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替代不了身体在场”:刘佳燕谈中国的社区营造

《回到临海的年轻人》小册子。受访者供图
像很多现代社会的流行概念一样,“社区”一词也并不是中国自古就有的。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吴文藻等人在翻译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著作时首次使用了“社区”这一汉语词汇,它被用来指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为了应对社区生活的公共议题、提高社区生活的质量,于是人与人之间逐渐增强联系、协商处理这些问题,这个过程就可以被称为“社区营造”。
196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计划拆除有着众多古民居遗存的“妻笼宿”古驿站,这一计划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为了保存古驿站,1965年,当地居民和一些有识之士成立了旨在进行乡土资料研究和保护的“妻笼宿场资料保存会”。之后几年,“妻笼宿”整体翻修,街区中鳞次栉比的老建筑物被陆续开发为旅馆、工艺品店、纪念馆,来“妻笼宿”游玩的游客也逐渐增多,他们不仅见证了一个历史街区的复兴,也事实上亲身参与了这个社区营造运动史上的经典案例。
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只是社区营造的一个面向。日本、欧洲等地的社区营造更多依靠成熟的居民组织和地方自治传统,中国的社区营造则不同,“它是在社区生活本身已有的一套组织依托里展开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教授刘佳燕说。刘佳燕多年来参与北京清河地区的社区营造项目“新清河实验”。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清河从原来的北京郊区乡镇迅速演变成现代化都市区,“但一个突出问题是人的城镇化相对滞后于空间的城镇化”。在她看来,社区营造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改变,“是人与人、人与空间关系的重构”。
在为清河地区做社区规划的过程中,刘佳燕团队发现,人与人之间如何协商、如何达成共识,这些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社区恰好是补上这一课的地方。
“理想的社区应该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刘佳燕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以前人们通过血缘和地缘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依托单位制的业缘联系,到现在个体原子化了,但还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把人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或生活方式等,也包括一起打理楼下的花园、一起张罗一场市集这类共同的场所和活动,可以形成具有高度团结力的社区。”
“人们往往觉得营造社区很难,因为好像没有人关心公共事务和社区发展。”刘佳燕说,“很多时候其实不然,大家只是缺乏一个感兴趣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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