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存储崛起之谜:一个“不得不追”的故事
需求的剧增,倒逼中国底层组装厂在存储产业链逐级攀升。
骆建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房地产繁荣时,高科技起不来”。
“纯经济角度来说,存储很难赚钱,但从政治角度来说,为了不依赖进口,中国亏钱也要做。”
有了晋华的前车之鉴,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都通过不同方式拿到了存储制造的“入场券”,并采取了“跳代研发”的方式。
南方周末记者 周小铃
责任编辑:顾策
这次,长鑫跑在了巨头前面。
长鑫 4F² DRAM 架构研发取得关键进展,计划年底推出首代产品。在2026年10月中旬召开第四届集成芯片和芯粒大会上,长鑫科技(688825.SH)总裁曹堪宇对外公开了前述消息。台下坐着的是中国半导体产、学、研界的顶级专家。
就在长鑫公布这一消息后,美光公开宣布放弃推进了20年的4F²架构——主流DRAM厂商都在研究的架构,直接迈向三维内存。
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是当前全球三大主流存储晶圆工厂,均为垂直一体化工厂(IDM),涵盖内存和闪存晶圆颗粒及产品。三家自1980年代就开始从事半导体存储业务。
中国则在2016年才诞生以垂直一体化模式大规模生产存储产品的晶圆制造厂。长鑫存储主攻内存,长江存储主攻闪存,福建晋华侧重利基型内存。
仅用十年,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如今已在各自赛道里成长为中国大陆的头号玩家,并且具备与国际主流厂商掰手腕的能力。
根据Counterpoint Research公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闪存市场数据,长江存储出货量首次超越铠侠,升至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和SK海力士。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让中国存储产业能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
挤进下游生态位
现在回看,中国存储行业的崛起,得益于中国加入WTO。中国由此真正嵌入全球产业分工链条,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组装基地和巨大的芯片需求市场。
而在2000年前,中国大陆在存储芯片制造上始终没有拿到入场券。华澜微创始人骆建军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中国集成电路与世界拉开差距是在1990年代,当时大家习惯从国外采购芯片,又便宜又好,已形成路径依赖,觉得没必要自研。华澜微是一家国内领先的固态硬盘主控芯片设计厂商。
中国加入WTO后,需求的剧增倒逼中国底层组装厂在存储产业链逐级攀升。在珠三角地区,距离消费电子产品最近的华强北贸易商们,恰好抓住U盘、SD卡快速发展的机遇,挤进存储产业下游的生态位。
在存储产业链条上,上游是设计工具、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中游是晶圆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下游是提供存储产品方案的模组厂。
垂直一体化工厂能独立覆盖整个生产链条,但这类大厂主要满足有大宗数据存储需求的头部客户。而被忽视的中小型企业这部分需求,正好由存储模组厂顶上。
在全球内存市场,美国金士顿独霸62%市场份额。但由于闪存本身发展较晚,中国模组企业才有机会跟上世界的步伐。深圳华强北的模组厂企业采购闪存颗粒,制成嵌入式存储、固态硬盘和移动存储器等存储产品。这其中的代表就包括深圳朗科公司(300042.SZ)等企业。
1999年,深圳朗科公司做出了一款移动存储器,它小巧便携,插入电脑就能拷贝大容量文件,这就是U盘。新加坡、以色列的企业也在同步研发、生产。此后,U盘火爆全球。
与深圳朗科公司一样,孙日欣也瞄准了这一风口。
2000年,卖了五年的机械硬盘和软盘后,孙日欣决定不再做“倒爷”,开始给海外品牌客户做U盘代工。这位1980年代的四川籍大学生,从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分配到铁道部第一设计院,1995年南下深圳创业,成立BIWIN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改名为佰维存储(688525.SH)。在多次接触后,佰维存储婉拒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邀请。
相较孙日欣的主动求变,蔡华波的转型则源于一次危机。
元禾璞华编写的《集成电路投资经典案例》一书,曾记载过江波龙的发展史。1996年,20岁的蔡华波从江西来深圳打工,在他二哥当经理的一家公司当业务员,卖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分立元器件。
1999年,蔡华波拉上姐姐蔡丽江一起在华强北租下“一米柜台”做芯片贸易。公司名就从蔡家姐弟二人的名中各取一字,加上二人生肖,叫江波龙(301308.SZ)。
2002年,蔡华波花500万美元从中国台湾低价采购了一批内存产品,收货后才知道,竟是一批冷门闪存颗粒(AND-NAND),而非市场上通用的闪存。这款颗粒在市面上很难找到主控芯片支持,卖家也拒绝退货。主控芯片的作用是,让存储颗粒能听懂指令。
看着这批滞销货发愁的蔡华波,大胆决定将这批颗粒应用到U盘上。他找到一家香港公司专门针对这批颗粒定制主控芯片,自己组建技术团队来设计软件固件,在中国大陆率先开发出首个基于AND-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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