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揭示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中致病性胚系突变的分布模式与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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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纳入477例浸润性小叶癌患者的研究显示,约10%的患者携带致病性或可能致病性胚系变异,其中BRCA2占比超过半数,年轻发病及一级亲属乳腺癌家族史与变异检出存在关联。


乳腺浸润性小叶癌(ILC)是仅次于浸润性导管癌的常见乳腺癌组织学类型,约占全部乳腺癌的10%–15%[1]。与浸润性导管癌相比,ILC具有相对独特的临床病理和分子生物学特征,多表现为激素受体阳性、较低的HER2表达,且具有多灶性及双侧病变等特点。随着遗传性乳腺癌研究的深入,ILC相关胚系致病性变异逐渐受到关注。既往一项纳入人群队列和临床检测队列的研究显示,ILC患者乳腺癌易感基因致病性胚系变异的检出率分别为5.2%和6.5%,其中BRCA2、CDH1等基因与ILC易感风险存在关联[2]。然而,目前对于ILC患者胚系致病性变异的具体分布特征,以及不同基因变异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联,仍缺乏充分认识。
2025年圣安东尼奥乳腺癌研讨会(SABCS)公布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摘要号:PS3-03-24),分析了477例ILC患者的致病性胚系变异检出情况、基因分布及相关临床特征,为认识ILC患者的遗传易感特征及优化遗传检测评估提供了新的临床数据[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观察研究,研究者回顾了2016年1月至2024年5月在某癌症中心的乳腺癌患者电子病历。研究共筛查6539例乳腺癌患者,最终纳入477例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纯ILC、并接受胚系基因检测的患者。根据检测方案,患者分别接受有限基因组合或扩展多基因组合检测。
研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致病性/可能致病性(P/LP)胚系变异的检出情况及基因分布。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比较P/LP变异携带者与非携带者,以及BRCA相关变异与非BRCA相关变异患者之间的分类变量差异,重点考察诊断年龄、乳腺癌家族史及风险降低性手术等因素与变异检出的关联。

研究结果


患者基线临床病理特征

研究最终纳入477例ILC患者,占筛查乳腺癌病例的7.3%。其中,女性475例(99.6%),男性2例(0.4%);确诊年龄中位数为49岁,范围19-89岁。40岁以下患者47例(9.9%),40-64岁患者368例(77.1%),65岁及以上患者62例(13.0%)。
从分子病理特征来看,雌激素受体(ER)阳性患者454例(95.2%),孕激素受体(PR)阳性439例(92.0%),HER2阴性433例(90.8%),整体呈现出以HR阳性、HER2阴性为主的ILC特征。
疾病分布方面,约43%的患者存在多中心病灶,65例(13.6%)存在双侧乳腺病变,约19%的患者在初诊时已发生远处转移。
家族史分析显示,39%的患者具有乳腺癌家族史,其中25%的患者有一级亲属乳腺癌家族史。此外,9.2%的患者存在其他乳腺癌病史,结直肠癌和子宫内膜癌病史分别占0.8%,另有1例患者存在卵巢癌病史。
致病性胚系变异检出率及基因分布

在477例患者中,12.6%接受有限基因组合检测,87.4%接受扩展多基因组合检测。研究中携带P/LP胚系变异的总体检出率为9.9%。从具体基因分布来看,BRCA2为检出最频繁的基因,占P/LP变异携带者的52%;ATM和PALB2均占比13%。相比之下,BRCA1致病性变异仅在2%的患者中检出。
此外,研究也在CHEK2、PMS2、CDH1、BRIP1及EPCAM等基因中观察到相关变异。总体而言,BRCA2在该队列的致病性胚系变异谱中占据主要比例,ATM和PALB2也具有一定检出频率。
图1 浸润性小叶癌(ILC)患者中致病性胚系突变的分布(N=48)
致病性胚系变异与临床特征的关联

进一步分析发现,P/LP胚系变异携带者的确诊年龄相对更年轻,且具有一级亲属乳腺癌家族史的比例更高。
在年龄分层分析中,40岁以下患者的BRCA1/2变异检出率为17.0%,明显高于40岁及以上患者的4.2%(P<0.001),提示年轻发病与BRCA1/2胚系变异检出存在显著关联。
家族史同样是值得关注的因素。与非携带者相比,P/LP变异携带者更常具有一级亲属乳腺癌家族史,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此外,P/LP变异携带者接受风险降低性手术的比例也更高(P<0.001)。这一结果反映了胚系变异状态与患者临床管理特征之间的关联,但研究并未进一步评估不同手术策略的长期临床结局。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纳入的2例男性ILC患者均携带P/LP胚系变异。由于男性患者样本量有限,这一观察结果尚不足以推断男性ILC患者的总体变异检出率。
图2 与致病性/可能致病性突变显著相关的变量

总结与讨论


该研究通过分析单中心ILC患者的胚系基因检测结果,发现约一成受检患者携带P/LP胚系变异,其中BRCA2占比超过半数,ATM和PALB2也具有一定检出频率。这一基因分布特征与既往针对ILC遗传易感性的研究具有一定一致性。既往研究也观察到BRCA2、CHEK2、PALB2及CDH1等基因的致病性胚系变异与ILC风险存在关联[4]。
除基因分布特征外,年轻确诊及一级亲属乳腺癌家族史与P/LP变异检出显著相关,提示在ILC患者遗传风险评估中,发病年龄和家族史仍是需要综合考虑的重要因素。识别潜在遗传易感人群,可为遗传咨询、风险评估及个体化临床管理提供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分析,且仅纳入接受胚系基因检测的患者,可能受到转诊及检测选择偏倚的影响,因此其检出率不宜直接推广至全部ILC患者。此外,不同患者采用的检测基因组合存在差异,也可能影响变异检出情况。未来仍需更大规模、多中心研究,进一步明确不同人群ILC的胚系变异谱及其临床意义,为遗传检测策略的优化提供更加充分的循证依据。
参考文献:
[1] Luveta J, et al. Invasive Lobular Breast Cancer as a Distinct Disease: Implications for Therapeutic Strategy. Oncol Ther. 2020;8(1):1-11.
[2] Yadav S, et al. Germline pathogenic variants in cancer predisposition genes among women with invasive lobular carcinoma of the breast. J Clin Oncol. 2021;39(35):3918-3926.
[3] Abdel-Razeq H, et al. Patterns and prevalence of pathogenic germline mutations among patients with invasive lobular breast cancer. 2025 SABCS. Abstract PS3-03-24.
[4] Petridis C, et al. Frequency of pathogenic germline variants in CDH1, BRCA2, CHEK2, PALB2, BRCA1, and TP53 in sporadic lobular breast cancer. Cancer Epidemiol Biomarkers Prev. 2019;28(7):1162-1168.
审批编号: CN-199424 有效期至: 202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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