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火到美国,这片果然有点猛
文
mazuka
最近北美最火的居然是一部日本片,《哥斯拉-0.0》,哥斯拉大战基多拉的老戏份。
下面会有剧透,如果不想了解就别往下看。
结尾按惯例基多拉败了,但电影没有安排一个庆祝什么的。我们看到基多拉倒在银座的瓦砾里,哥斯拉转身走回海中。然后美军本来准备也炸死哥斯拉,后来决定留它一命吧,理由是未来军事上还用得着。
还有村上宽治,烧掉自己的研究笔记,想跑路,让美军给带走了。敷岛浩一呢,明白妻子早晚会被盯上,也带着一家人赶紧离开。
所以这部电影说的是,怪兽能不能杀死还在其次,大家更关心怎么把它变成武器。
1954年最经典的那版《哥斯拉》问的是,人类为了消灭核灾难的化身,能不能动用另一种更可怕的武器?72年后的续集重提了一个问题,当人类发现自己有机会掌握这种力量时,能忍住不用吗?
《哥斯拉》(1954)
怪兽片的老规矩是消灭敌人,秩序就此恢复。导演山崎贵让我们看到,打赢一场战争和消除战争的根源,从来是两件事。
影片故事发生在1949年,日本还在盟军占领之下,占领要到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才结束。这一年的日本没有军队,警察预备队要等1950年8月才组建,只有7.5万人,名义上还是警察。
影片里那支对抗怪兽的队伍,挂的是大规模灾害应对局的名义,飞机有战时留下的旧机型,也有美国提供的一部分。第一次围剿基多拉,投下的燃料空气炸弹因为引信故障没有正常起爆,最后靠敷岛他们俯冲投弹,才把炸药引燃。
所以借来的武器靠不住啊,还得靠日本飞行员自己解决。山崎贵用这个细节,把占领期日本军事自主权有限的处境,不动声色地转化出来。
电影里的日本人刚从怪兽手里捡回一条命,但哥斯拉怎么处理,自己却说了不算。该灭该留,背后是国家权力的归属。
谈历史的话,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向1947年就开始了,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转向经济稳定与反共,日本学界管这叫逆转路线。1949年这个转向进入执行阶段。底特律的银行家道奇来东京主持经济稳定,把汇率固定在1美元兑360日元。同年8月苏联试爆原子弹,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日本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清楚,它就是美军在亚洲的基地,也承担工厂和防线的角色。影片里的美军要留下哥斯拉,用不着什么阴谋来解释。一支正在全球布点的军队,看见一个战斗力这么强悍的生物,第一反应就是研究它,看能不能控制它。
真实的1949年,日本全国经济陷在通缩之中,企业倒闭,裁员厉害。国铁总裁下山定则的尸体在铁轨边被发现,松川事件的官司打了很多年,工会遭到整肃,第二年还有红色清洗。山崎贵把占领期日本人心中的政治压抑拍出来了,但没怎么提当时经济生活的凋敝。
把故事放在1949年,是有特殊含义的。如果往后放,就像原版电影,1954年的日本已经签了和约,有了自卫队,经济在慢慢恢复,哥斯拉打断的是整个社会的迅猛复苏。但1949年的日本距离恢复元气还远,所以日本人面对怪兽的心态不一样。
说到这里,有一个话题永远绕不开,就是日本为什么会在1949年被占领?因为它发动了侵略战争,并且战败了。光说日本人在美军面前没有自主权,不谈这个处境的由来,战争的后果就会被写成没有原因的苦难。
电影对占领期的表现有选择,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理解也可能有选择。
敷岛浩一在上一部里是逃避特攻的飞行员。他降落在岛上,编了个发动机故障的理由,眼看着守备队让哥斯拉杀死。战后他回到被烧平的东京,父母死于空袭,家也成了废墟,他就在自家废墟上搭了个棚子住下来。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好回到原来的地方。典子和明子是后来才进入他的生活的。
《哥斯拉-1.0》(2023)
《哥斯拉-1.0》让他出海迎战哥斯拉,用一次自愿承担的死亡风险,换回活下去的资格。影片结尾他没死,典子也活着回来,脖子上多了一块黑色的痕迹。
这条线等于把战时伦理翻转了过来。国家要求士兵把死亡当成义务,电影让主角在恐惧里逃跑,再用一场没有人命令的战斗证明逃跑没错。当年的军国主义把为帝国赴死吹捧成最高使命,山崎贵让一个逃兵得到了影片最终的肯定。
续集让他回到日常,做一个想安稳过日子的丈夫。战争结束了,负罪感没有结束,大户岛的死人始终折磨他。影片还安排他误杀野田。火箭打中基多拉身边的燃料,局长被炸死,青山真琴替他撒了个谎,说是怪兽干的。这件事敷岛一直蒙在鼓里,但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典子这边也没法完全脱离这种处境。她在银座袭击中奇迹般活下来,原来与体内残留的哥斯拉细胞有关。村上发现她的身体可以成为吸引哥斯拉的关键,敷岛不愿再把家人交出去,典子却主动决定冒险。
电影没有说任何牺牲都不值得,而是在区分一个人自己决定承担风险,和国家替他决定应该去死。
村上宽治是另一条线。生物学家,广岛原爆的幸存者,家人都没了。他研究怪兽的基因,同时设计出一种放大共鸣波的装置,用来召唤和牵引哥斯拉。他的计划是让哥斯拉横穿太平洋,毁掉纽约。
村上的动机当然是为了报复,他想让那个投下原子弹的国家也尝一下。他恨原子弹,可他报复的手段,仍是跟原子弹差不多的一条路。
这两个幸存者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敷岛被国家要求去死,而村上想让别人去死。两部影片加起来起来,实际上是关于战争幸存者伦理的两种模式,山崎贵把两种模式都否定了。
影片对村上的处理要复杂一些。野田劝过他,他最终放弃了用哥斯拉报复美国的计划。但他烧笔记的直接原因里,仍然有怕技术落到美军手里这一条。他在意的是谁能用这份技术,仍不代表他已经彻底反对暴力。所以战争创伤也不会自动把人变成和平主义者。
村上想象哥斯拉走进曼哈顿,是影片中一段不长的戏。哥斯拉从海上逼近纽约,挥爪毁掉自由女神像。这段戏在美国观众眼中,可能没什么特殊分量,因为美国观众并不是没在大银幕上看过纽约被毁,好莱坞毁灭美国城市的次数多得数不过来。只不过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会有点不同。
这段幻想也把美国在日本战后历史里的双重身份摆了出来。美国是投下原子弹的国家,也是战后占领、改造日本,并最终提供安全保障的国家。日本战后的政治经济秩序跟美国有极深的联系,广岛和长崎的核爆记忆却始终没法从这个秩序里消失。战后的日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同时又对美国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怀有戒惧。村上的复仇幻想,就是把这种关系暂时颠倒过来,让日本获得一次美国曾经拥有的绝对优势。
但美国在影片里没有被写成单纯的反派,军方对哥斯拉的兴趣不过是标准的军事逻辑,任何有压倒性破坏力的东西都值得研究,不一定要从意识形态角度上纲上线。
村上最初也是这么想的,只是他把国家利益换成了家人的血债。两边真正相似的,是把恐惧转换成武器的习惯。日本人反对美国掌握哥斯拉,与日本人反对任何人掌握哥斯拉,不是同一个立场。
这两种立场的差别,还在于一种力量到底能不能受到限制。村上最后放弃了报复,也试图阻止自己的研究落入美军手里,但电影没有承诺技术一经销毁,危险就能消失。哥斯拉还活着,军方也没有改变要利用它的想法。
接下来更难的问题,是日本如何讲述这段经历。这就牵出一个比美日关系更难处理的问题。两部电影里的日本人总是在受伤,银座遭到怪兽袭击,主角都失去了亲人,还有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总在画面里。
这些都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普通日本人的生命也不该因为国家发动过战争,就变得不值得同情。问题是,日本电影反复让观众重新审视这些苦难,亚洲其他国家受日本侵略的普通人却没有得到相同的叙事位置。说到底,反战和反思侵略,永远是两件事。
日本战后文学、电影、漫画中,受害者的记忆一直有很大的分量。广岛、长崎的原爆,东京大轰炸,年轻士兵被要求玉碎,这些二战史实都是重要的创作资源。
从木下惠介、市川昆到高畑勋,不同年代的创作者都曾把镜头对准在战争中受苦的日本普通人。这种传统有真实的人道主义力量,也容易产生一种比例失衡。看得见的总是本国人的伤口,看不见的则是本国军队在海外造成的伤口。日本人可以真诚地被这些反战电影感动,却始终没有机会面对自己的国家在同一场战争中扮演过什么其他角色。
这种取舍还有传播上的好处。把故事写成一个家庭怎样在废墟里重新团聚,来自任何地方的观众都不需要预先读过东亚战争史,就能理解敷岛和村上的心结。
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被转换成了普遍的人类经验,电影因此容易跨国传播,也因此绕过了不容易形成共识的历史责任。
更微妙的是,片中1949年的日本人,有时说着后来几十年才变得熟悉的话。
拒绝特攻队的死亡伦理,肯定个人活着的价值,这些观念在战后初期并非不存在。1947年的和平宪法已经生效,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也在讨论反战与非军事化。但要说所有普通人都已经摆脱战时教育,肯定不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
山崎贵让人物用当代观众比较认同的方式理解战争,这就使1949年不仅是一个历史年份了, 2026年的日本,想借它来重新表述自己的战争记忆。
山崎贵谈到构思续集时,提过《奥本海默》带来的刺激。诺兰拍的是制造原子弹的一群人,科学家和政治决策者,如何让一种科学理论变成武器,山崎贵想让遭到原子弹攻击的人得到更多表现。
这两种视角放在一起,确实能看出同一历史事件的两面,但《哥斯拉-0.0》又往前多问了一个问题,如果当年的受害者后来也有机会掌握同样的力量,他会怎样做?
不过,把《奥本海默》与《哥斯拉-0.0》放在一起,也不等于二战历史就完整了。一个从美国科学家出发,一个从日本核爆幸存者出发,叙述的中心仍在太平洋两岸。
山崎贵自己也是个很能说明这种矛盾的人。他一直说自己反对战争,也不愿意让观众忘记核打击究竟会伤害多少普通人。但从《永远的0》《阿基米德大战》到哥斯拉电影,他又确实迷恋飞机、军舰、巨大的技术装置,以及它们在大银幕上的力量感。
《永远的0》(2013)
反战和对军事奇观的兴趣,常常同时存在于他的作品里。电影在语言上批判某种力量,却又不得不把这种力量拍得足够迷人,这种矛盾很多电影导演都无法摆脱。
松本市被基多拉摧毁,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山崎贵小时候看到《战龙哥斯拉之三大怪兽》的宣传,满心期待银幕上的基多拉能够把自己的家乡松本毁掉。结果怪兽只是从松本上空飞过去,破坏程度远不如他想象。
《战龙哥斯拉之三大怪兽》(1964)
他念念不忘了五十多年,终于在新作中安排基多拉真正摧毁松本。这件事听起来像个笑话,却很能说明怪兽电影的基本矛盾。导演知道毁灭意味着什么,作为影迷却又迫不及待想看见它发生。
观众也是这样。城市在现实里被毁是悲剧,搬进电影院却成了票房卖点。怪兽掀翻建筑、热线扫过街道,越有重量,越像真的,越能让人兴奋。山崎贵偶尔会露出自己人道主义的一面,他想让观众在看见被撞碎的房子同时,也看见被压在瓦砾下的人,真实在受苦。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个别时刻,特效的快感不再那么轻松。美国一些影评人甚至觉得他过于强调人类的苦难,观众很难像看普通爆米花大片那样痛快,看着看着,会有点负罪感。
可是到了最后,电影仍然需要哥斯拉打败基多拉。人类的办法一个接一个失败,雷电不行,液氮也不行,真正结束战斗的还是哥斯拉的原子吐息。
影片一边反对依赖毁灭性力量,一边又必须靠毁灭性力量解决危机。这就是怪兽片的类型困境,人道主义和和平主义,最后都得让路。
说到底,人类是没有能力拒绝哥斯拉,还是只是不该拥有哥斯拉?电影并没有把这两个问题完全分开。
1954年那部《哥斯拉》其实早就碰过这种困境。科学家芹泽大助发明氧气破坏者,可以在海底消灭哥斯拉,却也足以变成比哥斯拉更可怕的武器。他知道,一旦把研究成果公布出来,各国军队一定会争相索取。最后他烧毁笔记,亲自潜入海底启动装置,再割断输氧管,与哥斯拉同归于尽。
众所周知,原版的时代背景是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试验氢弹,日本渔船受到放射性落尘污染,船员去世。核试验引发的恐惧,正是初代哥斯拉的重要历史来源。
《哥斯拉》(1954)
芹泽对氧气破坏者的恐惧,等于在电影里问,人类为了对抗一种无法控制的破坏力,是否应该制造另一种更大的破坏力?这个问题并没有因为哥斯拉被消灭而结束。
哥斯拉本身的身份也在这七十多年里变了。1954年它是破坏者,后来对抗基多拉,再后来在昭和系列中,它越来越接近守护人类的英雄。
1984年的重启又让它变得危险,2016年庵野秀明的《新·哥斯拉》则把怪兽危机拍成日本官僚体制的一场压力测试。哥斯拉不再只有一种固定的政治意义,它会随着日本社会需要讨论的问题而改变。
《新·哥斯拉》(2016)
变化当然有商业原因。怪兽如果永远只负责杀人,系列电影很难不断吸引儿童与家庭观众。让它和更强的敌人战斗,成为可以欢呼的角色,既能继续拍续集,也更容易卖周边。一个原本象征日本核创伤的怪兽,慢慢成了日本最成功的世界级文化资产。日本把自己曾经最害怕的形象,变成了一种可以反复出售的娱乐。
山崎贵的哥斯拉夹在这两种传统之间。《哥斯拉-1.0》让它重新成为战争阴影里的天灾,续集又给了它一个王者基多拉作为敌人,恢复经典怪兽大战的快感,却不让它成为道德上的英雄。
与好莱坞传奇影业的怪兽宇宙相比,这种选择尤其明显。好莱坞版哥斯拉更接近维护地球秩序的古老巨兽,活动范围和神话体系都越来越国际化,山崎贵却把它一次次带回日本战后的具体历史。
同一头怪兽,承担的文化使命差别大了去了。
回到片名。《-1.0》和《-0.0》,像是在说战争把日本打成零,哥斯拉又把它推到负数。现在拉回原点,但它的负号还在。
两部电影讲的其实是战争怎样在停火后继续支配活人的生活。山崎贵最终让敷岛和村上都选择了新的活法,这是电影值得肯定的地方。
但这种告别还不完整,哥斯拉可以帮助日本击退新的怪兽,却终究不能替日本清理战争留下的全部历史问题。这类电影看久了就发现,它总是在原地兜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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