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术分歧遇上人情恩怨 | 成玮读《红学外史》

周汝昌先生(1918-2012)。

自从1921年,胡适用一篇《红楼梦考证》推开新红学的大门,迄今百余载,红学界波翻浪涌,潮头变换。见解异同糅合人事恩怨、时代风云,延伸出曲折错综的历程。即以中国大陆而言,先是俞平伯等人踵武胡适,发扬新红学的考证取向,至周汝昌集其大成。继而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执阶级分析之利器,重估贾宝玉、林黛玉的形象意义,反思既往红学史,俞平伯首当其冲。由此引发1954年“《红楼梦》大讨论”,考证派红学一度被打入另册。放宽视界看,由“《红楼梦》大讨论”,更“引发了‘《文艺报》事件’‘胡适思想批判’‘胡风案件’‘丁玲、陈企霞案件’,又由‘胡风案件’引发了‘肃反运动’,可谓‘戏中有戏,山里套山’”(孙玉明《红学:195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4页)。及至改革开放,1974年《红楼梦》校注组演化而成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两舸争流。惜乎文研所后劲匮乏,十多年过去,剩下红研所一枝独秀。而市场经济时代,索隐学、探佚学却沉渣泛起,与主流红学争夺着大众注意力。

以上挂一漏万的叙述,已足以勾起学术史家的浓厚兴趣,相关著作早就层见迭出。通贯长程者,有陈维昭《红学通史》、苗怀明《风起红楼》等;聚焦个案者,有孙玉明《红学:1954》、宋广波《胡适与红学》等。如今,李彤先生再撰《红学外史》(北京三联书店,2026年5月,下引此书仅括注页码),着重点不在“学”而在“人”,“想写成一部‘精剪细裁’的红学界人物群体的生活实录”(第138页)。另辟蹊径,选题便使人眼为之明。

红学一途奇人辈出,头绪纷繁,著者穿插掩映,巧为安置,颇见谋篇布局之功。《红楼梦》第七十七回介绍多浑虫、灯姑娘儿夫妇,庚辰本脂砚斋评:“奇奇怪怪,左盘右旋,千丝万线,皆自一体也”,大可移以形容本书。此节读者开卷便知,无待烦言。这里单想提示一点:著者交代人物经历,并不限于红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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