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方法论意蕴
作者:刘松青(上海财经大学全球文明研究院研究员、哲学系副教授)
早期世界哲学存在三大独立的体系,即古希腊哲学、印度哲学和中国哲学。与其他两大哲学体系不同,中国哲学始终立足现实世界,既未将对真理的探求简化为远离真实生活的概念游戏,也未将精神的超越寄托在缥缈的彼岸世界,而是一直观照人类共同的处境与命运。这种立足现实、以人为本的思维传统,缔造了中国传统哲学极具辨识度的思辨方法。这种方法以“辨”为核心,以“辩”为形式,以“变”为枢轴,以“办”为旨归,是一种贯通思维、语言与行动,联结心灵与世界的整全性方法。要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体系的独特品格,就要深入理解这种以“辨”为核心、贯穿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脉络的方法体系。
“辨”的字源考察与结构分析
“辨”的本字是“辡”,“辡”在甲骨文与金文中是由两个“辛”字组合而成。按照古文字学的说法,“辛”代表刑具,可能是用来在有罪之人或俘虏脸上刺字的刑刀。两个“辛”字并置一起,象征着对事物进行剖分、切割的动作,引申为对罪错的判别和区分。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辡”表示两个罪人互相争辩、诉讼。显然,这种诉讼场景隐含了经由论辩和剖析来辨明事实、澄清观点、判定对错、厘清责任的过程,这也是“辡”作为认知与判断方法的原始形态。后来,“辡”字逐渐分化为三条路径:一是“辡”加上“刀”旁形成“辧”(辨),刀主要用于切削、分割,所以“辨”的主要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辨别、分辨或判断。《说文解字》将“辨”解释为“判也”,“判”的本义是指用刀分开,进而引申为区分、分辨、评判、裁决之义。也就是说,“辨”强调的是对事物性质进行物理或逻辑上的区分和辨识。二是“辡”加上“言”旁形成“辯”(辩),强调通过言辞进行论证、辩护、解释与澄清。也就是说,“辩”更侧重动态的交流与论证,旨在通过辩论和对话来阐明立场、观点、事实和道理,以达到消除歧义与误解、形成共识、揭示真理的目的。三是“辡”加上“力”旁形成“辦”(办),强调以力执行的动作,即将辨析与论辩的结果付诸实施,转化为具体的策略、行动或作为。辨、辩、办这三条路径皆以“辡”为字源,继承了“区分、判断”的核心语义,同时又相互贯通,共同构成了从认知、表达到行动的方法论体系。
通过对“辨、辩、办”字形结构的分析,以及从“辡”到“办”的汉字构形的演变过程的揭示,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其实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方法或思维体系。这种思维方法以“辨”为核心,以“心物相通”“知行合一”为根本特质,既注重概念分析和逻辑论证,又注重实践效用。相较而言,西方哲学家更倾向于对存在、本质与真理等抽象概念的思辨,往往着力于构建某种宏大的形而上学体系,容易忽略抽象概念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忽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鲜活性,进而导致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辨方式更加强调知行合一、言行一致,注重认识与实践的同步。这种由辨而办的独特的思维模式,使中国哲学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现实感和实践性,由此也构筑了中国人特有的精神底色及其创造力、行动力和适应力。
“辨”的实践品格与具体运用
“辨”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方法,具有非常鲜明的实践品格。正如李约瑟所言:“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这里的辩证逻辑实际上就是以“辨”为核心的哲学方法。这种方法并非全然不重视对知识或真理的探究,而是始终以实践为先导。中国传统哲学对大事或实事的关注,逐渐形成了以实践为重心的研究传统。实践通常是围绕目标、价值或理想展开的,具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就此而言,“辨”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方法,它要达到的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要将我们的知识转化为实践的智慧,落实为行动和实效,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我们可以用孔子辨政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在《孔子家语》中,子贡向孔子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齐君问政于夫子的时候,夫子答的是“政在节财”;鲁君问政时,夫子说的是“政在谕臣”;而叶公问政时,夫子回答的却是“政在悦近而来远。”他们三个人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为什么孔子的回答却完全不同?这并非因为真理本身有多重标准,而是因为孔子首先“辨”清了不同国家、不同君主所面临的具体矛盾与症结所在。这表明,孔子的“辨”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建立在对各国政治生态、君主性格及社会矛盾的深刻洞察基础上的精准分析与判断。这种“各因其事”“因人而异”的逻辑,正是“辨”之为方法的精髓:不执着于抽象的概念分析,而是深入具体情境,精准识别事质之间的差异性与特殊性,从而给出最有效的实践方案。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孔子并没有试图通过语义与逻辑分析的方式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通过对具体情境的剖析和诊断,来寻找最契合最可行的应对之道。也就是说,“辨”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就它在实践中的运用而言,其核心并非理论思辨,而是直指“办”的实效。
“辨”的运用还涉及思维、认知和行动的方方面面。就主题和内容而言,“辨”既包括对感官经验的细致区分,如辨音、辨味、辨声、辨色,也涵盖对人心、人性以及社会现实的剖析洞察,如辨惑、辨言、辨贤、辨奸、辨讼、辨品类、辨得失、辨是非等。众所周知的“天人之辨”“义利之辨”“本末之辨”“形神之辨”等,都是中国哲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辩题。古人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也在根本上塑造了我们应对类似问题的思维方式、行动逻辑与价值坐标。例如,我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实际上,“辨物”或“辨人”并非简单地对物或人进行命名、区分和归类,而是为了在充分认识物或人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又如,一般情况下,我们会用相同的措辞去表示相同的事物,然而有时候,我们又会用不同的措辞表达相同的事物,这是因为我们对同一事物的性质有不同的理解,因而要用不同的名来区分。董仲舒指出,“春秋理百物,辨品类,别嫌微,修本末者也”,就是说,《春秋》治理万事万物,要辨析品类的差异,区分最细微的边界,理清本末的先后关系,而不会用一套统一的措辞去描述性质不同的事物。显然,在董仲舒看来,《春秋》的“辨物之理”其实就是一种由辨到办、贯通天人的实践方法。
“辨”的方法论价值
在黑格尔看来,中国哲学主要体现为道德教训,缺乏思辨和形而上学的深度。不少中国学者受黑格尔影响,也片面地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以悟道修德为目标,轻视知识或真理,因而在方法层面更重视实践和体悟,缺乏系统性的思辨、分析和论证;在表达层面则多以隐喻、暗示为主。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误解。中国传统哲学虽然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用理论语言对相关思想进行系统性地理解和阐释,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没有成熟而独特的分析和论证方法。
“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仅有其自身的品格和特质,而且形式丰富多样,有明辨、曲辨、审辨、以公心辨,等等。如,荀子主张“曲辨”,即洞察幽微,把事物相关的细枝末节和隐蔽关联全部考虑到,周详地处理好事情。董仲舒提出“审辨”,强调在名实关系中审慎辨析,以正名定分。他曾言:“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也就是说,对天下的治理,需要以对核心概念及其背后所指的现实关系的精准把握为前提。只有概念清晰、名实相符,才能避免认知上的混乱与实践中的偏差。概而言之,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方法,“辨”既是一种悬搁态度、一种怀疑精神,也是一种“切问近思”的内省功夫与“实事求是”的实践原则,它不仅强调辨析过程中的敬畏心,还始终葆有对人类命运的关切与对世界秩序的探寻。
显而易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辨”与西方的“theoria”或“dialektikē”不同,它不是纯粹的理智思辨,不致力于对终极实在的沉思与推演,也不是为了通过逻辑与论辩追求某种绝对的真理或知识,而是为了在变化的情境中拆解表象、厘清名实,进而探明事物的本末源流,在“慎思”“明辨”之际择善固执、顺天应时。因此,“辨”与“变”天然地构成了一种内在的辩证关系,只有通过“辨”,我们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唯有顺应时变、随事而制,才能使所“辨”之理展现其生命力,落实为真真切切的生存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种思维法则和行动准则,“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标识性的概念之一。
总之,中国哲学之所以自成一体,根本在于以“辨”为核心的方法。“辨”不只是对真理或知识的探求,更是一套贯通心物、知行与天人的智慧法门。所以“辨”不仅需要以“辩”为沟通路径,还要以“变”作为适配原则,并最终以“办”作为旨归。正是这样一种不偏执、不僵化和不封闭的思维方式,使中国哲学始终葆有深切的现实关怀,也塑造了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应对变局、调适自身的勇气和底气。今天,我们重新确认“辨”在中国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正是要跳出用西方哲学体系来衡量、评价中国哲学的误区,真正把握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核,并让其为我们在处理认知与行动、心灵与世界、传统与现实等复杂问题时持续提供思想支撑。
《光明日报》(2026年11月23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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