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未走出过“大考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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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大院》

近年来,传统互联网公司及一众私企的吸引力相对下降,AI出现后企业裁员更成为职场常态。而体制内工作,尤其是公务员岗位,则越来越受到青睐。对许多人来说,稳定的编制似乎成了理想工作的象征。


随着高校扩招和就业竞争加剧,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毕业后考研或考公。近几年,有人发现,即使考研成功“上岸”,毕业后仍可能需要考公。既然如此,不如直接考公,少走三年“弯路”。


于是两者的热度出现了分化:考研报名人数在2023年达到峰值后连续两年下降,考公人数却持续攀升。2025年,国考资格审查通过人数达到341.6万,比2020年增加了近200万。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持续升温的考公热?当越来越多人将编制视为理想工作的归宿,这背后又反映了怎样的社会问题?



讲述 | 王行坤
来源 | 看理想节目《反思现代工作》

01.

炙手可热的考公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近年的考公热似乎与疫情密切相关。疫情期间,一种被称为“厅局风”的穿搭在网上流行起来:深蓝或黑色的素色拉链夹克,内搭纯色有领衬衫,下穿西裤或休闲西裤,配深色皮鞋。这种风格受到追捧,并非因为服装本身有多么独特的美感,而是因为它所象征的体制内身份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疫情期间,哪怕是工资很高的私企打工人,也可能因突然遭遇降薪或裁员而陷入窘境。相比之下,公务员们虽然降薪,但起码没有丢失饭碗的顾虑。在某种意义上,疫情让人们认识到了公务员编制的含金量。这种吸引力也反映在婚恋市场的“行情”上——公务员男/女友变得越来越抢手。


考公热和疫情之间的关系,也体现在最近几年的考公人数当中。2019年过审的考公人数大约为137万,2025年则增加到大约341万,增长了一倍多。与之相关的是,毕业生对私企乃至外企的好感度在逐年下降。


考公热也催生了庞大的培训市场。考生不仅愿意支付高额的培训费用,甚至为了增加考试机会,辗转全国各地“巡考”,这意味着高昂的经济成本、大量的时间投入和沉重的心理压力。有考生感慨:“有时候在想,到底是什么样的终点,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还有考生联想到了范进:“小时候不理解,为什么范进中举那么开心,全国巡考后才懂得背后的辛酸泪。”当下的社会现实,竟让《儒林外史》从讽刺小说变成了励志文,考公人们经历了“嘲笑范进,理解范进,想成为范进”的心路历程。


随着考公成为大学生择业的热门选择,近年来,不少高校也开设了与公务员考试相关的“微专业”。所谓“微专业”,并非正式的学历教育专业,而是由相关课程组成的培养项目,修完后不授予学位。


 《县委大院》


截至2024年11月,全国已有31所高校开设了公务员能力培养相关微专业,仅2024年就有20所,其中不乏“211工程”高校。相比市场上的考公培训课程,高校的微专业收费较低,为有志于考公的学生提供了更实惠的选择。部分高校甚至允许大一新生选修相关课程,实现高考与公考的“无缝衔接”,仿佛连大学四年的“弯路”也能提前绕开。


尽管疫情进一步推高了考公热度,但考公热却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事实上,自1993年公务员考试制度开始建立以来,考公就一直备受关注。


在我们的印象里,上世纪90年代,不少体制内人员选择下海经商,似乎体制内身份并不值得留恋。但实际上,除了辞职下海的人,还有许多人通过停薪留职保留了体制内身份,相当于带着“救生圈”下海:即使经商失败,也有机会回到原来的岗位。


可见,体制内身份在当时依然具有吸引力,只不过体制外的市场有着更多赚到大钱的机会,才让人们愿意承担风险,放手一搏。


另一方面,自公务员考试制度确立以来,公务员就一直是大中专毕业生的择业焦点。据1995年《北京日报》的报道,当年北京约有五分之一的毕业生倾向于当公务员。自1995年以后,考公热持续存在,中国知网上几乎每年都有多篇分析“公务员热”的论文。而早在2013年,新华社就曾发文,对“公务员热”进行批判性的分析。


近年来,考公热潮持续升温。海外归国人才和国内名校的硕博毕业生入职乡镇、街道公务员岗位的新闻屡见不鲜。例如,2024年一位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博士入职了乡镇公务员岗位。看到这样的新闻,很难不感慨:“宇宙的尽头是编制”。


考公始终受到青睐,只是热度随时代而变化。为什么公务员岗位如此受欢迎,其吸引力又来自哪里?


《钢的琴》


02.

不稳定时代的安稳与发展


对“考公热”这个现象,前面提到的2013年新华社文章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公务员的铁饭碗能够满足人们求稳心理需求,待遇稳定且福利优厚;二是官本位思想的回潮。


第一个解释并不难理解,也是我们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心态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国实现了劳动力的商品化,就业不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劳动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焦虑。相比之下,体制内稳定的工作就显得格外金贵。


在我的印象里,2000年以前,人们还害怕“一眼望到头”的生活,觉得太过稳定,缺乏刺激;现在,人们反而向往一眼就望到头的安稳。


事实上,早在2006年,《北京日报》就曾报道,一位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成绩不错,完全可以考研,却认为:“研究生毕业之后就业也不乐观,只有公务员是最好的选择。”现在看来,她颇有远见。


第二个解释看似有道理,但为什么官本位思想会回潮?为什么有人想成为范进?社会观念的变化,或许还是要从经济生活中寻找答案:进入体制,意味着有机会掌握经济资源的支配权,或者至少更接近这些资源。因此,那些能够支配更多经济资源的公务员岗位,自然更受欢迎。


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被鼓励最大限度地去追求经济资源。上世纪90年代,公务员虽然是政治精英,但是距离经济资源普遍较远,因为经济资源主要存在于市场里。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待开张。”虽然这是一种夸张描述,却也反映出彼时人们对经商致富的热情,不少拥有政治资源的公务员选择下海,正是为了获得更多经济资源。


如今,市场里的经济资源枯竭,通过创业成为经济精英的路径难以复现。很多经济资源都积聚在体制内,因此越来越多人希望通过考公接近这些经济资源。


《逆行人生》


虽然这篇新华社文章进一步批判了官本位思维可能导向公务员以权谋私的腐化风气。但绝大多数人的考公动机不过是另一种方向上的逐利而动:希望在工作稳定的基础上,获得更好的收入和发展机会。


一项针对中国地质大学2020—2022年度报考公务员应届毕业生的调查显示,约25%的学生因为认为公务员工作轻松、福利好而选择报考,这一原因占比最高;其次是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父母的期望。


当然,基层公务员也可能事务繁重、经常加班,工作并不轻松。但相比一些企业无偿加班常态化、待遇欠佳且随时面临裁员风险的工作,公务员岗位仍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可见,自上世纪90年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确立以来,人们考公的主要目的始终是追求安稳与发展。而在就业愈发不稳定、工作压力不断增加的当下,公务员岗位也就显得更加珍贵。


03.

打破铁饭碗,就能解决考公热吗?


前面提到的2013年新华社文章认为,要给“公务员热”降温,就需要降低公务员身份的吸引力,尤其是打破“铁饭碗”,让公务员享受与其他行业相同的福利待遇。这的确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如果公务员不再享有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的保障,恐怕愿意报考的人也会大幅减少。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我们当然要反对公务员不合理的特权,防止权力寻租,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但稳定的工作和完善的福利保障,本就是所有劳动者应当追求的。为了给考公热降温,就让公务员待遇“向下看齐”,无异于为了防止少数人吃肉而要求所有人都不吃肉。


因此,与其打破公务员的“铁饭碗”,降低他们的待遇和保障,不如让所有劳动者都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完善的福利保障。就业不稳定不仅会给劳动者带来心理压力,损害身心健康,也不利于他们发挥潜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力。稳定的工作和必要的福利保障能够带来安全感,让人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工作,而不是整天为保住饭碗而焦虑。


以大学老师的编制为例,现在很多高校都采用了“非升即走”的聘用制度。常见的是“三加三”模式:新入职教师先接受三年考核,未达标者可能再获得三年机会。如果六年之后依然没有达到晋升要求,就面临解聘。


试想,如果一名教师每天都在焦虑怎么样保住自己的饭碗,他们可能转而追求短期成果,选择那些自己并不感兴趣、研究价值有限,却更容易发表论文的课题。这种急功近利的研究取向,不利于学者的长远发展,还可能最终影响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利益。


《钢的琴》


近年来,除了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也越来越受到毕业生青睐。2020年,36%的毕业生希望进入国企,到2024年,这一比例将近48%。这进一步说明,人们追求的是稳定的工作,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发展机会。如果体制外的就业市场也能提供同样前景的工作,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显然将会相应地下降。


社会需要不同职业的劳动者,农民、工人、科学家等参与物质财富的生产,艺术家、思想家等创造精神财富,公务员则更多承担公共管理和资源配置等职责。合理的公共治理同样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创造,因此,公务员这一职业也需要德才兼备的人才。


但是,“分蛋糕”的前提是有人“做蛋糕”。如果大量毕业生都倾向于进入体制,而不愿从事其他职业,社会的创新与发展活力就可能受到影响。


更值得担忧的是,过早将考公作为大学生活的主要目标,可能会挤占学生专业学习的时间。公务员考试的专业性相对有限,如果学生把大学四年的大量精力投入考公培训,就可能错失深入学习专业知识、探索个人兴趣和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机会。尤其在考公竞争如此激烈的当下,许多人最终无法上岸,长期备考的机会成本就更加值得警惕。


但问题不只是学生的机会成本。更深层的困境在于,当越来越多人将考公视为获得稳定生活的少数可靠途径时,人生的其他可能性也在被压缩。


美国学者约瑟夫·费西金(Joseph Fishkin)提出过“瓶颈”理论。所谓“瓶颈”,是指那些限制个人发展机会、难以绕开的关口,例如某些考试或资格要求。当高考、考公被视为通往理想生活的少数几条可靠道路时,就容易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


而且,即使考试程序相对公平,不同人拥有的备考资源和条件也并不平等。当优质的发展机会高度集中于少数几条路径时,许多人就可能被挡在门外。


《县委大院》


费西金因此主张,真正的机会平等不能只关注竞争过程是否公平,还应该减少这些瓶颈的限制,提供更加多元、灵活的发展路径,让不同的人能够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实现目标。


每个人的兴趣和能力不同,社会也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所有对社会有益的工作都应该得到尊重,而不应只有少数职业备受追捧。要实现这一点,关键不是削弱公务员等职业的稳定性和福利保障,而是改善其他职业的就业条件,让它们也具有吸引力。


这意味着提高工作的稳定性、完善福利保障,同时改善待遇,提升蓝领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例如,德国和瑞士对职业教育和技能人才的重视,就提供了一种参考。否则,仅靠宣传“职业无贵贱”、鼓励年轻人进入体制外就业,很难改变他们的实际选择。毕竟,人们会用脚投票。


尾声.


在封建社会,做官是读书人最主要的出路,考不中的人往往像中举前的范进一样遭人嘲笑。而在现代社会,人们理应拥有更加多元的选择,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以适合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生目标。


“积极躺平”,某种程度上就是个体试图探索不同于主流成功标准的生活路径。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不必非要挤过某一座独木桥。毕竟,人生不是轨道。


在当前的经济和就业环境下,对个体而言,选择考公是理性的;但当越来越多人都作出同样的选择时,对整个社会而言,却未必带来理想的结果。


社会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也需要劳动者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创造力。而要让人们有条件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就必须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和完善的福利保障,让不同职业的劳动者都能获得尊严与发展机会。只有这样,“劳动有分工,职业无贵贱”才不只是一句口号。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节目《反思现代工作》第12期,有编辑删减,完整内容可移步“看理想APP”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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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编辑:Roc、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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