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刚毕业的我这样见证了崔健做专辑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录制的新专辑叫什么名字。
文|周红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毕业没几年,因为本职工作不坐班,所以就在外兼职见世面、长本事。由于我帮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一个朋友做了一场音乐会,事后朋友和他的同事们觉得我做事机灵,遇事反应快,让我继续帮忙。然后,所里让我在他们的录音棚做些对外接待的工作。
音乐研究所的录音棚是一个独立的建筑,录音棚内部空间大,房子高敞,音效好,好多当时的知名歌星和乐队都在里面录过音,我在棚里就见过歌星屠洪刚和当时与他热恋的电影明星方舒。
话扯远了,回正题。一天,所里告诉我,崔健乐队租下录音棚近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录制新专辑,我要做一些基本的接待,以及乐队和所里的对接工作。终于,崔健的经纪人先到场了,他告诉我乐队大致工作的时间,并了解使用录音棚的要求。因为录音棚里的墙壁都是木头做的,防火是第一要素,加之录音室的录音设备价值不菲,因此无关人员尽量不要在录音室停留过久。
随后几天,卡车运来乐器,乐器进场并在棚里布置起来。一天,崔健双手插裤兜和乐队成员、经纪人等一同悄然出现。崔健告诉我,他的胃不好,不能吃米饭,希望有个地方让他们煮个饺子,烧个开水。崔健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多数时间他很沉默。因为我总在现场,我们之间有时也闲聊。我问他:“你的公司为什么叫东西艺术?”他反问我:“你说呢?”我瞎分析说:“东西在北京话的语境里可以叫作玩意儿,你的音乐就是你的玩意儿,东西还是可以指向东方和西方。”他很认真地看着我,回答说“你说对了”。
1996年6月7日,北京CD咖啡酒吧,音乐人刘元、崔健(右) (老北 摄/ 视觉中国 供图)
之后的每一天,音乐研究所的院子里热闹极了,每天下午2点以后,只要崔健到了,各路玩摇滚的乐队就如潮水般涌进录音棚。他们如同朝圣般地来访问崔健,想看看崔健怎么玩儿。我记得唐朝乐队的丁武来过,还有一个新疆的摇滚乐队也来过,我之所以记得清,是因为他们的样貌太突出了,乐队成员个个高鼻深目,普通话讲得一般。聊到音乐,崔健的话似乎多些,但不会因为别的乐队的到访就变得有架子,他依然散淡,有时我觉得他的思绪飘在别处。
录制一步步推进,每样乐器分轨录制,但是有时崔健会突发奇想改变录制的内容。一天,有人搬进来两个大油桶,就是我小时候满大街可以看到用来烤白薯的那种大桶。我很好奇这玩意儿在摇滚乐里有啥作用,崔健告诉我,它有特定的音效。第二天,一个很壮实的高个平头男人出现在录音棚,他在崔健面前有点拘谨,崔健告诉我,这个人是他的吉他启蒙老师,是个蒙古族人。录制时,只见这个蒙古族男人抡起两根木棒敲打两个大油桶,起落之间,节奏鲜明,录音室里充满金属质地的回响。那个拘谨的男子消失了,他完全沉浸在击打当中,身体随之自如起伏,简直像换了个人!
崔健乐队里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刘元。他是典型的北京孩子,有点贫,特能侃,总在不停地说,有他在的地方笑声不断。他嬉笑怒骂的背后却是个音乐天才!黑管、小号、唢呐,只要是吹的乐器到他嘴里都能让他吹得出神入化。最重要的是他的聪明和极强的理解力,他能极快地给到崔健想要的效果,与此同时,他还会给崔健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在录制时心无旁骛,极为享受,一出棚,又变成了笑嘻嘻的样子。
崔健乐队的吉他手安迪(摄于1993年)(高原 摄)
安迪是乐队的低音吉他和第二吉他手,他的演奏精准且很稳当,完美地衬托了崔健的自由发挥。他是马达加斯加人,是当时马达加斯加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孩子。他矮墩墩的,一脸憨厚,当时中文讲得一般,但能让人明白他的意思。后来和他聊天,才知道他的表妹是我大学时的留学生同学,因为这层关系,每次见面他都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
在各个乐器录音合成伴奏后,演唱部分开始录制,这时崔健开始清场,有时只留下录音师和他自己在棚里,他演唱时会关掉无关的棚灯,由于他演唱录制的时间会很晚才开始,我有点熬不住了,于是申请提前离场。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录制的新专辑叫什么名字。约在十年前吧,我偶然看到一张崔健的专辑,里面写着录制地点和乐队成员,记忆瞬间被唤醒,那段和崔健乐队相处的时光慢慢出现在脑海,它让我激动不已,我买下了那张专辑,作为对那段时光的纪念。
专辑封面赫然写着:“红旗下的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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