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魔田默|国企并购变天?国资委提出摒弃“大吃小”,大鱼吃小鱼的规矩要变了吗?
11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镇提出,国企专业化整合要摒弃过去常用的“大吃小”做法。
在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专题研讨班上,李镇提出,专业化整合要聚焦产业链短板、创新资源分散和同质化竞争,以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为主体,同时防止“救助型”并购拖累整合企业。
这不是宣布大企业不能收购小企业,也不意味着所有国企并购规则已经改变。国资委今年1月就已提出支持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作为专业化整合主体。
此次表态值得关注,是因为它直接反思了惯常整合方式,并进一步警示并购风险。
企业有实力买下另一家企业,凭什么就认定它更有能力经营好后者?
1
大鱼吃小鱼,过去为什么行得通?
在钢铁、能源和重大装备制造等行业,规模往往直接影响生产成本、融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这些行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固定成本高,企业通过扩大规模分摊研发支出、提高设备利用率,形成采购、融资和渠道优势。
规模较大的企业通常也更有能力承担跨区域、跨组织重组的复杂成本。
过去一些行业企业分散、重复建设、低效竞争并存,兼并重组有其明确的产业价值。
2015年,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按照对等原则合并组建中国中车,就是整合轨道交通装备资源、减少同业竞争、增强全球经营能力的重要实践。
南北车并非“大吃小”,却揭示了规模整合何以成立:当多个经营主体拥有可互补的技术、产能与客户资源,统一平台有可能降低内部消耗,形成更完整的产业能力。
至于协同能否兑现,还要看后续组织与经营安排。
过去在许多行业行之有效的规模整合方式,也可能演变成一种惯性判断。企业越大,似乎越有权指挥别人;资产越多,似乎越有能力配置资源。
交易中的强势地位,可以解释谁更容易完成收购,却不能直接回答谁更适合经营被收购的企业。
2
企业越来越大,产业为什么还要重新整合?
有些产业已经拥有体量庞大的企业集团,为什么仍然存在关键技术短板、研发重复投入与同质化竞争?
这才是国资委此次提出三项整合重点的现实背景。
产业链短板,未必是资金投入不够。
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可能有成熟工厂、采购网络和销售体系,却缺少决定产品性能的核心材料、零部件或关键工艺。
相关突破也许来自另一家规模不大的专业企业。
仅按资产大小决定谁主导,容易让最关键的能力失去应有的位置。
创新资源分散,也不只是机构数量太多。研发团队隶属不同集团,预算各有来源,考核目标不一致,即使技术路径存在互补,也可能因为合作成本过高而长期各自推进。
把这些机构划归一家集团,如果项目决策、利益分配和成果转化机制不变,组织名称统一了,创新依然可能分散。
更复杂的是同质化竞争。几家企业投资相近产能、争夺同一批客户,合并可以减少重复投入;但如果产品定位、技术路线和市场策略没有调整,也可能只是让低效产能汇集于一家更大的企业。
产业整合应当改善竞争效率,而不是借集中之名排除必要的市场竞争。
产业整合可以改变资源归属和组织边界,难点在于让原本分散的技术、市场与经营资源形成新的竞争能力。
3
大企业凭什么一定当老大?
一家企业有实力收购另一家企业,并不意味着它有能力经营好后者。
这个区别看似简单,却足以决定一笔并购最终创造价值,还是持续吞噬现金。
完成交易靠资本、谈判、融资与合规能力;取得控制权后,面对的却是另外一组难题:关键人才是否留下,研发路线是否延续,客户愿不愿意继续合作,生产和销售能否真正协同,决策效率是提高还是下降。
一家制造集团可以买下具有独特技术的创业公司,却买不来核心团队对新组织的信任;一家投资平台可以获得控股权,却无法仅靠董事会决议建立新的客户关系。
股权交割可以改变资产归属和控制关系,却不能保证原有的创新能力与经营能力在新体系中继续发挥作用。
掌握资源的权力,与创造价值的能力,并不是同一回事。
权力解决的是谁能作出配置决定;能力解决的是怎样配置才会产生增量价值。前者需要产权、公司治理和制度授权,后者必须通过产品、组织、市场和经营结果证明。
不能把合法控制误当成经营胜任,也不能因为技术领先就越过必要的治理程序。
例如,拥有核心技术的小型研发企业,可能需要大型制造集团的质量体系、生产组织和客户渠道,才能实现产业化;大型集团也可能需要借助专业平台和外部团队,才能避免把新技术纳入旧有流程后失去创新速度。
谁出资、谁控股、谁负责技术路线、谁承担经营结果,可以通过不同的交易与治理安排加以配置。
需要比较的是不同安排所能创造的产业价值,而不是把企业大小预先当成答案。
此次表态并非鼓励小企业取代大企业,而是要求更加重视整合主体的创新能力,不再惯性地以规模决定主导权。
创新型企业可能突破了关键工艺,却没有管理数万名员工和复杂债务的经验;大型集团可能并非技术发明者,却拥有把技术推向大规模应用的制造、供应链与全球客户体系。
因此,判断谁应主导整合,既不能只看谁拿得出钱,也不能只看谁握有专利。
关键要看,谁能够组织必要的能力,使整合后的产业体系比原来更有效率、更有创新能力,也更能承担风险。
4
买下一家企业,就能救活一家企业?
李镇特别提醒防止“救助型”并购,并非要否定困难企业的产业价值,而是要防止把救助责任变成没有边界的资源投入。
困难企业需要救什么?缺现金与缺市场,债务失衡与技术落后,短期订单下滑与长期经营机制失效,并不是同一种病。
若不先识别病因,施救者越强,可能承担的包袱越大。
2013年,国机集团与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实施联合重组。中国二重拥有重大装备研制和极限制造能力,却在行业需求下行与持续亏损中陷入困境。
至2014年末,其资产负债率接近134%,逾期银行贷款超过60亿元。
国机集团接手后,没有靠一次注资解决全部问题。
二重重装2015年主动退市,随后推进债务重组,资产负债率降至约90%,每年节约利息支出约6亿元;同时进行人员调整、资产盘活、业务结构与经营机制改革。
中国二重2016年实现扭亏,相关业务整合形成的国机重装于2020年重新上市。
债务重组可以减轻当期偿付压力,却不能替代对产品竞争力、订单质量与现金流的重新判断。
重组方必须区分可以通过经营改革解决的问题,与需要行业需求恢复才能缓解的压力;对后者,应当预留资金和时间,也要明确止损条件。
否则,最初看似可承受的救助投入,可能演变成没有期限的资本承诺。
重组能够为困难企业争取时间、资源和改革空间,但只有真正推进业务与组织重构,脱困才可能转化为持续经营能力。
更重要的是,能够挽救一家企业的整合方,往往需要同时具备产业理解、资本耐力、组织变革能力与明确的风险边界。
涉及关键产业安全和国家战略任务,企业的去留当然不能只用短期利润裁决;但正因为目标复杂,才更需要把公共责任、资金责任与经营责任说清楚。
否则,一家企业的困境可能变成另一个企业的长期负担。
5
谁有资格掌握产业整合主导权?
整合能力不靠签约仪式证明,而要由交割后的经营结果检验。
2019年,中国宝武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取得马钢集团51%股权。
重组之后,中国宝武没有把所有业务原样留在马钢体系,而是按照专业分工重新配置:矿业资源进入宝武资源,相关环保业务进入专业平台,马钢则进一步明确自身在优特长材等领域的定位。
这里值得关注的,不是中国宝武有多大,而是它如何处理重组后那些彼此关联又长期分属不同组织的业务。
把适合独立经营的能力放进专业平台,把需要规模协同的环节重新组织,把失去效率的经营单元逐项调整,才可能把集团规模转化为产业竞争能力。
另一种做法来自新能源汽车产业。
2025年,中国一汽牵头对天津力神旗下力神(青岛)新能源有限公司实施专业化整合,组建中汽新能。
整合之初,先派驻团队实施经营托管,再完成股权交易与组织改革。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披露的数据,中汽新能2026年一季度销量为2.96GWh,同比增长111%。这是整合进展的一个经营信号,但还不能据此断言全部协同收益已经兑现。
中国宝武与中汽新能的实践,不能证明创新型小企业正在取代大型集团成为整合主体。它们至少说明,产业整合的成效不仅取决于资产如何归集,更取决于技术、业务与组织能否重新配置,并形成可持续的经营成果。
选择整合主体,需要回答四个问题。
产业究竟缺什么?没有找准短板,收购对象再多,也只是在增加资产。
谁拥有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技术、客户、制造、资本和管理优势,可能分布在不同主体手中。
用什么方式把能力组织起来?股权并购不是唯一答案,业务合作、专业化平台、授权经营等机制,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实现协同。
最后,谁对结果负责?整合收益如何分配,成本由谁承担,失败风险怎样约束,必须在交易之前设计清楚。
四个问题最终还要落实到交易结构和经营授权。
假如关键技术团队能够决定产品路线,却不能决定生产和销售资源如何投入,整合仍可能陷入内部等待;如果承担资金风险的一方无法获得必要的监督与纠错权,协同也难以持续。
更优安排不是把权力全部集中,而是让每项关键决策都有相称的专业能力、授权边界和结果责任。
这不是一套以大论小、以小压大的排名方法,而是一种从产业问题出发、以经营结果收尾的决策顺序。
最强的技术主体未必必须控股,最有资本的主体也未必必须亲自经营。
让不同能力在合理的产权与治理安排下各得其位,往往比争论谁压倒谁更重要。
6
大鱼吃小鱼的规矩,真的要变了吗?
国企并购不会因为一次讲话全面变天,大企业主导产业整合也不会因此失去合理性。
资本实力、产业基础和风险承受能力,仍然是许多行业实现规模协同的重要条件。
但此次国资委的表态进一步明确,选择整合主体不能仅凭企业规模和既有地位,而应当更加重视创新能力、产业协同与经营结果。
企业能否取得控制权,需要遵循产权与治理规则;企业是否适合主导整合,则需要检验其组织资源、创造价值和承担风险的能力。
大鱼依然可以吃小鱼。但大鱼能否继续主导产业,终究需要靠整合结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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