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美三国元首会晤,会不会有下一次、更多次?
19日,全球瞩目的中俄美三国元首会晤成功举行,三方发表《中俄美元首和平宣言》。
从会场出来,普京说会晤很成功,是历史性的;面对NBC采访,特朗普快人快语:“满分10分,我给打12分!”
与习近平主席进行双边会见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领导人,都祝贺中国成功举办三国元首会晤,表示这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认为《和平宣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短短三百来字的《和平宣言》,为什么涉及联合国改革、能源稳定流动、国家同意原则及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核问题等四大项内容?这样的“和平峰会”,后续有没有机会第二次、第三次、更多次?我们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进行了对谈。
1、侠客岛:为什么三国元首的《和平宣言》涉及这四项内容?背后有何战略考量?
崔洪建:先说联合国改革。这个问题已经提出很多年,现在紧迫性、重要性都在不断上升,涉及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当前多边主义受到挑战,如何应对,是全局性、普遍性问题。
能源问题,乌克兰危机、美以伊冲突及中东局势,使能源安全和能源流动问题更突出;能源仍是各国经济发展重要支柱,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世界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无从谈起。
第三条涉及如何更好地维护国际法权威、推动国际法落地实施。这涉及国家同意原则、国际刑事法院等问题。国家同意原则强调,国际法的制定和实施应建立在尊重国家意愿基础上,不能轻易利用国际法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否则国际法的权威就会受到损害。
在核战争、核武器问题上,当前原有核军控体系受到较大冲击和破坏,国际社会对核战争风险、核泄漏风险担忧日益加重。一旦发生核风险,其伤害和损害往往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问题。
这四大问题既具全局性、根本性,也具现实紧迫性,需要坐下来尽快面对和解决。中俄美三方当然有各自的优先事项,一些问题上有分歧很正常,关键是如何在分歧之上找交集、找最大公约数。《和平宣言》涉及的四个问题,正是当前中俄美能讨论、求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2、侠客岛: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新加坡总理黄循财、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都在随后的双边会见中祝贺中方成功举办三国元首会晤,称赞会晤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会晤究竟将如何维护全球和平和战略稳定?
崔洪建:要理解此次会晤,首先要对当前国际形势、尤其是大国关系的变化有充分全面的认识。
我们一直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他大国也有类似判断,认为当前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变化,原有全球治理体系受到冲击。冲击不仅来自大国博弈加剧、对抗升级,也有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以及气候变化等人类发展面临的一些瓶颈。国际秩序正在转型,但这一进程又遇到很多障碍和困难。
中俄美能坐下来交换意见、达成共识,首先是对当前国际形势、困难和挑战有一定程度的基本判断。这都是三方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是某两方之间独有。
面对共性问题、共同挑战,大国能力更强、资源更多,应承担更大责任。那些因大国竞争博弈加剧的问题,比如地缘冲突、经济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等,也需要大国关系缓和稳定,否则国际形势可能愈加混乱。
从这个角度看,此次三国元首会晤更强调的,是中国倡导的“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首先要有大责任、大担当,而不是像历史上的大国观念那样强调更大权力、更多利益。
中国对“大国”的认识更侧重责任、担当。通过大国关系的稳定协调,中国也希望向国际社会传递积极信号:大国会承担责任。这样的信号能帮各方增强信心,为解决问题创造更宽松环境。
世界面临系统性风险,解决系统性风险需要系统性方法。大国关系的稳定是推动系统性问题解决的重要一步。这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3、侠客岛:一些西方舆论说什么“大国又要瓜分世界”。但显然,此次和平峰会的宣言是和平的。为什么此次三方会晤与历史上的旧模式截然不同?
崔洪建:至少有几重根本区别。
首先是时代背景不同。当前国际社会不缺乏合作愿望和需求,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各国生活在普遍联系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中,相互合作、开放仍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只不过近年来大国竞争博弈有所上升,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出现一定矛盾。全球化仍然构成世界经济的基础,但在政治和安全层面,一些国家又出现了竞争甚至相互割裂的趋势。
怎么解决?关键是让“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形成良性互动,在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加强协调的基础上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这就需要大国承担更多责任。
历史上的大国关系(主要是西方大国)往往以划分势力范围为出发点。这种模式放在今天意味着进一步切割全球化、划分势力范围,甚至排斥其他大国,这是开历史倒车。今天我们讲的大国协商,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目的是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全球化,不是切割全球化。
另一个根本性区别是中国的参与。俄美此前有过大国协商,但中国的参与、在此次会晤中发挥的作用,赋予大国协调新意义。
中国有自己的历史经验,也经历过冷战时期大国划分和争夺势力范围。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国更希望探索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模式。
一些人有疑虑,一是过于关注大国间权力分配,没有真正理解中方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意图;二是担心世界权力进一步向大国集中。应该向前看,把关注重点放在合作上,而不是回到大国争夺势力范围的老路上;更多从大国共担责任的角度理解大国协调,而不是理解为大国分享权力。
中方主动推动会晤,真正希望强调的是大国责任。大国承担更多责任、发挥更多担当,才能使大国的权力、资源与其应承担的责任义务间形成更平衡合理的关系。
4、侠客岛:在您看来,像三国元首会晤这样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实践,还会不会有下一次、更多次?这样的良性互动如何持续推进?
崔洪建:从会晤成果看,至少对我来说是超预期的:三方既对当前国际形势形成一定共识,也对大国应共同承担责任形成共识。这是很好的开端。
当然,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双边层面还有一些待解决问题,如俄美间战略稳定和战略互信,经贸问题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国内政治也会产生影响。这都可能产生后续影响。
但从中国的主观意愿看,推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决心和意志很强,目标也很明确。对中国来说,历史教训和话语陷阱都摆在那里,哪有明知有陷阱还主动往里走的道理?中国会从自身政策、利益出发,不断推进大国关系建设,保持、加强多边协调。
今后大国协调还可能有更多样式、组合,不一定局限中俄美三方,其他国家和力量也有理由和责任参与。这样的大国沟通、对话和协调平台,甚至未来进一步机制化,可能会为当前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打开新通道。关键是,这种协调应体现平等有序的多极化,只要各方都有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中俄美三方互动就是开放而非封闭的。
历史上,西方大国往往看重权力和势力范围划分,本质上是封闭俱乐部,仿佛世界上只有几个大国说了算。但中国的追求不是这样。在多极化逐渐成为现实的今天,中国希望此次三方会晤发挥带动、示范作用,推动国际社会通过对话磋商实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不搞封闭、不搞小圈子,是中国外交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方向。中方坚持这一方向,不断推动各方形成共识,赋予这种模式以生命力。尽管会遇到各种现实问题,但只要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愿望,这种模式一定能得到广泛支持。
采写/辛夷、山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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