士,改用经义、策论。经义,即此前他所称誉的足堪明道之文;策论,则针对具体社会问题、国家大政方针提出见解和措施,属于“治教政令”。这样,他以经术为根本、以适用为旨归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便借助变法之态势,以科举改制为路径,深刻影响至北宋中后期的文风演变。经义取士宛如无形的指挥棒,持续引导以入仕为志业的士人阶层,关注儒家经典的义理阐发及现实问题的探讨。广大士人为了应试,被迫放弃诗赋、辞采方面的既有研习成果,转而刻苦钻研经义、策论的撰写。其应试文章乃至日常书写,均深受王氏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影响,普遍呈现出重理、务实、平实的倾向,逻辑性、思辨性和现实针对性明显增强,文学性、抒情性则相对减弱,这无疑推动了宋代文章向议论化、说理化的方向深入发展。此外,经义考试要求考生就儒家经典中某一句话或某个观点展开论述,阐发义理,而不拘泥于汉唐注疏。一种新的文体形式也随之兴起,即“经义文”——明清八股文的雏形。
总体来说,科举改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偏于消极。从中唐至北宋,诗赋一直是进士科的必考科目,士人为了入仕,必须持续研炼诗赋。这种要求,促进了一批优秀诗人的涌现。熙宁四年改革后,诗赋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元祐更化期间曾短暂恢复),大量中下层士人不再研精覃思于诗艺,诗赋创作从科考需求转变为个人的兴趣爱好,士人研习诗赋的驱动力明显弱化,诗赋的文体地位也骤然下降,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诗道荒废、诗坛萧条的局面,“自废诗赋以后,无复有高妙之作”(沈作喆《寓简》卷五)。
诗赋之外,其他文学领域亦呈相似态势。经义取士,原为考察士人们对儒家经典的独特理解,促使其摆脱汉唐注疏的束缚,自出新义。然而,为顺利通过考试、获取功名,众士子却争相剽袭王安石的解经文字,敷衍成文,以趋捷径。所谓“士趋时好,专以《三经义》为捷径,非徒不观史,而于所习经外,他经及诸子,无复有读之者。故于古今人物及时世治乱兴衰之迹,亦漫不省”(朱弁《曲洧旧闻》卷三)。这导致北宋后期士人群体的知识结构日趋狭隘,文化素质全面下降,乃至文学书写的水准普遍有所下降:“不能上下古今为深博,好文之士颇或病之……其弊滋甚。”(张嵲《毛达可尚书文集序》)“文章之气日衰。”(汪藻《鲍吏部集序》)特别是宋徽宗、蔡京以“绍述”神宗理政思路为名义,独尊王氏“新学”,不仅限制了文学思想的多元发展和士人性情的自由抒发,且抑制了文学写作的审美性、抒情性,窄化了想象空间和个性色彩,不可避免地导致士人创造力的匮乏,所撰文章千篇一律,程式化严重。对此,苏轼曾予以严厉批评:“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答张文潜县丞书》)
综上所述,王安石的功利主义文论足以自成一家之言,可一旦付诸实践,其对文坛风气的影响弊端明显,值得深思警醒。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3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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