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研究型大学”,好像也没那么新了
十五年前,有一所大学立志要成为中国最"新"的大学。
它不参加高考,自己发文凭,不要行政级别,说要"回答钱学森之问"。它放话要"一步到位办成一所亚洲一流大学"。
十五年后,它是双一流,年预算五十三亿,投档线高过一堆985,十七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校长本人拿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但它已经不"新"了。它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书记和校长分设,招生靠高考成绩占六成的631综合评价。它当年那些石破天惊的"新"——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一个也没留下,如今被一套更安全、更精细的管理技术取而代之。
从"中国最新型"到一所体制内的正规大学,南科大用了十五年。
这不是一个失败的故事。这是一部转型史——一所大学如何把自己从试验田,一步一步洗成正规军;又如何在变"普通"之后,才真正被这个体制承认。
它曾经有多"新"
2007年3月,深圳决定筹建南科大。筹备办公室最初只有六个人,办公地点在市民中心对面停车场的地下室。
那是一个高教荒漠里的城市。2004年深圳做过一次人才调研,结论是本地企业招高级人才"只能从矮子里面选将军"。按当时的规定,从零办大学只能从专科起步,最快要二十八年才能拥有一所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
2009年,朱清时从时任深圳市代市长王荣手里接过聘书。他上任后亮出的三张牌,今天读起来仍然惊人: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去行政化。
他对《南方人物周刊》说,南科大要"一步到位办成一所亚洲一流的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他宣布"不经过教育部批准自主招生,自授文凭";他还提出"书记校长一肩挑",说"教育不能是谁官大谁说了算,必须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这就是在回答钱学森之问"。
2011年,四十五名学生入学,成为"教改实验班"。他们不参加高考,拿着南科大自己发的文凭。开学第一课由中科院院士唐叔贤主讲,《科学》杂志的记者在场。师生比接近一比一,教授和学生住同一栋楼——教授住三楼,学生住二楼和四楼,一楼共用。
那是中国高等教育最接近"试验田"这三个字的一次。
它新到什么程度?新到它把自己整个架在了现行制度的对面。自主招生,绕开了统一高考;自授学位,绕开了国家学历认证;去行政化,绕开了大学既有的权力结构。这三张牌,每一张都不是技术改良,而是要和制度重新签一份合同。
这份合同,后来一张也没签成。
第一次转型:把"自主"交出去
很多人以为南科大的改革是被某一份文件一纸叫停的。不是。它是一点一点主动交出去的。
最先交出去的是自主招生。
2011年4月,教育部要求实验班学生必须参加高考。5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发布会上说:"教育部支持南科大的教改探索,但任何改革首先要坚持依法办学,要遵循国家基本的教育制度。"
5月30日,四十五名学生发表公开信。信里写:"我们从未担心过自己的职业和未来,因为我们都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态。"
6月7日,深圳三万三千一百六十六名考生走进考场。南科大准备的两间考场空着,四十五人,无一赴考。
这是这场实验最硬气的一天,也是最后一次。
挡不住。2012年4月,教育部同意正式建校;5月,批准招生方案——高考成绩占60%,校测占30%,高中平时成绩占10%,史称"631"。自授学位,只存在了一届。
南科大从此有了国家的户口。代价是,它必须开始参加统一招生,必须让学生在高考的秤上过一遍。
一所大学最"新"的那部分,往往最先被现实收走。因为它动的是整个系统的入口,而系统的入口,从来不归一所学校自己管。
第二次转型:把"去行政化"交出去
第二张倒下的是去行政化,而且倒得比想象中更早。
2011年3月,刘延东批示:"南方科技大学作为改革试点,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按规划纲要进行。"——这句话,离朱清时打出"去行政化"的旗号,只隔了几个月。
也就是说,这场改革的边界,在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画好了。
2013年10月,南科大正式成立党委纪委,撤销筹备时期的临时委员会。2014年1月,深圳市公安局原局长李铭出任党委书记,朱清时不再兼任,"书记校长一肩挑"的实验结束。
朱清时当年把"一肩挑"当成去行政化的核心——权力集中在一人手里,就不必向官阶低头。如今这个设计被拆开,党委书记和校长各就各位,南科大回到了所有中国大学都熟悉的那套结构里。
他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自辩:"我是南科大'出生'时的'保姆',深圳市政府才是'老板',我是他们雇的,打工的,如果老板不让你做,你能做吗?"
这句话说透了这场改革的真实位置:它从来不是一所大学自己能决定的事。朱清时只是被请来开门的人,门开到多大,不由他定。
2014年9月,朱清时卸任。他给自己打六十分,说自己"是中国妥协最多的校长";批评者熊丙奇说,他的卸任"标志着南科大改革的彻底失败"。一群首届学生后来回忆,那半年是"最迷惘的日子,觉得整个学校像是没了灵魂"。
第三次转型:把"治校"改成"治学"
第三张牌是"教授治校"。它是被一个字的差别消解的。
朱清时后来自己把话说得很准确:"学校以理事会治理模式,学校教授治学。"——治学,不是治校。
一个字之差,权力的大半就留在了理事会里。而理事会里,过半是党政官员。朱清时对此的解释是:"没有这些掌权的人在里面,你做的决议他们不承认,那理事会就变成了笑话。"
这是一句极其清醒、也极其无奈的话。他不是不知道"教授治校"和"教授治学"的区别,他是在说:在这个体制里,你能争到的极限,就是治学。
到这一步,三张牌全部落地。自主招生变成了631,自授学位变成了国家承认的文凭,去行政化变成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授治校变成了教授治学。
南科大用三年时间,把"新型"两个字里最锋利的那一半,一格一格磨平了。
最锋利的批评,来自它想成为的那所学校
这里有一个很少被提到的细节:对南科大最严厉的早期批评,来自它试图模仿的对象——香港科技大学。
2011年,三位受聘参与南科大筹建的港科大教授——化学系主任李晓原、自动化中心主任李泽湘、数学系主任励建书——集体退出。高考风波后,他们授权《南方周末》发表公开信,标题叫《要改革,不要口号》。
信里的话很重:南科大"既没有管理团队也没有学科框架,既没有学术团队也没有学生培养方案",无从谈起"建设一个现代研究型大学所必需的教授质量、教育质量和管理质量"。
港科大创校校长吴家玮说,港科大筹备四年,光学科设计花一年、规章制度建设花三年,首批学生入学时已经有100名教师。朱清时的回应是:"整个任期就五年,我如果光筹备这些,到现在南科大还是个零。"
这是两种大学观的对撞。一种相信制度设计先行,先定章程、先搭框架、先攒够教授,再招学生;另一种相信"一边开车,一边铺轨",先干起来再说。朱清时说:"他们在香港可以做到,但在内地,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不可能写出来。"
多年之后回头看,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南科大选择的正是后一条路——而这条路,注定要一边跑,一边把当初挂着的那些旗号卸下来。
转型不是意外,是这条路走到头的必然结果。
变"普通"之后,它反而赢了
这批拒绝高考的学生,2015年毕业时只有41人。因为自授学位不被国家承认,他们无法考研、无法考公,毕业时79%选择出国——这既是成果,也是被制度挤出去的结果。多年后,有人在全球顶尖实验室做研究,有人创业,也有人在竞聘央企科研岗时"卡在了文凭上"。
而学校本身,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曲线。
2015年陈十一接任校长,把"教授治校"正式改成"教授治学",把"中国的加州理工"改成"斯坦福"——学生"可以是科学家,也可以是企业家,更可以当干部"。
2018年,南科大拿下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内地新办高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时间最短的"。2022年,入选第二轮"双一流",数学学科上榜,是深圳本土第一所双一流。
到2025年,南科大的预算是53.6亿元;在校本科1407人、研究生2632人;17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当年新增3位中科院院士;广东本科批投档线652分,高过一堆老牌985。2026年,薛其坤团队在《自然》发表常压镍氧化物高温超导成果,校长本人拿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里有一个残酷的对照:朱清时当年最想要的,是让社会承认这所大学。他选的路径是"自授学位,让社会来承认"——结果这条路走不通,首届学生被卡在文凭上。
而南科大真正被承认,是在它交出自主招生、交出去行政化、交出教授治校之后。承认它的,不是那张特立独行的文凭,而是教育局、财政局的预算表,是ESI排名,是投档线,是双一流名单。
它用"变普通",换来了"被承认"。
这不是失败,也不全是成功。这是在中国的现实里,一所大学想活下来并且活得好,唯一走得通的那条路。你可以失败地成功,但很难成功地失败。
只是它好像也没那么"新"了。
连"新"这个词的意思,都被改写了
转型走到最后,连"新"的定义都换了。
2026年8月,薛其坤在一次访谈里被问了一个问题:南科大和深理工、大湾区大学都叫"新型研究型大学",相较传统高校,新在哪?
他没有顺着"新"字去讲制度,而是讲了三件很具体的事:631综合评价录取,入学一年后再选专业的书院制,以及这些尝试会"更加体制化、系统化"。
把这段回答,和十五年前朱清时打出"新型"旗号时说的话放在一起看,落差触目惊心。
当年朱清时说的"新",是自主招生,是自授学位,是去行政化,是"书记校长一肩挑",是谁掌握真理谁说了算——每一个词都是冲着制度去的,是要重新签一份合同。
而2026年校长说的"新",是一套招生技术、一套培养方案、一套"体制化、系统化"的管理方法。它不再挑战任何规则,它只在既定的框架里,把事情做得更精细。
同样一个问题——"新在哪"——十五年前后的答案,已经不是同一件事了。
"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五个字没变,但它指称的东西被换掉了。当年那种要改规则的"新",变成了今天这套在规则内精耕细作的"新"。
南科大没有摘掉"新型"这顶帽子。它做的是一件更彻底的事:把帽子里的东西,整个换了一遍。
南科大这一所学校的转型史,到这里就写完了。
但故事如果只停在这里,就把一个问题看小了,不是本频道的风格。
余响:今天的"传统",也是当年的"新型"
现在有一个细节,几乎没人当成问题看。
你打开任何一份大学排名榜、任何一份高考分数线榜单,会发现一个约定俗成的处理:南科大、上科大、西湖、福耀科大这些学校,是被单独挑出来排的。它们自带一个类别,叫"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个类别已经不需要解释了——它出现在榜单的分类里,出现在家长的填报逻辑里,出现在招生咨询的话术里。它成了一个被默认承认的物种。
毕竟,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招生人数少。
但请顺着这个既定事实往下想一步。
十五年后,当这批学校都走完南科大走过的路——转型、扩招、进入同一套评价体系、用和传统大学一样的语言说话——它们会变成什么?
我悲观的认为,它们会变得和传统大学别无二致。
然后,它们会涌入传统大学原本待的那条赛道,和传统的研究型大学抢生源、抢指标、抢排名、抢同一批考生和家长的目光。
到那时候,一个很少有人问、但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来了:传统大学怎么办?
那些没有"新型"光环、没有巨额捐赠、没有特批权限,就那么一年一年办了几十年的传统大学,它们的未来在哪里?
甚至,这里还有一个更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所谓"新型研究型大学",根本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把时间往回拨七十年。1952年前后,中国办过一批学校——院系调整后新建的"八大学院",她们不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吗?1953年建校的哈军工,高起点、集中投入、全新的办学模式、瞄准当时最前沿的工科,一切从零开始,她不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吗?1958年创建的中科大,她的创办被称为“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建校后,中国科学院实施“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高起点、宽口径培养新兴、边缘、交叉学科的尖端科技人才,她不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吗?
按今天的标准,她们就是那个年代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是当年高教系统里最"新"的那批棋子。
她们后来怎么样了?她们变成了传统大学。有的成了行业里的龙头,有的在一次次调整中被拆解、合并、改名,有的连名字都已经不在了。
她们都老了,都成了今天的"传统"。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循环:每隔几十年,就要办一批"新型"大学,用新的模式、新的投入、新的机制,去解决老大学解决不了的问题。然后,这批"新型"慢慢变老、变臃肿、变传统,于是又需要一批更新的"新型"来顶上。
新的转型成传统的,传统的被新一轮新的追赶,然后又冒出一批更新的新型。这个轮子转了七十年,至今还没停下来。
这个轮回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它说明,我们或许,一直把力气用在了错的地方——把注意力全押在"再造一所新型大学"上。
好像只要不断有新鲜的血液输进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永远年轻。但一个需要靠不断"换血"来维持活力的系统,恰恰说明它自己的造血可能出了什么问题。
也许更值得问的,不是下一所新型大学在哪里,而是那些当年的"新型"、今天的"传统"研究型大学,到底怎么了?
她们为什么每隔几十年,就要被新的替代品踢到身后?她们当年那股"新"劲儿去哪了?她们到底能不能——不是靠改名,不是靠合并,不是靠再建一所新的——而是靠自己,跟上每一个时代?
南科大的首届学生,当年在公开信里写自己"怀着一颗'实验'的心态"。十五年后,那批学生早已散落世界各地,而"实验"这个词,从所有新大学的招生简章里消失了。
但实验不会真的结束。它只是换了一批学校、换了一代人,重新开始。
而那些完成了实验,回到传统的大学要回答的,是一个比"怎么变新"难得多的问题:
一所大学,怎么才能一直新下去?
这个问题,南科大没有回答。钱塘、福耀、东方理工们,也都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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