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主权和补贴竞赛之下,欧盟产业政策有何借鉴意义?

导语

从AI、半导体到绿色技术,各国正竞相加码重点产业,补贴、投资和贸易保护措施接连上场。产业政策成为争夺技术优势、增强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工具,但扶持力度越大,效果就越好吗?政策一旦瞄准失准,也可能造成资源错配,让低效企业长期依赖政府支持。

11月10日,欧洲中央银行在《经济公报》发表文章,指出产业政策能否奏效,关键在于目标是否明确、干预是否精准,以及能否及时退出。对欧盟而言,多国分散扶持还可能引发补贴竞赛,加剧单一市场碎片化。文章据此提出五条设计原则,强调精准识别市场失灵、维护公平竞争、设置退出机制,并以结构改革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撑。产业政策可以助力技术发展,却不能靠补贴代替市场竞争,更不能替代提升长期生产率所需的深层改革。

原文标题: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EU:new opportunities,old risks?

原文来源:欧洲中央银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经济公报》2026年第7期

编译解读:数字经济发展评论

随着AI与半导体成为大国竞争焦点,产业政策在全球范围重新兴起,背后是地缘经济碎片化、快速技术变革与气候转型三股力量。主要经济体都在更多使用定向补贴、股权与信贷支持、贸易措施和本地化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也不例外。学界的兴趣同步回升,2020年以来,提及产业政策的出版物占比增长逾一倍。产业政策再次成为政策与学术讨论的中心,但它在欧盟这样一个多国单一市场里能否奏效,并无现成答案。

2026年11月10日,欧洲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姆·兰菲尔德与达芙妮·莫姆费拉图、高级团队主管拉尔夫·泽策尔在《经济公报》发表文章。文章梳理产业政策的定义与有效性证据,考察它在欧盟语境下的机遇与风险,结论是:干预只要设计良好、瞄准精准、设定时限,就能发挥作用,但替代不了结构改革。

一、产业政策是什么,央行为什么关心

产业政策,指的是政府为推动经济活动的结构性转型、实现某一公共目标而实施的干预,它有意把生产要素引向特定部门。在概念上,这就是把产业政策同宏观经济稳定措施,以及着眼于改善总体营商环境的结构性政策区别开来。后一类政策也可能带来不均衡的影响,比如研发税收优惠会偏向研发密集型行业,但初衷并不是在部门之间重新配置资源。

市场失灵可以构成产业政策的依据。产业政策有助于应对协调失灵、知识外部性与脆弱性,但扶持对象是有选择的,效率与治理风险也由此而来。干预既然有选择地扶持特定部门或活动,机会成本就不会挂在明面上:资源一旦从产出更高的用途上转移出去,就可能因决策者认知有限或寻租行为而配置低效,在制度质量较弱的环境中尤其如此。历史上,这类干预常常变成对政治上强势的在位企业的扶持,而不是去解决真正的市场失灵。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今天的产业政策能不能在欧盟语境下克服信息摩擦、顶住既得利益的影响、避免制度性的低效。

产业政策由政府实施,其宏观经济效应可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针对特定部门的干预会改变相对价格,例如补贴要素成本;此外,跨境溢出、其他国家的政策回应和财政影响都会带来一般均衡效应。有效的干预可以提高潜在增长,或抑制价格冲击带来的通胀影响;设计不当的措施则可能补贴产能受限的部门、扭曲经济决策。各国产业政策的差异,还可能影响企业的跨国竞争力、加剧金融碎片化,货币政策传导因而受到牵连。所以,中央银行需要评估产业政策的设计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二、地缘、技术与气候:三股力量把政策推回议程

产业政策之所以重新受到关注,深层原因在于三重结构性趋势。

其一,地缘经济碎片化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引发对韧性的担忧。疫情与近期的冲突表明,对外依赖会带来宏观经济风险。美国的贸易政策更具干预主义色彩,中国又在自身产业政策的支撑下实现技术升级,全球生产网络因此被进一步重塑。进口价格更低固然改善了贸易条件,但对海外产能的依赖也使经济体更容易受到供应中断和地缘经济胁迫的冲击,政策制定者于是把干预当作应对价格与数量冲击的保险。

其二,快速技术变革带来潜在产出的跳跃式上移。包括AI与机器人技术在内的通用目的技术取得突破,抬高了落在全球生产率前沿之后的机会成本。技术活力会促使政府干预特定部门:一种是针对知识溢出与融资约束,刺激本地创新;另一种针对协调失灵与网络外部性,加快技术采用。以创新为导向的产业政策要真正落地,就必须克服信息约束,从而精准瞄准市场失灵。

其三,气候转型需要大规模实物资本投资。碳定价是激励这类投资的主要政策工具,它矫正的是底层的环境外部性。但基础设施部署中的协调失灵、绿色技术的网络效应与金融摩擦等障碍,会削弱价格信号。因此,面向气候的产业政策可以用部门性干预来补充碳定价。

各国陈述的干预理由大体与上述结构性趋势一致,但侧重不同。根据新产业政策观察站的数据,全部措施中40%以气候为动机、39%以竞争力为动机、21%以韧性为动机;气候占欧盟及其成员国干预的49%,韧性仅占12%,而韧性占美国干预的39%、竞争力占中国干预的73%。

三、补贴、股权信贷、关税与本地化:四类工具各有代价

现代产业政策依托一套成熟的政策工具箱,可按提供财政支持还是限制市场准入分为两类,前者如补贴、股权与信贷,后者如贸易政策工具、本地化工具。这一分类是必要的,因为政策结果可能偏离其宣称的意图。

补贴,包括无偿补贴、税收与社保减免、生产补贴、实物转移以及价格稳定措施,它们会改变企业的成本结构;公共采购或国防合同对相关民用技术或企业的支持,也会产生类似效应。这些工具能提供即时支持,但带有财政成本。若缺乏严格的附加条件与退出标准,补贴很容易被既得利益裹挟,受助企业因此不再受市场纪律约束,资源配置随之失当。

股权与信贷工具,包括国家支持的贷款、担保、利息补贴与股权注资,把风险从私人资产负债表转移到公共部门,压低受助企业的资本成本,以此支持目标部门,正在开发新技术的企业尤其如此。其有效性取决于审慎设计:设计不当的措施可能产生财政负债、挤出私人投资,并维持无效率的企业。

贸易政策工具,包括进口关税、配额、反倾销税与出口管制,它们改变特定部门中外国商品相对于本国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可使本国产能免受外部竞争、保障供应,但也会抬高下游成本、干扰比较优势、扰乱全球供应链,并加大报复风险。从财政角度看,关税固然能带来收入,但净影响取决于进口弹性。

本地化工具,包括本地成分要求、采购偏好、对外直接投资限制以及部门性法规,其作用是限制市场准入。这类干预能够协调技术标准,也能在财政影响有限的前提下建立本地产能,但实质上是隐性保护主义:合规成本扭曲企业决策,跨境投资与竞争壁垒可能造成市场碎片化,影响大小取决于措施的覆盖面。

各主要经济体的政策组合各不相同。以2020至2024年记录的干预次数衡量,欧盟及其成员国合计在G20中居首,其中股权与信贷支持使用最频繁,部分反映了疫情期间和能源危机中的措施。中国记录的干预次数较少,但依赖更大规模的财政与准财政支持,包括补贴、对国有企业的支持以及国家主导的金融;美国的政策组合较为均衡,对本地化要求的使用尤为突出;其他G20国家的产业政策规模较小,更多依赖贸易方面的措施。不过,干预次数既反映不了财政规模,也受透明度差异影响。欧盟有国家援助这套框架,措施因此格外显眼。

干预的目标选择同样值得注意。自然的干预目标包括造成供应链瓶颈的部门与新兴研发密集型部门,但研究显示,政策瞄准瓶颈的证据有一些,瞄准研发的证据几乎没有;反倒是出口份额本来就大的产品,更容易成为干预对象。干预的用意或许是让出口部门抵御外国受补贴竞争,但意外后果可能是,已有的在位企业反而免于市场纪律约束。

在评估财政影响时,欧盟国家援助记分板与OECD量化产业战略数据库给出不同口径:后者把税收支出也算作投资激励,按这一口径,2023年欧盟各国的支出在GDP的0.5%至2.9%之间;前者只统计欧盟国家援助规则意义上的援助。只看欧元区的非危机类政府支持,它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0.6%升到2019年的1%,近年回落到0.8%。环境保护从2014年起就是最大的援助目标,研发与创新支持则一直低于GDP的0.1%。

公共机构的创新融资是另一条线索。国家支持的资本约占欧洲风险投资市场承诺额的三分之一,其效果取决于制度设计。新近设立的公共机构如德国SPRIN-D与瑞典Saminvest失败容忍度较高,主要投资于成立约两年的年轻企业;老牌机构如芬兰Tesi的标的企业平均六至八年,面向的是规模化需求,而非早期发展。

早期取向与规模负相关:规模较小的机构倾向投向早期项目,大型机构如欧洲投资基金则通过母基金结构运作。以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衡量,多数国家级公共机构几乎只投资所在国企业,欧洲投资基金与欧洲创新理事会则在全欧盟范围内配置资本。机构在哪个阶段介入,也决定了公共资金是补充私人资本还是将其挤出:介入偏晚,会面临财政空间不足、可能取代私人投资、只补贴成熟企业渐进式创新这三重约束。

四、从日韩到欧洲:就业改善,生产率未提升

评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需要着眼整体经济。福利评估必须考虑,要素置换造成的损失能否用生产率或韧性方面的收益来抵偿;任何评估都需要反事实,而韧性更难观察与量化,尤其当不利冲击并未发生时,实证文献因此主要聚焦于投资、就业与生产率等可观察结果。

同样的整体权衡也适用于韧性目标:即便定向干预在部门层面增强了韧性,也可能在总体层面削弱韧性,例如把资源从其他关键活动转移出去,或固化受保护的在位企业。

早期实证评估发现,部门性干预往往把资源导向衰落产业,抑制生产率增长。跨国面板证据显示,这类支持常常被错配;针对东亚(日本、韩国)的研究,以及早期关于欧洲国家援助配置的证据,结论也与此呼应。信息约束与既得利益使决策者倾向于扶持在位企业,而不是那些真正遭遇市场失灵、更有潜力的部门。由此形成一种长期成见:产业政策不太可能改善全要素生产率。

较新的研究识别出产业政策在新兴经济体中可以化解部门性市场失灵的具体情形:这些研究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与改进的识别策略,把政策效应与底层部门趋势区分开来。成功的干预较少依赖开放式保护,而更多依赖有条件的支持与持续的竞争,让低效企业得以退出。但在制度薄弱时,同样的工具会维持低效在位企业、造成产能过剩。有研究把中国的产业政策与要素错配导致的总生产率下降联系起来。

在成熟经济体,政策依据从协调失灵,扩展到知识投资不足,再到韧性与安全目标。有研究表明,美国的公共研究与采购机构瞄准早期创新、促进知识溢出,加快了技术发展;生产补贴的证据则更为混杂:在目标部门扩产能会把资源从未获补贴的竞争者那里转移走,同时产生财政成本。这些研究因此表明,在成熟经济体,产业政策对基础研究的收益比对下游生产的收益更为确凿。

对欧洲干预的评估表明,把定向支持转化为总体生产率增长十分困难。有研究发现,欧盟国家援助提高了受助企业的就业与营收,但对投资和生产率没有影响;它还会对未获援助的竞争企业产生不利溢出,在单一市场内部足以抵消支持带来的直接收益。英国区域性干预的证据与之一致:支持提高了受助企业的就业,全要素生产率却没有改善。

开放经济体中产业政策面临的约束更紧。市场一旦一体化,各国不协调的补贴就会改变相对价格、扭曲比较优势;本意是保护本国产能的进口关税,则会抬高下游制造业的投入成本、抑制部门就业。所以,产业政策应当维护公平竞争环境、限制既得利益的影响。

五、欧盟的约束:多国市场、制度落差与银行体系

在欧盟,各国政府是在一个部分一体化的单一市场中推行产业政策的。分散化的产业政策存在扭曲竞争的风险:资源按各国不同的干预能力与偏好配置,可能引发补贴竞赛。限制这种扭曲效应,是国家援助规则的一条底层原则;这些规则约束的是对特定企业或部门的选择性优惠,但成员国仍通过产业政策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规模究竟多大并不容易衡量。产业政策越密集、财政成本越高,就越可能需要欧盟层面的进一步协调,必要时共同决策,或者把政策工具集中上来。这有助于缓解地方被俘获的风险,维护单一市场的竞争,也减少地方治理失当的空间。

成员国之间制度质量的不均衡加剧了碎片化风险。相机抉择的干预要求“嵌入式自主”:国家必须了解摩擦的来源,同时抵御寻租,并按预设退出标准撤回支持。但欧洲各国制度差异很大:在国家层面,监管质量与腐败控制差异显著;在地区层面,政府质量越弱,劳动生产率往往越低。最需要生产率投资的地区,可能恰恰缺乏设计与监督干预的行政能力,资源错配与政治俘获因此更严重。

产业政策的效果还取决于金融结构与跨境活动的监管障碍。在欧盟,政府支持主要通过本国银行体系的信贷与担保来落实。这些渠道更愿意放贷给同银行有往来的本国资本密集型企业,在位者的优势因此被强化;股权市场又比较碎片化,风险资本供给受限,依赖无形资本的企业尤其吃亏。

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结构拖累经济增长,各国监管与破产框架的差异,又限制了企业的跨境扩张。因此,部门性干预无法替代更深层的市场一体化。推进储蓄与投资联盟,包括公司法共同框架与养老金改革,有助于动员风险资本,提升产业政策在创新密集型部门的有效性。

欧洲的制度与金融架构决定了它相对全球技术前沿的位置。欧盟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说明企业部门投资偏弱;研发又集中在既有工业部门,高科技部门得到的资源配置偏少,而恰恰是这一部门溢出更强,在欧美生产率差距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额。

欧盟经济相对开放,这也决定了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最适合它。欧盟的对外贸易开放度高于美国和中国,运用关税或本地成分要求这类贸易限制措施,可能招来报复和地缘经济碎片化。这些约束对气候相关的产业政策最为直接:欧盟在气候雄心、贸易开放与维护单一市场之间面临权衡。

碎片化会削弱经济赖以吸收外部冲击的多元化贸易网络,拖累增长、降低韧性。对出口导向的欧盟制造业而言,这些成本可能超过保护本国产业的短期收益。因此,维护竞争中立与多边贸易框架仍然重要。

欧洲独特的制度、金融与宏观经济特征,限制了照搬他国产业政策的空间。德拉吉报告呼吁欧盟行动重新聚焦政策优先事项,以更强协调、简化规则与更精准的融资为支撑。欧盟已推出《净零工业法案》《关键原材料法案》《欧洲芯片法案》与技术主权一揽子计划等立法倡议;《产业加速器法案》提案拟引入定向公共采购与对外直接投资规则。

欧盟委员会下一期多年期财政框架提案,将把支出重新导向全欧盟的优先事项,预算方式从按项目转向按政策框架,拨付方式从按成本转向按绩效。这些倡议的宏观经济结果,将取决于其具体设计,以及是否与循证设计原则一致,包括欧盟与国家层面之间的有效协调。

六、欧盟语境下的五条设计原则

欧盟语境要求把国际证据与多国单一市场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形成相应的政策设计原则。欧盟层面的产业政策,有助于限制不协调的国家干预造成的碎片化与补贴竞赛,同时汇集资源,在目标活动或部门形成规模。

欧盟可以依托现有框架,包括国家援助控制,以及“恢复与韧性基金”这类按绩效分配的工具,后者在资金与结果的挂钩上已有经验。与此同时,制度质量与各国监管框架的差异,加之欧洲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都可能放大资源错配风险。以下五条设计原则,正是为了强化治理、维护跨境竞争,并确保产业政策与结构改革形成互补。

第一,产业政策要有清晰界定的目标,工具如何选择、事后如何评估,都以此为依据。生产率目标与韧性目标应加以区分,宽泛的动机应转化为可操作的目标;面向经济韧性的干预尤其需要收窄瞄准,以防止授权范围扩张。目标一旦不精确,风险就在于护住了在位企业,而不是化解特定依赖、改善整体经济韧性。

第二,能否瞄准特定部门,取决于干预是否与已识别的市场失灵挂钩。若目标是生产率增长,干预最有效的做法是把资源导向具有知识溢出的活动,例如欧盟落后领域的前沿技术,这可以避免用稀缺的财政资源补贴财务上不受约束的在位企业做渐进式创新;若目标是韧性,瞄准应基于对关键依赖与供应链脆弱性的实证识别。

若要给某个部门贴上“战略”标签,必须有经济分析作支撑,并清晰界定公共利益目标,无论涉及市场失灵、韧性还是安全关切。

第三,维护单一市场要求建立顾及跨境外部性的机制。国家补贴会扭曲竞争并产生负面跨境溢出,为避免补贴竞赛、获取规模经济,干预应优先使用欧盟层面的共同工具。在欧盟层面运作虽能缓解单一市场碎片化的担忧,但并不消除防范资源错配的必要。

第四,预设退出机制是落实市场纪律的关键。政府无法可靠地预判赢家,因此部分干预注定失败,政策实施应纳入落日条款,确保表现不佳或干预理由已不复存在的项目能及时退出。没有可信的终止机制,临时干预就可能变成永久干预,把资源困在低效用途上。

第五,产业政策凸显了结构改革的重要性。在机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产业政策有可能挤占结构改革的资源;而没有结构性的改善,干预本身也难见成效。比如碎片化若让企业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再多补贴高科技部门也终将落空。推进储蓄与投资联盟、缓解劳动力市场僵化、减轻繁重的行政负担,将有助于跨境动员私人风险资本。这些条件使资本与劳动得以从衰落企业重新配置到高生产率部门,这是产业政策无法替代的市场机制。

七、产业政策只是政策工具之一

欧洲央行的判断是,只要干预设计良好、瞄准精准且有时间限制,产业政策就能在更宽泛的政策框架内发挥作用,但干预的宏观经济影响取决于具体情境。在欧盟的多国单一市场中,制度异质、金融结构以银行为主,各国不协调的措施可能使竞争碎片化,并触发补贴竞赛。产业政策要有效,就需要清晰的授权、健全的治理、基于市场的激励以及持续的评估;干预在设计阶段就应设定时限,对资本密集型活动的支持应以预设的里程碑、目标和退出标准为条件。

即便有制度保障,产业政策仍蕴含宏观经济权衡。若目标是生产率,产业政策在促进创新、支持前沿技术采用方面最能奏效,而不是保护在位企业免于竞争;若目标是韧性,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降低依赖的保险价值与配置低效的成本之间做权衡。无论如何,部门性干预只是更宽泛政策工具包中的一个元素,它无法替代改善潜在增长框架条件的结构改革。

内容来自 虎嗅,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阅读原文 ↗

用 HomepageTab 新标签页关注 RSS,打开浏览器就能看到更新。

安装 HomepageT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