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毛泽东研究专家打造国内第一部文人毛泽东传记!一挥而就的《沁园春·雪》,当年如何引起一场“文化交锋”?
毛泽东是百年难遇的文章大家,上承千年诗词文史,下开人民文艺新篇。人们对毛泽东的感受,往往停留在他指点江山的革命家形象,却很少细品他浸润千年文脉的文人风骨。
因此,中央党史文献名家陈晋积年深耕,以海量一手文献为基,打造出了国内第一部文人毛泽东传记——《文人毛泽东》。
该书时间跨度从传主诞生到逝世,记述了毛泽东与中国文学的不解之缘,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政治生涯及文学创作历程的浸润,更讲述了毛泽东个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走向的深刻影响。
通过这部书,读者可以走进中国现当代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受毛泽东的文人风采,体味百年中国的变幻风云。
书中所用材料系公开发行、内部发行或未曝光的珍贵档案,言必有据;基于这些材料,作者梳理出了一条文人毛泽东文艺生涯的脉络,以毛泽东的人生为轴线,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展现了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的面貌。
此次新版,陈晋先生对全书进行了认真修订,书中还收有数百幅历史照片和相关档案图片,弥足珍贵。该书史料详实、内容严谨、文笔优美、思想深刻,是研究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史不可多得的读物。
图书为硬壳精装,32开本,内页采用70g胶版纸,纸质柔和,不易造成视觉疲劳。适读年龄16岁+。
众所周知,《沁园春·雪》是毛泽东的代表作,在中国诗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书中,就和大家分享《文人毛泽东》一书中关于这首著名词作的面世过程。
抗战胜利不到半个月,以“刘邦、项羽”这类寻常人自诩的毛泽东就来到了重庆,和蒋介石谈天下大事了。
毛泽东在重庆一共待了四十五天,除和蒋介石见了几次面外,他的大量时间是用来会见各方面人士。其中同文化界的接触,就有十多次。
这里似乎特别有必要交代一下毛泽东在重庆和通俗小说家、时为《新民报》副刊编辑的张恨水的交往。他们见过两次面,一次是9月13日毛泽东会见《新民报》部分工作人员的时候,一次是单独交谈两个多小时。除政治话题外,毛泽东有意谈起自己当学生时,老师嘲笑他的作文是新闻记者手笔,说:“今天遇见张先生,我是小巫见大巫了。”张恨水说自己的通俗小说正如同行批评的那样,脂粉气太浓了些。毛泽东则回答:“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同样为我们今天叹为观止。”随后,毛泽东又问起张恨水为什么要起“恨水”这个笔名,还说了自己的字“润之”的来历;临走,送给张恨水一块延安生产的灰色呢料和延安产的一袋小米及一包红枣。张恨水后来用那块呢料做了一套中山装,新中国成立后还穿着它去参加全国政协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以致周恩来见了还以为他生活发生了困难。当时在重庆的文艺界名人“大佬”,毛泽东几乎都接触到了。当然不是闲着无事,消磨时光。在他的心目中,大后方的这支文化队伍对他领导的革命事业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力量。延安的文化队伍,相对全国来说,毕竟还只是“半边天”,而且是在山沟里,远播声名比重庆要难得多。所以,即使张恨水这样的作家,虽不明显属于革命文艺界的人物,但他拥有广大的读者,毛泽东也是要特别地关照致意。而且交往中全无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间的隔阂,是那样地细腻入微,平等相谈,其用心之诚,之深,倒也可想而知。
这就要说到他在重庆最精彩的文艺手笔了。
事起于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
在重庆,毛泽东和柳亚子几番会晤,几番书信。当时,柳亚子正以南社盟主的身份编选《民国诗选》,他想把自己从斯诺的书中看到的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收入其中;为避免错漏,10月2日他应约到红岩见面时,即请毛泽东校正了一下。随后又给毛泽东致信寄诗,其中有几句:“后起多才堪活国,颓龄渐老意犹童。中山卡尔双源合,天下英雄见略同。”信里又向毛泽东索诗。收到柳的信和诗后,毛泽东于10月4日回了一封信,称:“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
一则是认同柳的诗风,赞其可“卑视陆游陈亮”;一则是表示自己只能当“读者”而“不能做”,看来是客气地谢绝了柳的“索诗”之举。
柳亚子接读此信,又一次致函赋诗,又一次向毛泽东索诗。在他看来,能写出《七律·长征》,足见毛泽东精于此道。而自己从8月30日以来,接连三次赠诗,执着之情,毛泽东应该是可以体会到的。这第三次所赠之诗,其中有“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诗人本色及欠深沉的自负之意,跃然纸上。
的确,毛泽东也许是有感于柳先生之诚,已然是不能不赠诗作答了。在他快要离开重庆的时候,柳先生终于如愿以偿。
10月7日,毛泽东致信柳亚子,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随信寄上的就是《沁园春·雪》。稍后,毛泽东又应柳亚子之请,在柳的纪念册上再次书写该词。但是,是在什么场合下再次书写,还不得而知。可能是三天后,即11日他要回延安的前一天,他写信给柳亚子说:“新诗拜读,何见爱之深!日内返延,未能续晤,期以异日。纪念册遵命涂呈,不成样子。弟于诗文一窍不通,辱承奖借,惟有自励。”看来是柳亚子收到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之后,立刻写了那首很有名的和词,说毛泽东“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可能他把这首和词给毛泽东看了,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新诗拜读,何见爱之深”,并谦虚地说自己“于诗文一窍不通”。
大概柳亚子还希望毛泽东把《沁园春·雪》重新写在自己的纪念册上,因为他发现毛泽东随信寄来的那幅《沁园春·雪》的手迹上,没有留下上款、下款和印章。毛泽东也是遵嘱照办了,在柳亚子的纪念册上再次书写。因时间太紧,毛泽东还在信封上写了“专送柳亚子先生”的字样。柳亚子接到手迹时,毛泽东已离渝返延。柳又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为毛泽东刻了两枚印章,一是白文“毛泽东印”,一是朱文“润之”,托人送至延安。于是次年1月28日,毛泽东给柳亚子的信中提到“印章两方”收到的事情。
毛泽东走了,他留下的《沁园春·雪》却在重庆引起了一场罕见的文化风云。
毛泽东为什么挑选《沁园春·雪》赠给柳亚子,披露于世呢?
他肯定是费了一番思虑的。上井冈山之前的诗词,是真正的旧作,艺术上他自己也未必满意;十年内战时期的其他诗作,多是同国民党厮杀的“战争诗”,其时正值国共谈判,拿出来未免刺激他人,更何况柳先生是统战对象,也难免给人留下“好战”的话柄;八年抗战,又几乎没有写诗。如此这般,也只有站在黄土高原,凝望祖国河山而萌生的《沁园春·雪》,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是最合适的了。
的确,柳亚子读了该词后,几次三番,推崇得不得了。其和词不用说了。在日记中,他称毛泽东为有史以来词坛“第一作手”。稍后,当尹瘦石索要其中一幅手迹时,他慷慨赠予,还写了一个跋,说“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
柳先生这样自负的人,如此推崇,且自降一格,并愿意以此言语示人,恐非虚与委蛇的套话。
柳先生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就在这篇跋文里,他还说道:“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从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妨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日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谦,否则又何必写与于我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
原来,柳亚子曾将《沁园春·雪》连同自己的和词送给重庆《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有关负责人则答复说,按党内惯例,发表毛泽东的作品须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要到延安请示云云。柳亚子又提议先发表自己的和词。《新华日报》刊出和词后,不少人希望读到毛的原作。时任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的吴祖光辗转抄得《沁园春·雪》的三个手抄本,校合一处,于11月14日在该报发表,并在后面加了一段按语:“毛润之诗词,似甚少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从此,自1945年11月到次年1月,重庆各报刊围绕《沁园春·雪》展开了一场远非文墨官司的讨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柳先生跋文中说到的“帝王口吻”。这里似乎暗含着一个很费思量的问题。
柳亚子的跋文是10月21日写的,也就是说,在此之前,他就找过《新华日报》,该报怕别人说词中有“帝王口吻”而拒绝发表。可《沁园春·雪》公之于世,是11月14日,较早明确提出词中有“帝王思想”的公开文章,则更在后面了,大体是12月8日《大公报》发表的《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那么,是谁在10月21日以前,就说词里有帝王思想,而让“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的呢?而且,这“中共诸子”当中,甚至还有周恩来。
可能的解释是,从10月7日毛泽东书写《沁园春·雪》到21日这十几天中,经柳先生的传播,该词已为不少人得知,并有一些说法反馈到周恩来那里了。一则发表毛泽东的文字,本来是一件慎重的事,再加上既有“帝王思想”的说法,是否发表,就更非在重庆的党的负责人所能决断的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反映有“帝王思想”的人,不会是敌视中共的人,多会是和中共颇为接近的文化人。
有意思的倒是柳先生的态度。他认为即使有“帝王思想”,也是“小节出入”,并觉得以毛泽东的性格,也不会“自谦”到怕别人说他有这种思想,还说有机会要同“润之”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真是一派文人的执着掬容和痴诚意态。
《沁园春·雪》公开发表之后,重庆《大公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益世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发表了二十首(篇)批判性的和词或文章。显然,这超出了文墨官司的范围,已转化为一场政治斗争。《益世报》发表的一首署名“雷鸣”的和词便说:“草莽英雄,林泽豪杰,巧饰文词虫贝雕!休夸耀,看青天白日,旗遍今朝。”
对此,进步文化界也进行了回击。
不管怎样的争论,有一个是所有参与者和读者都意识到了的事实:毛泽东会写旧体诗词,而且写得相当不错!看来,传说中的“匪首”毛泽东,还是个风骚独步之人。经新闻界的这一“炒”,倒把国民党报刊多年对毛泽东的低贬宣传“炒”得烟消云散了。毛泽东以他的文人气象,折服了大后方的文化人,这对那些在国共之间持观望心态的文化人来说,尤其有影响力。国民党宣传部门大概也意识到了这点,由此便有了人们知道的“比诗”闹剧,这当然不是人们所乐见的那种民间“赛诗”之举。还有人说,国民党宣传部门搞“比诗”之举的本意是想弄出一首盖过《沁园春·雪》的词,然后以国民党领袖人物的名义来发表。可策划半天,最终是拿不出来像样的作品,只得遗憾罢手收场了。
看来,具有深远久长的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子民,对领袖人物的要求与选择,还是比较苛刻的。经过“五四”洗礼的中国,不是随便弄一个什么人(如只掌握枪杆子)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文化人就会从心里接受的。尽管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只有默认,可如果有两个“太阳”悬在半空,他们会更多地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来作出选择。这个标准,就是不仅有统领雄兵百万的元戎之气,还要有儒雅温恭的飘洒气派和文人作风。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给重庆留下一首《沁园春·雪》,无疑是在政治的天平上,增加了文化人格的几多分量。
在整个争论中,中共的《新华日报》一直没有发表正面反驳文章。12月,时在重庆的王若飞把这些和词收集起来,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又转给王若飞在延安的舅舅黄齐生,还附了一封信,说:“若飞寄来报载诸件付上一阅,阅后乞予退还。其中国民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并付一观。”对那些有意曲解、攻击生事之作,毛泽东是一笑了之,不予置理。不过,他要求黄齐生看后退还他,看来也不是完全不在意,大概是留下以备将来找机会再说吧。
这个“将来”,就是十三年后的1958年12月。那时,真正是一国之主的毛泽东在广州稍有闲暇,翻阅文物出版社刊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读到这首《沁园春·雪》,便在词旁挥笔写了一段注,说:“雪:反对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吗?别的解释都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虽没有指明重庆那场争论,却多少是对当年那些“鸦鸣蝉噪”的一个回答。
版式:山海相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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