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躯体化?致我们“疾痛缠身的灵魂”

「我们渴望拥有同蜥蜴般“断尾求生”的能力,将身体的苦难留于身后,让坚韧、自由的灵魂继续前行——然而,真的存在一个身体之外的“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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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初,随着一位女星患病经历的披露,“躯体化”这个医学概念以极高的话题热度迅速占据大众视野。

经过严肃科普与“玩梗”式传播的反复演绎,这个词逐渐成为青年人互联网自我表达的一部分。

从日常调侃抱怨,到严重的患病自述,“躯体化”表现出了惊人的解释力,也同其他从严肃术语中脱胎而来的大众表达一样,成为“严肃性被消解”的反思对象。

(网友真实的“躯体化”体验自述)

(“躯体化”网络梗图)

然而,我们能否跳出单纯的互联网修辞范畴,从“躯体化”本身出发,观察它在帮助我们看见并描述某种困境后,又将个体的痛苦置于怎样的新悖论之中?

为什么我们总在怀疑别人“是不是真的病了”?这个问题背后,是否存在某种社会结构性的原因?

而这些追问,又将如何引领我们在生老病死的生命必然中,重新理解这具似乎总在“叛离”我们掌控的身体?

(极目新闻报道)

2026年6月,《极目新闻》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

45岁的付女士起初颈部僵硬、全身乏力,后病情逐渐加重,直至不得不依靠轮椅生活。十年间,她辗转求医,却始终查不出器质性病变——直到被确诊为“躯体化障碍”:仅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她便重新站了起来。

(2013年发布的DSM-5取消了DSM-IV中独立的“躯体化障碍”诊断,采用“躯体症状障碍”等新的诊断类别。旧标准更重视症状数量和医学解释不足,新标准则更强调身体症状引起的困扰,以及相关的过度思虑、焦虑和行为反应。)

“躯体化障碍”(Somatization Disorder),是一种以长期、反复出现的多种身体症状为突出表现的精神障碍。

也许,我们都曾共享过相似的无助:僵滞的肌肉与痉挛的肠胃,流窜于骨骼间的阵痛和咯吱作响的关节,淌过背脊又在尾椎凝结的冷汗,被遏的咽喉和无法自如起伏的胸廓,绵延无尽的失眠和突如其来的睡意......

“好一些的日子”和绝望的瞬间毫无规律地交替——而我们只能拖着一副表面完好无伤,可内里百孔千疮、几乎难以为继的躯体,在必须行进的生活中,露出我们擅长的微笑面容。

我们想要求助,却因无法言明而喑哑无声。

(人们通过“疾病”与“病痛”相处)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曾区分“疾痛”(illness)与“疾病”(disease):“疾痛”是病人实际经历的苦难,而“疾病”则是医学对于疾痛的界定和命名。

可以说,“疾病”是我们与“疾痛”相处的方式:一种“疾痛”的经验,在经“疾病”指认后,才能更好地被认识、理解、表达和医治。

“我躯体化了”,正是这样一种指认。

它给不可见的精神痛楚实体,给无病灶的身体痛觉缘由——将难以言说的身心困苦带离有“痛”无“病”的语义空白。

在医学人类学范畴里,“躯体化”(somatization)不是“躯体化障碍”的简称,而有自身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内涵。

“躯体化”意味着“个体经历了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却通过身体这一媒介来解释、表达、体验和应对这些问题”。

(医学人类学范畴里“躯体化”的内涵)

我们的身体在用属于其自身的语言,代替我们释放郁积于生命之中、未曾被察觉和抚慰的隐痛。而在潜意识中,似乎我们唯有将其牢牢抓住,与其漫长且痛苦地共生,生命的精巧平衡才勉强得以维持。

躯体化不仅是一个病理过程,也是一个由心理、身体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建构过程。

比如,当我们“十分恐慌”且“喘不动气”时,往往会发现,表达前者会被指责“多事”,而表达后者则能得到关注和照料——如此,一个躯体化的回路便显露雏形:

我们可能更倾向于“喘不动气”的描述,也可能有意无意地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并把自己的问题总结为“一害怕就喘不动气”——而医学研究已经证明,注意力、预期等因素,会真实地反作用于人对于症状的感知。

(“躯体化”的「个人—社会」循环)

(“躯体化”的「身-心」互作过程)

而同时,躯体化不仅发生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之间,还可能成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集体倾向。

上世纪八十年代,凯博文对100名中国“神经衰弱”患者的研究发现,其中87人同时符合重性抑郁障碍的诊断标准。

研究显示,在当时的社会认知中,“神经衰弱”更多被理解为“神经功能的虚弱”,是一种有别于“精神失常”“歇斯底里”的、更具“身体”色彩的疾病。

在心理问题备受污名的环境中,诉诸身体,是“将微小的精神紊乱,掩盖在更被尊重的身体紊乱的外衣之下”的过程,也是社会文化“鼓励”下,医学与求医者协商的“躯体化”共谋。

(付女士“坚持抗拒精神科就诊”)

回看付女士的经历,实际上,医生曾多次提出心理问题的可能,她却坚持寻找身体疾病的病因。十年求医,或许不仅出于个人的“执拗”,也有社会疾病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

广义上的躯体化倾向,很大程度上蕴含着社会对于“非躯体”的——精神、心理病痛的、或显性或隐性的压迫。这种压力以无意识的“躯体化”为表征,又反过来遮蔽真实的身心境况,让人难以得到准确的医治。

而当下,越来越多人主动宣称“我躯体化了”,似乎寓示着这种集体倾向的某种松动:曾经,人们借身体掩藏难以启齿的精神痛苦;如今,人们却以“躯体化”,承认和言说身体疾痛背后的精神困境。

“我躯体化了”,恰好是我的“躯体化”的某种终结。

当我们反思如“我躯体化了”这样的病理性表达在互联网中的滥用时,我们在捍卫的,是寓于其中的那些真诚的痛苦。

可更深层的无奈也许是:有一些呐喊,只有潜伏在一片喧哗之中,才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才能够得到“不计后果”的表达——不止于心理疾病,也不限于网络叙事,许多时候,痛苦在自嘲的掩护下,才得以真戏假做地宣泄。

适可而止,是社会对于痛苦叙事的潜在规则。

我们可以表达病痛,但不能歇斯底里或喋喋不休;可以短暂消沉,却不能长期靡颓,更被鼓励“身残志坚”“带病坚持”。

我们对于病痛的态度是“容忍”,而容忍是有条件的。

1951年,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病人角色”(sick role)的概念:“病人”不是个体患病后获得的天然身份,而是一种权利和义务对等的社会角色。

病人可以免除部分社会责任、得到照料,也必须配合治疗、表现出康复意愿——更重要地——为患病“举证”。

在肯·洛奇的电影《我,丹尼尔·布莱克》中,丹尼尔的心脏问题严重,暂时无法工作;可福利审查一直在“例行提问”的表面兜圈子,对他最严重的心脏问题不闻不问。

最后,丹尼尔终于忍不住发问:“为什么你不问问我的心脏呢?”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一问,或许也让我们联想到自己在工作、学习中,那些需要反复解释病情、证明自己有资格休息的时刻。

而这种对于“病人角色”的审查,不仅是病理的,还是道德的。

同样是疼痛,穿孔等身体改造乃至自伤带来的疼痛,与长期劳作、体育竞技或意外伤害造成的疼痛,可能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前者被视为咎由自取,后者却成为坚韧与意志的证明。

我们似乎更加偏爱那些“完美病人”——正如舆论期待“完美受害者”。

或许,我们都熟悉这种不言而喻的潜在规则。我们都曾经为做一个好的病人而“表演”,也都有过因身边病人的“失职”而感到厌恶的幽微瞬间。

然而,更隐秘的偏见和压迫,或许存在于另一种期待的目光中——希望病人能够“自己好起来”。

社会学中的“心理学化”(psychologization),指心理学的解释框架向社会生活扩展的过程。当社会性困境被归结为个人的心理问题,属于社会的责任便得以“全身而退”,而个体则不得不独自承担起自我调适的义务。

在托德·海因斯的电影《安然无恙》中,长期饱受病痛折磨的卡罗尔终于在疗养社区得到接纳,等待她的却是另一套说辞:真正使他们生病的是他们自己,疗愈的关键在于积极思考、自我接纳与爱自己。

当心理痛苦终于走出“癫狂”的阁楼,疗愈的责任却仍被推回个人,病痛被柔和地弃置于求助者的私域。

自我疗愈、积极自救本身并没有错。但“心灵鸡汤”的流行、身心灵流派的市场化,迎合了一种需求,也揭示了一种匮乏——系统性照护资源的不足。

当我们反思“人性的自私、冷漠”时,是否也该追问背后的制度原因?

在电影《超脱》中,代课教师亨利来到美国一所深陷困境的社区高中。

在这里,学生被家庭和社会忽视,教师疲惫不堪,学校维持最低限度的运转,任由无力自救的学生被推向社会边缘。

亨利试图帮助学生,却终究无法凭一己之力填补整个系统留下的空缺,也没能阻止一名学生的自杀。

同情并非一种取之不尽的私人资源,在一个无法给予支持的系统中,人性之善的燃烧也会因为供氧不足而难以为继。

(插画来自Andre Carrilho为Bertrand Editora出版的《变形记》

所绘制的图书插画)

病假的批准,意味着劳动责任需要重新分配;医疗与福利的给付,意味着公共资源需要重新安排;而长期照护一个病人,也可能意味着另一个人不得不减少工作、让渡时间,甚至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

当疾病成为制造匮乏的黑洞,我们该如何保证,《变形记》式的荒诞不会变为现实?康复或死亡——疾病的终结即是“众望所归”。

承认个体的病痛,不仅意味着承认其痛苦的真实性,也意味着承担由病痛带来的成本。因此,在利益的逻辑里,“疑病从无”也许是社会承认层面最“明智”的选择。

我们对于病痛叙事整体性的信任缺失,是一种“结构性的冷漠”的结果。

在工业社会的罗网中,效益的尺度下,疾病是需要仔细审查、小心排除的系统异常;而从个体心灵的角度,病痛也是生命中需要被调和的不谐和的声音。

当人生的叙事急转直下,个体被抛入偶然的痛苦之中;疾病烹煮时间,生命的质地面目全非,人只能在其中孤独地追问:为什么偏偏是我?生命如何继续?

加缪曾在《西西弗神话》中谈到,一个能够得到解释的世界,即使解释并不完美,仍然是一个熟悉的世界。

人类是意义的生物。我们总渴望将无从解释的遭遇,重新纳入某种可以理解的秩序。痛苦一次次将人抛入无意义的深渊,而人类强大的意义赋予本能,又将苦痛转化为新的意义,将人从绝望中高高托举。

当我们尝试用“躯体化”命名一种难以言说疾痛时,就已经迈出了重拾叙事主动权的重要一步。

可值得思考的是,“躯体化”虽然承认身心的联系,却也隐含一种“身心二元”的预设——我们似乎已经默认了精神与身体的分离:精神上的痛苦,仿佛需要经历某种“神秘的跃迁”,才能成为身体的痛苦。

“心身医学是一个诞生于身心二元论的领域。”这种二元视角不仅关乎我们如何认识身心,也关乎我们如何安放精神与身体各自的位置。

在漫长的哲学传统与文化想象中,精神似乎意味着自由、理性、意志与超越;身体却是先天的、有限的、会衰退和死亡的,需要被改造、控制与克服。

(柏拉图、笛卡尔都主张“身心二元”)

这种价值上的安排,是人类应对身体有限性的一种解决方案。可当精神被赋予了独立于身体且超越身体的地位时,肉身的苦难,似乎也就成了灵魂攀升的阶梯。

我们渴望拥有蜥蜴一样“断尾求生”的能力,在疾痛降临时,将身体的苦难留在身后,让坚韧、自由的灵魂继续前行。

然而,当我们把身体的痛苦视为一种修行,把克服病痛视为意志的胜利,身体就会成为意义的工具。

至此,一种双重压迫显露出来:

身体被视为无辜的,却也是失权的;精神被赋予自主性,但必须自承其重。

可精神与身体真的是泾渭分明的、驾驭与被驾驭的关系吗?真的存在一个,独立于身体之外的“我”吗?

德国哲学家普莱斯纳曾指出,人不仅“拥有一个身体”,同时也“是这个身体”。身体既是我们能够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也是我们感知、行动和经历世界的方式。

希望、信仰、爱与恐惧,乃至理性与意志——这些我们习惯归于精神的事物,又何尝脱离过神经递质与激素的变化、血管与神经末梢的细微颤动?人类创造了如此浩瀚的精神文明,可那些被视为超越肉身的思想与意义,是否也始终带着身体的、物质性的影子?

在萨特的《恶心》中,洛根丁凝视一棵栗树的树根,突然领悟到存在本身的偶然性。这种高度抽象的哲学体验,却以一种强烈的恶心感侵入他的身体。

(《恶心》让-保罗·萨特)

也许,自始至终,我们的精神都不是超越身体的存在。疾痛并不是身体对精神的叛离,而是我们存在的一种形式,一种生命的必然。

我们是疾痛缠身的灵魂。

这不是绝望的论断,而是一种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我们与病痛、我们与身体的关系的可能。

从脐带断裂的第一次阵痛,到青春期抽枝拔骨的生长痛,从成长中日积月累的劳损,到衰败直至死亡,身体始终与我们共同经历和记忆着一生。我们无法挣脱身体的有限性,却也正是通过这具有限的身体,触摸着无限广袤的人生。

2019年出版的《照护》记录了凯博文照料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妻子的经历。这位研究疾痛数十年的哈佛大学教授,为妻子穿衣、洗澡、喂饭,陪伴她度过日渐艰难的生活。

当知识与学问不断向更高、更远处探寻,照护的责任却使他回到此刻,回应眼前生命最简单也最本质的希求。凯博文在日复一日的照护中,身体力行了另一种生命的价值。

或许,我们可以在“超越”的尺度之外,重提一种“回归”的可能?

既然苦痛是生命的必然,我们便不必因为“无法战胜”,而仓皇地为其寻找意义的代偿;即便我们着迷于意义,也不必踏着自己的身体拾级而上。

我们太习惯折骨断趾将双脚塞入舞鞋,却忘记生命本就可以赤足舞蹈——或许,当我们双脚触地,物质性生命本身的价值,就静候于我们习以为常的脉搏和呼吸之间。

我们不再本末倒置地让理念的超越凌驾于眼前实在的生命之上,执意高踞于形而上的宇宙;而是回归此刻,回归我们的身体,接纳物质性生命的一切局限与偶然、脆弱与不堪,更加平和地看待生命,真正地涉入生活的水流。

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彼此的脆弱与需求,在照护中学会爱、谦卑与宽容。

而最终,我们真正应当超越的,或许就是“超越”本身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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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自 虎嗅,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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