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员工00后、不打卡不设KPI,29岁的他半年融了50亿

他可能是最不极客的科技公司创始人。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欣
编辑|米娜
图片来源|受访者

衣柜里放着十几件一模一样的黑色公司文化衫,只要天气允许,VAST创始人、CEO宋亚宸几乎天天穿着。这种习惯看似颇有极客感——正如乔布斯把黑色高领衫穿成“个人制服”。但实际上,宋亚宸并不极客。

宋亚宸今年29岁,本科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国际关系与经济学双学士学位,是一位典型的文科生。2018年,他加入商汤科技,作为CEO助理,做的是AI在动画、游戏等领域的商业化落地;后来,他和闫俊杰等一起创立了MiniMax,成为公司001号员工和最早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之后他离职,并于2022年底正式创立VAST(三启万物)——一家专注于AI 3D大模型和世界模型的人工智能公司。

然而作为AI创业者,当你与他聊天时,就能发现他身上透出与很多科技创始人不一样的特质。

他说自己喜欢打游戏,上大学时总坐在床上玩游戏,甚至把宿舍的席梦思垫都坐出个大坑。如今创业之后,再忙每晚也都要打一会儿游戏。

他喜欢看漫画,办公室有一间房间,摆满了他自幼收藏的各种漫画书。说起评书、相声,他也能侃侃而谈。

少年时他便迷上古币收藏,手里有几万枚藏品;他还喜欢下围棋、国际象棋,也玩跑团。当他和人聊起这些爱好时,会不自觉用手比划。

创业时他才25岁,核心创业伙伴如梁鼎(VAST联合创始人、CTO)、曹炎培(VAST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等都比他大。随着公司迅速扩张,如今一半员工是00后。他有一套很独特的管理方式,比如公司没有设KPI、OKR(目标与关键结果),也不打卡,不查考勤,甚至一度不存在正式的请假流程。

除了少数大事,公司的很多决策甚至不经他手。他只关注一件事要不要做,具体打法交给团队。他更愿意专注自己擅长的:为公司划定战略方向、为团队争取资源与支持、扛起那些大家不愿面对的难题。

2026年10月末,《中国企业家》在VAST北京办公室见到了宋亚宸。他身形高大,嗓音带着一丝嘶哑。采访开始前一小时,他刚落地北京。随着VAST的业务迅速发展,宋亚宸成了“空中飞人”。

过去三年,他把大量精力都花在“布道”上。见团队候选人、投资人、合作伙伴,多的时候一天要连见六七位,一聊就是几小时,嗓子就成了现在这样。

春华创投人工智能产业投资负责人李光裕这样评价宋亚宸:“对钱敏感,抠得细,不是乱花钱的创始人。”他说,VAST早期资金紧张,增长主要靠自然流量。直到产品陆续获得外界认可,融资和收入才形成正循环,“今年二三月份,飞轮才真正转起来”。2026年,VAST在不到半年时间内融了约50亿元。

接下来,你将看到一家明星AI创业公司创始人真诚的创业感悟。

以下是宋亚宸的自述(有删节):

“人的不开放程度是超乎自己想象的”

我曾经以为自己很擅长两件事:布道和赚钱。可真正自己出来做一把手创业融资之后,我才发现,我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擅长融资。

早前见投资人,我常常要花一两个小时解释什么是3D大模型,但聊到最后,他们依旧会发问:什么是3D?视频不也能交互吗?你们对标什么,你想做的是不是小游戏合集?我只能无奈反问,抖音是小电影合集吗?

为了让90%的人理解,我只能接受投资人的建议,用“什么版的什么”这个类比,把我们要做的事概括成“可交互的抖音”。这个说法,我无可奈何地讲了整整两年。

曾经也有投资人劝我换赛道,比如做图片生成或视频生成、讲多模态的故事,团队不变,只是换一套叙事包装。但我跟他说,我不想包装项目,我创业就是要做这件事,不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如果要换方向,如果只是为了赚钱,我不如留在商汤或是MiniMax了。

我愈发觉得,人的不开放程度是超乎自己想象的。面对没被验证过的新事物,很多人都会本能地退回已被验证过的老路,包括我自己。

2023年,我们就开始推进天使轮,项目本身技术推进慢、理解门槛高,融资本来就难。加上我有点完美主义,商业计划书一直定不下来,拿不出一份书面材料给投资人回去细看,质疑声不断,几乎没有FA(财务顾问)愿意接我们。

直到遇到绿洲资本的创始人张津剑。他看重创始人本身,也在看AI方向,加上我之前的背景,我们就有了沟通的契机。

他经常约我在上海凯宾斯基楼下散步,我们边走边聊,就这样前前后后合计聊了20多个小时,跨了好几个月。他最终成为了我们的天使轮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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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账上没钱招人难

早期资金紧张时,核心团队成员的薪酬远低于市场水平,不少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半义务地投入,后来账上有钱了,这些工资才给大家补上。

那时,大家都很不容易,我们还得坚持试各类新业务,而且年终奖也是拖了很久才补发。这种情况下,招人也很难。我坐高铁到处去见候选人,经常为了同一个人跑好几趟。那段时间,我慢慢沉淀出一套选人标准,其中最看重的一点是,人要有极致的热爱。

他不一定是热爱本职工作,热爱雕木头,或者喜欢拆装电视这类爱好也行,核心是发自内心对一件事保有强烈的激情。

我经常跟同事说,创业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苦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爱,只为了钱,其实没必要来这里。我们挑选心底保有热爱的人,加上我们不断地去说服、去形成共识。慢慢地,团队里聚起了一批相信这个目标、愿意一起往前走的人。

这群纯粹的人,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安安静静、全心投入实现自己目标的环境。那我们就去创造这样一个空间,让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安静做心心念念的事。

我招大量00后,不打卡、充分放权

我们公司以00后为主,甚至有很多05后。

这批年轻人身上有个反差:可能经验不是很丰富,但学习能力非常强。过去一个人获得很高的薪水,往往是因为他有某方面的经验能力,而不是学习能力。学习能力是去解决新问题,是为了以后的事。

但我们在干的是一件具有开拓性的事业,所以我愿意为年轻人的潜力和学习能力支付更高的薪水。年轻人经验不多,但我愿意给很高的“估值”,押注他们的潜力和学习能力。

另外,我们公司自创立起就不设传统意义上的职级。公司有很多开拓性的项目,一些年轻人成为了项目负责人。

因为我觉得,固化的职级体系会卡住很多事。比如我想给一个年轻人开远高于市场行情的薪资,按资历套职级就会受限,这个薪资就开不出来;再比如,想让一名很年轻的员工带很多人的团队,在传统职级框架里也很难实现。所以不如直接打破这套规则。

公司也没有设KPI、OKR,也不打卡,不查考勤,之前也没有请假体系。不过,最近新增了请假体系。

在法定标准之上,我们让年轻的校招生也可以一入职就享受10天的年假。我的想法是,假期不必只和工龄挂钩。

当然,随着团队规模扩大,一些细节也做了一些调整。比如,管理层每个人的职责和目标有了更清晰的界定,我们也听取了一些外部专业意见,并配套搭建管理工具和落地机制,确保目标能执行到位。

当CEO,我觉得自己并不合格

VAST的早期核心团队不少是老朋友、老同事,比如我们的CTO梁鼎是清华本硕博,戴琼海院士的学生,商汤前十号员工,先后牵头过商汤核心视觉算法的落地和通用视觉、语言大模型的搭建。

曹炎培也是清华本博,胡事民院士的学生,早年创办3D创作工具公司Owlii,被快手收购后,先后在快手、腾讯负责3D底层技术研发,后来成为了我们的首席科学家。

他们都比我年长,经验也远胜于我,但他们愿意过来和我一起创业。

这三年里,我们一起造了一个纯粹的环境。但怎么当好CEO,我觉得自己并不算合格,到现在还在学。去商学院上课的时候,老师让大家带着问题去,我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当好一个CEO”。

我年纪轻,没有深度做过产品、运营、技术这些核心岗位。VAST是一家以技术立身的公司,算法团队碰到技术难关,我没法上前补位,这是我的短板。

融资也是这样。前几轮是我自己一家家谈下来的,我一度以为这是我的长项。今年我们招了融资负责人,懂行业的产业战投也开始关注我们,公司拿到了规模更大的资金。这件事让我明白,专业的事交给更专业的人,结果会比我自己做更好。

回头看,早期的融资更多是靠耐心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效率确实不算高。

也正是看清了这些,我选择充分放权。我只做战略判断——这场仗要不要打。至于具体怎么打,交给团队自己决定,我充分信任他们,基本不插手具体事务。

举个例子,我们的算法团队有很强的自驱力和独立决策权,日常我不介入具体技术工作,也不要求逐级汇报。技术路线上我充分信任算法团队负责人。我就尽力营造一个他们不用想着向我交差、不被琐事消耗的环境。

公司每月固定召开全员大会。任何人哪怕是实习生,都可以直接向我或其他负责人提问——每次都会有人提出很尖锐的问题,比如团队之间有摩擦、业务逻辑看不懂、产品体验差等等。甚至,哪怕是一些很敏感话题,我们也在全员面前不经任何筛选地公开回应,能解决就说清楚方案,暂时解决不了,也如实说明原因。

我们也会有1V1沟通,但不是汇报工作,通常是他有难题、拿不定主意时来找我。

我会给一些建议,但具体怎么做,由他们自己定。在VAST,我和负责人有分歧,具体业务上最后让步的多半是我。比如最近我们办的Tripothon(世界构建黑客松)活动,我全程放手让他们去做,结果做得特别好。

其实我只要不设限,同事们就能做得很好。我呢,有时候忍不住也想动动手,但后来发现,我插手的地方往往不如他们自己做得好。现在我会提醒自己忍住。

说到底,我努力想打造的,就是个简单纯粹的环境,让大家心无旁骛地把事做好。

在这家公司,我其实就擅长几件事:

我能扛下所有“脏活”。一些艰难的人事决定,我会来面对。创业到现在,内外部各种棘手的事,最后几乎都会到我这里。

我是个有信仰的人,每天都在“布道”,从战略层面上来说,大家不用担心会变来变去。

我也是个相对纯粹的人。我所有的决策只把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于同样纯粹的人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安心的事,他不用去防备我会为了私心而另有所图。

我有不可能先认输的劲儿

张津剑之前在复旦学信息工程,学过7年雷达,研究信号与噪声的处理。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雷达有信号也有噪声,在这个AI时代,机会非常多,每天都涌来海量“信号”。最关键的,就是分清哪些是真信号,哪些只是噪声。

这两年机会太多,不少团队和人才在不同方向之间切换,这很正常。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想清楚自己长期要做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根本不是聪明,而是定力。最难的是,当所有人都跟你说,你做的这件事情不对,另一个方向才有意思,更被大家认可;当你的正反馈极少,负反馈不断出现时,你仍然坚持做自己认定的事。

我举个例子,早期估值不高、融资艰难的时候,团队内部也有过困惑和动摇,甚至会有同事当面问我,为什么估值上不去,为什么融不到钱?

每次我的回答都一样:我们确实在做很难的事情。

事情确实难。图形学里的技术,成熟周期往往以十年计。光线追踪从提出到能在游戏里实时运行,用了几十年。而我们要做的AI 3D大模型,是用文字、图片直接生成一个3D模型。当时图形学社区、学术界,几乎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东西能在两三年之内变得可用。这种情况下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很正常。

所以我必须一遍遍在内部讲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里程碑是什么。

我经常在内部打的一个比方是,一个汉堡包,最诱人的永远是中间那层肉排,番茄、芝士,上下两块面包最不起眼,但没有面包就不成汉堡。

第一块面包是最底层,给创作者提供新质生产力。用什么技术其实是次要的,AI也好,3D也好,都是手段,要的是每一个创作者真能实现创意,这就是我们底层要做的事。

第二块面包是分发平台。当我们让每个人都能零门槛、零成本、实时去创造世界,大量创意会真正实现,大量可交互的世界会被产生出来。这时候需要一个平台,帮大家把这些世界分发给终端消费者,端到端地产生商业化。

所以VAST就做两件事:最下面的新质生产力,和上面的分发平台。这套逻辑,我反复讲给团队、投资人,始终没有变过。

对于团队来说,仗一场场打赢,内部的共识和信心才一点点长出来。但我时常回想,最开始什么结果都还没有的时候,支撑很多人走下去的,是近乎狂热的信念,是先相信,再看见。我从心底里特别佩服和感恩一路走来的团队。

对内,打胜仗就是最好的说服力,可外部的人没有和我们一同走过这段路,这就需要我们一遍遍去讲,我们要去往哪里。

在创业的竞争压力之下往前走,常会让我想起高中下国际象棋时的经历。

当时,带我们的教练温斯顿先生几乎不会下棋。但在他执教期间,校队常年稳居全美前三。

他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永不放弃。如果谁主动认输、提和,就要去绕操场跑圈,所以我们队里从来没有投降这一说。

我连续4年参加国际赛事,至少有二十盘对局,开局就落在下风。但一盘棋长达五个小时,开局落后不等于输。只要不认输,把局面一步步守住,机会总会出现,大部分对局最后都被我翻了回来。

印象最深的一局是,我的棋子几乎被吃光了,我闭上眼睛让自己静下来,甚至睡了一觉才重新走子,之后抓住了对手的几次失误,最后赢下了比赛。

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诀窍:下棋的时候紧紧盯着对手,对方反而更容易出错。后来,这成了队里流传的小绝招,先盯着对方看十几、二十分钟,对手猜不透你的思路,心态先受影响,漏洞就越来越多。

棋局如是,创业亦然。领先的技术、创新的产品、明确的战略都是基础,但决定胜负的,往往是“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韧劲。这正是VAST最不缺的东西。

新闻热线&投稿邮箱:tougao@iceo.com.cn

。END 。

值班编辑:王怡洁  审校:张格格  制作:景诗源(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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