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顺、袁贞贞:两个没能留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开始记录时代的另一面

本期节目是声东击西「十周年」特别系列的第六期。在这个系列中,我们通过访谈那些亲历结构性变化并拥有独特观察的嘉宾,去听听过去这十年中,他们看见了什么,洞察到了什么,如何理解今天,又如何辨认出那些塑造未来的力量。

本期的嘉宾赵玉顺和袁贞贞,是村镇纪录片频道「遇真纪事」的两位创作者。2016年前后,赵玉顺和袁贞贞带着对新闻和纪录片的憧憬走入职场。几年辗转后,他们选择离开大城市、辞掉工作,把镜头对准那些很少进入公众视野的村镇和普通农民,并给自己定下十年之约,为「最后一批传统农民」留下影像。

他们连续三年追踪广西横州的茉莉花,花农的日子跟着价格和天气起落;而在更多地方,农业公司成片承包土地,田埂被推平,守着小块田地的老人越来越难坚持。

本期节目,徐涛来到了广东湛江,在两位嘉宾的家里,和他们聊聊从北京离开之后的这几年:他们如何走进村镇,如何坚持「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的创作理念,又为什么要把这份记录坚持十年。

本文整理自播客「声东击西」#410赵玉顺、袁贞贞:两个没能留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开始记录时代的另一面丨十周年特别节目

对话者:

赵玉顺、袁贞贞,村镇纪录片频道「遇真纪事」主创,著有书籍《看见中国村镇》

徐涛,声动活泼联合创始人

2016—2021:毕业、北漂与理想落空

徐涛

我们先从毕业时说起。2016年,你们对未来有什么想象?是希望进入媒体,还是已经想过用影像记录具体的人和地方?

袁贞贞

我在大学时对视频很感兴趣,也做过剪辑、拍摄的兼职。毕业时就想找视频编导的工作,拿着那些作品去广州投简历,辗转了一阵。2016年正好赶上网络短视频起来,我的第一份工作叫「热点网络短视频编导」,在一家初创公司,主要是收集素材、写文案,再拼成一个完整的视频。做了四个月,我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一直炮制这类偏娱乐化的内容,就辞了。

徐涛

你当时觉得,刚毕业还是应该去传统媒体里闯一闯,而不是直接留在新媒体行业?

袁贞贞

对,我们当时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年轻人刚毕业,不要先去新媒体,新媒体学不到什么东西,要去传统媒体闯一闯。所以我去了电视台,是外包的专题片团队。那段经历让我学会剪长篇,学会对付很枯燥的素材,但拍摄还是以摆拍为主,拍摄对象常常由政府部门或者宣传部约好,大家都有点表演性质。它只是打了一个基础。后面关于纪录片该怎么拍,我其实是在一种很痛苦的状态里自己摸索的。

赵玉顺

我学的是新闻,2016年正在报社实习,最想要的是能去采访冬奥会。哪一年办的,我当场都想不起来了,看来也没有那么重要。总之,一个新闻专业毕业的人,还是会想做媒体,做一些记录、一些表达。只是我没想到,很多年以后,自己是以这种方式在做。

徐涛

玉顺,你在报社前后实习将近一年,好不容易转正,却在正式入职第八天就辞职了。发生了什么?

赵玉顺

我采访的是电力局的问题。电力部门在哪个地方都很强势,俗称「电老虎」。具体的细节我记不太清了,但结果会让每一户每月的电费增加。这是一篇负面报道。

徐涛

你把题报给了值班主任,他是什么反应?

赵玉顺

他很生气。他说,你才刚刚毕业,这么年轻,为什么这样畏手畏脚?你们学校老师是这样教你的吗?我当下就想,我怎么能一点新闻理想都没有,为什么要做自我阉割?后来我把采访做完了,稿子也写完了。

徐涛

稿子发出来了吗?

赵玉顺

第二天没有发。值班主任也没有跟我解释。如果他一开始就告诉我,这件事推进不了、最后一定发不出来,我其实还好接受。但他先给了我希望,等我真把采访和写作都完成了,稿子却没有下文。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件事是什么样子的。

徐涛

让你难受的,不只是报道没能发出来,而是你原本以为自己得到了支持,最后却发现这份支持没有兑现。

赵玉顺

对。好像自己坚持了很久的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后来我也知道,那时候一些媒体的采编和广告经营并不分开,记者身上甚至会分摊拉广告的任务。所以后来消沉了很多年。离开报社之后,我跟着报社认识的一位老师去了海南三亚,在西岛待了大约三年,拍照片、写人文故事,记录岛上渔村的生活,具体到婚丧嫁娶怎么办、当地人有什么习俗。那三年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关心一个村子内部的事情。

这段经历,后来一直留在我做记录的方法里。我习惯在一个地方待下来,慢慢认识那里的人,而不是拍完就走。

徐涛

2021年春天,你们到了北京。贞贞想找纪录片的工作,玉顺在媒体公司写政务号。那时候找工作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袁贞贞

整个就业环境已经比2016年差太多了。2019年就在说影视寒冬,等我到北京的时候,感觉已经是冰河时期。我想找纪录片的工作,但那些公司自己活得都很艰难。

赵玉顺

我投了很多大一点的媒体,基本没有回复,顶多是自动回复。

袁贞贞

还有学历。我们两个都是二本,在北京,学历好的人太多了,简历经常连初试都进不去,直接被筛掉。所以只能在小公司之间跳来跳去,很难进大公司、大媒体。

徐涛

你们住在哪里?

袁贞贞

最开始在传媒大学站,定福庄。到北京半年,我们搬了三次家,从定福庄到梨园,再到果园,越搬越东,因为越往东房租越低。

赵玉顺

最后通勤单程两个小时,来回四个小时。我先坐公交,再换地铁。坐得久了,我已经知道每一个站每天会上来哪些人、下去哪些人,跟《楚门的世界》一样。我们就是流水线上的一颗颗螺丝,按顺序流动,跳出去就会受到惩罚。我们确实受到过惩罚:收入非常不稳定。

后来离开北京的时候,我们叫了一辆货拉拉。本来想叫中型的,因为我们有锅碗瓢盆,平时自己做饭,后来为了省钱,叫了小型的。结果那辆小面包车,我们也只装了一半就装满了。搬走之后,你什么都不会留下,没有任何人会知道,曾经有两个人在北京市传媒大学周边的一个小房间里住过。

我后来会想,不只是我们是这样。对于现在在大城市里工作的村镇青年来说,其实大家都一样。我们能考上一个二本,在村里已经算高学历了。但即便是这样,你还是没有办法跟城市产生很亲近的联系。所以就会离开。不是因为我主动想离开,而是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忍受。

袁贞贞

我中间还失业过三个月。每天躺在床上想,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我还能不能找到工作。但房租要交,生活成本不会等你。最后我说,我们回广州吧。

赵玉顺

我们所有重大的决定都是她做的。从深圳到北京是她决定的,从北京到广州是她决定的。我就跟在后面。回北京的火车上,我看着窗外,她给我拍了一张照片。那时候的感觉是,人如草芥。

2021-2023:创办遇真纪事,开始记录被忽视的村镇

徐涛

你们后来把离开北京、重新选择生活方向的契机,和2021年北上的大象联系在了一起。那群大象为什么会给你们这么强的触动?

袁贞贞

我跟他说,好浪漫啊。一群大象为什么要偏离自己的轨道?它明明可以在西双版纳,为什么要去普洱、去玉溪,向着昆明走?一群象都可以改变自己的轨道,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

赵玉顺

但一开始并没有立刻决定做账号。我们想的是,先回广州,一边工作,一边利用周末拍。广州是广东的中心,去粤东、粤西、粤北一样方便。我们想知道,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到底是什么样子。

徐涛

所以这不是一个已经规划得很清楚的创业计划。

袁贞贞

那时我们也不知道这件事最后会变成什么,只是觉得应该出去看看。

徐涛

你们最初更新账号时,还是一边上班一边拍摄。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件事值得成为一份全职工作?

赵玉顺

是贞贞提出来的。她说,一直在广东拍也不行,要出去,去别的省份,不可能周末去再回来,太远了,那就把工作辞了。那时候我们26岁,想着实在不行,就再进城务工。

袁贞贞

我们还定了一个期限:半年。半年粉丝没涨上来,我们就回来,再找工作。

徐涛

钱从哪里来?

赵玉顺

负债。借的是网贷。我们两个是完全不会做生意的人,成本、利润,当时真的没有考虑。就是觉得,自己的账号,把它做好就行了。

那几年网贷很多,年轻人借贷很多,失业也很严重。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例子。

徐涛

第一站去了哪里?

赵玉顺

广西。因为近。从我们家出发,去南宁比去广州还近。

袁贞贞

那两年没有大的计划。哪个市没去过,就去哪个市。我们不像旅游博主去找景区,我们到当地,看他们种什么,听村民在想什么。刚开始就是随机去问、随机去采访。

赵玉顺

在村里非常容易聊起来,尤其是广西和东北,大家非常热情。

徐涛

你们从一开始就把创作理念概括为「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这句话既是在说村镇,也是在说你们自己的经历。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表达?

赵玉顺

我们最开始想的是:是不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发声,讲一讲我们自己的感受,讲一讲村镇的感受。没有等到。那我们就自己来。

徐涛

所以这不是一个职业选择。

赵玉顺

它更像是一个关于「谁有资格被看见」的选择。我们等过别人来讲,但没有等到,就只能自己拿机器去拍。

这句话里其实有两层:一层是村镇,一层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被忽视的那一批人。从村镇到大城市,读了大学,找了工作,但依然没有跟城市建立很亲近的联系。这件事不是一个瞬间让我们决定去做的,它是慢慢长出来的。

在真正来广东之前,如果有人说「我来自广东」,别人想到的可能是包租公、拖鞋、凉茶、烧腊、世界工厂、广州塔。但这些全部属于珠三角。我们现在在粤西,知名度和关注度都没有那么高。像一束光打下来,你只看到珠三角那一片的闪耀,粤东、粤西、粤北就在旁边,但不在光里。

徐涛

所以你们以广州为中心出发。第一年走了哪些地方?

赵玉顺

差不多十个月,走遍了珠三角之外的广东。没有固定路线,也没有预设主题,就是好奇。我们自己也很意外:原来珠三角之外的广东这么丰富,不只是工厂、科技和GDP一直涨的故事,还有很多当地人的故事。

徐涛

有没有哪个地方,连你们都没想到?

赵玉顺

云浮。它可能是广东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市。我们第一次开车进去,发现那里全是石材厂,瓷砖、石材,一条街绵延几十公里。

我第一次跟她回湛江也是,那是2021年年底过春节。以前我对广东的印象,要么是很多工厂,要么是很多山岭,岭南嘛。结果进入湛江这片区域,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你看过去,甚至不知道这里是岭南还是东北。这里种着全中国最多的菠萝、最多的香蕉,还有火龙果、良姜、菠萝蜜,像一个超级巨大的农场。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

跟着玉顺和贞贞前往海边,看到生蚝养殖和硕大的蚝壳图片来源:徐涛

徐涛

你们的创作理念是怎么形成的呢?

赵玉顺

其实和一次「没有下下来的雨」有关。2021年4、5月,我们快离开北京的时候,微博热搜说北京24小时之内会有一场超级大暴雨。提前24小时,你就能看到那些量级非常大的媒体,有的在天桥上架一个机位,有的在街边架一个机位,全都对着天空,实时直播北京暴雨。那么大的关注度,就对着那片天空。最后很讽刺:一滴雨都没有下。

但同样的雨,下在别的地方就不是这样。如果四川、广西、云南、江西、陕北真的下了一场暴雨,有人的房屋受损,麦子、稻子、玉米、果树受了灾,就没有那么多人去在乎。那哪个事情更重要?哪个事情应该获得更多的声量?我有自己的答案,但现实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想做的,其实是重新分配注意力。哪些事情应该被看见,哪些人的生活值得被记录。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至少应该有人一直在问。

我可能之前也不会问这些问题。26岁之前,我想的都是:我要往城市走,最好买得起房,职位高一点,挣更多钱。26岁之后,我才慢慢返回去,找自己的来时之路——我为什么会是现在的我。才开始关注地里的东西,关注身边的事物。

徐涛

你小时候在湖南的农村长大,农活干得多吗?

赵玉顺

很少。我奶奶从小跟我说,你这双手一定不要用来握锄头,一定要用来握笔,握锄头是没有未来的。我信了。好像从你出生那一刻,所有人都在叫你离开土地、离开村庄,去大城市,最好去北京上海,不行去长沙,实在不行去县城,总之不要留在村里。我唯一干得多的农活是摘黄花,黄花菜是我们村里最重要的经济作物,农忙时要摘一整个暑假。现在想起来很后悔,当时应该多帮爷爷奶奶干一点。

袁贞贞

我干得比他多。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拔花生、种花生、晒花生,拔木薯、挖番薯。

徐涛

所以你们重新走进村庄,也是在重新认识自己的来处。

赵玉顺

是。而且你会发现,现在村里和孩子有关的景象,跟我们小时候是一样的,只有一点不同:手机成瘾更严重了。我们那时候有游戏机、网吧,有「网瘾少年」这个词;现在这个词没有了,因为人均网瘾。

徐涛

走访很多村庄之后,如果要从这么多乡村议题里挑出最重要的,你们会怎么判断?

赵玉顺

一个是农民的养老金,一个是留守儿童上学。没有比这两件更重要的事。因为村里剩下的人,就是这两部分:老人和孩子。

拍久了会看到,村小的人越来越少,然后它开始关闭。村小没有了,很多村到镇上是5公里。5公里在城市不算什么,但在中西部,或者东部山区,是山路,开车要20分钟。上学路一下就变难了。这5公里由谁来完成?这就是问题。让老人送吗?七八十岁的人送七八岁的人。坐校车吗?很多地方只有公交车,一天几班,还不一定到学校。寄宿吗?一个还会尿床的孩子去寄宿。重重问题都会发生。每个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城镇化往前推,村里人越来越少,学校越来越少,好像昨天还是村,明天就是城了。但大家会忽略,在过渡阶段的这一批人怎么办。

另一端是老人。2022年末,我们给农业农村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写了一封信,还拍成了视频。那是贞贞提出来的。2022年的时候,关于农民养老金的讨论还很少。当时城乡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是一个月一百多元。城镇职工是按工龄、职称这些算的,不管怎么算,都比这个高很多。我们觉得他们理应获得更高的养老金标准。他们交过农业税,出过义务工,修过基础设施。中国工业化从零开始加速的那些年,是靠他们托起来的。这不是我们一家之言,新华社也这么写过。这件事应该成为一个共识。所以这不只是某几个家庭的困难。它关系到社会发展成果怎么分配,也关系到一代人晚年怎么过。

徐涛

评论区有分歧吗?

赵玉顺

有。最典型的一种说法是「你们怎么能慷他人之慨」——给农民多了,给城市就少了。但这是国家的收入,是劳动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本来就该分配、该共享。还有一种说法是「农民没有交社保」,但没有考虑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

这件事后来讨论越来越多,也有了一点提升:之前是涨5块,现在涨20块。今年人大代表提了很多,农民日报也发了文章,讨论「农民是否应该视同缴纳」。我觉得这都是好事,应该不断讲、反复讲、重复讲。

2024-2026:连续跟拍经济作物,记录中国农业的变化

徐涛

你们后来把镜头从村庄生活进一步转向经济作物。2024年开始连续三年拍摄广西横州的茉莉花,这个选题最初是怎么来的?

袁贞贞

我们两个都是农村出生,但其实对农作物并不了解。书本上没有教过我们一种作物怎么种、怎么管护、怎么采摘、怎么卖。所以一开始就想,去拍中国的每一种农作物。我们自己也能补上这一课,也能更了解现在的农村到底是什么状态。

赵玉顺

因为每一种经济作物背后,都不是一个抽象的产业数字,是几万户、几十万户人的营生。横州的茉莉花,是34万人以它为生。香蕉、菠萝这种更大宗的作物,靠它生活的人更多。在我们雷州半岛,再过一个半月,会有几千甚至上万的贵州人来砍甘蔗,这个习惯已经延续了30多年。你理解了种、管护、采摘、销售,其实就更能理解我们的土地、我们的村镇、我们的同胞。

我们第一次去横州,恰好遇到茉莉花价格处在历史高位,收购价一度超过40元一斤,最后收的时候也有二三十块。按原本的计划,一种作物拍完,隔三四年再回访,我可能2027、2028年才会再去。2025年又去,是因为价格跌得太狠:从4月开采,到7月、8月初,大部分时间在10块以下。

徐涛

这个落差是怎么发生的?

赵玉顺

2024年价格太高,农户扩种,老板也扩种。一个东西但凡值钱,就一定会有大资本进场。政府还跟银行推了「茉莉花贷」,也促进了更多人入场。到2025年,每个人都知道今年价格不会比去年好,但没想到会差这么多。

但2025年下半年又回升了,8月10号之后又往上走,到了二三十块。花农的说法是,茶厂前面积压的存货消耗完了,需要新的货进去。还有一个原因,2024年茉莉香美式、茉莉拿铁这些饮品起来了,需求一下子放大。

消费端的一杯饮料,最后会变成田间的一次扩种。而且农户扩种,不只是因为去年价格好,还因为种粮食更不值钱。水稻一块多一斤,很稳定;茉莉花就算跌到10块,收益也比种水稻高。他已经有种花的经验,就会继续种花。

2026年,又遇到了另一件事。当年花价其实不错,但7月初广西发了大水。我们当时在青海拍黄河系列,赶不回来,一直到8月底,从山东入海口结束那次拍摄,才过去。

徐涛

你看到的是什么?

赵玉顺

那些花我熟悉,那个地方我也熟悉。但地里的花开始枯萎,有些直接被淹掉,进不去了。更让我想到的是种花的人。有些人已经不在了。

徐涛

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一百多人。

赵玉顺

对。很多花农不只是花被冲毁,房屋也倒了,有人失去了家人。那几天我们亲历了几场葬礼。其中有一个人,本来已经走到安全的地带,往上走了,看到村里还有一个妇女没上去,在那里呼救,他就逆着走回去救她。后来房子塌了,那个妇女活了下来,他被冲走了。家属给我们看了她被冲走之前的一段视频,她在洪水里挣扎了很久。她水性非常好,但那场洪水太大了。

袁贞贞

茉莉花对广西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能挣钱的经济作物。广西整体经济水平不高,大多数人去广东打工,能种茉莉花,这个产业这两年发展得也比较好,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产业。前两年虽然2025年跌了一下,后面又涨起来了,我挺开心的。没有想到2026年会发生这么大的灾害。人不在了,有些花农没有办法再回来摘花。这是我比较难过的一个点。

徐涛

你们记录的这三年,恰好是横州34万花农最跌宕的三年。

赵玉顺

我们也没有想到。

徐涛

2024年你在横州待了多久?

赵玉顺

去了三次。第一次晴天,第二次雨天,第三次阴天。要强调天气,是因为茉莉花每天都长、每天都开,花农不管晴天、阴天、雨天,不管大雨还是大风,都要出现在花田里。这很像我的童年,摘黄花菜也是一样的,每天开,什么天气都要摘。

徐涛

为什么非得在花苞的时候摘?

赵玉顺

茉莉花最值钱的是香气。花苞一旦开放,香气就散了,没有经济价值了,因为它的香气要拿去做茉莉花茶。而香气跟天气直接挂钩:太阳越猛,香气越浓,花价越高。所以花农采花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太阳晒得身体很热,另一方面又希望太阳越大越好。这就是「心忧炭贱愿天寒」,到了这里是「心忧花贱愿天热」。

徐涛

正如白居易的《卖炭翁》里写道的。

赵玉顺

对。从这个角度讲,一个普通农户,从古代到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去了交易市场。第一次进去,几万斤、十几万斤茉莉花同时铺在地上,那种芳香四溢,你会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闻的地方。它跟香料市场不一样,香料市场有点刺鼻,花市是非常香的。我们在里面拍了两个小时,出来闻自己,原来男人也可以这么香。

视觉冲突也很强。茉莉花是雪白的,是芳香的;把花背来的花农是黝黑的,脸黑,衣服因为汗湿也是黑的。一个个黝黑的花农,背着雪白的茉莉花,来换他一天的收成。

徐涛

那天的价格是多少?

赵玉顺

开市33块。2024年之前,大部分时候是五六块、七八块,十几块就已经很不错了。市场里有几十个档口,每个档口前面就一张小木桌,非常简陋,但流水每天几十万。收花的人拿着大量现金,当场结账,因为很多农户只收现金。

徐涛

价格是谁定的?

赵玉顺

花价一直在变。别的农产品,同一天价格是固定的,茉莉花不是。那天隔5分钟,从33块变成32块5,再隔5分钟,又回到33,再到34。最低31块5,最高35左右。收花的人有群,几个收花点之间实时通消息。

但卖花的是散户。花农背着十几斤、几十斤一大包,每一朵都是一颗一颗摘的。几十斤,一家人从早摘到晚,要七八个小时,甚至十个小时。

徐涛

收花点有限,档口有限,卖花的是分散的小农。这种结构里,议价能力是不是很弱?

赵玉顺

非常准确。永远都是被动的。不光茉莉花,北方的柿子、苹果、梨,湖北的藕,广东的火龙果、香蕉、菠萝,都一样。你栽下一棵果树的时候,不知道后面的价格;甚至今天都不知道明天的价格。

而且花等不了。花农每天摘的花要尽快卖出去。茉莉花必须在花苞状态,开了就没价值,所以他没有等待的空间。价格在收花的那一端流动,他能做的只是把今天的花卖掉。

更大的被动在成本这一端。茉莉花今年种下,明年开始开花,三到五年进入丰产期。果树大部分要三到四年才挂果,五六年、七八年才丰产。但种苗、人工、肥料、农药、化肥,如果有机械还有机械成本,全都已经投进去了。高风险、高投入,周期又特别长,而价格是最后才知道的。

袁贞贞

而且农户看到的是眼前的高价。等他的作物真正进入产出期,市场可能已经变了。2024年价格高,大家都扩种,2025年新增的供给反过来又压价格。

徐涛

为什么明知道会这样,还是继续种?

赵玉顺

因为在他能做的选择里,这仍然是最好的一个。种粮食更不挣钱,种花至少还有过好价钱,也有经验。

所以小农面对的是一个不对称的风险结构。投入发生在前面,价格在后面;天气他控制不了,市场他也影响不了。农业看起来越来越现代化,消费端很方便就能买到各种水果、各种饮品,但最前端的种植,还是要看天吃饭。所以在这条链子上,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人,承担了最大的不确定性。

消费端看到的是价格、品牌、口感;种植端承担的是天气、成本和时间。中间隔着几年,谁都说不准。

「看天吃饭」这个词,你说过它是中国人的宿命。

赵玉顺

5000年以来都是。而且它到现在依然成立。我们隔壁镇,去年台风,一片百香果园,果子马上要成熟,已经搭了大棚做防护,还是被刮倒了。大棚也挡不住。你只能尽量减少损失,但整体还是在看天吃饭。

今天:为正在消失的传统乡村生活留下记录

徐涛

你们在不同地方拍摄时,也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农业经营方式的变化。一个很具体的景象是田埂被推平了,原本分散的小块土地连成了大片。这意味着什么?

赵玉顺

我们说话这个地方,不到一公里,大概500米外那一片地,现在种的是火山番薯,因为雷州半岛有很多火山岩,红土壤。我第一次来是2021年,那时候那些地还没有全部被承包。现在整片都被承包了,承包的公司来自黑龙江。

徐涛

黑龙江的公司,跑到中国大陆最南端种番薯。

赵玉顺

对。大农场在东北,可能对规模化经营更有心得。他们一来,就把田埂全部推平了。田埂不只是田和田的界线,它也是户与户的界线。推平,意味着这些地不再属于一家一户的耕作单位,而是连成一片,交给一个经营主体。

徐涛

这件事离你们有多近?

赵玉顺

很近。一个星期前,中秋节,我跟贞贞代表我们家两个人,去参加队里的一个会。队长把队里三十几户人召集在一起,议题只有一件:队上还剩三十几亩地,有人想承包,大家觉得租多少钱一亩合适。有人说600,有人说800。队长说,好,我再去跟那边谈。

就这样,地就承包出去了。土地集约化讲了很多年。但南方的地散、丘陵多、村庄多,一直很难做。

北方早就推平了。现在南方能推的,也推得差不多了。我记得很清楚,2024年在福建,看到山里的地都开始推。福建是中国山地和丘陵面积第一或者第二多的省份,「八山一水一分田」,我觉得它至少是9.5山。

徐涛

0.5分田。

赵玉顺

对,0.25分水,0.25分田。连福建都开始推的时候,我那一刻就意识到:推得差不多了。

徐涛

推平的前提是什么?

赵玉顺

前提是村里的青壮年流失,没有人种地了。对大户来说,种得越多,越能拿到各级补贴,现在的逻辑就是种得越多、补得越多;种得越多,采购农资、农药、化肥、地膜的成本越低,自己还能买旋地机、插秧机、播种机。你种得少,成本就下不去,没有办法跟大户竞争。

所以小农不是「不愿意种」,是「守不住」。

一头是成本,一头是劳动力。青壮年越来越少,一户一户的地就守不住了,最后一定要流转出去。像我们两个,也不太可能回湛江种地。

袁贞贞

现在回村种地的年轻人,很多是为了拍三农视频给大家看,大部分还是不会回来。

而且真要把地种好,要花的精力非常多。我们前几天连吃了五天丝瓜,为了那五条丝瓜,努力了两三个月管护。我们还是新手。如果你真的全身心种地,第一你抽不了身,第二即便抽了身,也不一定能得到很好的收益。

徐涛

所以中国农业会越来越像美国、欧洲,规模化经营,小农越来越少。

赵玉顺

我觉得现在城市超市里的农产品,90%以上来自大型农业公司。我说得保守一点,因为我没有做过调研,但至少90%。这个趋势,在我们拍摄的十年里越来越明显。

恰好就是这十年。农村老人、空巢、养老、留守儿童上学这些问题,在九几年、零几年就开始了;但大型农业公司、种植大户、资本下乡,直接进到地里种作物,是这几年才越来越大的趋势。他们一种就是几百亩、上千亩,甚至几千亩。种得越多,成本越能控制,产量也越稳定。

这不只是经营规模的变化。现在的农业,已经不是用农业的方式在种农业,是用工业化的方式在做农业。以前一户和一户不一样:有人复合肥多一点,有人氮肥钾肥多一点,有人用农家肥,有人自己堆肥。现在统一都是专用果肥、专用蔬菜肥,一路推过去,得到一模一样的工业化的产品。口感也是一样的。

徐涛

你对此是什么心情?

赵玉顺

我觉得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小农会一直减少,最后可能只剩一点自留地,种一点蔬菜。这个过程不可逆,而且它一定会发生,并且已经快要走完了。对我们来说,能做的是把最后经历这个阶段的人的感受记录下来——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交接的这个部分。

「田埂被推平」这个画面,对我来说不只是农业效率。它是人和土地关系的一次改写。原来那些零散的田、不同家庭的种法、谁家地界在哪里,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推平之后,这些都没有了。我们不是要判断这个变化好不好,是要在它发生的时候,把生活在里面的人经历了什么留下来。

徐涛

在这个变化里,哪些人最容易被忽略?你们为什么会把镜头更多地对准年过七十、仍然留在村里的老人?

赵玉顺

因为他们卡在城乡之间,卡在两个阶段中间。他们没有办法再进城务工。很多人年轻时在农村,后来进城,在工地、在工厂。过了60岁,他们的脸就刷不进工地了,因为有一个闸门,进不去。进不去,就回村里,重新开始务农。我们镜头里出现最多的,就是这一批人。

一个人的人生,就这样被分成了几段。如果一个人生于1950年,现在76岁。他经历过困难时期,经历过动荡,经历过改革开放,进城务工,用务工的钱回村盖房子、给孩子结婚。等到21世纪,珠三角成为世界工厂,更多就业机会出现,有人进工地,有人进工厂。但不管哪一种,过了60岁,最后都回到村里。他们这一生经历的,是之前历朝历代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回到村里就开始做零工。番薯地里那些年过60岁的妇女,年轻时很多在珠三角的工厂或者工地干活。过了70岁,连田里也找不到工作了——高温、户外劳作,雇工的人会担心你出事。

一天一锅粥,或者一锅饭,炒一个菜,从早上吃到晚上。他吃得本来就少。其他时候,要么坐在村里的大树下,要么坐在自己院子里、门槛底下,也没有别的事情,就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他们最后就变成一个个坐在村里的人,从天黑坐到天亮,又从天亮坐到天黑。

即使是在小镇上,城镇化的发展也正在留下空心化的“老城区”图片来源:徐涛

徐涛

那种安静里有很强的孤独。

赵玉顺

我奶奶人生最后几年就是这样。所以我非常清楚那是什么状态。现在中国东南西北的村里,都有这样的老人。

袁贞贞

我们希望把他们真实的生活留下来,不是把他们当成一个抽象的群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性格和记忆。他们这一代人,为我们当下的工业,为整个共和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想把他们最后的这些时间记录下来。

徐涛

所以你们拍的其实是「过渡」本身。

赵玉顺

对。昨天还是村,今天就是城,这句话听起来像一句概括,但落在一个人身上,是几十年。

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十年期限。因为十年之后,最后这一批人可能就走得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走到第六年,至少还会走到第十年。这相当于给最后一批传统的中国农民做最后的记录。我们也不能保证会一直把关注点放在村镇,但至少这十年,会做下去。

袁贞贞

我们两个人都是留守儿童,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义务给他们留下最后的记忆。如果他们不在了,我们不记住他们,后面的人都不会记住。我们的孩子、后代,都不会想起来。他们会被忘记,但我觉得他们不应该被忘记。

赵玉顺

拍的东西不是给现在的人看的,是给10年后、20年后,或者更久之后的人看的,作为资料留存。很多事情在慢慢消失,这个时代的交接处又快要结束了。我们2021年拍的一些东西,再等几年,可能就越来越难找到了。

徐涛

你们现在做的「水库往事」,已经不只是记录当下的乡村生活,而是在追寻一段更早的历史。为什么会想到回头寻找当年参与水库建设的普通农民?

赵玉顺

中国有8万多座,也有人说9万多座水库。绝大部分是1958年到1975年这十几年间建成的。它们后来承担农业灌溉、工业用水、居民用水,还有防洪、调蓄洪水,是非常重要的水利工程。

但这些工程的历史,通常不是从农民的角度写的。当年是以农民为主体修的,村里的人,真正的阿妈去修的。我的爷爷奶奶也去修过。可是我们现在回头去找「当时到底怎么修、发生了什么」,看到的资料大多是干部视角。干部视角当然有必要,但普通修建者的视角,非常少。

所以我们想找的是人,不是工程。我们想找回那段70年前的记忆。1958年到现在,68年。一个人如果当年十五六岁去修水库,现在至少80多岁。找到一个80多岁、还有记忆、又能顺利表达的人,没有那么容易。为了寻找当年修建高州水库的人,我们曾经开车沿着水库走访十几个村庄,挨家挨户打听。从早上到晚上,围着水库开了一整天,走了十几个村,每个村问三四个人:有没有当年修过水库的人还在?大部分人说没有。有的人说我爸修过,我问你爸在哪里,他说,我爸在山上睡了很久了。

徐涛

这句话很重。

赵玉顺

我们一直找到最后,快放弃的时候,才找到一个89岁的老人,他当年真的修过。

我们希望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水库建成的时间、规模和作用,还包括普通人当年怎么参与,怎么生活,怎么劳动,他们怎么理解自己做过的事。我们相信这些影像会成为资料,留给十年、二十年以后的人看。

徐涛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玉顺和贞贞。如果大家还有疑问,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内容来自 虎嗅,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阅读原文 ↗

用 HomepageTab 新标签页关注 RSS,打开浏览器就能看到更新。

安装 Homepage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