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美国州政府的“胆小鬼博弈”:谁会先眨眼?
首席执行官与政府之间这种日渐凸显的对立,已经演变为一场风险极高的“胆小鬼博弈”。图片来源:Illustration by Doug Chayka
1964年,当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刚刚获颁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时,可口可乐(Coca-Cola)便公开表明立场。在公司总部所在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这一表态至今仍然被当地人所铭记。
1965年1月,亚特兰大计划举办一场晚宴,向这位民权运动领袖致敬,但城中的许多白人商界精英起初不愿意出席。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披露晚宴的确认出席者寥寥之后,可口可乐的时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奥斯汀召集城中的商界领袖,在高端私人会所皮埃蒙特驾车俱乐部(Piedmont Driving Club)召开闭门会议——以威胁的方式,展示这家公司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据报道,奥斯汀对与会者表示:“一座城市,连本市的诺贝尔奖(Nobel Prize)得主都不愿意致敬,可口可乐身处此地,实在有失体面。我们是跨国企业,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Company)不需要亚特兰大。诸位得想明白:亚特兰大究竟需不需要可口可乐公司。”
不出几日,晚宴的门票便告售罄。
可口可乐的介入,揭示出“企业公民”这套说辞背后的硬实力:一家在本地根基深厚的企业,可以利用自身不满乃至迁离的前景,迫使各方正视现实。除竞选捐款与游说实力之外,企业还手握另一项权力:对就业、地方投资,以及依附于其存在的经济生态的支配力。
过去,这种影响力大多在幕后悄然发挥作用,而像可口可乐那样的威胁也基本都是在闭门场合发出的。但近来,税收、监管、社会政策以及企业交易方面的冲突接连不断,企业的高管们愈发公开直白地抛出最后通牒:迁就我们,否则就承担失去我们的风险。
在加利福尼亚州,派拉蒙天空之舞(Paramount Skydance)的首席执行官大卫·埃里森正在向州政府施压,要求州政府撤销针对该公司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Warner Bros. Discovery)一案提起的反垄断诉讼,或就此达成和解。他同时放话:若官司阻挠交易完成,这家娱乐巨头就有可能彻底退出好莱坞,连其著名的外景片场也一并卖掉。
据报道,大卫·埃里森曾经告知高管,他或将把派拉蒙迁出加利福尼亚州。图片来源:Gabe Ginsberg—Getty Images
在纽约州,Citadel的创始人肯·格里芬近日发出警告,公司未来的业务扩张或将优先布局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并会重新考量是否继续参与位于曼哈顿的一项大型开发项目。此前,纽约市的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在推动对高价第二住宅征收“临时住所税”时,公开列举出格里芬的顶层公寓作为例证。
一些亿万富翁首席执行官更进一步,将威胁付诸行动。埃隆·马斯克在2024年宣布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X的总部迁往得克萨斯州,理由是加利福尼亚州出台的一项法律禁止学区要求教职工向家长通报学生的性别认同。同年,与加利福尼亚州在能源政策问题上长期角力的雪佛龙(Chevron),宣布将总部迁往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由大卫·埃里森的父亲拉里·埃里森执掌的甲骨文(Oracle),早在2020年就加入了企业从加利福尼亚州迁往得克萨斯州的浪潮,将总部从加利福尼亚州雷德伍德城迁至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这是该公司在新冠疫情时代对远程办公、运营成本与税收问题进行重新评估的结果。迪士尼(Disney)亦于2023年放弃在佛罗里达州建设园区的计划。该项目原本能够为佛罗里达州带来约10亿美元的投资与2,000个岗位,却因为迪士尼与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纷争不断升级而告吹。
企业近期的诸多施压行动,大多针对左倾政府。但这套现代行事范式的开创者,其实是那些寻求保护性少数群体(LGBTQ)权益的公司。2015年,印第安纳州通过一项宗教自由法律,批评者称该法可能纵容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该法通过后,Angie’s List叫停了一项耗资4,000万美元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总部扩建计划。一年后,北卡罗来纳州颁布了HB2“厕所法案”,该法案实际上禁止跨性别者使用学校和公共建筑中与其性别认同相符的设施。此举一出,PayPal随即取消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建设运营中心的计划——该中心原本可以提供400个岗位;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也冻结了原计划在北卡罗来纳州设立的250个岗位。
美国企业向来不惮于动用政治捐款与私下磋商,去左右其运营所在地区的政策。而如今愈发扎眼的是:首席执行官们甘愿将经济筹码摆上台面、公之于众,公开把就业岗位的投放、总部的选址以及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去向,与各城市和各州的作为直接挂钩。
首席执行官与政府之间这种日渐凸显的对立,已经演变为一场风险极高的“胆小鬼博弈”。无论哪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的经济伤害——而劳动者也难逃其害。
在谈判中,最后通牒唯有具备可信度才能奏效:对方必须相信,你既有能力做到,也真的会去做。首席执行官威胁要迁离某座城市或某个州,这一威胁能否有分量,取决于企业是否另有地方可以落脚经营,并且是否切实做好了搬迁的准备。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雷蒂长期研究企业与劳动者的选址决策。他表示:“如果企业能够选择搬走,那就意味着它手里有筹码。”
要害在于“选择”一词。这个选择究竟可不可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看一家公司依靠什么运转,又会舍弃什么。制造商为了更便宜的土地、劳动力或更低的税负而搬迁生产线,要比科技公司另择新地重建专业人才社群容易得多。
“产业集群”的存在自有其道理。电影制片厂可以把总部搬走,却带不走好莱坞百余年积淀形成的产业生态。一家南迁的金融公司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身边不再有纽约那种高度集中的资金、高端客户与金融专才。诚然,从迈阿密到海得拉巴,不少城市都涌现出发展势头强劲的科技中心,但一家前沿人工智能企业,很难拥有足以匹敌硅谷的大量顶尖专才。
莫雷蒂认为,高度依赖产业集群的企业“黏性更强”。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价值已经与自身经营和投资的地方紧密交织。搬迁可能意味着要舍弃耗费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员工队伍与行业人脉。
莫雷蒂指出,企业很难说服技术人才搬迁:部分员工不愿意跟随公司迁移,因为配偶有自己的事业,孩子在上学,购置了房产,父母年迈需要照顾,生活早已扎根于某个地方。对于依靠稀缺、抢手技能发展起来的企业而言,大规模搬迁可能意味着失去企业内部积淀的知识,拆散高绩效团队,并且不得不重新争夺公司原本已经拥有的人才。
州政府官员同样有理由冒汗。一家公司搬走,从地方经济中抽走的可不只是它自身的员工。劳动者一旦离开该地区或丢掉工作,消费也会随之流失,餐馆、承包商、房地产公司和本地其他企业都会受到打击。
莫雷蒂针对制造业的研究表明,经济负面影响扩散得有多快。他表示,传统制造企业若是迁走或是关闭工厂,每消失一个岗位,周边社区可能会额外损失1.6个岗位。在科技这类高薪行业,该连锁效应会显著放大;据莫雷蒂测算,企业内部每流失一个岗位,当地还会再损失4至5个岗位。因此,民选官员在考量可能流失5,000个科技岗位时,需要权衡的不只是这批岗位本身,还有地方经济其他领域成千上万人的生计、税收收入下滑,以及因为重要企业被其他城市或州抢走而需要承担的政治代价。
这是一种严苛的博弈格局,但可以说,民选官员也是这一局面的推手之一:为争取企业总部、工厂与投资落地,他们往往会提供各类激励政策——包括补贴、税收抵免以及监管调整。企业学会挑动各州各市相互竞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利维商学院(Leavey School of Business)研究公司治理与组织伦理学的副教授乔埃伦·波兹纳指出,美国企业实际上一直收到这样的信号:“把投资带到这里,我们会让你不虚此行。”她将随之而来的现象称为“习得行为”:如果一个州愿意出钱引进5,000个岗位,那么撤走5,000个岗位的前景,就是首席执行官很难视而不见的谈判筹码。
对于夹在中间的员工来说,这种威胁可能意味着大得多的代价。波兹纳表示,把员工的饭碗卷入政治博弈,会令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社会契约承压。员工往往会围绕工作地点规划自己的人生。倘若把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当地扎下的生活根基,当成政治谈判中的筹码,这在员工看来可能就像一种“背叛”。
即便企业最终选择留下,员工依然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感受:一场与己无关的纷争,就有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前程。而这种感受,会让员工对公司及其高管心生芥蒂。
首席执行官完全有理由说,决定在哪里经营,本来就是管理公司的根本一环。倘若某个州的税收、劳动法或监管法规让当地经商成本高出一大截,那么迁走岗位,或将新投资投向别处,都是完全理性的应对举措。
一旦首席执行官因为意识形态、政治,或某项并未直接改变公司经济利益的政府行为而威胁要撤离,局面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格里芬与马姆达尼在今年4月的那场对峙,可以说就属于这种情形。
纽约市的市长曾经在一段社交媒体视频中力推一项拟议中的“临时住所税”,拍摄地点就在肯·格里芬那套2.38亿美元的曼哈顿顶层公寓外。他以此作为论据之一,主张对沉淀在低使用率豪宅中的财富征税。格里芬斥责这段视频曝光了他的住址,“令人毛骨悚然”,“莫名其妙”,堪称人身攻击。随后,Citadel放风称,可能重新考虑其在公园大道350号(350 Park Avenue)重建项目中的角色,并将未来新增的就业岗位转向迈阿密。(公司最终仍然承诺推进曼哈顿项目。)
在大卫·埃里森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较量中,撤离加利福尼亚州这一威胁是在一场激烈的法律诉讼期间抛出的。而这场官司,可能很快就要让派拉蒙天空之舞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旦合并拖到9月底仍未完成,公司就得开始向华纳兄弟探索的股东们每季度额外支付约6.5亿美元,直到交易最终交割。
这件事情似乎也掺杂了个人因素:据Puck率先报道,在今年8月一场与高管团队的会议上,埃里森向与会高层表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从小长大的加利福尼亚州,但作为派拉蒙的掌门人,他或许不得不这么做。报道援引他的原话:“很明显,这里不欢迎我们。”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随即反击,指责该公司试图“敲诈并威胁”加利福尼亚州。
明星首席执行官的崛起,抬高了这场博弈的筹码。拥趸众多的企业高管,能够把搬迁或投资决策,变成传递政治信号或表明身份认同的方式。比如,埃隆·马斯克在宣布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X将迁往得克萨斯州时,就把加利福尼亚州有关跨性别青少年的新法律称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明确将此次迁址说成是对该州文化政治的回应。
波兹纳将这场大戏比作一场名人离婚官司:双方都竭力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不过,即便这些公开交锋带有作秀成分,后果却是实实在在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破裂,会扰乱员工的生活,还会波及围绕他们建立起来的各类企业和社区。
波兹纳认为,企业高管近来的这种虚张声势表明,首席执行官们正在摆脱过去在运用自身政治权力方面所受的某些束缚。
企业高管向来都可以把岗位和投资带到别处,正如可口可乐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威胁要对亚特兰大所做的那样。但用她的话说,围绕这种关系,曾经存在某种“君子协定”,针对这类威胁也有一套心照不宣的惯例。波兹纳称,自那以后,“互动的规则已经发生剧变。”
波兹纳将这一变化与美国政商界礼数日渐沦丧的大背景联系起来,把以搬迁相要挟的最后通牒称作一种“霸凌式政治”。曾经很可能被视为不得体的行为,如今有时反倒因为其咄咄逼人而受到称赞。
波兹纳说:“如今,不再讲客气了。”
狠话归狠话,双方通常都有理由不把威胁付诸行动。僵局到头来,比的是谁更离不开谁——但就大公司与其所在城市而言,谁也离不开谁。任何一方逼得太紧,所有人都可能沦为输家。(财富中文网)
译者:任文科
1964年,当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刚刚获颁诺贝尔和平奖(Nobel Peace Prize)时,可口可乐(Coca-Cola)便公开表明立场。在公司总部所在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这一表态至今仍然被当地人所铭记。
1965年1月,亚特兰大计划举办一场晚宴,向这位民权运动领袖致敬,但城中的许多白人商界精英起初不愿意出席。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披露晚宴的确认出席者寥寥之后,可口可乐的时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罗·奥斯汀召集城中的商界领袖,在高端私人会所皮埃蒙特驾车俱乐部(Piedmont Driving Club)召开闭门会议——以威胁的方式,展示这家公司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据报道,奥斯汀对与会者表示:“一座城市,连本市的诺贝尔奖(Nobel Prize)得主都不愿意致敬,可口可乐身处此地,实在有失体面。我们是跨国企业,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 Company)不需要亚特兰大。诸位得想明白:亚特兰大究竟需不需要可口可乐公司。”
不出几日,晚宴的门票便告售罄。
可口可乐的介入,揭示出“企业公民”这套说辞背后的硬实力:一家在本地根基深厚的企业,可以利用自身不满乃至迁离的前景,迫使各方正视现实。除竞选捐款与游说实力之外,企业还手握另一项权力:对就业、地方投资,以及依附于其存在的经济生态的支配力。
过去,这种影响力大多在幕后悄然发挥作用,而像可口可乐那样的威胁也基本都是在闭门场合发出的。但近来,税收、监管、社会政策以及企业交易方面的冲突接连不断,企业的高管们愈发公开直白地抛出最后通牒:迁就我们,否则就承担失去我们的风险。
在加利福尼亚州,派拉蒙天空之舞(Paramount Skydance)的首席执行官大卫·埃里森正在向州政府施压,要求州政府撤销针对该公司以约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Warner Bros. Discovery)一案提起的反垄断诉讼,或就此达成和解。他同时放话:若官司阻挠交易完成,这家娱乐巨头就有可能彻底退出好莱坞,连其著名的外景片场也一并卖掉。
在纽约州,Citadel的创始人肯·格里芬近日发出警告,公司未来的业务扩张或将优先布局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并会重新考量是否继续参与位于曼哈顿的一项大型开发项目。此前,纽约市的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在推动对高价第二住宅征收“临时住所税”时,公开列举出格里芬的顶层公寓作为例证。
一些亿万富翁首席执行官更进一步,将威胁付诸行动。埃隆·马斯克在2024年宣布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和X的总部迁往得克萨斯州,理由是加利福尼亚州出台的一项法律禁止学区要求教职工向家长通报学生的性别认同。同年,与加利福尼亚州在能源政策问题上长期角力的雪佛龙(Chevron),宣布将总部迁往得克萨斯州休斯敦。由大卫·埃里森的父亲拉里·埃里森执掌的甲骨文(Oracle),早在2020年就加入了企业从加利福尼亚州迁往得克萨斯州的浪潮,将总部从加利福尼亚州雷德伍德城迁至得克萨斯州奥斯汀——这是该公司在新冠疫情时代对远程办公、运营成本与税收问题进行重新评估的结果。迪士尼(Disney)亦于2023年放弃在佛罗里达州建设园区的计划。该项目原本能够为佛罗里达州带来约10亿美元的投资与2,000个岗位,却因为迪士尼与佛罗里达州的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纷争不断升级而告吹。
企业近期的诸多施压行动,大多针对左倾政府。但这套现代行事范式的开创者,其实是那些寻求保护性少数群体(LGBTQ)权益的公司。2015年,印第安纳州通过一项宗教自由法律,批评者称该法可能纵容对性少数群体的歧视。该法通过后,Angie’s List叫停了一项耗资4,000万美元的印第安纳波利斯总部扩建计划。一年后,北卡罗来纳州颁布了HB2“厕所法案”,该法案实际上禁止跨性别者使用学校和公共建筑中与其性别认同相符的设施。此举一出,PayPal随即取消了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建设运营中心的计划——该中心原本可以提供400个岗位;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也冻结了原计划在北卡罗来纳州设立的250个岗位。
美国企业向来不惮于动用政治捐款与私下磋商,去左右其运营所在地区的政策。而如今愈发扎眼的是:首席执行官们甘愿将经济筹码摆上台面、公之于众,公开把就业岗位的投放、总部的选址以及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去向,与各城市和各州的作为直接挂钩。
首席执行官与政府之间这种日渐凸显的对立,已经演变为一场风险极高的“胆小鬼博弈”。无论哪一方,都能对另一方造成严重的经济伤害——而劳动者也难逃其害。
在谈判中,最后通牒唯有具备可信度才能奏效:对方必须相信,你既有能力做到,也真的会去做。首席执行官威胁要迁离某座城市或某个州,这一威胁能否有分量,取决于企业是否另有地方可以落脚经营,并且是否切实做好了搬迁的准备。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经济学家恩里科·莫雷蒂长期研究企业与劳动者的选址决策。他表示:“如果企业能够选择搬走,那就意味着它手里有筹码。”
要害在于“选择”一词。这个选择究竟可不可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看一家公司依靠什么运转,又会舍弃什么。制造商为了更便宜的土地、劳动力或更低的税负而搬迁生产线,要比科技公司另择新地重建专业人才社群容易得多。
“产业集群”的存在自有其道理。电影制片厂可以把总部搬走,却带不走好莱坞百余年积淀形成的产业生态。一家南迁的金融公司很可能会发现,自己身边不再有纽约那种高度集中的资金、高端客户与金融专才。诚然,从迈阿密到海得拉巴,不少城市都涌现出发展势头强劲的科技中心,但一家前沿人工智能企业,很难拥有足以匹敌硅谷的大量顶尖专才。
莫雷蒂认为,高度依赖产业集群的企业“黏性更强”。也就是说,这些企业的价值已经与自身经营和投资的地方紧密交织。搬迁可能意味着要舍弃耗费多年才建立起来的员工队伍与行业人脉。
莫雷蒂指出,企业很难说服技术人才搬迁:部分员工不愿意跟随公司迁移,因为配偶有自己的事业,孩子在上学,购置了房产,父母年迈需要照顾,生活早已扎根于某个地方。对于依靠稀缺、抢手技能发展起来的企业而言,大规模搬迁可能意味着失去企业内部积淀的知识,拆散高绩效团队,并且不得不重新争夺公司原本已经拥有的人才。
州政府官员同样有理由冒汗。一家公司搬走,从地方经济中抽走的可不只是它自身的员工。劳动者一旦离开该地区或丢掉工作,消费也会随之流失,餐馆、承包商、房地产公司和本地其他企业都会受到打击。
莫雷蒂针对制造业的研究表明,经济负面影响扩散得有多快。他表示,传统制造企业若是迁走或是关闭工厂,每消失一个岗位,周边社区可能会额外损失1.6个岗位。在科技这类高薪行业,该连锁效应会显著放大;据莫雷蒂测算,企业内部每流失一个岗位,当地还会再损失4至5个岗位。因此,民选官员在考量可能流失5,000个科技岗位时,需要权衡的不只是这批岗位本身,还有地方经济其他领域成千上万人的生计、税收收入下滑,以及因为重要企业被其他城市或州抢走而需要承担的政治代价。
这是一种严苛的博弈格局,但可以说,民选官员也是这一局面的推手之一:为争取企业总部、工厂与投资落地,他们往往会提供各类激励政策——包括补贴、税收抵免以及监管调整。企业学会挑动各州各市相互竞价,也就不足为奇了。
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利维商学院(Leavey School of Business)研究公司治理与组织伦理学的副教授乔埃伦·波兹纳指出,美国企业实际上一直收到这样的信号:“把投资带到这里,我们会让你不虚此行。”她将随之而来的现象称为“习得行为”:如果一个州愿意出钱引进5,000个岗位,那么撤走5,000个岗位的前景,就是首席执行官很难视而不见的谈判筹码。
对于夹在中间的员工来说,这种威胁可能意味着大得多的代价。波兹纳表示,把员工的饭碗卷入政治博弈,会令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社会契约承压。员工往往会围绕工作地点规划自己的人生。倘若把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当地扎下的生活根基,当成政治谈判中的筹码,这在员工看来可能就像一种“背叛”。
即便企业最终选择留下,员工依然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感受:一场与己无关的纷争,就有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前程。而这种感受,会让员工对公司及其高管心生芥蒂。
首席执行官完全有理由说,决定在哪里经营,本来就是管理公司的根本一环。倘若某个州的税收、劳动法或监管法规让当地经商成本高出一大截,那么迁走岗位,或将新投资投向别处,都是完全理性的应对举措。
一旦首席执行官因为意识形态、政治,或某项并未直接改变公司经济利益的政府行为而威胁要撤离,局面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格里芬与马姆达尼在今年4月的那场对峙,可以说就属于这种情形。
纽约市的市长曾经在一段社交媒体视频中力推一项拟议中的“临时住所税”,拍摄地点就在肯·格里芬那套2.38亿美元的曼哈顿顶层公寓外。他以此作为论据之一,主张对沉淀在低使用率豪宅中的财富征税。格里芬斥责这段视频曝光了他的住址,“令人毛骨悚然”,“莫名其妙”,堪称人身攻击。随后,Citadel放风称,可能重新考虑其在公园大道350号(350 Park Avenue)重建项目中的角色,并将未来新增的就业岗位转向迈阿密。(公司最终仍然承诺推进曼哈顿项目。)
在大卫·埃里森与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较量中,撤离加利福尼亚州这一威胁是在一场激烈的法律诉讼期间抛出的。而这场官司,可能很快就要让派拉蒙天空之舞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旦合并拖到9月底仍未完成,公司就得开始向华纳兄弟探索的股东们每季度额外支付约6.5亿美元,直到交易最终交割。
这件事情似乎也掺杂了个人因素:据Puck率先报道,在今年8月一场与高管团队的会议上,埃里森向与会高层表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从小长大的加利福尼亚州,但作为派拉蒙的掌门人,他或许不得不这么做。报道援引他的原话:“很明显,这里不欢迎我们。”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随即反击,指责该公司试图“敲诈并威胁”加利福尼亚州。
明星首席执行官的崛起,抬高了这场博弈的筹码。拥趸众多的企业高管,能够把搬迁或投资决策,变成传递政治信号或表明身份认同的方式。比如,埃隆·马斯克在宣布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X将迁往得克萨斯州时,就把加利福尼亚州有关跨性别青少年的新法律称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明确将此次迁址说成是对该州文化政治的回应。
波兹纳将这场大戏比作一场名人离婚官司:双方都竭力争取公众舆论的支持。不过,即便这些公开交锋带有作秀成分,后果却是实实在在的: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破裂,会扰乱员工的生活,还会波及围绕他们建立起来的各类企业和社区。
波兹纳认为,企业高管近来的这种虚张声势表明,首席执行官们正在摆脱过去在运用自身政治权力方面所受的某些束缚。
企业高管向来都可以把岗位和投资带到别处,正如可口可乐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威胁要对亚特兰大所做的那样。但用她的话说,围绕这种关系,曾经存在某种“君子协定”,针对这类威胁也有一套心照不宣的惯例。波兹纳称,自那以后,“互动的规则已经发生剧变。”
波兹纳将这一变化与美国政商界礼数日渐沦丧的大背景联系起来,把以搬迁相要挟的最后通牒称作一种“霸凌式政治”。曾经很可能被视为不得体的行为,如今有时反倒因为其咄咄逼人而受到称赞。
波兹纳说:“如今,不再讲客气了。”
狠话归狠话,双方通常都有理由不把威胁付诸行动。僵局到头来,比的是谁更离不开谁——但就大公司与其所在城市而言,谁也离不开谁。任何一方逼得太紧,所有人都可能沦为输家。(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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