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名为《模型一代》的万字长文在“00后”朋友圈刷屏了。
这篇文章星期三(11月18日)发表在中国非虚构写作媒体“正面连接”的新栏目“正面AI”上。作者蒋一凡去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时五个月访问了人工智能(AI)公司员工、创业者、大学教师等30余人,探讨AI如何重塑大学与青年一代的成长选择。
文章从作者身边写起:读书时,他与几名理工科朋友一起上课、逃课,没有太大差别。但他们进入AI领域后,一个“预期年收入是我的10倍”,另一个则百万美元年薪(100万美元约128万9400新元),是“我预期年收入的100倍”。
文章感叹:“20岁出头,他们不再需要漫长的时间来兑换金钱和名声。”一名清华姚班毕业生在社媒上注明身份,就有近20名风险投资人主动私信;但“一宫之间,气候不齐”,另一名曾经的省理科状元放弃保研、直接求职,却因没有AI实习经历,目前一无所获。
文章指出,AI也改变了人文社科和大学课堂,“没有人亲自写论文,更没有太多人亲自读论文了”。一名马克思主义专业博士生交了一份AI一天写完的作业,她觉得自己在作弊,老师却推荐去发表;另一名比较文学硕士坚持不用AI,又被学长说成“倒行逆施”。
作者的心态也很矛盾。他从相信阅读和写作无法被替代的坦然,变成看着同龄人获得金钱、信念和使命感时的震惊与嫉妒。他既后悔没有早早投身AI实习,也后悔曾草率、傲慢地掠过太多书。
作者在文章结尾忆述,大二时阅读《伊利亚特》的经历,多年后仍记得一句“有翼飞翔的话语”(winged words),流露出对那些无法用效率和收入衡量的学习经历的眷恋。
文章刷屏后,不少读者对这份不安产生共鸣。即使是清华学生,面对技术浪潮也感到茫然,更何况那些原本就承受着就业和经济压力的普通年轻人?
不过,也有人批评文章带有“AI伤痛文学”色彩,放大了名校生的失落与焦虑。一名就读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博主“一刻钟”拒绝被称为“模型一代”。她说,自己曾有过“生不逢时”的感伤,但仍然认为AI可以让很多想法落地。
对于名校生的就业焦虑,她反问:“谁告诉你考上top 2就自动变成体面、高薪的社会精英了?”与其执着于名校光环,不如降低预期,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还有人拒绝共情“精英式的迷惘”。作者笔下的清华课堂、细读荷马史诗的经历,本身就不是所有年轻人都有机会享受的教育。当一些人为人文精神的失落而惋惜时,另一些人可能还在为学历能否换来一通面试电话发愁。
中国青年物理学者蔡家麒在知乎批评,文章把年轻人分成已拿到新时代船票,以及尚未意识到自己被抛下的两类人。这种划分把人类丰富多样的创造,压缩成以AI产业为中心的单一赛道,又把距离这条赛道的远近,当作衡量人生意义的尺子。“这是高明的贩卖焦虑的办法,换来了快速且广泛的传播,然而还是终究落了俗套。”
不过,不以离AI的远近衡量价值,就能消除求职的焦虑吗?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指出,年轻人最可能成为AI冲击下的受损者。不少评论者试图为年轻人指引出路,但大多着眼于个人层面,比如调整心态、学习新技能。他反问:“结构性的问题真的都能在个体层面消解?”
《模型一代》未必能概括一代人。有人看到结构的困境,有人相信个人的选择。但无论如何,年轻人终究要走过那道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