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版《三国演义》武将的头上为啥要顶个“蛤蟆”?





本 文 约 5000字
阅 读 需 要 14 分钟


人在朝堂或沙场,头上却顶着蝉和蛤蟆——老三国剧组设计的这套“文蝉武蟾”视觉密码,背后藏着古人什么奇特的讲究?


冠帽正中是一只金蟾。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


1994年,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三十多年过去,这部老剧被观众翻来覆去地看,如今连人物头上戴的、手里拿的、案上摆的,都有人拿着“放大镜”一帧一帧地琢磨。琢磨下来发现,这些当年一晃而过的小物件,绝大多数都能在史书和出土文物里找到出处。


老三国的服化道里,究竟藏着哪些有来历的细节?


冠上玄机:

庙堂的“清高蝉”与沙场的“辟兵蟾”


给冠上加一只蝉,并不是剧组的灵光一现。《后汉书·舆服志下》讲到汉代冠制时,专门提过一种“加料”的戴法: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


意思是说,汉代的武冠,原本是各类武官戴的帽子;但如果是侍中、中常侍这类官员,就要在武冠正前方加一块黄金做的牌饰(即“金珰”),牌饰上铸刻蝉纹,冠侧再插一条貂尾,合起来称作“赵惠文冠”。侍中、中常侍都是出入宫禁、侍奉皇帝左右的近臣。他们的冠帽牌饰上镂刻或焊缀出蝉纹,冠侧再插一条貂尾。貂尾加金蝉,合称“貂蝉”——没错,早在成为小说里那位绝色美人的名字之前,“貂蝉”二字在汉代说的是一顶实打实的权贵帽子。


为什么偏偏要在头上顶一只蝉?《后汉书·舆服志下》道出了古人“因物生义”的讲究:


“应劭《汉官》曰:‘说者以金取坚刚,百炼不耗。蝉居高饮絜,口在掖下。貂内劲捍而外温润。’此因物生义也。徐广曰:‘说者蝉取其清高,饮露而不食,貂紫蔚柔润,而毛采不彰灼,故于义亦取。’”


在古人的自然观察里,蝉栖息在高枝之上,餐风饮露而不食人间污秽,是高洁与清正的象征。把它嵌在冠帽正中,等于时刻提醒自己:身居庙堂高位,更要守住清白之节。这种缀有金蝉的冠饰今天还能见到实物,比如南京大学博物馆收藏的东晋“蝉纹金珰”,圭形的金片上镂空雕出一只蝉,周身焊缀着细密匀称的金珠,两颗大金珠恰好作蝉目,工艺极为精巧。


东晋四件金珰:上为圭形蝉纹金珰,两侧为神人骑龙纹,下为兽面纹。来源/南京大学博物馆


在老三国里,剧组把这一汉代冠饰传统提炼出来,广泛用在了诸葛亮、张昭等文臣谋士身上。哪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廷侍中,只要是运筹帷幄、清谈议政的文士,冠前常能见到这枚小小的金蝉。剧组没有照搬死板的典章官制,而是把清望之臣的自我期许戴在角色头上。


那么,武将冠上的“金蟾”又是什么来头?


今天人们一提金蟾,往往会想到“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的招财吉祥物。但实际上,“金蟾吐钱”是明清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世俗信仰;在两汉魏晋时期,蟾蜍除了在西王母神话里捣制不死仙药外,在军旅之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神职——“辟兵”,即躲避刀枪剑戟的伤害。


《文子·上德》里就有“蟾蜍辟兵,寿在五月之望”的说法;到了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把这套“辟兵术”写得活灵活现:


“肉芝者,谓万岁蟾蜍,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时取之,阴干百日,以其左足画地,即为流水,带其左手于身,辟五兵;若敌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还自向也。”


古人看见蟾蜍冬眠蛰伏、春来复苏,相信它有死而复生的顽强生命力与护体神通,带在身上甚至能让敌军射来的弓箭掉头飞回去。老三国剧组在典韦、黄忠、姜维等统军武将的戎装冠饰上安置金蟾或铜蛙,恰恰抓住了古代武人祈求“辟除五兵、刀枪不入”的战场心理。


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人物在不同场合的切换。细看剧中的刘备:平日里在厅堂议事、礼贤下士时,他头上戴的是饰有“金蝉”的冠帽,突出其汉室宗亲与仁德主公的文治形象;可一旦战事吃紧、刘备登临城楼观战督阵,冠帽正中便悄然换成了辟兵的“金蟾”。


刘备平日里在厅堂议事、礼贤下士时,头上戴的是饰有“金蝉”的冠帽。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


不用一句台词点破,单靠冠上一枚小饰件的更替,人物就完成了从“主公”向“临阵者”的身份转换。当然,从严谨的史实来看,真实制度里并没有这样一枚可以随手更换的身份标签,“文官佩蝉、武将饰蟾”也是剧组的戏剧化创举而非汉代定制。但老三国剧组难得的地方,恰在于抓住了古人“因物生义”、以冠饰寄托身份与期许的思维习惯。这种从历史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造型设计,比凭空捏造一个华丽好看的头饰,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感”。


兵器也要“穿衣服”:

藏刃以示敬的军礼威仪


说完头上戴的,再看手里拿的。


不少观众重看老三国时还发现一个细节:剧里的兵器并不总是明晃晃地露着寒光。在朝堂侍卫、诸侯会盟、使臣往来或是日常行军宿卫的画面里,卫士们手中的长矛、大戟,锋刃上常常严严实实地罩着一只织物或皮革套袋;武将腰间的弓箭,也规规矩矩地收在囊袋里。只有到了两军列阵、拔刃相向的关头,兵刃才会褪下套袋。


为什么要给长矛大戟套上“袋子”?这同样不是道具组图省事,而是汉晋时期真实的军礼与仪仗规矩。


兵器上罩着套袋。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


在汉代,这种套着织物外衣的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棨戟”(qǐ jǐ),外面的布套则叫“戟衣”或“韬”。《汉书·韩延寿传》记载西汉东郡太守韩延寿逾制摆排场,出行时“驾四马,傅总,建幢棨,植羽葆”,唐代颜师古对此注释道:


“棨,有衣之戟也。”


西汉铜戟。来源/徐州博物馆


到了东汉,官员出行由骑吏持“棨戟”作为仪仗前导,直接写进了朝廷制度。《后汉书·舆服志上》记载:


“公以下至二千石,骑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长二人,皆带剑,持棨戟为前列,揵弓韣九鞬。”


这里的“棨戟”,就是套着赤黑色丝织物套袋(或红油布套,又称“赤油韬”)的戟;而“弓韣(dú)”和“九鞬(jiān)”,则是专门用来装弓与装箭的皮质套袋。


西汉铜弩机。来源/徐州博物馆


给兵器套上袋子,一层原因是实用:汉代优质铁兵锻造不易,行军或值守时罩上涂油的布套,能防雨防潮、避免刃口磕碰生锈。另一层更深的原因则是礼数:在古人眼里,兵者凶器,锋刃外露意味着随时准备杀伐。在朝堂议事、宾主相见或日常仪卫等非实战场合,把寒光闪闪的刃口收进套袋里,传达的是古代军礼中“藏刃以示敬”与“备而不发”的分寸感——既有武备严整的威仪,又不失君子怀柔守礼的克制。《诗经·周颂·时迈》所谓“载戢干戈,载櫜弓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韬,剑衣也”,后来演化出“韬光养晦”一词,源头都在这只兵器套袋上。


还原汉代“粗犷美”:

巨木水寨与粗麻暗甲


如果把镜头从冠饰和兵器拉开,看老三国的整体画面,很多人最直观的感受是两个字:“厚重”,甚至带着几分“粗砺”。


老三国服化道上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核心大概不在“精致”,而在“对路”。


在如今不少观众的印象里,古装剧似乎总该是雕梁画栋、飞檐翘角、轻纱曼舞。但从中国建筑史与物质文化史来看,那种精巧秀丽、柔媚繁复的审美,大多是宋明以后江南园林与市民文化成熟的产物;两汉上承秦制,无论是建筑还是器物,整体崇尚的是雄浑、古拙、体量庞大的“力道美”。


当年老三国剧组把经费的大部分都放在了美术、置景与道具制作上。美术指导曹斌在动笔设计无锡三国城及剧中场景前,翻过很多汉代古建筑与汉文化资料,最终为全剧定下了一条铁律——还原汉代建筑的“粗犷美”,庞大、原始,不追求宋明以后的精致柔媚。正如曹斌在采访中所言:


“其实古代的东西都不可能太豪华,因为每个朝代的发展都受局限,即便是帝王之家。所以《三国演义》强调‘点到为止’,尽量保持粗犷原始的厚重感。追求视觉上的华丽效果,反而会丧失古典感,而且三国本就是男人戏,没有‘力道’的美术,怎么体现中国硬汉的气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剧中曹军与东吴水军的“水寨”。为了拍出冷兵器时代水上大营的气势,美术团队特意找来极其粗壮的古木搭建水寨,并将寨门、望楼和栈桥的尺寸整体放大。道理很实在:军营水寨是用来防备战船冲撞和火攻的军事堡垒,首要的是牢固抗造,而不是像私家园林那样雕花赏景。那座耗费近一年时间、用一根根巨木扎起来的赤壁水寨,在镜头里呈现出的粗粝压迫感,一下子就把观众拉进了汉末群雄鏖战的烽火岁月。


赤壁江面的战船群,航拍镜头。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


同样的思路也体现在服装与铠甲上。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物力维艰,《后汉书·舆服志下》中也记载汉室提倡“重缯厚练,浣已复御”,即穿着质地厚实的丝帛、洗过再穿,以示崇俭自抑。老三国剧组在服装造型上很贴合这一时代底色,剧中的衣物面料大量采用质感粗粝的麻、葛织物,王公重臣则间以厚重的丝帛,色调也以炭黑、砖红、灰褐等暗沉色系为主,极有战乱年代的风霜质感。


而在武将铠甲的制作上,剧组没有用轻飘飘、亮晃晃的塑料片去凑数,而是尽量用手工金属件与厚皮革一片片编缀出分量感。当孙彦军、陆树铭、张山等演员披挂上阵、策马挥戈时,铠甲随着步伐沉甸甸地坠动、碰撞出真实的金属声响,那股乱世枭雄与沙场悍将的劲道,便顺着甲叶自然透了出来。


耳杯与酒爵:

在历史真实与文学传统之间做取舍


除了大刀阔斧的建筑与甲胄,老三国在案头小道具的取舍上,也展现出了通达的分寸感。最常被考古爱好者拿来讨论的,便是剧中的酒器。


曾有考古工作人员说过:三国时期古人日常喝酒用的器具,其实是椭圆形、两侧带“小耳朵”的“耳杯”,而不是电视剧里经常出现的三足青铜“爵”。


商后期,铜爵。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从纯粹的考古事实来说,这话一点不假。青铜三足爵盛行于商周时期,到汉代已基本退出日常饮食;两汉魏晋时期墓葬里出土的酒器,也是以盛酒的“樽”(温酒用“樽”,舀酒用“勺”)搭配饮酒的“耳杯”为主。

漆耳杯。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老三国,会发现剧组其实了解汉代酒器的形制——在剧中的许多日常宴饮、军帐议事案头上,就明明白白地摆放着符合汉代考古实际的漆耳杯与酒樽。只不过在一些场景,剧组同时保留了三足“爵”的身影。


为什么剧组没有“一刀切”地全部换成耳杯,而是让耳杯与酒爵并存?


因为老三国归根结底是一部改编自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它面对的不仅是历史真实的尺子,还有流传了六百多年的文学传统。在罗贯中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原著小说里,“温酒一杯”“赐酒三爵”“飞爵”等描写比比皆是。在几代读者的连环画、戏曲和文学想象中,关羽温酒斩华雄、曹操青梅煮酒或是猛将临阵饮酒,手里端着一只古雅的三足酒爵,早已成了豪气干云的视觉符号。要是让关云长在阵前用两只手捏着扁扁的漆耳杯小口抿酒,虽然可能更符合历史事实,但在电视画面的戏剧气势上,反倒容易让普通观众觉得“出戏”。


既有符合汉代实际的耳杯、酒樽来托底历史质感,又保留《三国演义》小说语境中的“爵”来成全英雄气概——这种在历史真实与文学传统之间审慎取舍的做法,恰恰体现了一部经典历史名著改编剧的成熟与智慧。


把服化道当作一项“还原事业”


当然,老三国也并非处处精准、毫无瑕疵。


受限于三十多年前的考古研究普及度与影视工业条件,剧中也存在一些带着后世痕迹的造型。比如有甲胄与服饰研究者指出,剧中周瑜等将领佩戴的某些头盔(兜鍪)及护肩样式,在形制上更偏向晚唐至宋代的风格,与东汉末年的实战铁甲存在时代落差;个别器物纹饰如果拿今天的考古图录去比对,也能找出跨朝代“混搭”的例子。


西汉铁胄,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由 120 片铁甲片穿缀,重 4.7 公斤。来源/徐州博物馆


但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观众依然愿意为老三国的服化道送上掌声?


因为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一个没有 AI、没有数字特效的年代,整个剧组把服化道当作一项严肃的还原事业来做,而不是当作糊弄观众的布景板来凑。


当年导演蔡晓晴在拍摄“王允连环计”时,仅仅因为觉得画面里貂蝉的头饰和王允的服装“怎么看怎么别扭”,不够贴合人物与时代气息,便果断向领导小组申请推倒重拍。


陈红饰演的貂蝉,金饰发簪与耳饰清晰可辨。来源/电视剧《三国演义》(1994)


正因为有这样一份敬畏与标准压在那里,剧中的那些金蝉、金蟾、兵器套袋、粗木水寨、粗麻暗甲与耳杯酒樽,才不只是散落在84集剧集里的孤立“细节彩蛋”,而是彼此咬合、相互呼应,共同汇成了一整套逻辑自洽的汉末视觉语言。三十多年后,当观众依然能从一方小小的冠饰里读出古人的清高与祈愿时,当年那群电视人下的笨功夫,便有了最好的回响。


参考文献:

[南朝宋]范晔撰,[梁]刘昭注补:《后汉书·舆服志》

[东晋]葛洪撰:《抱朴子·内篇·仙药》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舆服志》

《金珰冠饰》,南京大学博物馆藏品介绍

《94版“三国”幕后:重现粗犷三国城 谱定佳曲娘子军》,人民网,2019年3月25日

《94版〈三国演义〉何以经典,老前辈们献箴言》,新京报,2019年8月14日

《〈三国演义〉饮酒道具被指用错 出土文物为耳杯》,中国新闻网,2012年6月18日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欢迎读者转发朋友圈。


END
作者 | 曾睿淇
 编辑 | 胡心雅 
主编 | 周斌
排版编辑 | 杨雅荔(实习)
校对 | 火炬 王旭  戈雨


图片

图片

“在看”的永远18岁~


 


文章原文

内容来自 国家人文历史,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阅读原文 ↗

用 HomepageTab 新标签页关注 RSS,打开浏览器就能看到更新。

安装 Homepage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