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老板、全员共治:《极乐迪斯科》前主创们告诉我,他们想建立一间「拒绝剥削」的工作室

「我们正酝酿一场烈焰,终结哀悼,终结士气低落的毒雾,终结精神困倦的冷漠泪水。」

不久前,我收到了一本来自Summer Eternal(下称“夏日永恒”)工作室的书,名为Anthology Volume One(《选集第一卷》)。

夏日永恒于2024年10月11日宣布成立,当时,团队已经聚集了一批曾参与《极乐迪斯科》开发的核心成员,包括部分《极乐迪斯科》原作编剧、ZA/UM前首席编剧等等。

离开ZA/UM后,他们与其他创作者组建了这间新工作室,目前正在制作一款名为《Red Rooster》的RPG,据称明年年初会有一版可玩Demo。

这本书收录了大量《Red Rooster》的开发早期的角色与世界设定,还有一半的内容是主创的文集,以及他们与不同领域资深从业者的访谈。

受访者包括知名科幻作家特德·姜,希腊经济学家Yanis Varoufakis,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Richard Wolff,以及曾参与《龙腾世纪》《博德之门》等系列开发的BioWare资深制作人Mark Darrah和编剧David Gaider……

在这一长串的名字间,他们探讨从文学创作、游戏设计延伸到经济制度和工作室管理。

在书的开头,有一篇措辞激烈的文章,它是夏日永恒正式宣布成立时发布的宣言。

他们抨击大型科技公司对游戏产业的控制,反对将游戏降格为工业化生产的内容,也反对把开发者当作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他们坚持游戏是一种艺术,创作者应该是艺术家。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一个人的心智得以与另一个人交流。

在游戏行业不断传出裁员和工作室关闭消息的背景下,他们的文字或多或少会让一些人感受到鼓舞——至少,这些宣言是浪漫的。

他们谈论创作自由、团结和希望,谈论一种尚未实现,却值得为之努力的未来并为此付诸行动——工作室正在建立由劳动者共同拥有和管理的合作社,并将玩家纳入工作室的治理架构。

而且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在谈到自己正在建立的组织时,他们写道:

充其量,它是一个象征,一个指向不同组织方式的路标,或许能够启发其他人。往坏处说,我们不过是在建造一处避风港,好让自己在不得不忍受资本主义的同时,免受其最恶劣的影响。然而,尽管逃避现实能让灵魂得到片刻喘息,我们也不该自欺欺人,以为逃避本身就是出路。

继续往下看,我心中产生了很多疑问,也有一些隐忧。

比如,他们的游戏的具体面貌对我来说仍然有些模糊,如此鲜明的宣言和组织构想,会不会比游戏本身更早地抵达公众?他们所倡导的合作社理念,在实际运作中又会是什么样子?而这些关于艺术、劳动和创作者的主张,最终会怎样影响他们正在制作的游戏?

带着这些好奇,我采访了夏日永恒的五位成员:负责合作社机制与组织架构的Aleksandar Gavrilović、创意总监Dora Klindžić、游戏总监兼编剧Argo Tuulik、负责《Red Rooster》角色设计的美术师Laurie Astro,以及负责游戏声音设计的Andrus Laansalu。

让创作者拥有工作室

游戏研究社(下简称「游」):这些年来,我们已经看到不少《极乐迪斯科》的「精神续作」,你们认为《极乐迪斯科》最值得继承的东西是什么?与其他作品相比,你们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Dora:外界已经把我们归入了这个类别,我认为这主要是出于某种误解,或是因为有太多团队都在尝试争夺这个头衔。

但我们对此一直非常坚定,我们不会把自己称为精神续作,也没有打算制作一款精神续作。这也不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看待创作的方式。

我认为,人必须学会从一些已经失败、已经破碎的事物中走出来,这其实也是《极乐迪斯科》故事的一部分。

2024年10月,《极乐迪斯科》开发团队 ZA/UM 分崩离析后,前成员先后创立新团队

游:在宣言中,你们谈到了许多希望反抗的对象,比如腐败的高管、大型科技公司,以及那些把开发者当作机器中可随时替换零件的做法。我想知道,你们具体会怎么做?

Aleks:我们的工作室的组织结构,某种程度上就是从这份宣言中发展出来的。我们希望从一开始就不要让自己陷入可能剥削他人的处境。

我从事游戏行业已经十多年了,我尝试推动过很多家公司成立工会,也取得过一些成果,比如达成了几份集体协议(collective agreement)。在克罗地亚,集体协议类似于一份适用于全体员工的工会协议,其中规定了最低工资等劳动条件。

但在2023年,游戏开发行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全球有数以万计的人遭到裁员。当时我们发现,工会化进程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迅速推进。微软旗下的Raven Software已经实现了工会化,但即便如此,它们也无法阻止整个行业结构开始瓦解。

因此,我们接下来想到的是,不再建立一家传统的公司,让员工通过工会来争取保障,而是尝试建立一种不同的组织形式,让劳动者真正参与决策,并掌握实际权力。

这样一来,一些糟糕的决策就有可能从源头上得到避免。比如,公司雇佣过多员工,导致运营难以持续,或者选择一个非常糟糕的合作伙伴。

尤其「劳动者共同所有权」通常并不是组织工会所能直接实现的。在工会化过程中,你通常是在与公司进行谈判,为某些具体诉求而斗争——比如争取更高的工资、缩短工作时间、减少赶工等。所有权作为一个概念,通常不会被纳入讨论,也不是工会短期内最直接的目标。

而对我们来说,这恰恰是最重要的。真正的权力来自于你实际拥有这家工作室。

游:你们在与外部商业伙伴合作时,是否也有一些明确的原则?有没有绝对不会接受的合作?

Aleks:有些发行商坚持要求开发者交出自己的IP,还有一些投资机构与破坏生态环境的大型项目存在关联,这样的合作我们都是很难接受的。

当然,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每天都必须在不同的糟糕选项之间做出选择。但我们能采取的方式是通过民主讨论,与团队成员沟通,共同找出最合适的方案,而不是由某个人独断专行。

游:那么在外包合作中,你们是否也会考虑这些原则?比如,如何对待外包人员?

Aleks:从资本主义的逻辑来看,选择一家价格非常低廉的外包公司,似乎是一种节省成本的合理方式。

但我们希望,即使是自由职业者和外包人员,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夏日永恒的共同所有者。为此,我们建立了工人合作社和贡献者合作社,后者就包括自由职业者和外包人员。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结构,让真正参与游戏开发的人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游:这些限制会不会让你们更难融资?

Aleks:从行业的常规逻辑来看,投资者应该关心游戏的质量和最终收益。但现实中,有些资本还有其他诉求,例如获得工作室的控制权,或者将自己的议程贯彻到项目中。

因此,这些限制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筛选作用。我们吸引来的投资者,本身就对我们正在建立的组织形式感兴趣。现在接受的资金主要来自私人投资者,也可以称为艺术赞助人,他们希望看到我们设想的这种电子游戏成为现实。

当然,也有人会因此对我们失去兴趣,他们认为这类组织无法交付成果。我们也需要通过这本书的制作和公开,证明自己确实有能力完成项目。

游:那么,你们具体是如何分配工作室的所有权和决策权的?我注意到,你们的全体大会(General Assembly)中,投资者、员工、管理者和玩家分别拥有一定比例的席位。我很好奇,你们是如何讨论和决定这些比例的?

Dora:我觉得,最容易确定的是创意团队的比例。我们认为,创意团队应该拥有超过50%的份额。因为我们知道,那些投入最多时间、承担最大风险的核心创意人员,理应拥有最大的控制权。

剩下的份额中,我们分配了5%给玩家,这是法律规定的最低比例,达到这一比例,玩家就有权召集由所有利益相关者参加的大会。

其余45%由贡献者和投资者分享,其中贡献者占25%,投资者占20%。我们希望贡献者获得更高的比例,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对工作室更加重要。整个分配过程既考虑了实际运作,也包含一些象征意义。

游:一开始讨论这些比例的时候,不同群体是否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

Aleks:在最初阶段,其实还不存在这些不同的群体。那时候还没有贡献者,也没有投资者。当时只有一个很小的团队,包括我、Argo、Dora、Andrus,以及另外几个人。我们就是这群人坐在一起讨论这些事情。

等组织架构建立起来之后,我们才开始邀请其他人加入。比如,我们会告诉投资者:「我们有这么一小部分份额,你们有兴趣获得其中一部分吗?」而在与贡献者签订合作协议时,我们也会询问他们:「我们有这样一种成员资格,你们愿意加入吗?」

玩家非营利组织(Player-Nonprofit Assembly)是今年才成立的。当时有人开始购买我们的书,于是我们决定,购买这本书就足以成为加入玩家非营利组织的资格。

游:你们将工作室5%的份额分配给了玩家群体,由玩家非营利组织代表他们持有。这5%的份额在实际运作中意味着什么?

Aleks:我们设立这5%的份额,是为了确保玩家的参与不是停留在「玩家很重要,我们应该倾听玩家意见」这样的理念上,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我们在实际决策中必须倾听玩家的声音。

玩家们会有自己的大会,他们可以选出一名代表参加夏日永恒的全体大会。全体大会每年召开两次,由来自四个组织实体的代表组成,按照各自持有的份额进行投票。玩家代表可以在会上审议财务计划和运营计划,提出修改意见,也可以参与相关议题的讨论。

玩家大会还负责决定玩家非营利组织收入的用途。未来游戏发售并产生利润后,我们会将相应的利润交给这个组织管理。这笔钱不能分给玩家个人,而要用于对外部世界有益的事情,例如慈善事业、举办活动,或者资助其他游戏。具体如何使用,将由玩家大会讨论决定。我们正在开发一个线上系统,因为让数千名玩家进行沟通、讨论和决策并不容易。

我收到的加入玩家非营利组织的邮件我收到的加入玩家非营利组织的邮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组织模式,可以看看电子游戏工作室是否能够以这种方式运作。工作室不一定非要由管理层、CEO和大型投资者来决定所有事情。

游:你们团队的工作氛围是怎样的?

Laurie:在大多数传统游戏工作室里,分工非常细致,每个人可能只负责某个具体环节,比如头发渲染或汽车车轮的3D建模。时间久了,这种分工会逐渐压缩个人的创作空间,让人变成机器里的一颗齿轮。我在第一份工作中就有类似的感受,觉得自己像一个没有署名的幕后代笔者(ghost writer)。

但在夏日永恒,创意决策是由团队共同讨论形成的。我能够真正参与创作,尝试新的东西。因为我们对自己创作的作品也拥有所有权,大家会更愿意投入其中。

Andrus:我参与过很多艺术团体。根据我的经验,合作得最好的团队往往是平等、扁平的,每个人都有创作自由和尝试新想法的空间。当然,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要自己作出判断,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随着项目逐渐成熟,可供选择的空间会缩小,这是正常的创作过程。对我来说,夏日永恒提供了我见过的最好的创作环境之一。

把创作过程变成一本书

游:你们把这本书描述为一本文化杂志、一份开发日志,同时也是让读者提前了解游戏的窗口,但它同时还需要为工作室创造收入。最初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们决定制作这本书的?

Dora:我希望能够保存并展示我们正在创作的东西。我最早产生这个想法,其实是在我们之前的项目全部被取消的时候。

当时我觉得很可惜,已经有那么多概念艺术、游戏设计机制和创意被制作出来了,现在这些东西却都要被扔进垃圾桶。即使那些项目最终没有完成,这些创作本身也具有价值。

除此之外,也有一点急于与人分享的心情。我们不想等上好几年,直到游戏完成之后才让大家看到这些作品。

但怎么分享更好呢?我们觉得,与其把这些内容免费放在网上,不如把它们制作成一本实体书,并且在制作质量和标准上投入足够多的精力。

这样一来,我们既能通过销售书籍获得收入,支持工作室继续运营,也能向外界证明工作室具有怎样的品质标准。

我们希望每一个拿到这本书的人都能感受到,夏日永恒非常注重细节,拥有足够的创作知识,也有能力完成规模宏大、目标远大的项目。

游:这本书中有很多访谈,看起来很像是团队自己的「学习笔记」。你们向有经验的开发者请教了融资、管理等问题,也向经济学家请教了如何更好地组织工作室,以及共同所有权应该如何运作。你们从这些访谈中获得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Aleks:他们提供了很多我们从未考虑过的视角。

在设计自由职业者合作社的组织结构时,我们最初阶段,成员应该根据各自投入的工作量获得相应的投票权。但Yanis Varoufakis(希腊经济学家,曾任希腊财政部长、Valve的驻公司经济学家)就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民主原则。所有成员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投票权,而他们所持有的份额,则应该与各自对项目的贡献成正比。

又比如一开始我们会想「我们是一家游戏工作室,也许最好不要告诉投资者我们是一家工人合作社,因为他们可能不喜欢这样。」但Richard Wolff(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建议,我们应该直接告诉投资者,并让他们理解这种组织形式代表一种可能的未来,而且他们也有机会成为这个未来的一部分。

此外,他还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实际运营一家合作社意味着什么。当所有人都是所有者,组织也不再具有传统的等级制度,你不能简单地因为不喜欢某个人就把他解雇。成员必须学会长期合作,也需要让初级成员向资深成员学习,逐渐承担指导者的角色。

书中的受访者书中的受访者

Dora:我们采访了BioWare的几位资深开发者,他们亲身经历了早期《博德之门》《龙腾世纪》和《质量效应》的开发过程。

通过和他们交流,我意识到,无论你身处游戏行业的哪个位置,都会遇到相似的人际关系问题。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制作人有自己的利益,艺术家有自己的利益,那些只想通过游戏赚钱的高管有自己的利益,还有母公司等其他利益相关方。

游戏开发需要许多不同的人共同参与,所以你始终都必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这本身就是工作的一部分,除非你打算永远只做一名单人开发者。

游:在那本访谈文集中,特德·姜(Ted Chiang)曾经提到,大语言模型没有交流意图,因此它们的输出不应该真正被视为一种语言。你们的宣言也对AI采取了鲜明的批判立场。所以我想进一步了解你们的看法,你们主要反对的是技术本身,还是围绕这项技术形成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关系?

Dora:我以前从事物理学研究时,也经常需要进行计算和编程。因此,我逐渐认识到,每一项技术其实都有很大的潜力,可以被用于各种有益的事情,我不认为存在某种天生邪恶的发明。

我反对的是目前由硅谷精英控制的技术发展模式。他们试图掌握所有资源,并利用其他人的技能和劳动让自己变得更加富有。

我相信开放代码和开源技术,技术应该让所有人都能使用。但现在,艺术作品被大量抓取,书籍遭到破坏,技术的收益却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至于AI艺术,即使未来它的产出质量足够好,我也不认为它能够实现艺术真正的目的。艺术是一种社会活动。我们欣赏作品时,会意识到它是另一个人创作的,有人试图通过它与我们分享某种经历和感受。而当这些作品由机器生成时,事情就变得无聊了,因为它不再具有这种社会属性,甚至可以说是反社会的。

Laurie: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我担心未来可能出现一种创作上的阶级分化。人类创作的艺术变成奢侈品,只有最顶层的1%才能接触到,而剩下的大多数人只能接触到AI Slop(AI垃圾内容)。我认为这与艺术真正的意义背道而驰

游:选集的封面是火柴盒,除此之外,从网站到游戏,火这个意象都反复出现。它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Andrus:很久以前,我曾经是一名生物学家。有一次和其他生物学家开始讨论一个问题:火会不会是一种活的生物?我们开始列举各种特征,并比较究竟哪些东西可以被归类为生物,哪些不能。

最后我们发现,火几乎具备了所有能够区分生物与非生物的特征。比如如何在空间中移动、如何摄取食物,甚至如何繁殖,火似乎都具备。这样看来,火似乎既接近生命,又不完全属于生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存在。

Dora:火是一个非常原始又具有歧义的象征。当你看到我们的Logo时,你会怎么理解它?那是一栋正在燃烧的房子吗?这件事正在发生在你身上吗?它是一场悲剧、一种危险,还是某种越轨行为?它是一种抗议吗?又或者,是有人正在对别人做些什么?

从游戏玩法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火能够很好地强调游戏世界的物质性和熵增特征。火与那种静止不变的游戏世界相反。火必然意味着一个过程,也必然存在一个发生之前和发生之后的状态。我们希望火能够让游戏世界显得更加真实、具体和动态。

从游戏叙事的角度来说,火对游戏中的角色也具有非常个人化的意义。主角Redrick就与火有着特殊的关系,因为他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一场房屋火灾所创造或召唤出来的。在精神分析中,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潜意识意象。

一切的核心是,火本身就具有一种原始的、令人着迷的吸引力。

燃烧的屋顶,最后的家园

游:你们探讨了很多合作社制度,以及如何在工作室内部重新分配所有权和决策权。这些政治理念与实际制作的游戏有什么联系?你们觉得采用不同劳动组织方式的工作室,最终会不会制作出不同类型的游戏吗?

Argo:我的看法是,你不应该刻意把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塞进作品里,因为那样做最终只会变成宣传。

但与此同时,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无论是否刻意,都会反映在作品中。

我认为,如果不刻意试图把这些东西放进去,最终呈现出来的表达反而会更加真诚。至于这些因素具体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游戏里,我们其实很难提前预测。

Dora:那些在所有权结构和盈利要求上受到限制的工作室,其作品内容也必然会受到限制。

对于大型公司,尤其是那些拥有上市母公司的工作室来说,这些因素总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他们能够制作什么样的产品、创作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施加审查。

我们非常幸运,事实上我们没有这类「领主」(overlords)。我们非常自由,可以只写我们相信是最好的东西。一个好的故事必须包含某种真实的内核,而这个真实的内核自然会传达出相应的东西。它不会反映那些错误或邪恶的观念。

如果一个故事最终变成某种政治宣传品的时候,通常是因为「写出好故事」这个优先级被排到了第二位,而「按照作者希望世界成为的样子,而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去有意地呈现世界」成了第一优先级。

而我觉得,在左翼媒体的那类作品里,有时也有一种倾向,就是想把世界塑造成我们希望它成为的样子,而不是它本来的样子。《极乐迪斯科》在这一点上处理得非常好,它呈现了世界本来的样子,这个故事会承载他们想传达的信息。

游:如果只看《Red Rooster》,这款游戏本身也会反映你们的政治观点吗?你们希望玩家通过游戏接触到这些理念吗?

Argo:对我个人来说,我希望写出一个真实的,有生命力的故事,也希望创造一个让人感觉真实鲜活的世界,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完全没有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地方。

我不会刻意加大力度,确保某种理念一定出现在作品里,就像我不会刻意强调必须在游戏中表现法律、愤怒或其他什么东西一样。这些方面自然都会存在于故事中,玩家不需要特意去思考它们为什么出现,因为它们本来就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游:书中提到,你们计划把2026年全年用于前期制作,希望在年底前完成制作计划。当时你们也还在寻找投资者。现在已经是11月了,你们的前期制作进行到什么程度?潜在投资者目前对你们的合作社模式有什么反应?

Argo:整个前期制作的收尾工作可能比原计划晚了大约两个月,我们很可能在2027年初仍然处于前期制作阶段。书籍发售之后,我们还需要处理大量后续工作。

Aleks:发布这本书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读者的邮件。他们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其中一些人手头有一些资金,希望能够投资我们。他们读完书中介绍的组织结构后,对合作这件事变得更加积极了。

向数千人制作并寄送一本书,虽然规模不及电子游戏开发,但这本身也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很多人想看看,像我们这样的工作室能否真正完成一个规模如此大的项目。在这个项目完成后,我们寻找投资者变得容易了很多。现在是他们主动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四处寻找他们。在公开书籍和游戏之前,我们主要接触的还是本地认识的人,以及我们主动联系的一些熟人。

游:你们团队中有不少人曾经参与过《极乐迪斯科》的开发,有很多人密切关注你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你们如何看待这种期待?这种期待会给团队带来压力吗?

Dora: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不太感受到这种压力了。压力最明显的时候,应该是我们还在ZA/UM工作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确实直接处于这种语境之中,也在为《极乐迪斯科》制作扩展内容。

但后来,我们告诉自己,也向外界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制作一款精神续作,只会创作能够反映今天的我们的作品。这样反而让人感觉轻松了很多,因为我们不再需要担心自己是否辜负了某种期待。

团队正在逐渐吸纳越来越多没有参与过《极乐迪斯科》开发的人,过去的经历和包袱对他们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总的来说,我认为这种负担正在慢慢从我们每个人身上卸下。我们都很乐意把它留在过去。

Andrus:我觉得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极乐迪斯科》已经完成了。正因为它已经完成,我们这些参与过这款游戏的人才有机会不再重复同一种创作方式,而是去做一些别的东西。这是一种自由。

游:你们会不会担心游戏找不到足够大的受众,或者最终无法取得商业成功?

Dora:我认为不会。如果当初有人告诉大家,《极乐迪斯科》这样的游戏最终会获得如此广泛的欢迎,我想很多人都不会相信。但最重要的是,只要你创作出一款质量足够高的作品,人们就会喜欢它。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让我们不必为了盈利而牺牲作品质量,因为我们能够自己掌控这些事情。至于最终会发生什么,那些事情并不完全由我们决定。

游:过去几年,游戏行业经历了很多动荡,也有不少人对行业的未来感到悲观。但你们的宣言里依然有一种积极的、充满行动意愿的力量。能再分享宣言背后的事情吗?

Dora:宣言的初稿是我写的,后来也有很多其他人贡献了自己的句子。不过,我想很多人并不知道它最初是怎么诞生的。

当时我专门研究了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了解他是如何写出达达主义宣言的。他提到过宣言应该采用什么样的语气,以及应该如何作出承诺。

宣言必须充满激情,要宣称自己能够成为世界的万灵药,能够治愈一切疾病——这些想法为我们的宣言奠定了基调。

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是,我们不希望它显得过于悲观。我们希望重新找回那种斗争精神,也希望带来一点乐观的情绪。

过去三年,游戏行业的氛围一直很像在参加一场葬礼,我们希望重新注入一些东西,让人感受到某种积极的力量。

「夏日永恒」代表着一种承诺,即使遇到糟糕的事情,遇到悲剧或各种挑战,只要你努力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并主动采取行动,就会有很多人对此产生共鸣。

第一次看他们网站拍下的照片第一次看他们网站拍下的照片

附录

尽管《Red Rooster》目前还没有可供玩家体验的版本,但在采访中,开发者也谈到了许多关于这款游戏的构想,包括它的视觉风格、世界设定、角色塑造和玩法设计。

我们认为,这些尚处于开发阶段的思考同样值得呈现,因此将相关问答作为额外内容放在采访最后,供读者参考。

游:说说游戏吧,你们是如何确定现在的视觉方向的?

Dora: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希望尝试许多不同的风格。

我们邀请了十几位艺术家,让他们按照自己最自然、最习惯的风格去创作。因为我们想让同样的创意能够从不同角度得到呈现,并借此发现究竟有哪些东西能够真正打动我们。

我们喜欢左拉、斯坦贝克等20世纪作家的作品,关注现实中粗粝、不加修饰的部分,以及生活在特权阶层之外的普通人的处境。

我们希望将这种社会现实主义与迷幻、超现实的视觉元素结合起来。我后来开始把这类作品称为「心理角色扮演游戏(Psychological RPG)」——它们拥有一个带有社会现实主义色彩的外部世界,但玩法又有很大一部分发生在角色的内心世界中。

在《极乐迪斯科》中,这种表达体现在思维阁那些超现实的插画里。在我们的游戏中,我认为Laurie的迷幻艺术风格能让玩家感受到,这个世界不只有一个沉重压抑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存在着人类心智和感知本身所固有的奇异性。

游:我在书中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你们参考了荷兰与比利时边境上的巴勒镇,两国领土在这里相互嵌套,国境线甚至会穿过街道、房屋和建筑内部。在游戏里,同一片街区可能分属不同国家,适用不同的法律和行政规定。你们曾提到,游戏世界融合了南斯拉夫、奥斯曼和荷兰文化,能说说你们这样选择的原因吗?

Dora:南斯拉夫的历史近来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中,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从英国搬到了这里,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因此变得更加鲜明;另一方面,我和Aleks本来就来自这个地区,这里也是我们的故乡。

但即使我曾经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巴尔干地区给我留下的印象依然很深。它是不同文化圈的交汇点,西欧、东欧和中东在这里相遇。历史上,这里一直是不同势力和文化发生碰撞的地方,包括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以及斯拉夫文化。

我们通常熟悉的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边界,而三种文化交汇形成的边界则是完全不同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有一种说法:巴尔干家庭的每一代人都经历过一场战争,下一代也总会经历战争。

尽管这种环境往往充满动荡,但它在文化上也非常有意思。比如波斯尼亚这样的地方,不同宗教和不同风格的建筑可以并存。巴尔干地区实际上非常适合作为一个幻想世界的基础,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汲取大量灵感。

在游戏里,同一片街区可能分属不同国家,适用不同的法律和行政规定。比如,酒类销售时间一到,酒吧里的顾客就得从一个国家的区域搬到另一个国家;政治关系发生变化后,原本可以直接穿越的边境也可能被封锁,玩家不得不寻找穿过小巷、公园甚至窗户的新路线。

游:游戏的主角Redrick是一个缺乏内在自主性的人,他还有一位有着强迫性说谎倾向的伙伴Astrid。你们是如何设计这两个角色的?

Dora:我们希望摆脱一些刻板印象。对于Redrick,我们不想塑造一个非常阳刚、能够满足玩家力量幻想的主角。Redrick在人生中一直更多地被他人推动着前进,可能从未真正坚定地表达过自己的意愿,也缺乏足够的自信。我们希望玩家从这样的状态开始,再决定要把他带向哪里,以及他最终能够走到什么地方。

Astrid则是他的反面。我们想让她成为一位数学家,帮助Redrick解开世界的谜团。她在生活中拥有很强的自主性,但她并不会利用这种自主性来安排和掌控事情的发展。这种特点也会体现在玩法中,比如她会自主采取行动,影响游戏环境。

我们希望借此打破RPG中常见的同伴关系。传统游戏里的同伴通常随时听候玩家调遣,像工具一样提供帮助。但Astrid并不总能正常发挥作用,也不一定会公平地对待你,也可能误导玩家或犯下严重错误。玩家需要思考如何与她相处,并决定两人最终建立怎样的关系。

Laurie:我希望角色首先呈现出自己的个性,而不是外貌有多符合审美标准。很多电子游戏,尤其是RPG,喜欢塑造理想化的主角形象。我更希望他们扎根于现实,有粗粝、缺陷和不完美之处,看起来像我们生活中真正可能遇到的人。

Redrick身上有一种孩子气,也带着某种天真,仿佛他做什么都没有恶意。他的眉毛向上弯曲,让他看起来有些天真无邪。此外,他的胡子也是角色身份的重要标志,我觉得可以拿Harry那条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带和他的络腮胡作类比。

Astrid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我希望Astrid有现实中的粗粝感,同时又有一种满不在乎的很酷的气质。她有比较突出的鼻子,以及蓬乱的头发,甚至有点像《指环王》里的咕噜。编剧还特别强调,不要把她设计得太漂亮,宁可让她显得年纪大一些,也不要刻意把她画年轻。

我的工作就是理解编剧对人物的构想,再通过视觉设计呈现出来。我们希望塑造的角色有丰富的内在,让玩家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或者现实中认识的人。Harry和Kim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并不符合传统电子游戏主角的外貌标准,但玩家了解他们之后,仍然会对他们产生深厚的感情。

游:我记得你们采访Mark Darrah时,他谈到过游戏开发中的一个常见问题,玩法系统与叙事意图经常显得彼此脱节。你怎么看待玩法与叙事之间长期存在的这种割裂?在《Red Rooster》的开发中,你们打算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Dora:这种脱节往往源于游戏类型过早确定,而类型选择通常受到商业和市场营销的影响。比如,团队决定制作一款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就意味着必须包含相应的战斗机制。玩法框架先于故事确定,之后才开始考虑叙事。

这也容易造成玩法与人物塑造之间的矛盾。比如,过场动画里的Nathan Drake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到了实际游戏中却可以杀掉一百五十个人。

另一种做法是从核心创意和故事出发,再决定需要什么样的机制来强化它。《极乐迪斯科》就是一个例子。这类创新更多出现在独立游戏和2A游戏中,因为3A游戏往往受到市场需求和玩家预期的限制。

如果开发者拥有更多时间和财务上的自由,就能尝试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也更有机会创造新的玩法和游戏类型。

游:我记得Mark Darrah也提出过,叙事应该先于机制,但开发叙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你们如何协调叙事开发与制作流程中其他部分的进度?

Dora:这确实涉及制作流程上的取舍。我们目前采取的方式是并行开发叙事和一个小型可玩Demo。我们先搭建一块区域,测试物理交互,比如物体和火焰的运作方式,以及玩家在空间中的移动体验。与此同时,团队也在确定故事、世界观和角色。

这种方式可能导致两条开发线暂时脱节,但也让我们能够快速验证设计方案,舍弃不合适的玩法。

真正容易出现问题的是管理层急于推进流程,要求团队过早敲定设计,或者强迫编剧和玩法开发保持相同的进度。

我认同Mark Darrah所说的,以写作为主导的工作室,确实需要警惕在叙事上投入过多时间。但我们决定成为这样的工作室,也愿意接受它带来的效率损失。

行业里已经有很多工作室会优先开发玩法,或者更加侧重玩法设计。我们不认为所有团队都应该采用我们的方式,甚至不是所有人都会享受我们这种工作方式。但我们确实喜欢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编剧实在太多了。

游:我记得Argo在书中把「物理性」上升到存在论层面,称这是角色扮演最纯粹的形式。「物理性」为什么会如此重要?

Argo:我认为这要回到小时候的游戏经验。孩子最初通过身体模仿周围的世界,比如把圆环套在方块上,模拟战斗,或者模仿去街角商店购物。随着年龄增长,游戏逐渐变得复杂,但这些具体的行动始终很重要。

在游戏中,玩家伸手拿起一件东西、把它搬到别处,或者打开一扇门,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都会在潜意识层面强化玩家与角色、角色与世界之间的联系。

游:这听起来有些类似沙盒游戏?

Argo:老实说,我认为两者之间真正的区别可能只在于复杂程度。可以说,我们做的是一种轻量化的沙盒游戏,我们需要处理的复杂程度稍低一些。

像《Deus Ex》这样的沉浸式模拟游戏,包含大量战斗和潜行机制,会产生许多需要处理的变量。移除这些系统后,设计的复杂程度就相对容易控制,但依然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游:我记得你在文章中称环境本身是一个重要的「非玩家角色」,也认为这是一种重新思考和拓展传统RPG环境设计方式的途径。能否具体解释一下游戏中的「动态街区」(Dynamic District)是如何运作的?

Argo:它是由几套不同的事件卡组组合而成的。游戏中每天都会定期抽取随机事件,同时也会发生一些预先编排好的事件。

这些事件的规模差异很大,有些是非常重大的事件,比如你所在街区的一栋房子突然烧毁。规模较小的事件则更接近环境叙事,如果你留意周围的环境,就会发现一些细小的视觉故事在多个游戏日之间逐渐展开。

传统游戏往往通过让玩家从起始区域前往新的区域来推进进程,也就是不断在空间上向前移动。而这个小型开放世界允许我们在时间维度上推进。游戏世界中的每一天,玩家都会重新看到这个熟悉的街区。因为你已经熟悉了原本的状态,各种细微的变化就会格外显眼,并立刻引起你的好奇。

对我来说,这种环境随机性的设计思路来自桌游。游戏进行到某个阶段,就会触发某种随机事件,而且,玩家此前做出的选择会改变之后抽取的事件卡组。有时你甚至不知道究竟有多少种可能,因为你只知道自己尚不了解的那些内容。即使你不知道卡组里到底有多少张牌,你的想象通常也会认为实际可能性比真实情况更多。

游:你们如何避免玩家太快摸清事件池的规律,或者觉得这些事件开始变得重复?

Argo:这种情况会发生吗?从系统设计之初,我们就确保玩家在一次完整的游戏流程中不可能看到所有事件。有些事件本身就是互斥的,无法在同一轮游戏中同时出现。此外,事件的总数量也超过了游戏实际包含的天数。

游:Andrus在文章中谈到了庄子、禅宗和爵士乐,还把音频设计师的工作描述为在一片根本不存在针的干草堆里寻找一根针。这些想法听起来都相当抽象,也很有哲学意味。它们在实际创作中是如何体现的?能否结合《极乐迪斯科》或《Red Rooster》举一些具体例子?

Andrus:游戏核心理念中已经存在的某种结构,只要你从这个起点出发,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使用。

我可以从早期的一次创作经历讲起。当时我们为一部爱沙尼亚导演执导的戏剧配乐,最后一幕是人们开始跳舞。我考虑使用爱尔兰传统音乐,但又犹豫了很久。虽然导演是爱尔兰人,但这一幕与爱尔兰文化并没有直接联系,而音乐本身又承载着很强的文化背景。

我一开始想的是我不能用,但突然就像一道闪光打在我身上,我明白了,其实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东西。你只需要找到方法。你可以从音乐的动态、结构等方面入手,减弱它原有的文化语境,让它成为对场景本身的声音表达。

你必须感受到场景与声音或音乐之间存在一种身体层面的联系。如果你感受不到这种联系,就必须继续寻找。你要一直寻找,直到听到那个瞬间的契合,直到声音与场景之间产生一种身体层面的正确感。

这是一种非常个人化、因人而异的工作方式。至少到目前为止,它一直有效。我希望它在《Red Rooster》接下来的创作过程中也能继续发挥作用。


内容来自 游戏研究社,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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