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英:不是父母变焦虑了,是“掉队”变贵了
为什么父母不再松弛?
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养育方式,不再像从前那么松弛了?
我们知道,经济学的核心,是研究“一个组织,如何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做出最优选择”。而家庭,就是一个微观的经济组织。父母的目标是希望孩子成功且快乐,但实现这个目标面临着严峻的约束条件。
第一层约束,是家庭内部的精力与资源约束。父母的时间是有限的,家庭的财富是有限的,甚至父母自身的认知水平、情绪稳定性等能力也是有限的。
第二层约束,是不断变动的外部环境。也就是你的孩子长大后,要面对一个怎样的真实世界?掉入底层的惩罚是大是小?这层约束条件更根本,因为它决定了父母愿意为教育付出多大的代价。
在这两层现实约束下,父母的爱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分裂出两种不同的驱动力。
一种叫“利他主义”。也就是完全站在孩子当下的视角来看待世界。比如孩子放学回家,觉得写数学作业太痛苦了,想看动画片。完全利他主义的父母会共情孩子的痛苦,说:“好吧,既然你现在这么累,那就不写了,只要你当下快乐就好。”
另一种驱动力是“父爱主义”。它是从成年人的视角,站在长远生存的角度去看待世界。这类父母认为,自己比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更懂得什么才是对未来真正有益的。因此,哪怕孩子当下不快乐,父母也要强迫他们去做某些事。
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心理学家戴安娜·鲍姆林德基于这两种驱动力的不同配比,将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了三种核心模式。
第一种,放任型。不干涉、不强求,让孩子顺其自然地生长。第二种,专断型。父母在这个家里就是绝对的真理,孩子必须服从大人的规矩。第三种,权威型。父母有着明确的要求,但是不靠简单粗暴的命令,而是通过陪伴、讲道理和榜样作用,来引导孩子朝父母期望的方向走。
这样看下来,似乎权威型的养育最好。但正如我们刚才说的,父母的爱在执行过程中,是受到各种条件约束,尤其外部环境约束的。因此,本书作者指出:父母最终选择哪一种教养方式,不只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也会受到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
70年代:育儿的桃花源
作者说,退回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简直是一处“育儿的桃花源”。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国,在学校里,老师们淡化了对分数和排名的追逐,鼓励孩子自由玩耍;在家里,父母普遍秉持着比较放松的放任型教育理念。
为什么那个年代的父母敢于这么做?作者从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非常现实的解释:并不是他们境界高,而是因为在那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下,采取放任型教育的代价很低,即使孩子考不上大学,依然有不错的出路。
那时西方社会的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导,大量标准化的工业岗位需要的是熟练工人而非高学历人才。这使得一个经济学核心指标——“技能溢价”,处于历史的低位。技能溢价,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人才,相比于只受过基础教育的普通工人,在工资收入上的额外加成。
当时,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蓝领技术工人,进工厂做焊工,也能拿到一份不错的薪水,买得起房子,养得起孩子。他的薪资水平和生活尊严,跟一个大学毕业的白领相比,差距并没有那么大。
既然在学业上拼命鸡娃,拿不到多少超额回报,反而还可能因为逼迫太紧扼杀孩子的天性,那父母何不放手让孩子快乐闲逛呢?所以作者说,70年代的放养,不是什么教育理念的胜利,而是那个时代很自然的选择。
80年代之后:知识经济到来
然而,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局面开始改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贸易的展开以及产业结构的转型,工厂里的流水线要么搬到了海外,要么被自动化机器取代。知识、技术与高阶的认知能力,成为了推动财富增长的核心引擎。
从此,两股经济力量重塑了全球的育儿生态。
第一股力量叫宏观经济不平等程度的扩大。第二股力量,叫教育回报率的上升。高学历成了获得更好职业和收入的重要通道。
当“贫富差距”和“高教育回报率”叠加时,家长就不可能淡定了。谁会在教育和未来利益高度相关的环境下,敢为了顺应孩子天性而做个佛系的家长呢?当周围的家长都在加重教育投入,谁又有勇气不这么做呢?
于是父母们纷纷拿起了密集的日程表,展开了高强度的密集型教养。
这里的“密集型教养”,是作者提出的概念,其实就是把前面心理学分类中的“专断型”和“权威型”打包在一起,并且更强调高密度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不管是专断型的直接强迫,还是权威型的讲道理让孩子内化目标,都有一个共同点:父母更渴望掌控孩子的未来。
而且,数据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密集投入就越明显。近几十年来,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发达国家女性,花在育儿上的时间明显增加。这多出来的育儿时间,很大程度上是父母压缩了自己的睡眠、社交和闲暇。
那么,这种咬牙坚持的密集教养真的有用吗?作者通过分析多年的美国调查数据,得出了几个结论。
首先,密集型教养,尤其是其中的权威型教养,确实能助推孩子获得更高的学历。在父母密集陪伴、高要求、强引导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他们最终去读大学的比例更高。
而且,由于高教育回报率的存在,那些因为父母的密集干预而获取高学历的孩子,在步入社会后,其平均收入和社会阶层的稳定性,也确实更高。
请注意,这里作者引用的调查数据,都是在2012年以前。在那个阶段,虽然密集型教养已经让家长和孩子感到非常疲惫,但好在,它确实是一笔能够带来回报的投资。
但是,当越来越多家庭都涌入教育竞赛,当高学历开始不再稀缺时,作者担忧的那种“所有人拼命狂奔,却只能原地踏步”的育儿陷阱,就逐步出现了。
全球父母教育图鉴
刚才我们说到了,作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提炼出了“宏观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和“教育回报率”这两个核心因素,认为这是决定父母是否采取密集型教养的重要推力,这也是全书最关键的结论。
接下来,我们再跟随作者的脚步横向看一看全世界。看看在具有不同经济结构和福利制度的国家,是否也能看到类似的规律。
作者调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其中有一道题,是询问世界各地的父母认为孩子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么。作者从中选取了“想象力”“独立性”和“勤奋”三个指标,再结合各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教育回报率,来观察各国育儿理念的差异。
按照作者的分析,如果把全球的父母按照松弛感程度排成一排,我们会看到一个大致连续的光谱。
处于“松弛感”比较高的一端,是北欧模式,以瑞典、芬兰、挪威等国为代表。
这些国家有较高的税收和较完善的社会福利,财富差距相对较小。不同职业之间虽然也有收入差别,但一个人即使没有进入顶尖大学、成为高收入职业者,也能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
既然掉队的经济惩罚相对有限,出人头地拿到的好处也没有那么夸张,那么父母逼迫孩子的动力自然会弱一些。
德国、瑞士、荷兰等国家,除了社会福利之外,还有成熟的职业教育体系。孩子不上传统大学,也可以走职业教育道路,将来做一个技工,同样能保证就业和收入。这相当于增加了另一条相对稳定的成长路径。
再来看美国、中国、韩国、印度等国家,作者发现,这些地方的父母往往更看重孩子的“勤奋”。
美国是一个高度崇尚个人奋斗和自由市场竞争的社会。这里的收入差距较大,高等教育,特别是顶尖大学的回报也很高。因此,美国的“直升机父母”不仅要拼孩子的学术成绩,还要拼体育、艺术等课外履历。
而说到咱们国家,我们知道,高考长期以来都是重要的上升通道。再加上“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化传统,读书改变命运这件事,在我们的文化里有着很深的影响。
韩国也是作者重点关注的案例。由于顶尖大学和优质就业机会之间联系紧密,也催生出了高强度的补习班文化。
说到这里,我们再次看清了隐藏在育儿竞赛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不管是佛系的北欧父母,焦虑的美国父母,还是拼命的中国父母,都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做着他们认为更有利于孩子的选择。
但是,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问一个残忍的问题:那些手里根本没有多少筹码,缺乏投资和资本的家庭,该怎么办?
“育儿差距”
这就是作者所说的,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育儿差距。
要知道,实施高质量的密集型教养,是极其昂贵的。优质托幼机构、丰富的课外体验、高水平的培训课程,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而在财力之外,还有父母养育时间与认知的约束。
当一位母亲在工厂流水线上站了十个小时,或者一位父亲刚熬完一个夜班,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时,他们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和孩子进行复杂的启发式对话?
于是,资源不足家庭的教养方式,往往只能退化成两种极端:
第一种,简单粗暴的专断型。父母实在没空讲道理,只能通过强行命令。
第二种,疏于陪伴的放任型。扔给孩子一个智能手机,让他自己打发时间。
普通父母手里可把握的资源很少,可越是想要让孩子向上跃迁,越是要求父母付出大量的资源,于是不同家庭之间的差距就可能越拉越大。
作者指出,这种在家庭客厅里就已经拉开的育儿差距,会进一步影响下一代获得教育机会的差异。这就是资源匮乏的家庭正在陷入的“育儿陷阱”。
而育儿陷阱其实同样套牢了中产们。作者在这里引入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概念,叫“标尺竞争”。教育成果比拼的不只是绝对的能力,还有相对的排位。
这就好比我们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为了看得更清楚,第一排的人站了起来,这极其有效,因为他确实看清了。但是,这会逼着第二排、第三排,直到最后一排的人,也全部站起来。
中产阶级的内卷也是一样。当所有家长为了不让孩子掉队,倾尽时间、金钱的时候,辅导作业的时间增加了,教育投入增加了,但是顶尖学校和高薪岗位的数量,并不会同比增加。
所以,当所有人尽所能地投入资源,试图改变相对位置时,结果可能只是水涨船高,大家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而相对排位并没有发生那么大的改变。这就是典型的标尺竞争。
育儿的未来出路在哪里?
那么,既然个人的力量在结构性困境中如此有限,我们难道只能继续奔跑吗?育儿的未来出路,究竟在哪里?
两位经济学家在书中也对未来的道路进行了展望。既然个体家长的单打独斗容易导致集体非理性,要让教育回归本质,就需要在更宏观的层面提供支持。
第一副药,是通过公共政策,去填补“育儿差距”。
作者呼吁,要增加早期教育的公共供给。比如推行优质且可负担的公共托育和幼儿教育,去支持那些在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相对匮乏的家庭。只有当社会底部的安全保护网更加扎实,这些孩子才不至于在生命最初的几年就拉开过大的差距。
第二副药,是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削弱“零和博弈”的惩罚。
如果一个教育系统过早地通过单一标准决定孩子的未来,那么家长自然会把大量资源集中到这个标准上。要想让养育更加松弛,就需要增加成才通道的多元化。
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更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人。但是我们非要要求这一批人全一样,一块过所有的坎,那怎么可能呢?只强调“我要在单一维度上胜过别人”的教育方式,会让每个人都非常辛苦。
其实以上这两条,我们国家已经有了很多实践。比如,推进普惠性托育和学前教育,实施“双减”政策减轻学业负担,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拓宽成才通道,等等。
而对于每个家长来说,是否也有可能稍微改变自己家庭教育的安排呢?
我的建议是,我们可以适当地脱嵌于这个时代。这个脱是脱离的脱,嵌是嵌入的嵌。也就是,不要过度地嵌入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里,给自己和孩子一点呼吸的空间。
我现在有种深切的感觉,不必说“我一定要跟上时代”什么的。有些时代特征也是转瞬即逝的,尤其是在我们正在进行教育变革,以及AI来临的今天,很多局面可能会改变。跟所谓的大趋势保持一些距离,也能为未来的变化留出一些灵活的空间。
而且,给孩子一点留白很重要。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把孩子的时间精密地安排好,是非常危险的。我之前解读过德国哲学家罗萨的一本书《不受掌控》,他说,真正的自我发现和生命活力,恰恰是在与“不可掌控之事”的相遇中爆发出来的。当我们把孩子的时间规划得密不透风,不允许发生任何毫无功利目的的意外时,教育就会失去很多原本珍贵的东西。
而且,密集教养到最后,很容易出现“时间倒挂”。也就是说,在孩子18岁成年之前,在他们心智最需要探索、最需要玩耍的时候,我们榨干了他们的精力,同时还常常告诉他们:“现在吃点苦,等考上大学,你就自由了。”
可结果呢?孩子带着一身的疲惫跨入大学校门后,感受到的可能不是展翅高飞的自由,而是巨大的空白和茫然。因为成年之前那种外力逼迫的过度竞争,可能已经透支了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好奇心。一旦失去了父母和学校的日程表,他们反而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了。
只有在那些不受考核、未被掌控的时光里,孩子才有机会慢慢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兴趣和内驱力。
希望今天的解读,能帮助父母们在看懂这些宏观因素之后,少一点内心的自我攻击和对孩子的焦虑投射,更清醒地守住自己的定力,更加从容地,找到那个既不放弃努力,又不透支自己和孩子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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